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京“三一八”事件之后不久，政治还是那么黑暗。我们料想：中国的局面，一时还是不死不活的拖下去，但清醒了的人是难于忍受的。恰好这时厦门大学邀请鲁迅去教书，换一个地方试试也好吧，鲁迅就答应去了。其时我刚在暑假毕了业，经过一位亲戚的推荐，到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去教书。
临去之前，我们曾经考虑过：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压力，我们做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则可，永远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决定：一面教书，一面静静地工作，准备下一步棋的行动，对自己经过一时期的斗争，为另一个战役作更好的准备，也许较为得计吧。最低限度，例如至少有半年不挨饿的预备，再斗争起来，胆就会更壮些，力量会更充足些。因此我们就相约了做两年工作再见面的打算，还是为着以后的第二个战役的效果打算，这是《两地书》里面没有解释清楚的。
抱着美好的幻想到了厦门，头一个遇到“双十节”，当时使得鲁迅“欢喜非常”。是因为北京在北洋军阀统治了多年，“北京的人，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沉沉如死”。大凡人对某一件事的思想有了不同，则感情上也自然产生爱恶两样极相反的态度。鲁迅在北京，对过年的鞭炮声也听厌了，对鞭炮有了恶感，这恶感是因为北京的鞭炮声代表了陈旧腐朽的一面，所以厌恶；而厦门的鞭炮声带来了新鲜希望，所以就“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欢喜非常”了。再看他的比较：“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以上均见《两地书》）从挂旗上，鲁迅判别出自动与被动，觉悟与不觉悟，当家作主与否的精神来。而又说明了北京人民之所以如此反应，是包括这一面旗，代表了与他生活无关的事件的反应，是麻木状态下无动于衷的反应；是军阀的压制所表现于行动的一种无言的表示。其时国民党刚在孙中山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下来庆祝节日，所以鲁迅差强人意地认为：“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怎样老旧。”（见《两地书》）
同样的“双十节”在广东，“一面庆贺革命军在武汉又推倒恶势力，一面提出口号，说这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而非成功”，这原来蕴藏着国共分裂，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而违反孙中山路线的企图这时已有了。所以群众在表现上并不因打下武汉而特别高兴，自然在庆祝大会的会场上只看到“雨声、风声、人声”将演讲的声音压住（见《两地书》第五十五），闹嚷嚷乱哄哄的混作一团。这天我是带学生游行，亲眼看到这种情况。正好上海的《新女性》杂志索稿，我就写了一篇《新广东的新女性》投出，说明我在广州看到的女性并不新，还是娇滴滴的小姐式，应付了事的态度多，认真庆祝的少，与“三一八”时北京的女学生奋斗争取达到游行目的的情形迥异，和厦门鲁迅所喜欢的也不同。作为窥测气候的一面镜子来说，是令人失望的。
