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有几位朋友，留学日本，我们常与他们通讯。并且苏州设立了日本邮便局，我们常托他们邮寄书报，在文化交通上，较为便利。尤其那时疾，日本于印刷术很为进步，推进文化的力量很大。吾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也逐渐多起来了，有许多留学生，都是国文已经很好的了。日本政府，为了吸引中国青年去留学，特设了法政专科，师范速成科那种投机学校。为了中国去的留学生不谙日语，在教师讲解的时候，还雇用了翻译，极尽招徕的能事。因此当时官费、自费的留学生，在日本的竟有数千人之多。
为了日本的印刷发达，刊物容易出版，于是那些留学生，便纷纷的办起杂志来。为了中国各省都派有留学生到日本，他们的杂志，也分了省籍。如浙江学生所出的，名曰“浙江潮”；湖南学生所出的，名曰“新湖南”；直隶学生所出的，名曰“直言”（即今之河北，在前清则为直隶）。在我们江苏学生所出的，即名曰“江苏”，大概对于这个“苏”字，另有一义，作苏醒解（按：金松岑的“孽海花”，即首先在“江苏”上发表的）。诸如此类，各省留学生，出一种杂志，都有合于他们省的名称。此外也有约了几个同学同志，另有组织的。
就是我们几位认识的留学生，他们别出了一种杂志，叫做“励志汇编”，因为他们已有一个小组织，叫做励志会呢。这“励志汇编”也是月刊性质，写稿人都是法政毕生为多，当时中国学生到日本去习法政的，以早稻田大学最为吃香，此辈亦都是早稻田学生呢。杂志有译自日文的，也有自己创作的，我还记得有卢骚的“民约论”，也是日文从西文中转译得来的，这个“励志汇编”，执笔者有不少人，他们很有志把种种知识学问，输入到中国来。
有许多日本留学生的杂志，寄到苏州来，托我们推销，我们是要有一个推销机关的。在苏州，那时城里也有三四家书店，观前街一家叫做文瑞楼比较最大，我们亦最熟，可以走进他们的柜台书架傍随意翻书的。但是他们都是旧书，木版线装，满架是经史子集，新书不大欢迎。最近也点缀其间，除非是畅销的书，至于什么杂志之类，一概不售的。其它有什么绿荫书屋、扫叶山房，连石印书也不问讯，有一家玛瑙经房，专售佛经、善书的（苏州当时刻善书很盛行，可以消灾避难）。那末要托书店代为推销，颇为窒碍难行了。
我不是前章说过我们当时共有八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吗？我们也组织一个学会，叫做励学会。我们当时有两个志愿：一是由励学会出一种月刊；一是开一家小书店。出月刊这一件事，在苏州可不容易，我在下文再当详述；开小书店的事，却不禁跃跃欲试了。不久，书店事居然成议，皇然是股份公司，每一股是十元，总共是多少资本呢，说来真令人可笑，共为一百大元。这很像我们从前放了年学开春联店一般，不过春联店在年底至多开十余天，到除夕就要关门大吉，这个书店，却是长期性的。
书店虽小，首先要一个店名，大家拟了几个名字，最后择定了一个，叫做东来书庄。这东来两字，还可以引用“紫气东来”的一句成语，实在的意思，便是说：都是从东洋来的罢了。开办费可以简直说没有的，虽然号称书庄，只借了人家一个墙门间，那是女冠子桥包叔勤家的一个门口，从前也是开过春联店，房租不出，还借他们家里两只旧书架。安放几只半桌，摊上一方蓝布，就算是柜台了。并且励学会的社友，省下了在茶馆里聚会，大家无事时，便到东来书庄来谈天了。
我们不用店员，仅有一个学徒，社员们（也是股东大老板）轮流当值，这于来购买书籍杂志的人，大有捭益，因为我们能指导你购买何种书籍，对于知识阶级的人，请坐送茶，周旋一番。杂志都是寄售性质，卖出还钱，销不完的还可以退还，以八折归账，因此我们可以无须要多少资本。后来我们又附带出售了日本的图书文具之类，必须要用现欵去批发了。
说起了出售日本图书的事，真足以令人发一浩叹。中国在那个时候，已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戊戌政变之前，还没有一张自己印刷的本国地图，但日本已经印了有很详细的“支那疆域地图”了。我们在他们书店的广告目录上，看见有许多地图的名目，便托朋友寄几张来，及至一看，全图都是汉文，难得有几处注着和文的，而且印刷鲜明，纸张洁白。我们批购了十张，不到一星期，都售光了，连忙添购二十张、三十张，……虽然上面写的支那，大家都也不管，真是可怜。后来我们也批了世界地图、东亚地图，虽不及中国地图的销场好，但生涯也自不恶。
