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入新闻界以后，每日与笔墨为缘，自不必说了。但译写小说，则不是这个时候为始。第一次写小说为“迦因小传”，那时间的译作，都是文言体。在未到时报馆以前，在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的时候，上海商务印书馆便与我通信，因他们出版了教育杂志，要我写一种教育小说，或是儿童小说，要长篇的，可以在教育杂志上连期登载。但是我当时意识中实在空无所有，那就不能不乞灵于西方文化界了。
这时我每从青州回苏州，或从苏州去青州，每次必道经上海。到上海后，必常到虹口的日本书店，搜寻可译的日文书，往往拥取四五册以归，那都是日本的作家，翻译欧西各国文字者，我便在此中选取资料了。于是第一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苦儿流泪记”；第二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馨儿就学记”；第三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弃石埋石记”。
先说“苦儿流浪记”，原著者是一位法国人，名字唤作什么穆勒尔的，记一个苦儿流离转徙，吃尽了许多苦头，直至最后，方得苦尽甘回，叙事颇为曲折。颇引人入胜，而尤为儿童所欢迎。实在说起来，这是儿童小说，不能算是教育小说。我是从日文书中转译得来的，日本译者用了何种书名，是何人所译，我已记不起了。不过我所定名为“苦儿流浪记”，颇合原书意味。后来闻章衣萍曾译此书，定名曰：“苦儿努力记”；徐蔚南又译之曰“孤零少年”，均在我所译的十年以后，我均未读过，想他们均在法文原本中译出的了。这“苦儿流浪记”还曾编过电影，在还不曾有过有声电影的时代，已经在欧西有出品了。这电影到过上海，我错过了没有看到，后来有友人告诉我的。
再说：馨兄就学记写此书时，却有一重悲痛的故事，原来我最先生育的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是唤作可馨，这孩子生得俊美而聪明，又因我们前此有几个孩子不育，我夫妇颇锺爱之，因此我写这小说时，便用了“馨儿就学记”的书名，不想写未及半，馨儿还未满三岁，又殇亡了。（关于馨儿殇亡的事，后再拟提及。）后来夏丐尊先生所译的“爱的教育”一书，实与我同出一源。不过我是从日文本转译得来的，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
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此书本为日记体，而我又改为我中国的夏历，（出版在辛亥革命以前）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如有一节写清明时节的“扫墓”，全以我家为蓝本，今试摘录一小段于下。
三月廿三日，我侍我父母，往扫先人之墓。我祖莹在支硎山下白马涧，相传为支公饮马地也。时则父母携我及妹往，并随一老苍头。自金阊门，买棹行，虽轻舸一叶，而明窗净几，荡漾于波光山影之中，如入画图也。船娘二十许人，为态至甜净，衣服复楚洁，舟行如飞，和风煦拂，春意中人欲醉。两岸桃花，缤纷如红雨，落英飘堕水面，争为游鱼所接也。
船进环龙桥，即系缆于树桩，岸距吾莹可三里弱，吾母及妹乘山舆以行，老苍头担箧而从，余与吾父喜徒步，循紫陌而行，菜花已黄，蜂蝶作团，而泉流之声淙淙然，与枝上流莺相酬答。展墓时，我父告我以：“主位为若曾祖父母，昭穆乃若祖父母也。若祖母吴太孺人，以孝闻于戚友间，若祖父早卒，祖母事衰姑，十余年如一日，食不安味，瞑无恬睡，所谓先鸡鸣而起，后斗转而息，仍未一解带安睡者。卒以劳瘁过甚，先汝曾祖母而逝，悲夫我母也。”我父言此，泪为之潸。
