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祠祭之礼
古人率笃于教，故其祭祀之礼甚烦。又各地方各有其所奉之神，秦、汉统一以后，逐渐聚集于中央，其烦费遂愈甚。经元、成之厘正，而其弊乃稍除。此亦宗教之一大变，不能不归其功于儒者之持正也。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鄜地名。后汉置鄜县于此。今陕西洛川县。山阪曰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搢绅者不道。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命曰陈宝。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栋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栋阳，而祀白帝。始皇既封禅，遂出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见第五章第九节。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自五帝以至秦，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殽以东名山五：曰大室、恒山、泰山、会稽、湘山。大川祠二：曰济，曰淮。自华以西名山七：曰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陈宝节来祠。灞、产、长水、沣、涝、径、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沂、洛、二渊、鸣泽、蒲山、岳醑山之属为小山川。而雍有日、月、星辰、南北斗、荧惑、大白、岁星、填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邦，有天神。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于社亳，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社字误，合作杜。案杜县，后改杜陵，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南。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各以岁时奉祠。惟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惟陈宝。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经祠云。西畤、畦祠如其故，上不亲往。诸此祠皆大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
高祖初起，祷丰扮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祠。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大祝、大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扮榆社。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儿、司令、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巫祠南山秦中。其后二岁，或曰：周兴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三月及时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直干戈之际，草创之时，日不暇给，而其笃于祠祭如此，可见其时之风气矣。
其后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大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十五年春，黄龙见成纪，上乃下诏议郊祀。语据《汉书》本纪，参看第三节。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才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夏四月，文帝亲拜灞、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汉书·郊祀志》：王莽奏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阳五帝庙。祭泰一、地祇，以大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文帝出长安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
武帝信方士，已见第五章第九节。凡其所兴祠：大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薄忌、大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大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土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以上略据《史记·封禅书》。昭帝即位，富于春秋，未尝亲巡祭。宣帝即位，霍光辅政，非宗庙之祠不出。神爵元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其三月，幸河东祠后土。诏大常以四时祠江、海、洛水。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又祠大室山于即墨，三户山于下密，汉县，今山东昌邑县东南。祠天封苑、火井于鸿门。又立岁星、辰星、大白、荧惑、南斗祠于长安城旁。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汉县，今山东掖县东北。蓬山、石社、石鼓于临朐。之罘山于腄，成山于不夜。汉县，今山东丈登县东北。莱山于黄。成山祠日，莱山祠月。又祠四时于琅邪，蚩尤于寿良。汉县，今山东东平县西南。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王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龙山仙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肤施。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以上据《汉书·郊祀志》。时颇侈言祥瑞。屡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尝以凤皇集祋栩，汉县，今陕西耀县东。于所集处得玉宝，起步寿宫。神爵二年。又以凤皇集上林，起凤皇殿。神爵四年。其于武帝，亦可谓具体而微矣。要之武、宣之世，乃汉室祭礼烦费最甚之时也。
其宗庙之礼，亦烦费不省。高祖十年，令诸侯王都皆立大上皇庙。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大祖庙。十二年，令郡诸侯王立高庙。景帝元年，尊文帝为太宗。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大祖、大宗庙。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巡守所幸郡国亦立焉。是为汉世所谓郡国庙。又诸陵皆有园寝。《续汉书·祭祀志》曰：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1)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以转久远，但四时特牲祠，帝每幸长安谒诸陵，乃大牢祠。自洛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大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惠帝又以叔孙通言作原庙。《汉书·通传》：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闲往，数跸烦民，作复道。方筑武库南，通奏事，因请闲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师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庙，今更立之，故云重也。”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大上皇、悼皇考宣帝父。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大后、孝昭大后、卫思后、决大子、决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合凡三十所。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四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汉书·韦玄成传》。其烦费如此。
