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第六路巡防营驻正定府。共有四营：两营步兵，两营骑兵，分驻十八个县份。巡防统领公署设在正定府旧镇台衙门内。我去接了事，对官兵讲了几次话，买了些需用的东西分赠他们。每十天去看一次病兵，重病的，每五天看一次。士兵们觉得奇怪，他们从来没经过这样的事。正定府在车站东面。北面地方多沙，刮风的日子，北面的沙子吹入城中，乌烟瘴气，城里一片颓败的景象，到处肮脏污秽。道路多是两边高，中间低洼，下雨的时候，泥泞狼藉，步步难行。有个大佛寺是远近闻名的所在。大佛爷出奇地高大，殿宇也是出奇地高大。可是里面触目都是垃圾、破烂。像这等地方，若存心不要，索性毁掉它，免得碍眼，倒干脆；若要，就应当修理得好好的，开个学校，办个工厂，都极好。可是竟无人过问。一些文武官吃好的，穿好的，不知道成天干些什么。我接事不久，督率士兵开了几亩地，找不到适当的东西种，见院中多榆树，榆钱下落，即令兵们盛于袋中，拿到开垦的地里去种。一沟一沟，行列齐整，不到两月，长成树苗，很是热闹。百姓们都来看我种的树苗，我就乘机对他们讲演，说，我们生在世上，无时无刻不要用树，死了，也要用树来做棺材。水荒旱荒，都得树来预防，一棵树有多少枝丫，每枝有多少叶，一片叶能驮着多少雨水；如何改变天气，如何调节雨量，……说了一次，又说一次，总说种树的利益，种树的重要，但也总不见有人肯种树。
巡防营直辖于直隶省。那时省长为朱家宝，吃得胖胖的，是个文人出身，一点不懂军事。又老朽腐败，什么事也不管。巡防营交给了他，官兵器械，全算糟蹋掉了。我见过他几次，总想商量着把军队好好改进一番，并在地方上办些有益的事。他总是唉声叹气，说局面太困难了，人民太痛苦了，此时什么事也不能动，只可让他们养息，让他们自己慢慢地滋长。我说，东瓜南瓜种在地里，若想它发育滋长，也得替它浇粪刨土，掐蔓理枝。怎么就动不得呢？他还是摇头叹气，什么事也不打算做。地方上负军政上重任的大官，就是这样的人物！
我每天闲着，无事可做，只是自己读读书，日久，读得不耐烦起来。心里想，我每月拿国家许多钱，却把我当猪似的养着。这是干什么呢？就上呈文辞职。不准，又再上，还是不准。终于我只好称病，跑到天台山去养病。其实我并没有病，不过不愿意做猪罢了。
俗话说“天躁有雨，人躁有祸”。自从黎元洪、段祺瑞上台，两方用的人，各存派系之见。不知有国，只知有己，不要民族，只要自己一派一系之人。像剥竹笋，剥去一层又一层，直至剥到只剩自己才了。黎总统自己是个老好人，性情恬淡，对事不大过问，只每天骑着一匹马，后面跟一马夫，到总统府去坐坐，也并不戒备。但他用的人员（如金某等）却不甘示弱。段那边则有一位徐树铮，飞扬跋扈，气势凌人。于是两方明争暗斗，各不相让，一天厉害一天，闹成所谓“府院之争”。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段总理在众议院提对德宣战案，遭受否决。段的左右就雇了许多房夫役流氓乞丐拿着旗子在街上游行，要求参战。说这是民意。有人问他们干什么，他们就瞪着两眼，说：“不知道，我们是雇来的。”同时老段又借题发挥，要求黎元洪总统解散国会。黎严词拒绝之。段愤而出京，发出一个通电，说国家到今日地步，还不肯听我的话，我走了，以后任什么事我都不过问，任什么事也不负责任。
段到天津后，授意皖督倪嗣冲等反对政府，攻击国会。倪即至徐州，与张勋召集直鲁豫数省督军会议，策动倒黎—即所谓“督军团”。发出通电，拥段倒黎。随着东路倪嗣冲把队伍开到杨柳青，西路曹锟的军队开到长辛店，实行武力驱逐黎总统，交通亦为之阻断。黎总统坚不走开，并且派了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段在天津，打又打不得，罢又罢不得，毫无办法，段芝贵、雷朝彦等又开会议。许多谋士这时才说：
“黎元洪一个空身光杆儿，又无三头六臂，又不是孙悟空，几个人就可以把他驱掉杀掉，何必出这许多兵，闹成这个局面呢？”
大家都十分懊悔起来。
官僚军阀，有己无人，有私无公，恣纵横行，有如此者！
