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生列国并立之世，而欲以区区之齐称霸于天下，则外交其不可不谨也。管子之外交，首在审天下之大势，观己国所处之位置何如，然后应之以施政策焉。其言曰：
《霸言篇》：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轻重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至，后举者亡。
此管子泛论形势之言也。而当春秋之时代，则众强并立，势钧力敌，管子以为是当称霸道之时，故曰：
《枢言篇》：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青，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管子既持此宗旨，故桓公初政，屡议征伐，而管子皆力沮之，凡不欲以其国先天下也。既知己矣，又当知彼。其知彼之术奈何？
《小匡篇》：使隰朋为行，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劳处鲁徐，开方处卫，匮尚处燕，审友处晋。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使出周游四方，以收求号召天下之贤士。饰玩好，使出周游四方，篙之诸侯，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
凡此皆所以审敌情而谋对之之策也。然管子之制天下也，以商战而不以兵战，故观各国上下所贵好，为其最要之手段。其对外经济政策之所以能施者，皆以此也。
此言其外交之大略。至其征伐会盟之事，当于末章别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