元帝时，贡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未及施行而禹卒。初元五年。永光二年，韦玄成为丞相。四年，乃下诏议罢郡国庙。因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大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五年，复以高帝为大祖，文帝为太宗，景帝以下为四亲庙，余皆毁。岁余，玄成薨，匡衡为丞相。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上少弟楚孝王亦梦焉。上诏问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祷高祖、孝文、孝武庙，言不敢复之意。久之，上疾连年，遂尽复诸所罢寝庙园，皆修礼如故。建昭五年、竟宁元年。复申明孝武庙为世宗。惟郡国庙遂废。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请悉罢勿奉。”奏可。初，高后时，患臣下妄非议先帝宗庙寝园者，故定著令：敢有擅议者弃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时，以无继嗣，河平元年，复复大上皇寝庙园，世世奉祠。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于大上寝庙如故。又复擅议宗庙之令。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迭毁之礼，当以时定，非令所为擅议宗庙之意也。臣请与群臣杂议。奏可。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大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以为不宜毁。制从舜、歆议。以上皆据《韦玄成传》。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郡县治道供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于是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纪在建始元年十二月。雍、鄜、密上下畤及陈宝祠皆罢。纪二年正月。是岁，衡、谭复条奏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又初罢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天子异之，以问刘向。对曰：“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且甘泉、汾阴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旧位，诚未易动。及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余岁矣。汉兴，世世常来。光色赤黄，长四五丈，直祠而息，音声砰隐，野鸡皆雊。每见，雍大祝祠以大牢，遣候者乘传驰诣行在所，以为福祥。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来，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案迷信者，其所信之理虽伪，所见之象或真，
(2)此其所以能使人信之而弗疑也。此阳气旧祠也。及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前始内贡禹之议，后人相因，多所动摇。《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独止禹等。”上意恨之。后上以无继嗣，故令皇大后诏有司，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陈宝在陈仓者，天子复亲郊礼如前。《纪》在永始三年。又复长安、雍及郡国祠著明者且半。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然无大贵盛者。成帝崩，皇大后诏有司复长安南北郊如故。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明年，复令大皇大后诏有司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如故。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马王莽奏复长安南北郊。渭阳祠勿复修。后莽又奏言：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日、月、雷、风、山、泽，《易》卦六子之尊气，所谓六宗也。星辰、水火、沟渎，皆六宗之属也。今或未特祀，或无兆居。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畴，而称地祇曰后土，与中央黄灵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称。宜令地祇称皇地后祇，兆曰广畤。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大昊青灵句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灵蓐收畤及大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奏可。于是长安旁诸庙兆畤甚盛矣。莽又言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瓒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礼所谓大社也。时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谓王社也。见《汉祀令》。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以上据《汉书·郊祀志》。莽又奏请奉明园悼皇考园。毁勿修。罢南陵、孝文大后。云陵园孝昭大后。为县。《韦玄成传》。案祭祀之礼，秦、汉间最无轨则。自孝元以后，乃稍合乎义理矣。匡衡祷辞言：“祭祀之义，以民为本。间者岁数不登，百姓困乏，郡国庙无以修立。”实最合民视民听之义。典礼之渐昭轨物，实惟玄成、衡等之功。故知有学术者之见地，究与流俗不同也。
第二节 诸家方术
赵瓯北《廿二史札记》言：“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逮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于暴秦，天理几于灭绝。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而后人之与天，又渐觉亲切。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应之以实不以文。降及后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求端于天之意”云云。此说谓战国、嬴秦，诈力相尚，天理几绝，一若迷信既除，而复兴于汉代者，自非其实。然其阐发汉代仍为一迷信之世界，则颇为近情。我国迷信之渐澹，实魏、晋之世，玄学大兴，重明理而贱践迹，尊人事而远天道，有以致之，若两汉，固仍一鬼神术数之世界也。
观上节所述，秦、汉人巫鬼之习，已可概见。然此特其通于中朝，见之记载者耳。至其但存于郡县，或为民间所崇奉，而无传于后者，盖不知其凡几矣。后汉和熹邓皇后，诏有司罢诸祠官不合典礼者。魏文帝黄初五年十二月，诏曰：“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明帝青龙元年，诏诸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能如是者盖甚少，而此等诏令，能否奉行，又在未可知之数也。凡淫祀，大率巫者主之。王符言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潜夫论·淫侈篇》。案汉武所信之神君即巫，孙皓亦以信巫觋败，已见第五章第九节、第十二章第九节。《三国·魏志·明帝纪》：景初三年，初青龙三年中，寿春农民妻自言为天神所下，命为登女，当营卫帝室，蠲邪纳福。饮人以水，及以洗疮，或多愈者。于是立馆后宫，下诏称扬，表见优宠。及帝疾，饮水无验，于是杀焉。此其欺诬细民，荧惑百姓，亦神君之类；其饮人以水，或以洗疮，则又张角之流也。《武宣卞皇后传注》引《魏略》，言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卞兰，兰不肯饮，即此巫女也。师丹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为国求福，名儒大臣，惑之如此，无怪小民之奔走恐后矣。