我一到广州，听女子师范学校负责人的谈话，是要我做“训育”的事，这当然就应当交出我从北京带去的“国民党”的关系证件了。但校方负责人叫我慢点交出，我因初到，不便多问，但这事就此搁起，后来我听说邓颖超大姐在省党部工作，我要去看看久别了的，我所景仰的邓大姐，在校方一打听地址，又叫我最好不要去。我对于这些因初到都觉得有些诧异，以为必是学校过于谨慎，既然这样，我就听信了一半，把证件不交出，也就是和国民党的关系断了。后来才晓得，国民党内部如此复杂，大别之有左右二派，派之中又有无数小派，无怪学校方面叫我暂不交出了。若一交出，交给到哪一派都有为难，若在右派手里更不得了。所以不交出还是比较妥当的。但叫我不去见邓大姐，却万万不能够。我暗地里找到省党部，不在；我又设法找到她的寓所，见到了渴望已久的亲大姐！叙了阔别之情，亲切地告诉我黄埔不招收女生，所以没有写回信（我以前写信向她打听的）……谈了许久的话，现时不能一一写出了，但记得还在她那里食了一顿饭才走的。
后来又见到一位同志，是李春涛。他本来在北京当教授，和杜老（守素）同住在一起，那时许多人都想丢开教书去干革命，澎湃同志首先南下了，接着李春涛、杜老也计划离去。他们那时住在北京地安门内南月牙胡同，经过同乡介绍，我到过他们住的“赭庐”。门也油着红色，表示赤化的思想，但没有遇见一个人。后来在1925年的4月5日，在东安市场的森隆见面了，当时还有些什么人一起同席，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给了我很多鼓励，并约毕业后回到广东去做事，临别时又送了我一本书，说这本书他看过了，还不错。我翻开里页看到写着：广平先生惠存春涛敬赠。另一页又盖着：“李春涛读书章”几个字，并有他订正补充的文字，具见革命者的认真不苟的工作态度。在国民党开代表大会，他以代表身份到广州来的时候，那时在广东是第二回的见面了，他很高兴我真的回到广东，并且邀请我到汕头去，无论教书，做妇女工作，做报纸宣传工作都可以想办法，总之那面缺人得很。那大约是1926年的冬天。后来广东女师的风潮闹起来了，一时离不开，到了国民党右派极端猖獗的时候，学校里右派分子非常蛮横，写恫吓校长的信，在学校内滋事，校外又有互相呼应的右派学生会和管理青年的部，可见事情的并不简单。详细情形，这里不多说了。但我并无恋栈之意，以为不管怎样，负责到告一段落的时候，交代得过去才可对得起学校。后来知道各个负责的都另有工作了，我就想也卸仔肩，去汕头应李春涛同志为革命事业多找些人工作的伟大心愿之约，哪晓得他为革命事业不惜费尽苦心的一个人，在大革命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暗害了，在汕头连尸首也找不着。我手头留着烈士一本书，永远纪念他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为鞭策我们工作的力量。同时我走向革命，学习得到进一步，并且离厦门近便些，有机会还可以去安慰安慰鲁迅愁闷于校方工作的苦情。但我给厦门的鲁迅解释得不够详细，倒引起他的牢骚来了：“我想H.M.不如不管我怎样，而到自己觉得相宜的地方去，否则，也许因此去做很迁就，非意所愿的事务，比现在的事情还无聊。”同一封信的深夜，又添了几句：“我想H.M.正要为社会做事，为了我的牢骚而不安，实在不好，想到这里，忽然静下来了，没有什么牢骚了。”（见《两地书》第八十一）这里越是说没有什么，正表明有什么，我因此考虑：同是工作，要我自己闯，可能也多少干一些事，但社会是这样复杂，我又过于单纯，单纯到有时使鲁迅也不放心，事情摆在面前，恐怕独自干工作是困难的了。既然如此，就在鲁迅底下做事也是一样的。这样的想法一决定，就不去汕头了。以后也没有改变了这决定。
