我这次院试，已是十五岁的春天了，而在县府考报名时，还给我报小了两岁，名册上只有十三岁，这是苏州的风气，有许多初考试的，都是如此。我的十五岁，本是虚岁，加以身体瘦弱，发育未充，骗人十三岁，也骗得过，从县府考到道考，相隔也有几个月，假使如我巽甫姑丈所说：在这几个月里用用功，再有点进步，本来在县府考是百上百下的名次，再能跳高几十名，可以徼幸取中，也论不定。
原来全国各县考取生员的名额是不同的，我们吴县是个江苏大县，每次报考的常有七八百人，所以考取的学额，是有四十多名。（据放过学差的老前辈谈，有些荒僻县份，每届考试，报考的只有二三十名，而学额倒也有二十名，只好“一榜尽赐及第”了）原在县府考百名以内，跳上数十名到学额中，也不算难事呀。
但是我在这几个月内，一点没有用功。又加着正在岁尾年头，和同学们开春联店，到处奔走听“说会书”，在新年里又是到处游玩，真是“春天不是读书天”，荒嬉到正月里半个多月，及至到朱先生处开学，虽然急来抱佛脚，也无济于事。大家也以为我这次考试，也不过观场而已，并不加以严厉的督促。
院试的前夜，也同去冬的县，府考一样，住在尤家所借的陆氏考寓。可是县、府试是宽容的，院试是要庄严得多了。所谓童天王的威势，到此也消灭了，学台的尊称是大宗师，他是专管你们的，遇到年老长厚的学使还好，若遇到年轻风厉的学使，你要犯规不率教，不客气的便要予以刑责。在吾乡有一位青年，在院试时，不知为了什么事，吵闹起来，学台便命令学官（老师），在案头敲打手心二十下，老师命他讨饶，他不肯，后来打到第十八下，忽然讨了一声饶，学台便命止打。这位先生，我们题他一个绰号，叫做“胡笳十八拍”。责罚以后，学台仍旧教他去做文章，而且这科就考取入学了。
在县、府考的当儿，考生只是穿便衣，院试却不能了，至少也要戴一顶红樱帽子，却是没有顶珠，只有一个圈儿。学台点名，就在贡院的大门内，这时天还没有大明，灯烛辉煌，衣冠罗列，学台坐在正中，在两傍站班的有各县知县，有各县学的老师，有各廪保，以及各吏役、承差等，这气象显得威严而隆重。
这贡院大门的门限，足有半个成人的高，在县、府考时，去了这门限的，院试不去除，我那时身小力弱，跨不进这个高门限，幸而巽甫姑丈家有个送考的仆人，把我一抱，便送进去了。听到点上我的名时，便应一声“到”，而站立在傍边的廪生，便高呼曰：“某某人保。”谈到这个禀保的事，我还得说一说：原来这个童生应试，也须备有保人，具有保结。当保人的是谁呢？就是本县的禀生，而且廪保还须有两位，一名认保，一名派保。何为认保？在认识的人中觅取的；何为派保？是由学官指派。那时我的认保，是马子晋先生；也是朱靖澜师的老友，预先约好的。派保是谁，现已忘却了。为什么考试要保人呢？在封建时代，对于士子，不许他们流品太杂，如前所述，有许多种人是不许考试的。
点名即发卷，我们胸前都悬有一个卷袋，领卷后即安置卷袋中，手提考篮，鱼贯入场。这个考篮，又与县、府考时的考篮不同，虽亦为竹制，而有网眼，在外面可以观察里面所贮之物，因为便于搜捡也。说起搜检，这也是可笑可恼的事，县、府考是不搜检的，即使到乡试、会试，也是不搜检的，有多少书，带多少书，不来管你，惟有这个学政来院试时，片纸只字，不准携带入场，一经点名接卷以后，进入考场，便要搜检，恐怕你有文字夹带。有时还要解开衣服，遍体扪索，鞋子也要脱去检视，颇像后来上海的“抄靶子”，及现在各海关的搜检旅客一般。