巫术多端，诒害最甚者，莫如厌诅。武帝之世，败及皇后、大子、宰相，刘屈氂。其后广陵厉王、中山孝王大后，亦以此败。息夫躬以祝诅败东平王，卒亦自及。后汉和帝阴皇后、灵帝宋皇后、和帝幸人吉成，见《和熹邓后纪》。光武子阜陵质王延，三国吴孙亮，无不遭此祸者，亦云酷矣。
龟卜后世罕用，汉世则犹未绝。文帝之见迎，卜之，兆得大横，见《史记·本纪》。《续汉书·百官志注》：大史待诏三十七人，其三人龟卜。《后汉书·岑彭传注》引《东观记》，言田戎灼龟卜降，兆中坼，遂止。可知官与民间皆有其术。筮尤盛，汉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乡乘舆，令梁丘贺筮之。魏延自谓功勋至大，宜代诸葛亮秉政，亦呼都尉赵正筮之。管辂尤专以此名，《三国·魏志》有传。
以占梦名者周宣，《魏志》亦有传。魏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杨洪传注》引《益部耆旧传》，亦云何祇梦井中生桑，以问赵直。《吴志·赵达传注》引《吴录》云：宋寿占梦，十不失一。二人盖占梦之有名者也。《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后尝梦扪天，荡荡正青，若有钟乳状，乃仰嗽饮之。以讯诸占梦。言尧、舜攀天而上，汤梦及天而咶之，斯皆圣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可见当时占梦者之说也。
《史记·高祖本纪》言：吕公善相人，相高祖，因妻以女。又言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客有过，相其子母，皆大贵。其后孝宣许皇后、后汉明德马皇后、章德窦皇后、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皇后、三国魏文帝甄后、蜀先主穆后，相者皆早言其当贵。许负相薄姬当生天子。又相周亚夫当饿死。黥布少时，客相之，当黥而王。钳徒相卫青当封侯。班超，相者指曰：“燕颔虎头，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钟繇与族父瑜俱至洛阳，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一行未十里，度桥，马惊堕水，几死。汉文帝使善相人者相邓通，曰当饿死。李陵之败，武帝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黄霸少为阳夏游徼，与善相人者共载出。见一妇人。相者言：“此妇人当富贵。不然，相书不可用也。”霸推问之，乃其乡里巫家女也。霸即娶为妻。王莽时，有用方技待诏黄门者。或问以莽形貌。待诏曰：“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问者告之。莽诛灭待诏，而封告者。后常翳云母屏间，非亲近莫得见也。魏大祖不时立大子，大子自疑，是时有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对曰：“其贵乃不可言。”问寿几何？元吕曰：“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也。”无几立为大子，至四十而薨。《本纪注》引《魏略》。此等传说，固不足信，然观其传说之盛，可见秦、汉间人信相术之深。《史记·游侠列传》，于郭解，明著其为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三国时善相人者朱建平，《魏志》有传；而管辂亦颇善相，可见以相术著名者颇多。案骨相之说，本祇谓观其形貌而可知其才性，因其才性而可知其穷通，(3)至祸福与善恶，穷达与贤不肖不符，则由于人事之纷纭，本非相者所能豫烛，读《论衡·骨相》《命义》、《潜夫论·相列》等篇可知。流俗昧于此理，专言祸福穷达，甚至推诸六畜、器物，则于理不可通矣。《汉书·艺文志》有《相宝剑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三国·魏志·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言许先善相印。《相印书》曰：相印法本出陈长文。长文以语韦仲将，印工杨利从仲将受法，以语许士宗利，以法术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将问长丈：从谁得法？长文曰：本出汉世，有《相印》、《相笏经》。又有《鹰经》、《牛经》、《马经》，印工宗养以法语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传于世。然相法视他迷信，究较有凭，故信之者多也。
望气之术，见于《汉书·天文志》。《志》云“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盖初睹蜃气时，不知其理，以为空中诚有人物，于是乎信有神仙，其后知其仍为地上人物所反映，则望气之术兴焉矣。王朔谓北夷之气如群畜弯庐，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即由蜃气而推之者也。更进，遂欲因之以测其地之盛衰，《志》所谓候息耗者入国邑，视封疆田畴之整治，室屋门户之润泽，次至车服畜产之精华是也。此虽云遍观各物，然究以远望为主。苏伯阿为王莽使者，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后汉书·光武帝纪》。是其事。亦用之于军中。望车骑卒之气，以决其行之疾徐，将卒之勇怯。《艺文志》阴阳家有《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图三卷，盖其术。更后则傅会之于人。《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尝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项羽本纪》：范增说羽击沛公曰：“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是也。其后此等说甚多。宣帝系郡邸狱，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见本纪，又见《丙吉传》。又《外戚传》：孝武钩弋赵倢仔，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后汉书·王昌传》：素为卜相工，明星历，常以为河北有天子气。《三国·蜀志·二牧传》：董扶谓刘焉曰：“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吴志·孙坚传注》引《吴书》曰：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孙皓传》宝鼎元年《注》引《汉晋春秋》云：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躁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吴范传》：孙权为将军时，范尝白言江南有王气，亥子之间有大福。《赵达传》：谓东南有王者气，可以避难。又《蜀志·费祎传》：建兴十四年夏，还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而言神事者亦依附于是。新垣平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已见第一节。武帝时，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者佐候其气焉。亦见《封禅书》。孝文时，以星、气幸者，又有赵同。《史记·佞幸列传》。《汉书》作赵谈。武帝时，以望气名者有王朔。《封禅书》及《李将军列传》皆称为望气王朔。《汉书·天文志》曰：凡望云气，王朔所望，决于日旁。《汉书·谷永传》：永言“元年成帝建始。正月，白气起东方，至其四月，黄浊四塞，覆冒京师。白气起东方，贱人将兴之表也。黄浊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则虽儒者亦以为言，且自云气推之风气矣。《三国·吴志·吕范传》言：范以治风气闻于郡中。权讨黄祖，及寻阳，范见风气，因诣船贺，催兵急行，至即破祖。后权与魏为好，范曰：“以风气言之，彼以貌来，其实有谋，宜为之备。”皆其术也。《史记·河渠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田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久之不复事塞。《汉书·王莽传》：望气为数者多言有土功象，乃营长安城南，起九庙。《赵广汉传》：广汉先问大史知星气者，言今年当有戮死大臣，即上书告丞相罪。董卓以大史望气言：当有大臣戮死者，因杀张温。其生心害政如此。然望气之术，在秦、汉间似甚盛也。
