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过以后，我仍附读于朱先生处，果能努力用功吗？实在是未必。这时朱先生的事也太忙了，也东奔西走于别种事业，家里的学生也渐少了。其间我又患了一场病，抛荒了几及两三个月。所读的书，四书还好，常能背诵，五经大部背不出，我最怕的是书经与易经，讲解也讲解不来。习练作文（八股文），一个月不过做两三篇，而且因为不常做，也怕做，真是“三日不弹，手生荆棘”了。
幸亏还有一件事，足以稍为补救的，便是喜欢看书。从小就看小说，几部中国旧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之类，却翻来翻去，看过几遍。后来还看“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些专谈鬼狐的作品。这些小说书，苏州人都称之为“闲书”，不是正当的书，只供有闲阶级，作为消遣而已。凡是青年子弟，严肃的家长是不许看的，而我却偏喜欢看此等书。
不过当时所谓正当的书，我也没有秩序的读过不少，“史记”是在“古文观止”上读过几篇；汉书偶亦涉猎；看过“纲鉴易知录”，与零零落落的“通鉴”；看过“三国演义”以后，很想看看正史的陈寿“三国志”，却没有看到。偶亦看子书，“庄子”“墨子”，盲读一阵，正所谓“抓到篮里就是菜”，不管它懂不懂，读下去再说。有时硬读下去，读到后面，居然前面也有些明白了。古人所云：“读书不求甚解”，难道便是这种境界，或者就是他们所说的悟性吗？
伹是我家里没有书，要购买那些书来读，那里来这许多钱呢？这就感到从前舅祖吴清卿公所说的一句话：“读书是要有资本的”了。那末上面所能读到的书，不用说，都是借来的，或是在亲戚人家偶然的机会中看到的。不过借来的书，人家要索还的；偶然在人家看到的书，即使你有一目十行的本领，也是很匆促的；这两项总归不是自由的，怎能可以供你细细的研究呢？
所以我所读的书，是没有系统的，不成整个的，甚而至于只是断简残编，我就视在枕中秘笈了。但是当时习于制艺文的时代，有些老先生们，不许学生们看杂书的，因为功令文中，譬如你的题目出在四书上，四书是周朝的书，就不许用周朝以后的典故，用了就有犯功令的。并且对于思想统制，大有关系，当时的士子，必须要崇奉儒教的，那所谓孔孟之道，倘然你相信了庄墨的学说，就是你“攻乎异端”，有违儒教了。
实在所谓庄、墨学说，当时我还不能明晰了解，我还喜欢看小说、笔记之类，容易懂得的杂书。这时国内很少图书馆，家庭间则多有藏书者，然也不肯轻易借给人看。我那时要看书，惟有向人情商借阅，至于廉价的书，只有自己购买一二了。亲戚中，吾姑丈尤家，他们是个大家族，有许多书是公共的，不好借出，只有吾表兄子青哥的书，可以借阅，而且他们很少我所爱看的杂书，因为我姑丈即不大许看杂书，舅祖吴家，藏书甚多，却有许多杂书，记得有一次，我发见他们一书橱，都是那些笔记小说之类，这些都是铅字印的，上海申报馆一个附属出版所，名曰“申昌书画室”所印行的（如沈三白的“浮生六记”等，也是此时代刊物），我大为欢迎。所以我每跟祖母归宁，不大肯回来（当时有伊耕表叔还指点我作文），就是舍不得他们这些杂书呀。
我对于报纸的知识，为时极早，八九岁的时候，已经对它有兴趣。其时我们家里，已经定了一份上海的“申报”，“申报”在苏州，也没有什么分馆、代派处之类，可是我们怎样看到申报呢？乃是向信局里定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办邮政，要寄信只有向信局里寄。信局也不是全国都有的，只有几个大都市可以通信。江浙两省，因为商业繁盛之故，信局很密。苏州和上海，更是交通频繁，除书信以外，还有货物。我记得一封，自苏至沪，或自沪至苏，信资是五十文，这个信资，例须收信人付的，如果寄信人已付了，信封背后写上“信资付讫”四个字。
