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新空气，吹到苏州来了，苏州也算开风气之先的。大家传述，西方人的一切学术，都根据于算学。但是旧中国人的思想，只有商业中人要用算术，读书人是用不着算术的。从前我们的算术，也有三种，一曰心算，二曰珠算（就是算盘），三曰笔算。心算就是在心里计算，不要看轻它，尽有好本领的。我最佩眼那些菜馆饭店的夥计（苏州称“堂倌”），即使有客七八人，吃得满枱子的碗碟，及至算账起来，他一望而知，该是多少。而且当时苏州用钱码，这些菜馆用钱码又不是十进制度，以七十文为一钱，如果一样菜，开价是一钱二分，就是八十四文，这样加起来，积少成多，他们稍为点一点碗碟，便立刻报出总数来了。算盘是商业上通用的了，不必细说。笔算有时也用得着，但属于少数，铅笔也未流行，谁带了毛笔来算账呢？
但西方的算学，明末传到中国来了。在清代也曾以算术取士过的了。不过大家都钻研于八股八韵，把这一门学术，视为异途，早弃之不顾。现在趋于维新，要效法西人，学习算术了。可是西法的算学教科书还没有，只好搜求到中国旧法的算学教科书。我当时借得了一部（书名已忘却），线装木刻的，共有四本。里面的数目字，还是中文，并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只到加减乘除吧，我埋头学习，学到加减乘，除法便不甚了了。其方式与现今的教科书不同，我记得那个乘法，是用“铺地锦”法，说与现代名算学家，恐怕他们还瞠目不知呢。
我这无师自通的算术，也就浅尝即止，后来又读起日文来了。自从中日战事以后，我们觉得日本国虽小而此我们强，于是许多新学家，及政府里有些自命开通的人，都愿意派子弟到日本去留学。留学自然最好到欧美去，但是到欧美去，一则路途远，二则费用大，三则至少外国语有了根柢。到日本去，就是路近，费省，即使不懂日本话，也不要紧，因日本与中国为同文之国，有文字可通，便省力得多了。
那时中国政府派出去留学日本的很不少，而自资留学者也很多。我们所认识的有杨廷楝、周祖培诸君，他们都是学法政的。先一排，到日本去学法政；后一排便是到日本去学师范。至于其它各种科学，问津的很少，老实说，日本那时也不大高明。而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以为学了法政以后，回国后就可以做官；学了师范以后，国内正预备大兴学校，将来教书的冬烘先生是太不时髦了，他们可以在洋举堂里，当一位教师。
我们这一群朋友中，便与这班留日学生联络起来，常常通信。他们在书信中，告诉我们种种事情。他们把日本的有些法政书籍，都翻译了中文，而日本的许多书籍，则都译自欧美。我们读欧美文字的书不容易，读日本文的书，以汉文为主，较为容易，我们因此间接的读到了许多欧美名著，这不是他们给我们做了一半功夫吗？因此大家便发动了读日本文的心了。一半是为了留学日本的基础，一半是为了可以看日本的书籍。
但是到那里去读日文呢？尤其是在苏州那地方。可是自从中国甲午之战后，中国割地赔欵，又许开了五口通商，苏州也是五口之一，在苏州的葑门、盘门之间，有一块地方，唤做青阳地，特许他们作为租借地。也有一个日本领事馆，可是其它一无建设。原来日本到底是个小小岛国，那里有西洋人肆惫侵占，开辟殖民地那种气魄，而青阳地却是苏州一块荒僻地方，苏州人，谁也不和日本人有什么交易，这地方冷冷清清的鬼也不到那里去。虽然日本人到苏州来的不少，却只在城里做一点小生意。
其时有一个日本人和尚，好像姓是藤田，名字是忘记了。日本是崇信佛教的，他们国内也到处有寺院，有僧众。有一个本愿寺，也像西洋人的基督教会一般，向各处传教，不过他们的力量是很小的。那个日本和尚，就是本愿寺和尚（在上海虹口就有一个本愿寺），他在苏州城内，开了一个日文学堂，于是我们怦然心动了，我和李叔夏、马仰禹等几个人，便去读日文。好在学费并不大，每日只上一点钟的课，时间在下午五时，还不至妨碍我的教书工作。
虽说是日本和尚，并不像我们中国和尚一样，仍旧穿了他们的和服，不过脚上不穿木屐，已是皮鞋一双了。他便把我们似教日本小孩子一般的教起来，先教五十一个字母，什么平假名、片假名，我们也就这样阿、衣、乌、哀、屋的念起来，思之可笑。这些日文教科书，在中国是没有的，也由他去办，好在日本路近，不久，便由邮局寄来。这些书，正是日本初等小学教儿童的教课书。
