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ly Herald（编者按：这是英国的工党机关报）的驻华记者，从华北到上海，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抗战已经一百余日，全国军队已经全部动员参加战争，为什么前方的将领与士兵这样不满意后方群众动员的不够？难道后方群众没有前线将士的勇敢吗？』
我们听了这位外国记者的提问，虽没有汗流浃背，至少有点儿面红耳赤，惶愧不已！这一百多天，前线将士们英勇的浴血苦战，个个在决心拼着头颅，不惜粉身碎骨，实行保护祖国，我们相信后方的同胞，没有一个不在热血奔腾，要起来拥护前线的胜利，『后方群众动员不够』，决不是后方同胞的不够勇敢，而确是开展抗战运动以来表现最薄弱的一环，就是群众的动员问题。也可以说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关心中国抗战前途的外国朋友，提出这个疑问，怎么不叫我们中国人自己难过！怎么不叫我们愧对前线将士们以血肉抵抗暴敌的残酷进攻？
现在我们不仅愿意告诉外国朋友，为什么『后方群众动员不够』，而且愿意告诉党政当局及一切热心救亡运动的人们：
第一、到现在为止，当局对于动员群众的领导方针，依然停留在消极方面，各省的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中心，不是放在扶助广大群众组织的发展，而只是限于慰劳、救济、供应、筹募……等，始终对于『凡民族革命运动，欲求成功，必须有广大的民众参加；而农工民众，尤为必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抱着怀疑和怠工，惟恐农工组织发展，不易控制。殊不知不让群众自动发展组织，群众力量是无从集结与发扬，即使要求民间有广泛的后援，如慰劳、救护、运输……等消极的工作，亦无很大成绩。动员机关下面，如没有各阶层群众自身的爱国团体与独立组织普遍的发展，要求大量动员群众，事实上不可能。
第二、动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重视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政治领导，抗战中民众应有生活保障，如因战祸所及，实行减租减税，救济失业，制止地主与资本家借口购买救国公债，向农民，工人强迫摊派。据我所知，有不少县政府，除掉准许绅董去摊派外，还有其他名目的附加税要农民负担，有些工厂在实行工资八折，理由是工厂要购救国公债，这种现象，如何能够发动群众起来积极拥护战争？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然而我们同样反对借口民族利益，牺牲工农利益，而使少数地主资本家借机发洋财！尤其是发动群众在参加前线或其他兵役任务，对于他家庭生活，没有任何保障，要他毫无顾虑，踊跃上前线，实际上他勉强去了，结果还是要开小差的，政府与动员机关必须要有解决其家庭困难或其他优待办法。所以要提高群众自动起来的积极性，必须有保障与改善群众生活的最低限度的政治实施办法。
第三、一切党政机关，假如不严格淘汰贪污不良官僚政客，地方动员是毫无办法，你任何好的动员计划到他们手上，都立刻变成搜刮，剥削，敲诈……给他瞒上欺下，升官发财的机会，群众衔恨不已，还有什么观念去为国宣劳？等于领导全国抗战的中枢政府，其中依然保留着亲日分子，或者暗中勾搭敌人的『好官』，如何不叫友邦人士认为和平调解，停战妥协，颇有希望呢？
第四、抗战以来，发扬民气，尊重民意，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实在非常缺乏，正因为如此，全国群众动员始终由少数人实行统制，既无发动群众应有的积极政治领导又缺乏保障群众各种组织自由发展的具体办法，于是政府与人民不能打成一片，军队与人民亦不能打成一片，形成单纯的军事抵抗，怎叫前线将士不发生孤军奋斗之感想，政府不能发动广大人民为后盾，亦不免发生难于持久的动摇，结果只有等待第三国出任调停，由此演变，群众失望之心理日深，全国人民动员将成一句空话！『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是蒋委员长希望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的宣言，而今结果如此，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是由于当局负责动员领导的先生们，没有坚决遵守：『本党将以全力保障人民的一切自由及扶助民众组织起来，使民众能建立自己的势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对全国人民的宣言）。
所谓动员全国的群众，便是『使民众建立自己的势力』。不论对内对外，政治领导者，假如能够信任民众自己建立起来的势力，领导者的地位将永存勿衰，换句话说：人家推他不倒。反转来，谁失掉了民众势力的维护，谁就会倒台。国民党当局既不愿暴日消灭中华民族之独立生存，已动员全国军事力量与日帝国主义抵抗，为甚么做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又不愿意动员全国群众起来为军事抵抗的后盾呢？我相信党政领袖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记起曾经向全国人民宣言过的三句话：
『使本党益增总理主义之实现必依靠民众，盖总理之主义即民众之主义，故欲实现民众主义必须依靠民众自己。』
勉乎哉！国民党从事群众运动领导的同志们，及一切信服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救亡同志们！
（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