段先生骑虎不下，没法收这盘棋。日夜筹划，想出一条妙计，授意段芝贵等把张大辫子张勋捧了出来，叫他出任调停，默许他复辟的把戏。张勋一面带着康有为秘密到天津，阴谋复辟；一面做和事佬，打电话给黎总统说，只要你解散国会，答允了这一条，我就进京，其余的事都好商量。黎总统先还坚持不屈，以三不主义答复之。所谓三不主义，即不解散国会，不签字，不怕死。僵持数日，不知怎么一来，黎总统三不主义变成了三“也”主义，即也怕死，也签字，也解散国会，终于向张屈服，表示让步。但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对解散国会的命令拒不盖印，认为非法解散国会，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张大辫子好容易下了台，至此恼羞成怒，跑去见伍代总理，从腰里掏出刀子，向桌上一拍，愤愤地说：
“你怎么不识时务！”
伍先生说：“非法解散国会，我死也不盖印的。你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正怕着上不了天堂，你杀了我，我正好上天堂去，我感谢你。”
张大辫子奈何他不得，于是又成僵局。乃又拉江朝宗出来，江向黎等表示，若让他当总理，他可以什么事也不过问，黎只得同意。即将伍廷芳免职，以江为总理，江一登台，第一个命令就是解散国会。
没有几天，张勋的把戏就从口袋中和盘托了出来：迫黎总统下野，拥溥仪登基，自封为忠勇亲王。所有文物典章，全部恢复满清旧制。车站各处也重新把龙旗挂出来了。
外面闹得乌烟瘴气，我正和王锡瑞、施宏册等数位在天台山上住着。这天台山，在京西三家店附近。我从前驻军三家店时，常去游玩，留给我很好的印象，所以此次选择这地方去住。那老和尚吃苦耐劳，为人很好。庙中师弟三人，每天把庙宇扫得干干净净。庙后果木树极多，槎枒苍老，都是数百年前物。从前来游玩时，只有一座大庙，此次来，看见新建了几所小庙，一座是送子奶奶庙。问和尚为什么新修这庙，他说因为百姓来朝山敬香，许多是为的求子，若不盖这个庙，他们就不来敬香了。又有一座李二奶奶庙，也是因为百姓虔信此神，所以塑这个像，多引些香客，多赚些香钱。我对和尚说：“你真能干，你做和尚像开店一样，主顾要什么货，你就办什么货。”和尚就嘻嘻地笑。除和尚而外，我还雇用一个厨子，叫做老翟，身体弱，不能常常下山买菜。他有个儿子，叫做小翟，我也雇了来，替他父亲买办。父亲工资六元，儿子两元。都能勤勤恳恳地做事。后来我到南苑，老翟被煤熏死，小翟就当了兵，慢慢升为排长、连长，到后升为营长，派他守火药库。一天练习摔手榴弹，一个不小心，竟被炸死。他的太太谢天恩女士，有三个小女儿，在汉口我还见着。—这都是后来的话。
我在山上只有读书散步两件事。我读完一部《七子兵略》，细细研究，很有些心得。又常常把庙里藏的佛经借来看，其中也有好的意思。记得有一段说和尚打坐，时候久了，腰酸背胀，心烦意乱，无法支持，就诵偈语道：“父母未生我时，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我觉得这意思极好，可以养成大无畏的精神，无论遇何困苦艰难不会退避。基督教圣经中也有一段话，说：“只能杀死我的肉体者，我不怕他，因为他不能杀死我的灵魂。”所谓灵魂，应当做精神解。这意思也极好，若在火线上，记着这两句经语，定能生出勇气，增大无畏力量。
有一天，大约上午九点的时候，我正散过步，在山门上站着。通到山下的路在丛林中曲曲折折，看见有两个人慢慢走上来，老远就嚷着说：
“龙旗又挂起来了，龙旗又挂起来了！”
两位走近，看见是史心田等。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详细地告诉我张勋复辟的事。他们来时走过西直门车站，真的看见龙旗已经挂起来了。我听着，知道国家大难又至，心里万分地痛愤。洪宪的打倒不过一年，现在又演出复辟的丑剧。多少先烈拼却头颅、热血，难道都是白费的吗？我深切地感到革命不能彻底的毒害。比如讨袁之役，大家以为只要推倒老袁一人，革命就算成功了，而不知还须根本铲除其所代表的封建残余。老袁死后，政治依旧一团糟糕，到此刻张勋又闹出这个丑把戏，都是封建恶势力作祟之故。这样的时候，我还能闲散地在山上住着吗？我必得下山去，尽一己力量和这些丑类拼命一场！
