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报任事后，第一次出游是在南京开南洋劝业会时候。南洋劝业会到上海来，邀请上海各报记者参观，一切由他们招待。
楚青便派了我去，他以为我在南京住过，较为熟悉，景韩、继兴，还都不曾到过南京，他们也不愿意去。其实，当时我住在蒯礼卿公馆，就不大出门，什么地方也都没有去过。加以南京地方辽阔，路径生疏。此刻南洋劝业会所开设的地方，却是新辟的一个区域，好像是什么叫做丁家桥吧。我那时性好游览，没有去过的地方，总想去走走；没有见过的事物，总想去看看；便欣然答应去了。
南洋劝业会是上海各报馆都邀请的，那时和我同行的，有申报馆的席子佩，他是苏州洞庭山人，现在寄居于青浦珠家阁（那时申报还没有让渡于史量才）。有神州日报的汪寿臣（名彭年，又号瘦岑，安徽旌德人），还有一位章佩乙，也是吴县人，是我的同乡，却已忘却是那一家报馆。这三位同业，在我可还是初交，原来上海各报馆的编者，向来不互相往来，除非本是旧交。不过大家闻名已久，也有相见恨晚之雅，一路之上，谈笑甚欢。
提起汪寿臣，我又有一段插话了。神州日报本来是于右任等诸位所创办的，后来转展入于安徽人之手，汪是皖籍，与一班皖籍有势力的人如杨士琦等互通声气，颇为密切，但神州日报很为风厉，讥弹政事，出之嬉笑怒骂的文章。洪宪帝制议起，那时亦女权活跃，有沈佩贞者，她在名片上有“大总统门生”字样，人称为女志士。但放浪形骸，招摇过市，时人为之侧目。有一天，在北京醒春居宴客，以嗅女子脚为酒令（按当时沈不承认有此事），上海神州日报尽情登载，连刊三日，描写当时的丑态，于是沈佩贞大发雌威，率领了刘四奶奶、蒋三小姐一班娘子军，直趋南横街汪宅（其时汪以选举众议院议员，滞留北京），孰知汪不在家，适有另一待选议员的郭同，借住汪宅，却被那班女志士殴辱了。这事成为一时趣史，濮伯欣在小时报上，写有打油诗云：“最是顽皮汪寿臣，醒春嗅脚说来真。何人敢打神州报，总统门生沈佩贞”。但这是后来的事，不在我们同赴南洋劝业会时期，此亦当年报界一轶事，偶一回忆，故记之。
且说那个南洋劝业会，也算是中国破天荒之举，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这种国内物产展览会呢。那时好像瑞方正在做两江总督，他是自命为满洲人中的新人物，要行一点地方新政夸示于人，号称南洋劝业会，也徵集东南各省的新产品不少。
我们到了那里，便有人来接往招待所居住。丁家桥这里，本来一片荒芜，招待所还是临时建筑起来的平屋。我们到了以后，也有开会、饮宴，然后领导各馆陈列所展览，忙碌一时，且不必说。
到了晚上，回到招待所，有客来访，视其名片，却是“余觉，号冰臣”这个人我们早已知道，因为他夫人沈寿，是中国一位著名的刺绣家，曾绣了一位义大利皇后像，驰誉中外。时报上曾登过她的新闻，妇女时报则徵求沈寿的照片。余觉是浙江省一位举人，现在北京当一位小京官，他的所以见访，也因为时报曾经为他们宣传过，并且沈寿还是我的同乡咧。原来他们所住的招待所，和我所住的招待所，恰是贴邻，不过咫尺之间，来去甚便。只是我和余觉，却是初次见面，沈寿虽是同乡，亦未见过面的。
他来过访后，我立即去回访。一则礼尚往来，从前的交际总是如此的。二则渴欲一见这位在中国号称针神的沈寿。那时沈寿年在三十多，端庄贞静，不减大家风范，待客殷勤，饷我以茶点。但有两女郎，一为十七八，一可在二十许，跳跃欢笑，颇为活泼。余觉告我道：“这两人乃是小妾，痴憨如此，这个年小的，预备送到日本去学绣，日本有刺绣一科，属于美术学校，中国却没有，得此基础，将来庶几有传人。”辞出后，我想沈寿自己也还不过三十多岁，竟让他的丈夫纳妾，而且一纳就是两人，谁说妇女善妒是天性呢？（按，后知沈寿有隐疾，性冷感症，故亦无所出。）