那时鲁迅已经应了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职务。我名为助教，实则协助鲁迅和许寿裳的有关教务的准备教材和生活方面的工作。鲁迅后来搬到白云楼，为的好有一些时间想想写写，自己支配自己的准备业务工作。其时郭沫若先生已经去了武汉，鲁迅所理想的文艺运动，想和创造社联合起来，结成一条战线，共同向旧社会旧势力展开攻击，而且作了最坏的估计，向朋友述说他的打算：“至多不能回北京去。”这表达了鲁迅出京以后，在厦门的服吃鱼肝油等补药的一种充分积极从事于准备另一战役的态度。可惜局势的变化，使得郭先生等已无法留在广东，联合战线已经无法达到。除了许寿裳一人之外，并没有可以与言的人，鲁迅深深感到孤独的悲哀。幸而党的领导像明灯一样照耀着每一块土地，鲁迅也有机会见到另外一些党的负责人，如陈延年。鲁迅正在考虑：如何把党的精神传达到工作中去，可能效果大些。突然，4月15日清晨，我的老家人“阿斗”跑到白云楼来，惊慌失措地说：“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标语。叫老周（鲁迅）快逃走吧！”我急忙走到楼下，看到下面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听指示，仿佛嗅到火药气味，大约就是有什么举动了吧？看看河对岸的店铺楼上，平时作工会办公处的，这时也有些两样了，似乎在查抄。我一口气奔到邓大姐住处，打算告诉她所见所闻，通知她小心些，待到得门前，它拉起铁门走不进去，我急忙叫人，大约太显得惊慌吧！里面出来一个青年，彼此还认识，我就把我的意见向他说了，他这时才告诉我：“大姐已经走了。”我如释重负的回去，叫醒了鲁迅，告诉他不平常的一幕。待到下午中山开会营救被捕青年的时候，他精神早已有所准备，明白这又是无耻的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黑暗勾当。学校负责人是公开宣布过带领着学生往左走的，这回却反过来大骂共产党，说这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该服从党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言。鲁迅悲愤填膺地力争，坚持营救学生，未获通过。仅有一二人先还似要响应鲁迅的话的，到后来看情形不妥就不开口了，结果力争无效，鲁迅独自宣布辞职。回到白云楼，把经过一一向许寿裳细说，且说且气，连晚饭也未进一口。这个血的教训，比“三一八”又深一层了。在国民党旗帜之下，在国共合作得来的胜利之下，居然背叛革命，公开屠杀，有些是失踪，有些是在病床上被扼杀的，比北洋军阀还黑暗，无怪鲁迅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了”。
困难的是在“目瞪口呆”的局面下还一时不能走出。许寿裳先生6月间已先离去了，鲁迅还是在酷热的西窗下日夜执笔做着工作：《野草》《小约翰》《朝花夕拾》《而已集》《唐宋传奇集》等相继编写完成，尽量利用有限的时光，做他严肃紧张的工作，随时随地都不浪费些许时间，这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态度，始终是鼓足干劲地为中国、为青年贡献他的力量。
因此夜里写作有时就会在早晨多睡眠些。有一天的清早，我从自己的卧室走出来，看到一个打扮似青年的人从鲁迅睡房走出，我还当是找鲁迅的人，说：“你找周先生吗？他还没有起床呢？”那青年唯唯而退。事后一检查，原来我恭而敬之的送走了以为尊贵的客人，却是一个小偷。鲁迅住在靠门口的一间朝西房子，大约是去买菜的女工忘记关好大门，于是鲁迅桌上的表就成了小偷的猎获物了。
许寿裳先生是一个老好人，执正不苟，在与章士钊斗争的时候，鲁迅被非法革职，他就和齐宗颐（寿山）先生，毅然辞去教育部工作，以示抗议，凛然有古代义士风格。这回在中山大学，又一次表示他对拘捕学生的愤慨，和鲁迅一同辞职。敌人对待许先生是不同于鲁迅的，立即批准，因为他准许了许先生辞职，绝不会有引起风潮的顾虑，就毫不容情地这样办了。在许先生呢？岂为他要被挽留而作态的吗？鉴于大局的恶劣，以至颠倒黑白，留也何益，与鲁迅同进退，正是凛然大义所在的又一次表示。他和鲁迅，平时有似手足怡怡，十分友爱，偶或意见不合，鲁迅就会当面力争，而许先生不以为忤，仍友好如故，有时彼此作绍兴土音说话，说到会心处会大笑。反对杨荫榆的时候，杨说六个学生是“害群之马”，鲁迅和许先生就私自给我绰号“害马”，我是不知道的。有一回见面的时候，鲁迅说：“害马来哉”，我还摸不着头脑，他们二人却大笑哈哈不已。