术数之学，《后书·方术传》所叙，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等。此类术数，后世亦恒有之，汉世所异者，则儒者信之者殊多。如郎父宗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尝卖卜自奉。王景循吏也，合众家之书为《大衍玄基》。见《后汉书·循吏传》：云景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错杂，凶吉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景莺儒生也，而钞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篇》。何休亦注风角七分。诸如此类，难遍疏举。可见当时之风气，迥与后世不同矣。民间忌讳尤多，散见《论衡》、《潜夫论》等书。然因士夫信之者多其说亦时有理致，与一味迷信者不同，后人概目为愚夫愚妇之流，则又过矣。《汉书·天文志》云：“阴阳之精，其本在地，上发于天，故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论衡·谈天》曰：儒者曰：天气也，故其去人不远。人有是非，阴为德害，天辄知之，又辄应之，近人之效也。《变虚》曰：说灾变之家曰：人生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雷虚》曰：政事之家，以寒温之气为喜怒之候。人君喜即天温，怒则天寒。其言虽实不可通，然较之儒家《月令》、墨家《天志》等说，以天为有喜怒欲恶如人者，则大异矣。《论衡·订鬼篇》历述时人之说。或以为病者误见，与狂者及梦同。或以为致病之气，能像人形。或以为鬼者老物之精，人之受气，有与物同精者，及病，精气衰劣，则来陵犯。或曰：鬼者本生于人，时不成人，变化而去，与人触犯者病。或谓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气，其形象人。一曰：鬼者物也，与人无异，常在四边之外，时往来中国。天地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鸟兽者，凶祸之家则见，或谓之鬼，或谓之凶，或谓之魅，或谓之魑，皆生存实有。一曰：鬼在百怪之中，或妖气象人之形，或人会气为妖。象人之形，诸所见鬼是也。人会气为妖，巫之类是也。其所言虽不足信，然皆力求其理，与迷信者固殊科矣。
因中外交通，外国之迷信，亦有传至中国者。如江充治蛊用胡巫，汉武平越有鸡卜，江都王建使越婢下神咒诅，《汉书·景十三王传》。赵炳能为越方是也。《后汉书·方术传》。而其最大者则为佛教，见第七节。
第三节 五德终始之说
五德终始，(4)说出邹子，乃谓有五种治法，当以时更易，意实同于儒家之通三统，已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二节。至秦、汉之世，一变而为改正朔、易服色等空谈，参看第五章第二节。继且推衍而入于迷信，则后人之不克负荷也。
行序之说，西京之季，盖尝经一大变。秦襄、文、献三公，皆祭白帝。已见第一节。《封禅书》又云：“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一似秦本自谓金德，后乃改行水德者。然下文又云：“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五德终始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云：汉高祖问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见第一节。夫使秦人久知有五帝，何得独阙一黑帝，逮始皇自谓水德而独不立祠？则知《封禅书》襄公以后之事，多方士附会之辞，五德终始之说，实出自东方也。邹子之说，五德相代，从所不胜。汉兴，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时，本十月为岁首不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上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于为丞相，卒就之。苍为计相在高祖六年，为丞相在孝文四年。文帝十三年，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苍以为非，罢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张苍由此自绌。而贾生草具仪法，亦色尚黄，数用五。见第五章第二节。则汉初言行序者，皆守邹子之说。至末造而异说兴。《汉书·郊祀志赞》曰：“汉兴之初，庶事草创。惟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苍据水德，公孙弘、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大初改制，而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度数，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
(5)故包牺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孙而复始，后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案王莽以汉为火德，自谓得土德。莽班符命于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引汉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以为新室之祥。又言平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石始命于皇帝。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明汉刘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而其称假皇帝之奏，引哀帝建平二年改元易号之事，曰“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藏兰台”，其增益漏刻，亦与贺良等同，则其说实出忠可、贺良。哀帝号陈圣刘大平皇帝，陈田古同音通假，土田古同义通用，意若谓帝虽姓刘，所行实土德之政耳。莽与刘向父子，盖同信忠可、贺良之说者也。此说盖因赤帝子之说而附会，而赤帝子之说，则又因高祖为沛公旗帜皆赤而附会，未必与行序有关。《史记·本纪》言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疑出后人增窜，非谈、迁元文也。自是之后，相生之说遂行。光武建武二年，始正火德，色尚赤。《后书·本纪》。公孙述引《援神契》曰“西大守，乙卯金”，谓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耿包密白袁绍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袁术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李休谓赤气久衰，黄家当兴，欲使张鲁举号。《三国·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魏之兴也，以黄龙见谯为瑞。见《后汉书·方术传》及《三国·魏志·文帝纪》。《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注》引《魏略》，言孙权上书称臣，陈群、桓阶等奏，亦云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群臣劝蜀先主称尊号，亦曰黄龙见武阳。桓帝建和二年，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此从监本。宋本黄作皇。案皇黄古通。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师三十六万皆著黄巾。《后汉书·灵帝纪》。《续汉书·五行志注》引《物理论》云：黄巾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后书·皇甫嵩传》云：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不代苍，疑本云赤天已死，当时奏报者讳之，改赤为黄也。皆相生之说。其主相胜之说者：学人惟一王充，见《论衡·验符篇》。草泽之夫，惟冲帝永嘉元年，历阳贼华盂自称黑帝耳。见《本纪》。又见《滕抚传》。盖行序之说，至此已无理可言，故资以惑众者，亦惟取其为众所习知耳。