原来那时苏州已在发动开学堂了（学校的名称是后来改的，最初是唤作学堂），便不能无历史、地理等课目。教地理连地图也没有一张，岂非憾事，那些专习八股文的先生们，四川是否通海？长江缠到黄河里去，也得先开开眼界。这个地图的风气既开，竟有许多绅士人家，向我们买了大幅的世界地图，悬在书房里，代替挂屏用的。除地图以外，还有动物、植物的挂图，也是五彩精印，日本的小学校里的，他们也欢迎作为壁上的装饰品。
日本文的书籍，当然无法推销（后来我到了上海，到虹口几家日本书店去看看，全汉文的书就不少，连“杜工部诗集”也有的）。但对于数学书籍、英汉文词典等等，也有人来定购的。除了图书以外，我们还带卖一点文具，也都是从日本寄来。日本那时已经有不少仪器，都是从西方仿造来的，但是价钱既贵，我们小资本店就不敢问津，而且在苏州也难觅销路，只是批发一些细巧的文具，都是苏州所未见的。那个时候，墨水笔也没有，仅有铅笔，也是舶来品。关于许多纸品，如信封、信笺之类，我们销得很多。信封是一种双层纸的，里面一张画着各种画，外面一张薄纸，映出里面的画来；信笺是一种卷筒纸，纸张洁白，你高兴写多么长，就写多么长。此了中国固有的信封信笺，自觉耳目一新，雅有美术趣味，也是苏州人所乐用的。
东来书店的生意发达，不到三个月，已是对本对利，不到一年，我们的资本，自一百元变成了五百元，好在我们即有盈余，从不分红。但是既然赚钱，便思进展，不是在人家墙门口，以一种开春联店的姿态可以济事了。因此在玄妙观前街西首、施相公衙口，觅得一市房，是一开间上下楼房，每月租金十元，以一家小书店，出这么大的房屋租金，也不容易。又添了一个店员，因为那些股东，大家有事，不能常来轮值，我们励学会的同人，便公举我做了东来书庄经理，那是尽义务不支薪水的。
我虽然还有教书工作，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总要到东来书庄去一次。那时不全是贩卖日本图书文具了，因为中国的风气渐开，上海也出了许多新书、杂志，我们每天看上海来的报纸（这时苏州还不能看上海当天报纸，一直要到苏沪火车通后），见有什么新出的书籍、杂志，连忙写信去接洽，要求在苏州推销，但是所用的那个店员是外行，所以写信接洽等等，非我亲自出马不可。还有店中的帐目，从前只有一本大型粗纸帐簿，记出每日所售之货，名曰“流水”，我去了以后，造了几册分类的帐簿，但我也是外行，以意为之而已。
但东来书庄有一件事，使我觉得非常得意，就是我们对于各乡各镇的顾客，很有信誉。苏州有许多乡镇，文化的发展，并不输于城市。尤其苏州当时是个省城，而交通也甚发达，人文尤为荟萃。即以苏州府的几个县份而言，如常熟、吴江、昆山等县，都是文风极盛的，他们知道苏州有个东来书庄，便都来买书、定杂志，不必到上海去了。
因为在太湖流域一带，到处都是水乡，各地都有航船，而苏州也是聚会之地。每日都有航船上人，送上一张单子，开列着一排新书和杂志的名目来配书，于是有的立刻配给他，没有的便给去搜罗。上海有几家出新书的，我们也略有联络了。生意愈推愈广，不仅是苏府各县、各乡镇、连常州、无锡、嘉兴等处，也都有写信到苏州东来书庄来问讯配书了。
我这个小书店经理，虽然是尽义务，不支薪水，然而有一难得的好处，不论什么新书、新杂志，我得以先覩为快，因此有许多顾客上门购书的，问到我时，我可以略说一点大意。杂志上我也可以指出那几篇文章可读，他们就说我是一个不寻常的书贾了。不仅此也，而且我在东来书庄，认识了许多朋友，如住在常熟的曾孟朴，初见面时，便是吴讷士（湖帆的父亲）陪他到东来书庄访我的。住居吴江同里镇的金松岑、杨千里，本来也是老主顾，每到苏州，必来访我。还有昆山的方惟一（他当时姓张，叫张方中，后来归宗，叫方还，辛亥以来，一度任北京女子师范校长），那时他在角直镇沈家教书的，也常来光顾。此外城区里的许多文人，都是最初在东来书庄买书时认识，后来成为友好的。
最可笑的是那位周梅泉（他初名美权，后又号今觉，是周馥的孙子，藏邮票甚富，人称他为中国邮票大王），他是安徽人而住居在扬州。向我们定了一批日本书，许多都是算学书，一时我们未能配齐，他大发其少爷脾气，称我们为书侩，写了一封长信骂我们，那时我也不服气，写信回骂他，称他为纨袴子，发臭脾气，大打其笔墨官司。辛亥以后，他从扬州迁居到上海来了，我们认识了，时相酬酢，到了老年，还提起那件事，互为轩渠，正如江湖上有句话：“不打不成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