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原名恩润，江西余江县人。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福州。他的祖父曾任福建延平府知府，父亲邹国珍清末在福州做候补官，北洋政府时任过财政部的科长。邹韬奋五岁由父亲启蒙教读《三字经》，稍长在家塾就读。1909年入福州工业学校学习，开始接触现代科学知识。父亲希望他长大做工程师，1912年送他进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学习。他在这里由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但是他对数理化没有兴趣，喜欢语文和历史。开始他还想满足父亲的愿望，读到电机工程科二年级时，微积分等课程使得他困窘不堪。1919年暑假后转学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外国文学，选修教育学。

圣约翰大学是当时上海有名的贵族学校，学费很高，邹韬奋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1921年夏毕业后，到上海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这里待遇比较优厚，但他对这种工作没有兴趣。1922年春进中华职业教育社，参加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丛书，同时在中华职业学校兼职教英文。不久，他又参加刘湛恩组织的职业指导运动，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中学里举办职业指导运动，对那里的学生进行选择职业的指导，并编著《职业教育概论》、《江苏中等以上学校投考须知》等书。

1925年10月，《教育与职业》月刊改为《生活》周刊，报道职业教育的消息;每期印千余份，大部分赠送职业教育社的社员，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1926年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力求改进，定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1]。内容包括时评、短论、社论和通讯、随笔、游记、传记等，注重“趣味化”、“有价值”的材料。文风提倡“短小精悍”、“明显畅快”，文章一般不过一二千字，很少长篇大论。编排上“极力独出心裁”，力求活泼新颖。编辑部在一间小小的过街楼里，发行部、广告部、总务部也都在此，工作条件很差。编辑一共三人，其中一人是兼职。投稿的人很少，大部分稿子都由邹韬奋一人撰写，他不得不用六七个笔名。每期有“小言论”，都是他执笔，根据当时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虽然只有数百字，很受读者重视。这时，《生活》的政治观点，还是“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2]之类的改良主义。从第二卷开始，设有《读者信箱》专栏，开始只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问题，后来转变到讨论社会问题。邹韬奋很重视读者来信的答复工作，每天差不多要用半天时间看信，除选小部分在《生活》上公开发表和解答外，大部分直接回信答复，有的复信长达数千字。

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除了撰稿，还要跑印刷所、看校样，以至封面设计、广告、发行，都要自己动手。每期校样看三次，他说：“看校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3]由于他的努力，《生活》办得很有生气，销量逐年增加，到1929年每期达八万份。他摆脱一切兼职，全力以赴，常常“做到深夜还舍不得走”。他的妻子有一次笑话他“恨不得要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4]。他因为日夜伏案工作，劳累过度，胸部时常剧痛，数年不愈。

《生活》周刊不断揭露旧社会的黑暗。1930年11月第六卷第一期中，邹韬奋写了一篇《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揭露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花十多万元为他母亲做寿，极尽奢侈之能事，斥之为“丧心病狂的举动”。1931年8月，《生活》揭露交通部长王伯群用贪污来的钱娶小老婆，挥金数十万元。稿子付排后，王派人携十万元见邹，说是给《生活》的补助经费，他当场拒绝，坚持发表该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使邹韬奋的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他开始积极寻求“世界的大势”和解决“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他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说：“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后，我想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5]9月26日出版的《生活》周刊上，他写了四篇《小言论》，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以后各期，皆以宣传抗日救国作为中心内容，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1月，《生活》周刊两次发动募捐，援助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抗日，第一次即收转读者捐款十二万元。

“九一八”事变初期，邹韬奋对国民党政府还抱有幻想，随着国民党当局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加强独裁专制，压制抗日活动，他的幻想破灭了，不再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这时，他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1932年他说：“作者自己和自己作前后的比较，自觉思想上的方向日趋坚定，读者于前后各文中或亦可看出一二。”[6]1933年3月，汤玉麟不战而退出热河后，《生活》发表邹韬奋的《惩汤声中的推究》一文，对汤大加鞭挞，更进一步责问：“中国的军阀们谁不是积满了私财?”“军阀们不干鸦片害人的生意而从中发财的有谁?”并指出，“身负军事重责，一向安居后方逍遥的，试问有多少?不过逃的形式不同罢了”。他“推究”出这一切“逃”的祸首是国民党政府。