邹子之说，本主政教更易，受命者之为谁，非其所计。新室以后，徒借此说以陈受命之符，而感生之说兴焉矣。《史记·高祖本纪》言：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大公往视，则见交龙于其上，但云交龙而已，不言龙为何色也。及夏贺良，始作赤精子之谶。应劭曰“高祖感赤精而生，自谓赤帝之精，良等因作此谶文”，其说盖是。见《汉书·哀帝纪》。《汉书·高帝纪赞》曰：“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可见汉帝本系，乃后来所附会。《左氏》文公十三年“其处者为刘氏”一节，即疏家亦不得不仞为伪窜，而他可知矣。自是之后，自托古帝王之胄裔，(6)复成积习。王莽自本为虞舜后，见《汉书·元后传》。即汉人自谓尧后之故智也。后汉光武建武七年，诏三公曰：“汉当郊尧，其与卿士大夫博议。”侍御史杜林上疏，以为“汉基业特起，不因缘尧。尧远于汉，民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说谕。后稷近于周，民户知之。世据以兴，基由其柞，本与汉异。”《续汉书·祭祀志》及《注》引《东观书》。亦可见作伪者之心劳日拙矣。
邹子之书，今已不传。《文选》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左思《魏都赋注》引《七略》亦曰：“邹子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为始，木德次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吕览·应同》以黄帝为土德，禹为木德，汤为金德，文王为火德；《淮南·齐俗》言有虞氏祀中溜，服尚黄，夏后氏祀户，服尚青，殷人祀门，服尚白，周人祀灶，服尚赤，与秦始皇所采之说同，皆邹子之说也。据此推之，则颛顼木，帝喾金，尧火，而舜为土德，中阙水德一代。或谓邹子之说，实五帝同德。或谓《管子·揆度》，称共工之王，则共工当王尧、舜闲。《汉书·律历志》曰：共工氏霸九域，言虽有水德，在火土之间，非其序也，任刑知以强，故伯而不王，意在祧秦而以汉承周耳。说亦可通。自刘歆之后，遂又有所谓正闰之说矣。
第四节 图谶
谶之由来甚远。《说文》言部“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此即今人所谓豫言。《淮南子·说山》曰：“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谶书著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赋服鸟曰：“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策，《汉书》作谶，盖是。足见谶为民生日用所资。王公大人，自亦不能独异。《史记·赵世家》记秦缪公梦之帝所事，曰：“秦谶于是出矣。”《扁鹊列传》亦记之，谶作策。此梦前知晋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正所谓豫言也。《后汉书·张衡传》：衡上疏论图纬之虚妄曰：“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则谶之所资甚广。《礼记·中庸》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为古人信谶之原。盖未审人事因果之理，以为凡事皆由前定也。秦、汉之世，流行不绝。秦始皇时有亡秦者胡之文。《汉志·数术略》：天文家有《图书秘记》十七卷，盖即其术。然其时言政事者尚不甚援谶。故张衡又谓“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也。至西京之末而其说骤盛。故衡又言“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以后，乃始闻之”也。
或谓七略之中，既明有《图书秘记》，安得云向、歆阅定无之？而不知成、哀以后之所谓谶者，与前此之谶不同也。(7)前此之谶，民间所行者无论矣，即如秦人所传者，亦仅言一姓之事，此则总记历代兴亡。《论语·子罕篇·凤鸟章》邢《疏》云：“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其《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又前此单行，而此时则与纬相杂。纬多称说经义，谓孔子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阴书于纬，以传后王，《礼记·王制正义》引郑玄说。此仍袭口说流行之故智，以己之所欲言者，托之于孔子耳。《论衡·实知篇》曰：“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载，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明，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其说具见《知实篇》。盖时人之视圣人，皆以为神而非人，故可以谶托之也。是时所谓谶者，大抵皮傅字形，曲解文义，非复如前此之谶，有数术以为之本，故张衡讥其为“不占之书”。衡又讥其“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徒采前世成事，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为伪作，本显而易见。然迷信者流，本无理可喻，故以是诳之而已足矣。
世皆以造谶为王莽罪，其实不然，后汉初之君臣，其造谶，恐更甚于莽也。(8)光武之起兵，由李通等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之说。其即位，则以强华奉赤伏之符。皆见《纪》。祭告天地，皆援谶为言。见《续汉书·祭祀志》。用孙咸为大司马，王梁为大司空，亦以谶文。见《后汉书·景丹王梁传》。又谓元功二十八将，上应列宿。安帝永初六年诏谓“建武元功二十八将，谶记有征”，见《后汉书·冯异传》。又《朱祐等传赞》曰：“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盖自光武以来有此说。建武三十年，群臣请封禅，不许，三十二年，夜读《河图会昌符》，感其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之语，卒行之。见《续书·祭祀志》。桓谭上疏谏帝听纳谶记，帝不说。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又问郑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皇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其崇信之如此。谶文妖妄，岂有以中兴之主而真信之之理？《儒林传》：帝令尹敏校图谶又薛汉，建武初为博士，亦受诏校定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有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滞。此事之处置，较之于桓谭，宽严则大异矣。然则谭之几婴不测，亦帝以他事不快于谭，乃借此以挫折之耳。《窦融传》：隗嚣使辨士张玄游说河西。融等召豪杰及诸大守计议。其中智者皆曰：“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此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案《邓晨传》：王莽末，光武与兄伯升及晨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燕语。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而强华所奉赤伏符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则刘秀当为天子之言，乃光武辈所造，而傅之子骏者。《公孙述传》：述梦有人语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既觉，谓其妻曰：“虽贵而祚短，若何？”夫使述自造作，岂有以十二为期者？此言盖亦汉人所附会。然则《述传》谓述妄引谶记，其言又不雠矣。此皆后汉君臣，造作谶记，更甚于莽之征也。而世皆以造谶为莽罪，侯之门，仁义存，岂不信哉！
