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庐的第一炮似乎就放得不响！
当然，我对于所做的事还不肯马虎。即如每天所译的纱市电讯，我对于其中的数目字都特别谨慎，总是很仔细地和原稿对一遍才放手发出去，因为我知道这些数目字在我看来虽毫无关系，在做生意的人们看来，错了一个数目字也许就有着很大的出入。我要末立刻辞职不干，否则在职一日，当然要尽我一日的职守。
我对于自己的职务不肯一丝一毫的撒烂污，但同时却不愿忍受任何不合理的侮辱。这时纱布交易所里有一个高级职员自恃他是所里的某要人的亲戚，对一般同事常表现他的盛气凌人的侮慢的音容。各人对他虽积恨在心，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尤其是和我同办公室的那位长着两撇八字须的中文秘书，常受他的闲气。有一天他也来向我尝试尝试，用很不客气的口吻“命令”我写一封英文信，我也立刻板起面孔，严肃着嗓子，回敬他一个打击：“你不要那样神气活现！我不是你个人的英文秘书！我不写！”他还想争辩，我再敬他一个打击：“你不配和我多说，有理尽可径向理事长或理事会报告！”他才怒气冲冲地跑开。他一出了我的办公室，那位中文秘书就乐得起跳，急急地宣传了出去，各同事都为之欢腾，那位充满着正义感的好友余天栋，立刻跑进来欣欣然和我大握其手，大道其贺！
我老等着那个自恃有靠山的职员“借刀杀人”，来打破我的饭碗，但是等了好几天，并没有什么动静，才知道他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从此以后，他固然不敢再来惹我，就是对于其他的同事，也不得不稍为小心了。但是他虽然不能打破我的饭碗，我自己却很想打破这个饭碗！我是靠自食其力的人，要打破这个旧饭碗，不得不先找新饭碗，所以我在这个时候的问题是怎样找个新饭碗。
我很想进新闻界，所以我的注意又先转到这方面来。当时张竹平先生正在做《申报》的经理，我因为他是约翰同学，便藉着这个关系去找他。我表示要进新闻界服务的意思，托他替我留意相当的机会。他很诚恳，据说对我在学校时的成绩也很知道，先拿一件近两万字的英文文件叫我翻译。我很卖力地把那文件在最短时间内译好送去，他看后表示满意，送我二十块钱稿费，同时叫我再等机会。
不久张先生又来叫我去。他说在申报馆里暂时有不少英文函件需要人帮忙，叫我帮帮他的忙，不过说明只是以私人的资格去帮他的忙，还不算是正式职员。我答应了，每天在下午六点后，离开了交易所的办公室，便匆匆跑到他那里去。我们两人同在申报馆楼上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在我的小桌上摆着一架英文打字机，他的办公桌上七横八竖地堆着不少待复的英文函件。依我所记得，那些信件的内容大概都是关于广告方面说服外国公司兜生意的，或是因为买报纸和外国纸张公司办交涉的。他把答应的大意告诉我，由我就在打字机上翻成英文。他对于英文的写作虽不很高明，但是对于英文写作的辨别力却很强。他办事那样认真的态度，实在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你替他写的英文信，一定要把他的意思完全不漏地写出来，而且要用很有表示力的字句写出来，否则写好了他还是一定要你重新写过。你只要有一句写得不能完全使他恰意，他也要你再写过一张。不但如此，他把意思告诉你之后，你一面在打字机上的的答答地打着，他一面却在房里踱着方步，仍在转着他对于复信的念头。有时你的信打到了一半，他老先生在踱方步中抓抓他的秃头，想出了新的意思，叫你重打过！最尴尬的是有时你的全信刚要打好，他忽然抓着头想出了什么好意思，再叫你重新打过！他对于某一件要答复的事情，总是要在这件事情上转尽了念头：要说明的意思，总要说得一丝一毫不漏；如果是驳复的话，总要使得接信的人不能再开口！所以我每夜工作到十点钟，手不停止地在打字机上工作着，每封信打到最后一行的时候，总要很担心地望望那位踱方步抓秃头的朋友！每夜这样工作了几小时，走出申报馆门口的时候，总是筋疲力尽，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似的。
这样干了三个星期，把堆积的英文信件清理之后，才告一段落。当时我得到多少金钱的酬报，现在已不记得，但我好像做了三星期的练习生，学得办事的认真态度，却是无价之宝，虽则我以为办理信件的时候，尤其是叫人打英文信件的时候，转念头最好仔仔细细地总转一下，不要零零碎碎地转。
后来张先生拉我加入《时事新报》，这三星期的练习也许也是一种有力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