我母闻父言，亦襟袖为湿，而阿妹见母哭，则嗷然大号，我乃痴然如木人。我祖母之傍，有一小茔，我母语我曰：“此汝长姊可青也，殇时仅三岁，最得祖母欢心，每晨，必向婆婆索饼铒，后以病疡，殇时犹紧握尔父之手呼爷也。嗟夫青儿，今得长侍慈爱之大母矣。”我母语时，亦泣不能仰，我妹揽母颈，谓母不要哭。守墓看为一媪，与我父缕缕然道太夫人事，而肩山舆之老乡人，亦能话我家前三代故事。展墓既竟，守墓人请顾其庐，将烹茗饷客。我妹入乡村，觉在在皆可爱玩，沿路行来，掇拾野花，芳菲盈握，置诸吾青姊之茔，云将以此代花圈耶。既入媪室，亦颇精洁，村中儿童，围而观之，复窃窃私语，我母出铜圆数十枚分赠之，曰“添土钱”，此乡俗例也，咸欢跃道谢而去。
这都与“爱的教育”原书原文无关的，类此者尚有好多节，无需赘述了。当时尚不用语体文，那也是时代背景使然。以现在一般人的目光，那种文言，已成过去了。
至于“弃石埋石记”，这是日本人所写的教育小说，作者何人，已不记得，总之是一位不甚著名的文学家。其中关于理论很多，是日本人对于教育的看法。好像关于师生的联系，有所论列，那也对于我们中国尊师传道的统绪，若合符节。那书倒是直译的，译笔有些格格不吐，我自己也觉得很不惬意。所以究竟是怎么一个故事，到现在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这三部书的发行，销数以“馨儿就学记”为第一，“苦儿流泪记”次之，“弃石埋石记”又次之。“馨儿就学记”何以销数独多呢？有几个原因。一、那书的初版是在庚戌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我全国的小学正大为发展。二、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又正在那时候向各省、各大都市设立分馆，销行他们出版的教课书，最注重的又是国文。三、此书情文并茂，而又是讲的中国事，提倡旧道德，最合十一、二岁知识初开一般学生的口味。后来有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书为学生毕业时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那时定价每册只售三角五分。所以此书到绝版止，当可有数十万册。“苦儿流泪记”虽然编剧演戏，也盛极一时，销数不过万余；至“弃石埋石记”，不知曾否再版（商务初版，例印三千部）。
我写此稿时，案头有三部“馨儿就学记”，那都是友人从旧书摊上拾得了寄给我的。有一册是民国二十七年在长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面还画了一幅儿童观看的画，标明国难后第四版；有一册是上海第十八版的。还有除商务出版以外，各地方翻印的也不少呢。
民国成立以后的某一年，教育部忽然寄给我三张奖状，那就是奖给我这三部教育小说的。何处来这不虞之誉，好似天外飞来。询之商务，乃知前在时报馆息楼中的常客袁观澜（希涛）先生，已荣任了教育部次长，蒙他加以宠赐呢。其时总长是谁，我已忘却了。
再说到这三部小说的稿酬吧，那是每千字三元。千字三元，在当时也很算优待了，平常不过是千字两元。但每月所登载的不过一万字，只不过三十元左右而已。但我要写一笔，这三部书的稿费，没有全部入我荷包。为什么呢？原来那时候，商务印书馆正在加股，这加股是不公开的，尽先对于自己公司里的职员，有优先权。有几位同事，劝我将稿费积存作为股款，可以作一个小股东。（那时是每股百元吧）。这个时候，商务的营业，已年年有盈余了，也真能引人入彀，于是我在商务的股份便逐渐增长起来。到后来，有一位友人郑君，他有一部份商务股份，也让给了我，我共有了商务股份三千多元，够得上一个董事资格，（商务任董事，起码要有股份三千元），不过到我写此稿时，早已归公了。