待到鲁迅逝世后，我因他们从前过从极密，留学日本和在教育部里工作，也总是在一起的，就劝他写些东西出来，后来就成为《亡友鲁迅印象记》的回忆录。他这个回忆是在台湾大学教书时写的，据说鲁迅逝世后，许先生在授课或课外，更多的时间在谈到鲁迅的思想性、学术性、文艺性、革命性的各方面。除整本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外，《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也收入不少纪念文字，遭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特务们的忌恨，不止一次的警告过他：“不要谈鲁迅。”许先生却以为谈谈这些，又不关系政治行动，而且人已经死了，绝不会惹起问题的。许先生的悍然不顾一切的言行，正如鲁迅活着的时候常常说过的：“季茀他们对于我的言行，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作的都对。”越是在黑暗统治下的台湾，越觉得像鲁迅那样的人逝去的可惜的许先生，就越加自动爱宣传鲁迅的文学革命运动，终于遭到暴徒的暗杀，可谓以身殉友—真理、正义—的一人了。
鲁迅常批评周作人，生平没有几个真心知己朋友，没有得到很多的诤益。鲁迅自己就很以有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为慰。与章士钊斗争的时候，许寿裳与齐宗颐（即助译《小约翰》的），就抗议章的非法解鲁迅佥事职而一同辞职，以及广州中山大学“四一五”非法拘捕开除学生，鲁迅辞职而许寿裳也表示抗议离去，都是一样的精神。其他如早期资助出版《域外小说集》搞银行事业的蒋抑卮先生、搞渔业的邵明之先生、搞军事政治的陈仪先生，都是各在其职务方面自行工作，但对于鲁迅所作所为，每当晤面，则表同意，听说陈仪在福建厦门一带任职时，就常给CC派过不去，后来陈仪亦被害闻，这些人的行动与鲁迅是深浅不一样的，但对当时政局的不满却有共同的思想。一九〇八年在日本时，鲁迅他们集合了几个人翻译了《域外小说集》而没有印资的时候，蒋抑卮先生不以资本家惟利是图的心度量出书的营利收益，虽然他本身是银行界中人，而竟然同情文学革命事业，助以资财，使得出版，一集出了，只卖了聊聊几本，而还不灰心，又要出第二集，集稿之后，又要投资，在鲁迅等自然具有百折不挠之心，而计算赢余，博蝇头微利的商人作风下，蒋抑卮先生居然出此，真可算是难能可贵，若非深深通了鲁迅等的文化运动，具有伟大的共同情感，是难以做到的。
另外还有一位鲁迅同时代的朋友陈仪先生，在日本求学时是曾经同学的，因为他学的是军事学，回来很少接触，但友谊还是很好的。
以三十五年亲如手足的许寿裳先生，与鲁迅思想虽然有某些钦佩甚或相通，但毕竟两样。其原因，就我的猜想：则一为绅士式的，而一则为斗士式的之故。许先生精于英文，鲁迅有时戏人言：季市有时也颇有意于写作，但预备工作过于细致，仿佛要馨香斋戒才动手的样子；先摆好架势，觅好清幽处所，或买好点心，以备构思时用，如时大加张罗，往往用去很多力气，结果食完点心了事，终于写不成文章。这些话，凡早期与他们同事工作者大抵体会这风味的，这就是我所谓的绅士式的风度。推而广义，生活必求绅士式，则势必至有时委曲求全，一有迁就，未必能每事毅然舍去。其在台湾教书，原为陈仪（亦东京时同学相友善的）所介绍，及陈已去职，陈所痛恶之CC仍在，假使他善观局势，旧时代对人对事，都从连带关系着想，陈去而许留，未免警惕不够，何况他还不断提及鲁迅，则自不为敌人所谅也明甚。但许也有苦衷，就是单纯以为提鲁迅与政治无关而忽略敌人却以为大有关系，二因相并，遂遭不幸！还有，许先生或者以为当时除解放区外，到处是白区，一片白色恐怖，有何分别？故而苟安，加之生活所迫，垂老教书，实不获已，倘能摇身一变，参加战斗行列，自当不死。然以绅士式的生活的许先生，毋乃过高的要求？于此可见脱离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求独自过着绅士式的不恰当的方式，必然招致自身的毁灭，乃其小焉者尔，遗害之大，则难尽言了。
