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先生死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五日。他死后，《独立评论》给他出了一本纪念专刊（《独立》一八八期，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出版），收了十八篇纪念文字。以后还有几位朋友写了纪念文字寄给我们，从二月到七月，又收了九篇（《独立》一八九期，一九三期，一九六期，二○八期，二一一期）。这二十多篇纪念文字里有不少传记资料。可惜傅斯年先生已宣布的三个题目，——《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丁文江与苏联之试验》、《我在长沙所见》——都没有写出来。于今傅先生也成了古人了！
傅先生在他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里，曾说：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适之先生将来为他作一部传记。他若不作，我就要有点自告奋勇的意思。
我自己在《丁在君这个人》一篇文字里，也曾说，“孟真和我都有将来作丁在君传记的野心。”我又说：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误会的是他在民国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长文里，叙述他在淞沪总办任内的功绩，立论最公平（适按，孟真在第二篇长文《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里，论述这段故事更详细，见《独立》一八九期）。他那个时期的文电，现在都还保存在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将来作他传记的人必定可以有详细而公道的记载给世人看。
二十年很快的过去了。当时有作在君传记的野心的两个朋友，于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孟真说的不错：“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决心要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要写这篇《丁文江的传记》。
在这二十年中，传记材料很难收拾。例如上文说的关于民国十五年的文电，至今我没有见到。收藏那箱文件的好朋友居然写了一篇《丁文江传记初稿》，在五年前寄给我。可惜他始终没有利用那箱里的任何文电。他自己说：“文江之死已逾十四年，我已老得不成样子，若再蹉跎，不免辜负死友了。”这篇传稿是他追忆的一点纪录，也成了我的材料的一部分。
此外，我的材料只限我在海外能收集的在君遗著，和那二十多篇纪念文字。遗著也很不完全，例如在君在《努力周报》上写的文字，在天津《庸报》上写的文字，我在海外都看不到。因为材料太不完全，所以我只能写一篇简略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