寄信多的商号和住宅，信写好了，不必亲自送信局，他们每天下午，自有信差来收取。这些信差，都是每天走熟了的，比后来邮局的信差还熟练（苏州开信局的，大都是绍兴人）。他们并没有什么挂号信、保险信，却是万无一失。我们看上海出版的申报，就是向这班信差手中定的，不独我们一家，在苏州无论何人，要看“申报”，就非向信局信差定阅不可。
而且苏州看到上海的“申报”，并不迟慢，昨天上午所出的报，今天下午三四点钟，苏州已可看到了，当时苏沪之间，还没有通行小火轮，火车更不必说了，如果是民船，就耍三天工夫，怎么能隔一天就可以寄到呢，原来这些信局里，有特别快的法子，就是他们每天用一种“脚划船”飞送，所有信件以及轻便的货物，在十余个钟头之间，苏沪两处，便可以送达呢。
“脚划船”是一种极小的船，船中只能容一人，至多也只能容两人，在一个人的时候，不但手能划船，脚也能划船，所以称之为脚划船。它那种船，既轻且小，划桨又多，在内河中往来如飞。他们苏州在夜间十点，或十一点钟开船，明天下午一、两点钟，便可到达上海，上海也是夜间开船，明天到苏州，则在中午以后。当时苏州风气未开，全城看上海“申报”的，恐怕还不到一百家，这一百份报，都是由信局从“脚划船”上带来的，因此隔日便可以看报了。
我们所定的“申报”，就在每日下午三四点钟，送到我们家里。我当时还幼小，不知道“申报”两字命名之所在，问我们家里人道：“为什么叫申报呢？那个『申』字，作什么解释呢？”我们的顾氏表姊，那时也有十四五岁了，她自作聪明的答道：“申报是每天申时送来的，每天下午的三四点钟，不正是申时吗？”我那时还不大能读报，但知道上海的“申报”来了，便有新闻可听。
那时候，正在癸未、甲申年（即光绪九、十年）间，法兰西和中国开战，我们儿童的心理，也爱听我国打胜仗。那个黑旗兵刘永福将军，真是我们大大的爱国英雄，我们非常崇拜他。还听到那些无稽不经之谈，说刘永福把火药装在夜壶里，大破法军，那都是那些无知识的人，瞎造谣言。后来又听得法国大将孤拔阵亡了，我们夺回了台湾的鸡笼山（按：即今之基隆），以及种种捷报的战争吃紧时，一见“申报”来了，我们总要请父亲给我们讲许多战争新闻与故事。
到了十四五岁时，我略谙时事，愈加喜欢看报了。这时上海除“申报”以外，“新闻报”也出版了。苏州看报的人，也渐渐多起来了，他们在苏州都设了代理处，不必由信局派了。我家那时虽没有定报，我就时零零散散买来看。跟着祖母到了桃坞吴家时，他们是定着长年的上海报纸的，始而看“申报”，继而看“新闻报”。而且我们这位清卿公，看过了报以后，不许丢掉，一个月订成一册，以便随时翻阅，那时候的报纸，是用薄纸一面印的，不像现在的报纸，都是两面印的（按：两面印的报纸，由上海“中外日报”开始），所以仍可以作成线装。
这于我是大为欢迎，我每日下午垂暮时候，便到他们的帐房间里去看报，竟成为日常功课。那时的报纸，也像现代报纸一股，每天必有一篇论说，是文言的，这些论说，我简直不大喜欢看，一股的论调，一般的篇幅，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从前的报纸，无论呈新闻，无论是论说，都是不加圈点的，清卿公想出主意来了，教我每天把论说加以圈点，因为这样，一定对于文字上有进境。于是圈点论说，变成为我每天一种功课。可是伊耕表叔却不赞成，他说：“这些报馆八股，成为一种陈腔滥调，学了它，使你一辈子跳不出它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