这个南洋劝业会，有一部份的出品，可以出售的，我以窘于资，也没有购买什么，就只从湖南出品的瓷器，略选购一些。我国的瓷器，当然以江西的景德镇最著名，人称之为瓷都，南洋劝业会中陈列也很多。我觉得它那时只是墨守成法，不肯改良。今见湖南新产品，瓷质明净，绘画新颖，因购了杯碟数套。记得一套是绘的枇杷，一套是绘的青菜，色采美丽，甚为可爱。
我当时正在编妇女时报，归时乃索得沈寿的照片，及其制品的照片。随后，余觉又寄来他的赴日学绣的小夫人照片，姿容曼妙，手张日本绢伞一轮，含笑睇人，亦印入妇女时报中。
越二年，余觉到时报馆访我，颜色甚沮丧，他说：“你知道我的在日本学绣的小妾，已背我随人去了吗？”问其所以，他说：“此人本为天津班子中人（天津妓院，均称某某班），是北方人，今随一赵某而去，亦北方人。那赵某是留学生，亦是革命党，在日本演新剧，艺名赵嗜泪，原名赵欣伯。”我说：“你何以调查得如此清楚？”乃劝慰他道：“佳人已属沙叱利，足下可以挥此慧剑，斩断情丝了。”
余觉道：“此事尚有新闻，最近听说两人为了革命，到武汉去，已被捕获，存亡未知。你们报馆，武汉当有访员，可否请为一询？”我那时正编地方新闻，因答应了他，一询武汉访员，来信模模糊糊。说是传闻有一赵姓革命党被捕，最近又有一女革命党，发髻中扎有白头绳，传为赵之配偶，赵则已伏诛了。我即以之覆余觉，其时在辛亥革命之前。越四十年，余觉馆于我表弟吴子深家，课其子，告我道：“前所云我有一小妾在日本随一赵姓而去的赵欣伯，并未死去，现已在伪满洲国为立法院长了。”至其院长太太，是否在日本学绣的女郎，则未加考证呢。
至于在南通发生的一段因缘，余觉、沈寿之间，忽插进一张謇，这正是佛家所谓一重业障。好事者详为记述，新闻界添此材料，我就所经历的说一说：那时余觉在愤恨之余，写了一册“痛史”，登载了张謇的亲笔情诗，精楷石印（他本是书家，擅楷书与草字），便来访我，意恩要我介绍这“痛史”登上海各报。我正言告诉他：“张四先生是我们江苏的乡先生，乡前辈，众望所归，我不能为你向各报介绍此册。老实说：即使介绍了，上海各报，也没有一家肯登的，我不犯着去碰这一个钉子。”
余觉迟疑久之，便说：那末登小晶报如何？（上海的晶报，人每呼之为小晶报，这是出于街头报贩之口）我倒为之一怔，便说：“我也不能介绍，你自己看余大雄便了。”我知道晶报一定欢迎的，他们的宣言，常说凡大报所不敢登不愿登的，我晶报都可以登。
这个我未便阻止他了，晶报果然把他的痛史，排日登出，于是喧传遐迩。后来大生公司（张謇所创办）一班朋友，有疑心我给余觉代送晶报者，那真不白之冤。平心而论，张謇、余觉，都有不是处，而沈寿最是可怜。她以身怀隐疾，专精艺术，两方竟挟以相争，酿成似是而非的三角恋爱，怎得不愤郁以促其生命呢？
张謇邀沈寿至南通一段因缘，我不甚了了。但余觉自辛亥革命以后，即无职业。既邀沈寿，余觉自必偕行，南通事业大，必可得一好位置，张亦曾予以照应，出资为经营一“福寿绣品公司”，后来亏蚀了，尚有其它经济上的事，总之两方都不慊于怀，余觉遂离去南通。张謇至此，遂有买珠还椟之心，亲沈寿而疏余觉。其最无聊者，张忽自作多情，写出了许多缠绵悱恻，鸳鸯蝴蝶派的诗词，贻人口实，这位殿撰公，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及至沈寿病死于南通，张葬她于狼山风景之区，树一墓碑，不题其夫姓，又无余觉署名，于礼亦不合。余觉更大愤，至欲将沈寿棺木自狼山迁出移葬，且声莒欲与张打官司，正纷扰未已间，而张亦逝世了。一死以后，诸事都解决，安土重迁，沈寿孤坟，亦长眠于狼山。余觉年至八十余，遗一手一女，即其另一如夫人所出，女嫁我一远房的吴氏表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