我进了时报馆以后，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早已成立了，张菊生（元济）是总编辑。夏瑞芳那时已为总经理，以他的长袖善舞，成为书业界钜子了。记得那时中华书局尚未开业，商务印书馆几位老友，后来访问我：“能到我们编译所来吗？我们大家欺迎你来。”可是我那时巳答应了曾孟朴的“小说林”，每天又要报馆里编辑新闻，随后又被拉到女学校去教书，东扯西牵，实在忙不过来。我想有一个时期，曾称之为“游历编译处”，现在又要走老路了吗？还有一个问题：商务的编译所，是在闸北宝山路，那是属于华界的，我到上海，先住在英租界的爱文义路，继又迁居到老西门，到宝山路有多么远呀！坐人力车，到那里要换车子，因为租界里的车子不能去呢。所以我总婉辞了。
直到一九一二年，就是辛亥革命的明年，庄百俞奉了张菊老之命又来劝驾了。那个时候，我已迁移到接近北火车码头（即沪宁铁路的上海站），一条里弄唤作庆祥里，南出爱而近路，北接界路，到他们编译所的宝山路较近，踏到宝山路口，便可雇车，似觉便利得多。并且那时“小说林”也不去了，女学校教书也停止了。只是我要问庄百俞兄：“我倘到你们编译所去，有何种工作呢？”
百俞道：“这个我还未能知其详。”我想要我译日文书吗？又是写小说吗？我的技俩，只有此耳。因为我在广智书局时要译一本“下水道”的工程书，把我吓怕了，不敢再尝试。百俞说：“不！大概是关于教育一方面的。”我说：“那不免问道于盲了，我也不懂得什么教育，近来许多在东西洋学习师范回国的人也不少，不是可以延请吗？”
百俞说：“你如能俯就的，最好请到编译所看看，或者和他们几位主任谈一谈。”我说：“好的，我当来拜访一下。”
约定了日子，我便到宝山路商务的编译所去了。商务印书馆可说是以编辑教科书起家的。最先以三千元的资本开设在北京路的印书馆时候，便有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销行于上海各中、小学堂，一时颇为流行。他们号称商务印书馆，当然以赚钱为主，现在学校繁兴，这是有利可图的事业，更有推进文化的功劳。自从扩张了印刷部，推广了发行部，又开办了这个编译所，延请了许多知名之士，大大地致力于此，已非昔日寒伧可比。虽然此刻新刊古籍，丛书杂志，联续不断，而仍属于教育为大宗。
我那天去了，就算是拜访庄百俞，他那里有个小小的会客室，坐定以后，百俞出见，他说：“今天竹庄没有来（按，蒋竹庄，名维乔），要见见菊生先生吗？你们也是熟人。”张菊老我前在金粟斋译书处时，曾经会见过多次（现在金粟斋出版的严复所译各书，也归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他也和狄楚青相熟，但不甚亲密，不过商务出版的新书广告，只登时报一家（有一时期，商务每日出版新书两种，规定登时报封面报头旁边，以包月计，每月似为二千元），到上海后，数年来没有见过张菊老，从前的所谓维新党人物，今亦寥落了。
张菊老出见，长袍马褂，风采不减当年，就是同我一样，脑后少了一条辫子了。先谈谈金粟斋的旧事，旋问问时报馆的近状，然后谈到了正文。他说：“我们出版的小学国文教课书，年年改版，现在革命以后，又要重编了，要请阁下来担任其事。”我说：“我没做过这个工作，恐怕才力不及。”他说：“看过你写的教育小说，深知你能体察儿童心理，必能胜任愉快。”又加上我几顶高帽子，我算是答应了。后来我和庄百俞商量，我只能去编译所半天，因时报馆里回去得迟，早晨起不了身，于是定了每日下午一点至五点，星期日休假，他们送我每月四十元。
这个编译所规模可大了，一大间屋子，可能有四五十人吧？远不同我从前所游历过的那些编译所，每人一张写字台，总编辑的那张写字台特别大，有一个供参考用的书库。既不像叶浩吾那个“启秀编译所”的杂乱无章，又不同蒋观云那个“珠树园译书处”的闭户著书的型式。虽然这个大厦聚集许多人，却是鸦雀无声，大有肃穆的气象。