《生活》周刊鲜明的抗日立场，博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同时也触犯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帝国主义不许有抗日内容的《生活》在租界内发行，国民党当局对它则软硬兼施。1932年初，胡宗南找邹韬奋谈话，两人就抗日问题和《生活》的主张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胡企图说服邹改变立场，拥护国民政府。邹回答：“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那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7]邹韬奋坚持抗日的立场，国民党政府就想方设法限制《生活》发行。开始是不断检查扣留，1932年7月，以“言论行动，毁谤党国”的罪名，禁止邮递。但《生活》周刊不胫而走，仍然传遍全国。它继续宣传抗日，教育启迪了许多追求进步的读者，特别是青年。当时社会上流传许多谣言，对邹韬奋恶意中伤。他顽强不屈，明确表示：“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8]他预料《生活》周刊随时有被封禁的危险，于7月正式建立生活书店，以备《生活》被封禁后继续作为服务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还预先写好一篇《与读者诸君告别》的文章，准备在《生活》被封禁时发表，重申“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决心。

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行委员，参与营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革命者和爱国人士。6月20日，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这时也经常被特务盯梢，社会上传言他已被列入黑名单，朋友们一再劝他暂时躲避。7月，他被迫流亡海外。他说，“此次离国，实带着苦闷和憧憬而去”，“最伟大的莫过于大众意志的力量”，“深信大众必有光明的前途”[9]。他的苦闷，是找不到“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出路，但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7月14日，邹韬奋从上海乘轮起程，历经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苏联、美国，对那里的社会进行了考察。在英国停留的时间最长，有十四个多月，除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讲外，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经过对资本主义欧美各国和苏联的实地考察，以及对马列主义的刻苦研读，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目睹中国国际地位的低下和侨胞遭遇的痛苦，使他“痛心彻骨”。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认为，“世界大势”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同时肯定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他说，这种斗争的“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的就只不过一条锁链”[10]。显然，他在这里所说的中心力量，是指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经摆脱出国时的苦闷，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经过两年多的国外考察，邹韬奋于1935年8月回国。《生活》周刊已于他出国的当年12月16日被国民党政府密令封闭。1934年生活书店创办《新生》周刊，继续宣传抗日，但在他回国前两个月《新生》也被迫停刊，主编杜重远被捕下狱。他回上海的当天，从轮船码头直接驱车漕河泾监狱探望杜重远，两人互相鼓励，决心为抗日救国继续奋斗。

邹韬奋回国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入我国华北各省之时。8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个号召的影响之下，他于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重新擎起《生活》周刊的旗帜，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大众生活》每期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运动发展情况及响应这一运动的文章，鼓励学生再接再厉，继续开展救亡运动。12月1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邹被选为执行委员。《大众生活》继承《生活》的传统，与读者保持密切的联系，读者来信平均每天约一百封，发行量每期二十万份，对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国民党当局故伎重演，一方面限制《大众生活》发行，一方面对邹韬奋施加压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和复兴社书记长刘健群一起找他谈话。他们先是“好言相劝”，见他始终不肯就范，刘健群恐吓说：“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邹韬奋不过白死而已。”邹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11]不久杜月笙又出面约他到南京和蒋介石“当面一谈”，他婉言拒绝。于是，《大众生活》很快于1936年2月被勒令停刊，邹被迫再度流亡。

3月，邹韬奋出走香港。7月，他在那里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直至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12]。在此之前的6月，他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内战的立场，日销两万份。他为了办报日夜辛苦，但仍然困难重重，不仅经费困难，印刷条件差，而且政治上很受限制。香港的新闻检查很严，连帝国主义这个词都不能用，只能写“××主义”。他不得已，《生活日报》只办了五十五天，于8月1日停刊。