那时李叔夏最用功，书也读得最熟，我就不成功。我的意思，要知道他们的文法，便可以看得懂日本书。我觉得不懂日本话，那倒没有大关系，反正我也无力可以到日本去留学。但是他还要教我们日语，像教他们的儿童一股，我有些受不住了。好容易有三个多月的光景，我于他们的文法，有些弄得明白了，日本书上的汉文比较多的，我也看得懂了，我辍了学，进行自修，比这日本和尚所教，还容易进步。李叔夏却还是勤恳的读下去，后来留学日本，得益颇多。至于马仰禹，未到三个月，即已不来了。
我读过英文，也是处馆在尤家的时候，我们这几位老表，对于拍曲子到了厌倦的当儿，又想读英文了。欧风东渐，由上海吹到苏州，有许多青年，对于外国文跃跃欲试。但是苏州没有洋学堂，要进洋学堂读西文，除非要到上海去。但当时苏州的父老们都不愿意放子弟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是个坏地方，青年人一到上海去，就学坏了。不如清一位西文教师到家里来教教吧。
可是苏州要请西文教师，也不容易，后来请得一人，我记得是姓顾，他是苏州电报局的电报生领班，也是在某一家绅士人家教英文。举荐的人说道：“他的英文很好，可以与外国人直接通话。”可是我们也莫名其妙。
那时候，英文教科书，中国还没有哩，也由这位教英文的顾先生去办理。第一本“拍拉玛”，这是启蒙的，以后渐序而进，共有五本。你道这些英文课本是那里来的，乃是英国教印度小孩子读的，现在由印度而到中国，据说上海甚流行，初读是“一只猫”、“一只小山羊”，我们相顾而笑。苏州乡下也不养羊，不知小山羊是怎么样的。这一套英文课本，在商务印书馆初开张，未编教科书时，把它译注翻印了，名之曰“英文初阶”、“英文进阶”，销数以万计，实为商务印书馆发祥的刊物呢。
这一次读英文，也有半年多，但是我终不能读得熟流，终觉得非常艰涩，生字终归拼错，这是因为我不能专心。试想我那时以教书为本业，虽然只有几个小学生，也很为劳神。有时为了博取膏火，补助生活之故，还要做些书院卷子。而且为了交际，常常的到茶馆里，或是朋友家里，高谈文艺，议论时政，我的野心一放不可收拾，那里还能专心致知的读英文呢？
当尤氏弟兄兴高采烈的请先生教英文的时候，子青哥却不与其列。他说：“读外国文最好是要在年幼时候，那时记性好，人事少，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就难于专心了。”不过后来有许多“半路出家”而成就的，也是很多，但译书容易，而说话较难。子青哥确也有先见之明，三个多月后，尤氏弟兄也渐阑珊了，我也读了后面，忘了前面，狼狈不堪了。现在我的家庭中，只有我们一对老夫妇，不懂英语，下一代，再下一代，无男无女，无老无少，都是满口英语，还有通数国语言文字的，如果给我的前辈听到了，真要呵为用夏变夷呢。
除了日文、英文之外，我还读过法文。教我法文的这位先生姓江（名已忘记），他是从前毕业于广方言馆的学生，也是苏州人，这位江先生性颇孤傲，不谐时俗，不然，他一个法文很好的人，何至于投闲置散，回到家乡来，当一个教法文的先生呢？他所收的学生，共为二十人，成为一班，都没有读过法文的，也都是年过十六岁的学生。我又怦然心动，想读法文了，可见我的不知自量，心无一定了。因听得人家说：法文在欧美极为重要，所有外交公文，都以法文为正则。而我还自恃读过英文，或者比较容易一些，那知越读越难，不到八个月，我又退下来了。
法兰西文字，使人最困惑的，是每一名词，有它的公性，母性，谁知道这个字是属于公性、母性呢？我对于读法文，似乎比读英文还勤一点，但究竟是徒劳。那便是子青哥所说的年龄已大，记忆力不足，加以人事繁杂，终难于专心一志了。我们这一班读法文的同学中，只有两人是成功的，一位杨蕴玉，他是世家子，但可惜很早就逝世了。一位陆云伯，他是吴江人，是名画家陆廉夫（恢）的公子，后来进了上海徐汇法文学堂吧？在我写此稿时，年纪也近七十了，但他也不曾有过什么得意的职业。在我后来办小说杂志的时候，他给我译了不少法国小说，还有许多关于书画的笔记。（廉夫先生还赠了我一幅“秋星阁读书图”。）
自此以后，我对于读外国文一事，只得放弃了。古人诗句云：“读书原是福”，我就没有这个福份，我当然是自己未能专心勤学，实在也是我的环境使然。但后来我在我的朋友中，见到许多半路出家的人，到二十多岁方始学习外国文者，居然也能译书。还有些在外国人所开设的洋行中就职的，于外国文虽然不大精通，而外国话却说得滚瓜烂熟，不觉自叹是个笨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