这个编译所，以江苏人为最多，江苏人中，尤以常州人为最多。即以我们编辑教科书方面，如蒋竹庄、庄百俞、严练如诸位，全是常州人。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已在发起了，而主其事的陆伟士先生（尔奎）也是常州人；还有孟纯孙先生（森，又号心史）也在商务编译所任事，我不知道他是担任那一科。其他还有我所不相熟的常州人也不少。次之乃是无锡人，我所熟识的如蔡松如（文森，后来成为亲戚）、王西神（蕴章）诸君，而我本乡苏州，则寂无一人。其时王云五尚未进商务印书馆，而沈雁冰、郑振铎则是后起之秀。
编写这个小学国文教课书，我完全是个外行，虽然我一向以教书为生涯。虽说是重编，其实也可以算改版，先把前任原来的课本，作为参考。还有庄百俞、严练如，他们两人是熟手，可以和他们商量，有时还请教于蒋竹庄老作家。那时又认识了高梦旦先生（凤谦），他们都是年龄比我长的长者，高先生人极和气而恳挚，每有所谘询，必详细答覆，所以我们也常和他接洽。
这个高等小学国文教课书，共编四册。我却小心翼翼，颇为谨慎。每编三、四课，就要与庄、严两君斟酌（教育杂志就是他们编的），编成一册，即送高梦旦批阅，然后请总编辑检定。我当时即知道日本所有的教科书，均须经他们的文部省检定的，可是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这个制度呢。新国文的内容如何呢？我现在已完全不能记得了，大约我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老实说，在那个时代，也不许我不作此思想，现代的青年，也许目之为封建产物了。
当这书出版时，我主张封面印一新国旗，即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标明五族共和之意，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是销行于全国的。同事诸公，初时还有些犹豫，后来决定不印在封面而印在内页，即在开卷第一页上。大概发行以后，不到三年，这高小国文教课书又改版了，那时我早已出了商务编译所了。这时期正是筹安会兴，袁世凯想做皇帝，幸而洪宪八十三天，就此夭亡了。不然，这高小国文教课书，将要歌功颂德，另费笔墨呢。但后来改版的高小国文中，却摘取了我“馨儿就学记”中关于扫墓的一节文字，如我本章上文所述的，故在现今年已五六十岁的朋友，凡读过商务高小国文教课书的，犹留有印象咧。
高小国文编成后，我又编了书名“新社会”的四册。那是高梦旦先生提议而经众赞成的。这不是教课书，而是一种课外读物。所谓新社会者，亦可以称之为新知识，意在对于社会革新而言。国家既已革命了，社会也须革新。但这个题目，实在太广泛了，因为太广泛，反致无从着手。若说是课外读物，自宜注重给学生们阅读的，那不外于培养他的德、智、体三育。可是要改造旧社会而建立新社会，则又有种种如破除迷信，改善家庭，戒绝嗜欲，厉行节俭等等，亦为新社会所应有的条作，那就并不限于学生，亦为一般成人，无论男女所当知道的了。
编这个东西，我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我只能以最浅近的文言出之。这也分章的，写了几章看看，自己不觉摇头。我想倘出之以小说体裁，把所有应当改造的新社会包孕其中，或者稍有一点趣味，而当初约定的并非小说。现在我所写的什么新社会，只是老生常谈而已。而又好像板起面孔，向人说教，谁要听你的滥调呢？我觉得还是时报上每天写一个短评，有意思而且有趣味得多呀。果然出书以后，销数并不多，远不及我的三部教育小说。
我这个人自己知道很少恒心，对于商务编译所又有些厌倦了。我觉得这一个编译所，像一个学校里的课堂。张菊老似一位老师，端坐在那里，披阅文稿，也难得开口；编译员似许多学生，埋头写作，寂静无哗，真比了课堂，还要严肃。我却一向习于松散，自从出了书房门，又当教书匠，以及现在的记者生涯，都是不大受束缚的。而最大的原因，自顾才力疏陋，学殖荒落，商务编译所正多通才博学，珠玉在前，自惭形秽。大约还不到一年，我患了一个头痛之病，却就借病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