《吕览·观表》曰：“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自有云也。绿图燔簿，从此生矣。”《淮南·俶真》曰：“洛出丹书，河出绿图。”而《人间》曰：“秦王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则以谶文附会图书，亦由来已久。然以河图洛书为有篇卷，则亦出后汉人附会也。(9)《汉书·五行志》云：“刘歆以为虑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又以初一曰丑行六十五字为雒书本文。足见刘歆所云河图雒书，虽有文字，未成篇卷。乃郑注《易大传》引《春秋纬》曰：“《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见《疏》。《说文》云：“河、雒所出书曰谶。”光武封禅刻石文曰：“皇帝惟慎《河图》、《雒书》正文。秦相李斯燔诗书，乐崩礼坏。建武元年以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篇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皙。”则八十一篇，实后汉初年所为，又其十卷，则其所欲去者也。张衡非谶最甚，而云“河、洛六艺，篇籍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王充岂信谶者？乃曰：“神怪之言，皆在谶记，所表皆效。孔子条畅增益，以表神怪。或后人诈记，以明效验。”《论衡·实知》。于八十一篇，皆不敢讼言其为伪，则以其由官定故也。《隋书·经籍志》曰：“《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此说盖即后汉初所造作也。《三国·蜀志·先主传》：群臣劝进表曰：“《河图》、《雒书》，《五经》谶纬，孔子所甄，应验自远。”东京各事，殆无不以谶决之者。南单于、乌桓降，张纯案七经谶请立辟雍。《后汉书》本传。至封禅之后，遂立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见《纪》。曹充说显宗制礼，引谶为言。帝以其言改大乐官为大予乐。事在永平二年。充子褒，章帝世正叔孙通汉仪，杂以《五经》谶记。定汉礼百五十篇。其后大尉翟酺、尚书尹敏奏其破坏圣术，宜加刑诛。和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盖亦知其矫诬矣。然樊鲦与公卿定郊祀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章帝行四分历诏，亦引谶文；见《续书·律历志》。其上明帝庙号曰“聪明渊塞，著在图谶”；其重之也如此，皆光武辈之始作俑也。《隋志》云：“汉时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冯谶为说。惟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10)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此说亦误。所谓孔安国者，即《尚书》之《伪孔传》，不足论。《毛诗》徒传训诂，不及义理，故不引谶。若贾逵，固明援谶文，以争立《左氏》矣。世每以纬说多同今文，而为古文家开脱，其实此乃由造作之初，古文说尚未出耳。援谶文以媚世谐俗，两家经师，固无二致矣。敢行矫诬，遂致诬及学术，亦可羞矣。世或以汉时之言阴阳灾异者，与谶纬并为一谈，其说亦非。(11)观张衡言夏侯胜、眭孟之徒，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阅定九流，亦无谶录；已可明之矣，此皆言阴阳灾异者之大宗也。《李寻传》：寻说王根曰：“《五经》六纬，尊显术士。”孟康以《五经》纬与《乐》纬，张晏以《五经》纬与《孝经》纬释之，殊误。上下皆言天文，此语不得忽及经籍也。纬虽与谶相杂，然既援引经说，自仍足为考证之资。隋世一举燔之，实为可惜。荀悦《申鉴·俗嫌篇》论纬曰：“以己杂仲尼乎？以仲尼杂己乎？若彼者，以仲尼杂己而已，或曰：燔诸？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曷其燔?”谶纬之为物，与其当分别去取，汉人早知之矣。夫以谶杂纬，固为乱经，然亦由新莽之造作，意欲以为革政之资，故必有取于纬。若使光武辈为之，则将有谶而无纬矣。后世谶文日出，更不闻复有所谓纬者，其验也。
第五节 神仙家
秦、汉间之方士，世率目为神仙家，其实非也。方士之流甚杂，神仙家特其一耳。
神仙之说，盖睹燕、齐海上蜃气，以为人可不死，其所信之理虽伪，其所睹之象则真，已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三节。其初意本欲自求不死，非欲以诳惑人，故其求不死之方，亦非尽虚幻，而与医学关系极密。《汉书·艺文志》，神仙与医经、经方、房中并列，职是故也。案人当疏食之世，所食之物极多，其养人尽有胜于谷类者。安于疏食之民，其进化必迟，其与外间之往来必少。与外间往来少，则少传染病；进化迟则其社会之组织安和，其人俯仰宽闲，优游自得，且无淫乐之事以戕其生；自易至于老寿。文明之人，遂有从而慕效之者。留侯学道引不食谷，魏武帝习啖野葛，《三国志·本纪注》引《博物志》。甘始能饵茯苓，《三国志·华佗传注》引《典略》。是其事。《三国·魏志·华佗传》：樊阿从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叶青黏散。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以是为率。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藏，轻体，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寿百余岁。《注》引《佗别传》曰：“青黏者，一名地节，一名黄芝，主理五藏，益精气。本出于迷入山者见仙人服之以告佗。”所谓仙人，盖山居之民，此服饵之法得之疏食之民之明证也。又古人不明物理，以为人食某物，则其体浸与某物同。《抱朴子·对俗篇》云：“金玉在于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盐卤沾于肌髓，则脯腊为之不烂；况以宜身益气之物，纳之于己乎？”是其说也。于是服饵之外，更信金丹矣。《封禅书》言汉武帝信李少君说，事化丹砂诸药剂为黄金；桓谭言光武穷折方士黄白之术；卫觊言汉武欲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盐铁论·散不足篇》述方士之说，谓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长久是其事。其反而求之于身者，则为导引之术。《华佗传》载佗语吴普以五禽之戏。《后汉书·方术传》言王真能为胎食、胎息是也。案庄子已有熊经、鸟申之言。《典论》言甘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后汉书·方术传注》曰：熊经，若熊之攀枝自县也，此即今《八段锦》中之两手托天理三焦也。又曰：鸱顾，身不动而回顾也，此即其五劳七伤望后瞧也。《注》又引《佗别传》，言魏明帝呼吴普使为禽戏，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则即其两手攀足固肾要也。又引《汉武内传》曰：王真习闭气而吞之，名曰胎息，习漱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则即今所谓吞津及河车般运之术耳。故知导引之法，初无甚怪诞也。讲导引之术者，必求清心寡欲。故王吉谏昌邑王游猎曰：“俯仰屈伸以利形，进退步虚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通神。”仲长统《卜居论》亦曰：“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也。又古人以为生人之质，于人身必有裨益，欲摄取之以自补，其术乃流为房中。《史记·张丞相列传》言其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汉书·王莽传》言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是其事。其后左慈、冷寿光、甘始、东郭延年，并通房中之术，见《后汉书·方术传》及《三国志·华佗传注》引《典论》。综是观之，神仙家之所求，虽云虚诬，而其所以求之者，则仍各有其理，不能谓其意存诳惑也。所以浸至于诳惑人者，则缘其与巫术相杂。