虽然严于检查，但是怀有夹带的人，还是很多。以前没有洋纸，也有一种极薄的纸，叫做什么“桃花纸”，用极纤细的字，把成文抄在上面。其实怀挟夹带的人，却是最愚笨的人，那里有所出的题目，恰是可以供你抄袭的呢？而且看文章的人，对于你所抄袭得来的，也就一望而知呢。但是在进场时，搜险出来后，有什么罪名呢？也没有什么，把夹带搜出来后，仍旧让你进场去做文章，不来滋扰你了。
院试出题目，总是出两个，一为已冠题，一为未冠题。未冠题比较容易一点，年纪报小，可以避难就易吧。可是这位学政，大概喜欢年小的儿童吧？所以把报考十三、四岁的童子，一概“提堂”。所谓提堂者，就是提到堂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也是其中的一位。这一届我们吴县的题目，是“宜其家人”一句，我倒是选取的已冠题（这不强制你的年龄而选取题目的）。诗题是什么，早已忘怀了（乡、会试以及大考等，总是五言八韵，小考只要五言六韵）。但是有两件事，最为麻烦：一件是卷后补草稿，一件是必须默写“圣谕广训”。
在考卷的后面，附有一二页白纸，那是备你作草稿用的，因为院试是不许带片纸只字入场的。但是有些人的草稿，涂写得模糊不清，非用另纸起草不可；有些人到了时间急促时，就下笔直书，不起草稿（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人）。而考卷上既备有稿纸，非要你起稿不可。那也是防弊之一法，生怕你的文字，有人代做，或抄袭得来，有了草稿，可以核对。实在看文章的人，有如许的卷子，真似走马看花，那里还有工夫来细看你的草稿呢？所以这个补草稿，在前面几行，还有些清楚，后面便看不清楚，随便涂些什么。有人说：在急的时候，甩一根穿制钱的草绳，在墨盒里涂了墨，在草稿纸上一弹，就算数了。
默写“圣谕广训”，也是令人头痛的事。这种“圣谕广训”，也不知是前清那一代的皇帝，发下来诰诫士子的训话。反正每一个专制皇朝，总有皇帝的纶音，对于士子的训诫，不但“作之君”，还要“作之师”。但是这个“圣谕广训”，我们平日既没有读过，私塾里的先生，只教我们读四书、五经，没有教我们读“圣谕广训”，既然没有读过，如何能默写出来呢？可是每逢院试，必须要默写一段，由主试摘出，从某一章某一句起，至某一章某一句止。结果，各考生都发给一本“圣谕广训”（在交卷时缴回），照抄一段完事，谁也没有去研究它，只不过虚应故事罢了。
这一次，我虽然以幼童提堂，到底没有入彀。吴县学额最广，可以取进四十余人，大约二十人，取进一人，照我的县、府考成绩而言，除非要加两倍学额，方可以取进。家中人恐我失意，很安慰我，但我自知文字不济，决不怨人。巽甫姑丈原说：“这一回，不过观场而已。”我也只好以此自掩其丑。可是我的表兄尤子青哥，却是就在这次以第二名进学了。
我这回不能进学，大家都原谅我，因为我年纪究竟还小，号称十五岁，实际上不过十四岁而已，虽父亲很希望我得青一衿，但即使侥幸得售，实在也没有什么益处，反使儿童辈启其骄傲之心。吾吴童子试时，颇也有十二、三岁便进学的，曾有一位戴姓，九岁便进学，大家称之为神童，但后来却是潦倒科场，不会有所发达，岂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吗？
但下一科则大家对于我期望甚切。不仅我家中人，亲戚中如巽甫姑丈、伊耕表叔，以及我的受业师朱靖澜先生等，他们都说以我的资质，倘能用用功，学业当可大进。他们都说我“有悟性”。怎么叫有悟性？好似佛家语，我实在不明白，大概说我思想开展而已。下一科考试，也不过距离一年半，或二年，在我不过十六七岁，也并不算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