陈仪（公猛，公治）与鲁迅也很熟识，我们南下在下关搜箱子时鲁迅曾设想假使遇到麻烦，就去找他的。我们初到上海时，他刚从德国回来不久，亲自来访，并送了鲁迅两本书。这位先生的受知遇于国民党，据他向鲁迅说是因为去德国代买军火，别人例必受佣金，数目很不小，惟独他一文不受，故深受信任云云，鲁迅听之并不为奇，他们同学的本色多如此而已。及鲁迅逝世，许先生和他一道在福建工作时，就对CC派不稍假辞色，及至调回浙江。又闻他遭到蒋介石的杀害，原因是他写信给当时浙江某要人，劝其起义反蒋，被告密，遂就地杀害。鲁迅的故人，虽是武夫，毕竟不与污浊同流，而国民党的反动派的不明大势所趋，自甘灭亡，终为人民所唾弃驱逐的原因，实积过太大了。
许寿裳先生于1948年2月19日，惨遭蒋介石匪帮假手于名为偷儿之手黑夜杀害的。从此名为学者的许先生逝世又十一年了。陈先生也因为国家走向光明而以自己的行动作见证了。从此中国的党和人民，集先烈之血不使白流，终于1949年正式成立了统一的人民政府。
经过剧烈变化之后的鲁迅，深深感到“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见《三闲集》：《在钟楼上》）。其实我们都是抱着梦幻而来的。当北洋军阀逼到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以为南方革命空气比较浓厚，总会聊胜一筹的。待到了之后，眼看一些假象，在厦门的鲁迅和广州的我，都被假象所迷惑，轻于置信，不免欢喜盈于辞色，到10月10日鲁迅见到厦门的庆祝会和我对中大的怀有希望都是轻于置信的例子，而没有真正深入到人民生活是“旧的”那方面去考虑。尤其广州大屠杀的当时，其实是很危险的。我的一个堂嫂嫂是国民党右派“士的派”（“士的克”是英文stick的译音，意即手杖。当时国民党右派常常气势汹汹用手杖打人，故称“士的派”），她的妹妹就是亲自到女师范学校点名捉同学的（强迫学校集合学生在大操场，点到左派的人就叫出来，最后一齐捉去）。我起先被她们诱同反对校长，无效，转而诬校长和我们都是准共产党，比共产党更该杀的。如果我被捉去，更兼这位做律师的堂嫂诬陷，则我被杀害也没法查询，因为她这时可以大义灭亲的美名加以杀害的，实在没有保障得很。而我之再三劝鲁迅去广东，也无非希望对广州有所贡献于青年。首先，文艺上除创造社一些读物外，其他荒芜得很，所以鲁迅又介绍北新、未名的出版物于广州青年，虽然这些刊物还没有达到以理论教育青年的目的，但在那时的广州，已属不易的了。其时芳草街是某青年的空房子，两房一厨房。前房摆书摊，后房住人。我就找了一位熟人去，为料理代售书籍的事。那位青年非常信任鲁迅，把房子让出，连同家具一并在内，每月只要代付九元房租便妥。待到把书移交给共和书局，结束了代售书籍的业务之后，仍旧把房屋交还给某青年，即算完事，可见这时热心相助的人也会遇到的。
我离开广州十年才于1926年回去，沧桑大变，更其昧于国共合作下忽而会反颜相视，屠戮继之的对付共产党人，是鲁迅和我万料不到的，而责任究属我应多负担些。既然郭沫若先生也被迫离去，就可想而知革命形势的风雨欲来了。就因为我那时还年轻，阅世不深，受政治影响和教育不够的缘故，一味向鲁迅劝进，他之到广州来，其实我也不能辞其责。在这万难的局面之下，鲁迅却从血的教训、残酷的现实里，激起思想的大变化，认识到“原先是憎恨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见《二心集》序言）。
为了走向新的战役，鲁迅毅然离开了涉足不满九个月的广州。
为了走向共同的事业，为了诀别这革命策源地成为当时黑暗的旧的恶势力所占有，他劝我也走出广东，1927年的10月我们指向上海的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