(12)其由来亦甚早。《封禅书》言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形解销化即尸解。(13)《集解》引服虔。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似其徒以此自解。然《三国·魏志·华佗传注》引《典论》，言北海王和平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死。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宝书、仙药。则世固有深信是说者。案公孙卿言黄帝铸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则其始本谓肉身可以飞升。其后知其终不可致，而于理亦不可通，而又不胜其不死之欲，遂折而为是说耳，其意亦非必以是诳惑人也。然既云形解销化，即已近于鬼神，于是祠祭之事繁兴，与巫术互相结合，而其事遂不可究诘矣。《封禅书》言少翁以鬼神方见上。(14)汉武。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李少君以祠灶方见上，盖亦其伦。若亳人缪忌，越人勇之，及神君、上郡巫等，则纯乎其为巫术矣。神仙家虽诞妄，然亦时有小术，如汉武使栾大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是。《索隐》引顾氏：案《淮南·万毕术》云：取鸡血磨针铁捣和慈石棋头置局上，自相抵击也。卢生言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陈思王《辨道论》言魏武遇甘始等，奉不过于员吏，赏不加于无功，始等亦不敢为虚诞之言；《三国志·华佗传注》引。则知能善御之，亦无大害，特汉武昏惑，故李少君、栾大之徒得以乘之耳。然即非淫侈之主，亦有信之者。元帝恭俭之主也，而谷永言初元中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镣阳侯师张宗之奸。见《汉书·郊祀志》，《注》：镣阳侯，江仁也。元帝时坐使家丞上印缓随宗学仙免官。案事见《景武昭宣元功臣表》永先四年，云还印符随方士。新莽，有为之君也，而《汉书·郊祀志》言其篡位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顺风作液汤。又种五梁禾于殿中，各顺色置其方面，先煮鹤髓、毒冒、犀、玉二十余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也。以乐为黄门郎令主之。莽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白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䴢鹿。数下诏自以为当仙云。亦且不必人主。刘向大儒也，而献淮南枕中鸿宝苑秘之方，令尚方铸作不验坐论。亦见《郊祀志》。张楷隐者也，乃自谓能作五里雾，至与裴优牵涉系狱。《后汉书·张霸传》。求如虞翻等之卓然不惑者盖寡，则以其时其说方盛，众人之心，有以互相熏染，而其术亦时有小验耳。
第六节 道教之原
神仙家之所求为不死，非淫侈者无是欲，其所以致之之术，亦非悠闲有财力者不能为，故神仙家之说，流传并不甚盛，而巫术则大行。此本无足为怪。然巫术亦颇与神仙家相杂，而牵引遂及于老子，此则纷纭，有不得不加以辨正者矣。
汉世所谓黄、老者，黄指黄帝，老指老子，事本明白无疑。乃《后汉书·陈愍王宠传》言宠与国相魏愔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则所谓黄、老者，非复学术之名，而为淫祀之一矣。(15)黄老君似非黄、老，然《楚王英传》言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齐戒祭祀。《桓帝本纪》：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倌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九年七月，祠黄帝于濯龙宫。《论》言前史称桓帝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屠、老子。注：前史、《东观记》也。《襄楷传》：楷上疏言：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则所谓黄老君者，亦必因黄、老之学之黄、老而附会者也。《逸民传》言矫慎少学黄、老，隐遁山谷，仰慕松、乔导引之术。汝南吴苍遗书曰：“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仙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睹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三国·吴志·孙登传》：临终上疏曰：“愿陛下割下流之恩；修黄、老之术。”合上节所引仲长统《卜居论》之辞观之，并可见黄、老之学，与神仙家言稍相殽杂。《后汉书·皇甫嵩传》言张角奉黄、老道。《襄楷传》：楷自家诣阙上疏云：“臣前上琅邪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十余日，复上书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传》云：“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大平青领书》。
(16)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而《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论》，言张脩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则老子与张角、于吉、张脩等诬罔之徒，皆有关系矣。是何哉？案《史记·儒林传》言：窦大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果为今老子书，辕固生即不信其术，岂得谓为家人言？盖其所谓老子书，实非今之五千言，巫术之附会老子旧矣。(17)所以然者，神仙家及巫术，皆依托黄帝，而黄、老同为道家，故因黄帝而及老子。其使人都习五千言，则彼固不求其义之可解，抑或别有其附会之说也。襄楷前疏言《神书》其所自上，后疏又云宫崇献，其语显相矛盾。楷正士，安得献此妖妄之书？古缣帛甚贵，其书安得有百七十卷？《三国·吴志·孙策传注》引《志林》云百余卷，亦大多。《注》谓《神书》即今道家《大平经》，盖即造《大平经》者所伪托耳。神仙家与巫术，并依托老氏，遂开后世所谓道教者之原矣。
当时巫鬼之流，分为两派：一与士大夫交结，(18)如于吉是。一则荧惑细民，如张角、张脩是。于吉事见《三国·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云：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县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又引《搜神记》云：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于吉邪？而先趋务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途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二说乖异殊甚。《注》又引大康八年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广二州春秋》，知建安六年张津犹为交州牧，则《江表传》已不足信，《搜神记》更无论矣。然言辞不审，古人所恒有，不得以此谓其所言者悉为子虚。于吉以符水治病，与张角同，尸解之说，同于李少君，而张津舍前圣典训，(19)废汉家法律，而欲以道书助化，盖亦正如张脩、张鲁之所为也。可见其道之杂而多端矣。
张角之事，已见第十一章第七节。张鲁：《三国志》本传云：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然《注》引《典略》云：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骆曜教民缅匿法，张角为大平道。脩为五斗米道。(20)《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脩反，寇郡县。《注》引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脩疗病，愈者雇以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则为五斗米道者，乃张脩而非张鲁。《三国·蜀志·二牧传》、《后汉书·刘焉传》皆云：鲁母挟鬼道，出入焉家。果使父祖均为大师，则必已能致人崇奉如于吉，刘焉未必能致其母也。疑鲁之法皆袭诸脩，特因身袭杀脩，不欲云沿袭其道，乃诡托诸其父祖耳。后汉自有一张陵，为霸孙，楷子。霸蜀郡成都人。永元中为会稽大守。卒，敕诸子：蜀道阻远，不宜归茔。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因家焉。楷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桓帝即位，优遂行雾作贼。事觉，被考，引楷，言从学术。楷坐系廷尉诏狱，积二年。后以事无验，见原还家。岂陵亦袭父术，而鲁从而附会之欤？然《陵传》绝不见其迹。且陵亦士大夫之流，非可妄托，疑张鲁父、祖之事，实伪造不可究诘也。《典略》云：大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脩法略与角同，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