不久，邹韬奋返回上海，积极筹备《生活日报》在上海复刊。国民党政府制造种种麻烦，他只得将《生活日报周刊》改名《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出版，一面积极参加救亡运动。他与救国会的几个负责人，为支持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多方奔走，并组织了罢工后援会。

救国会的抗日活动，虽然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仍然遭到镇压。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共七人，时称“七君子”之狱。全国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次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13]，罗织成十大罪状，向七人提出公诉。6月开庭审讯时，邹韬奋等人宣称他们救国无罪，对审判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风起云涌，不可遏止，国民党政府7月31日被迫将七人释放出狱。

邹韬奋出狱后，立即着手筹办《抗战》三日刊，8月19日在上海创刊。它一再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抨击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政策。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的宣言》提出后，26日邹韬奋在《抗战》上发表时评《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盛赞这个宣言“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该刊还发表中共负责人所写的一些文章，报道八路军在敌后战斗的情况等。

11月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到武汉，继续编《抗战》三日刊。1938年7月，《抗战》三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改名《全民抗战》三日刊，邹任主编。创刊号上发刊词《全民抗战的使命》中说，这个刊物负有两个使命：“一是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传达解释政府的国策，剖析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之情势，为教育宣传的任务。另一是使政府经常听到人民的声音，民间的疾苦，动员的状况，行政的优劣，使政府在领导抗战、实施庶政上得到一种参考，为我们的政治任务。”《全民抗战》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每期销三十万份。该刊还编印战地版，大量分送抗日部队，以激励士气。这时，邹韬奋已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7月6日至15日在汉口举行第一次大会时，他提了三个提案：一是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二是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三是改善青年训练以解除青年苦闷而培植救国干部。他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在讨论第二个提案时，据理力争，几经辩论后，他的提案勉强通过。但大会刚刚闭幕，国民党当局就公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钳制抗日言论。

同年10月，邹韬奋到重庆，继续主编《全民抗战》。由于他在参政会上大力进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他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更加遭到国民党的忌恨。《全民抗战》的送审稿件常常遭到故意留难，有的无故被“免登”，有的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他为了挽救“许多读者所急迫需要的好文章”，几次“走几十里山路”，跑到审查机关去“据理力争”[14]。尽管他有时被那些审稿者弄得十分生气，还是坚持将杂志办下去，不愿“自动撤退阵地”。

生活书店从“七七”事变后，大量出版了一些抗日救亡读物和马列主义书籍，并在重要城市建立了五十多个发行点。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益猖狂，生活书店也横遭摧残。1939年4月，西安分店被封，工作人员被捕。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开强迫邹韬奋将生活书店与他们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同时要求他加入国民党，并许以高官厚禄，都被他严词拒绝。接着，生活书店各地的分店不断被封闭，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除重庆外，其他五十多个分店都被封闭。邹韬奋本人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他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2月25日化装潜离重庆，经衡阳、桂林到达香港。5月，他在香港恢复了《大众生活》周刊。《复刊词》中表示，要不惜一切牺牲，鼓吹宣传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措施，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的现象“不能默尔无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邹韬奋在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帮助下，于1942年1月9日离开香港到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已密令各地特务搜索他的行踪，“就地惩办”[15]。4月，他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东江根据地，匿居广东梅县乡间。9月离开梅县，10月到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他已患耳疾，发病时痛得坐卧不宁，但仍坚持参观访问、调查研究，还写文章，发表演说，赞扬抗日根据地的光明，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

1943年初，邹韬奋的耳疾日益严重，经诊断发现是癌症，乃秘密赴上海治疗。经过手术和放射治疗后，1944年2月病情稍轻，他坚持在病床上写《患难余生记》。一个多月写了六万字，因病情恶化不得已搁笔，未能完稿。6月1日他口述遗嘱，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并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追认为共产党员，将其骨灰移葬延安。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去世。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逝世并追认他入党。

邹韬奋一生著述极多，生前大都已编印成书。解放后编辑出版了《韬奋文集》，共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