(21)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脩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志》云：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案张角之起也，杀人以祠天，见《后汉书·皇甫嵩传》。此为东夷之俗。脩法略与角同，其原当亦出于东方。然《抱朴子·道意篇》极言信巫耗财之弊。又言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钱帛山积，富逾王公。(22)纵肆奢淫，侈服玉食。伎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陵有司。亡命逋逃，因为窟薮。而张鲁、张津，颇得先富后教之意，则其宗旨又有不同。弥见其道之杂而多端也。
当时为黄、老道者，似颇排摈异教。《后汉书·循吏传》云：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23)惟特诏密县存故大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栾巴传》云：迁豫章大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资产以祈祷。巴素好道术，能役鬼神，乃悉毁坏房祀，翦理奸诬。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后皆安之。栾巴所好之道，疑即桓帝所奉，故其毁房祀同也。《三国·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言大祖击黄巾，时黄巾移之书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大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中黄大乙，盖即张角之所谓黄、老道者，与桓帝所奉，亦非二也。
《华阳国志·大同志》云：王濬为益州刺史，咸宁三年，诛犍为民陈瑞。瑞初以鬼道惑民。入道用酒一，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其死丧、产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不得抚殡；入吊，及问乳病者。转奢靡。作朱衣、素带、朱帻、进贤冠。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数百。濬闻，以为不孝。诛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传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见官二千石长吏巴郡大守犍为唐定等皆免官除名。瑞之奢靡与张鲁不同，然以祭酒治其下同，传舍亦似即义舍，而其不奉他神，似亦与桓帝、栾巴及所谓中黄大乙者无异也。知当时此等邪教，流衍颇广矣。
第七节 佛教东来
言佛教入中国者，大抵据《魏书·释老志》。《志》云：“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后汉书·楚王英传注》引袁宏《汉纪》：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顶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而大济群生。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日：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毋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象焉。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象。明帝令画工图佛象，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案《汉书·霍去病传》：元狩三年春，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上称其功曰：“收休屠祭天金人。”《金日传赞》曰：“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因赐金氏。”如淳注《霍去病传》亦日：“祭天以金人为主也。”则张晏谓“佛徒祠金人”，师古谓“今之佛像是也”，非也。《地理志》：左冯翊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郊祀志》：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则金人入中国，亦自有祠。而《后汉书·西域传论》曰：“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屠，不杀伐；而精文善法，道达之功，靡所传述。”则以获金人为佛道流通之渐，谓张骞使大夏而闻浮屠之教者，其言悉不雠矣。《后汉书·光武十三王传》：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则当明帝之初，佛教流传已盛矣。《三国·魏志·四裔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日：“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大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此文诸书所引不同。或作秦景，或作景宪，或作秦景宪，见冯承钧译沙畹《魏略·西戎传笺注》，商务印书馆本。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后汉书·襄楷传》：楷上书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伐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合此及《楚王英传》观之，并可见佛教流传，依附黄、老之迹。《三国·吴志·刘繇传》：繇为孙策所破，奔丹徒。遂溯江南保豫章，驻彭泽。笮融先至，杀其大守朱皓，入居郡中。繇进讨融，为融所破。更复招合属县，攻破融。融败，走入山，为民所杀。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径四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曹公攻陶谦，徐土骚动，融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大守赵昱待以宾礼。先是彭城相薛礼为陶谦所逼，屯秣陵。融利广陵之众，因酒酣杀昱，放兵大略，因载而去，过杀礼，然后杀皓。《后书》融事见《陶谦传》。当时之奉佛者如此，宜其与张角等之黄、老道可以合流也。梁启超作《中国佛教之初输入》，疑佛初来自南方。
(24)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亦云然。第一章《汉代与南海之交通》。商务印书馆本。虽乏诚证，然以理度之，说固可通。《三国·吴志·孙琳传》言琳坏浮屠祠，斩道人，可见南方已有立祠及出家者矣。少帝养于史道人家。《后书·西域传赞》言：“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邪？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亦可见是时之所谓佛教者，教理初无足观，其说亦颇依附黄、老矣。《魏书》称其《四十二章经》，其义殊浅。
【注释】
(1)葬埋：秦出寝于墓，亦见重形魄。
(2)宗教：象或真，如陈宝，故人信之。
(3)宗教：相本止可知乎性。
(4)宗教：五德终始说出东方，秦先世事多附会。
(5)宗教：王莽与刘向父子同信甘忠可、夏贺良之说。自此主相胜者少。邹子之说。
(6)宗教：五德终始后自托古帝王之裔成习。
(7)宗教：汉末之谶与古不同。
(8)宗教：后汉君臣造谶更甚于莽。莽乃有纬，光武为之将上有谶。
(9)宗教：以《河图》、《洛书》有篇卷，出汉人附会。官定八十一篇。
(10)经学宗教：以古学不言谶非。
(11)宗教：以言阴阳、灾异与谶为一谈非。
(12)宗教：杂巫乃惑人。
(13)宗教：初谓肉身，后进而云尸解。
(14)宗教：方士之方。
(15)宗教：黄老与神仙家稍淆。
(16)宗教：《大平青领书》之伪。
(17)宗教：老子书不必今老子。
(18)宗教：分交结士大夫，诳惑小民两派。
(19)宗教：张津者张角、张鲁之类。
(20)宗教：五斗米道出张修。
(21)都习之都，盖如都试之都，诏会众而习。
(22)宗教：张角之徒为豪桀。
(23)宗教：毁房祀。陈瑞。
(24)宗教：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