此心既决，立刻派汪信卿拿着文契到北京去将我的房产典押五千元，备作起事的费用。一面我自己也准备下山。当时和史心田等商量，决定在三家店乘火车，到西直门不下车，直接转车南行。到了丰台，恰巧遇着十六混成旅军法官薛子良来迎。他是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推举的代表，特来邀请我回廊坊主持讨张运动的。说着话火车已开动。在车上，我问薛子良，他来的事杨桂堂知道否。薛说杨不知道，他正在外面替张大辫子帮忙，奔走很是出力。车到廊坊，我告诉子良，我要到天津去，看看陆将军和张敬舆先生，共商讨张大计，当尽快于今晚赶回。请他把三件事先通知大家：一、赶快把官兵的眷属送往保定以南的地方安顿；二、检查枪支，发下子弹，准备一切；三、已有五千元暂作官兵伙食，王信卿即可送来。叮嘱完了，子良下车，我则直赴天津。
到天津，即和陆将军、张敬舆先生见面。陆将军的表示很是冷静沉着，说这次的事是段先生一手作弄出来的。因为他出了北京，就不容易回去，于是把张勋这傻子弄出来，再把他打下去。一面取三造共和之名，一面就好回北京。解铃还须系铃人，让他们自己去闹，我们只可帮帮忙，不必过于认真。听陆将军的说话，当时已知内幕。敬舆先生则极力主张我干，以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不必管段先生态度如何。并告诉我许多机宜，其热忱奋发的精神，使我愈增勇气与决心。当即匆匆辞别，到车站赶晚车回廊坊。不想在站上遇着贾焜亭之弟贾德运，他说段芝贵有要紧的事要找我谈，请我无论如何去一趟。原来段芝贵听说我到了天津，即派他到陆将军和敬舆先生那里找我，知我已来车站，就连忙到车站来追寻。不一会儿，段芝贵又派来一位副官，接着贾焜亭自己亦来，坚持要我去一趟。我觉得不去不合适，于是同焜亭等又转回去。
到了外国租界一条什么街上，在一座高大的宅第门前停下车。不用说，这就是段芝贵的私邸。我和焜亭同走进去，到处都是富丽堂皇的气派，尤其客厅里的那个阔劲，简直像一家外国银行。这使我想起从前听说的，他以四万元买了杨翠喜赠振贝子，乃放他为黑龙江巡抚，因而四御史大闹住宅的事，心里着实的不自在。段芝贵连忙走出来，满面堆着笑，和我亲热地拉手，焕章长，焕章短，一句一恭维，使我背脊上直发凉。坐下来没谈几句，他就说：“里面还有一位朋友，请出来和你见见面。”没等招呼，那人像戏台上三花脸一样，三步并一步地从另一间房里走出来，我看不是别人，正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也是满面春风地和我拉手，一边说：“可对不起焕章老弟！”段芝贵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我们还是谈谈目前的问题。”
坐下来之后，于是段芝贵以一种老奸巨滑的口吻对我说道：“您的十六混成旅在四川举义旗，吃了千辛万苦，真可以说是和民国共死生的。现在张大辫子又闹出这种事，十六旅正好驻在廊坊，这又是一个好机会，非得您出一番力不可。我们现在给您加一个委，请您就回廊坊去……”
我知道他们要玩的把戏，心里暗自好笑，我答道：“我们在四川反对皇帝，是造反的事，难道谈得上什么功劳不成？加委的事倒不必，不过这次张勋危害共和，祸国殃民，我一定和他誓不两立。”
我说了这话，客厅里变成死一般的沉寂。段芝贵脸红起来，半晌没有做声，傅良佐靠在沙发里，也是一声不响，停了许久，段芝贵才勉强笑着说：
“焕章，您不要推吧，回头我们就派人送关防给您去。”
傅良佐也在旁边帮衬着劝说。我说，我回十六旅去，是否拿得起来，现在毫无把握。我的主意是回去看看，和官兵们谈谈，能有多少人跟我，我就只好多少人干，加委的事我还不敢受，关防我也不必要，还希望两位多多指教。这样地说了，我也没有久坐，即告退出来，一直上车站回廊坊。
车到廊坊，邱参谋长和张之江、李鸣钟等已经带着队伍在站上迎接。我刚下车，官兵们蜂拥着围上来，和我见面。许多人甚至流着眼泪，好像受了一番委屈，一旦得见家里的亲人一般。那种热烈亲爱之忱，使我万分地感动。一一好言安慰了一阵，大家才渐渐平复感情。当下讲话数次，把讨伐张勋的意义和十六混成旅官兵的使命，反复说明。一面通电昭告国人，誓以铁血卫护民国。
那时张勋的辫子兵驻扎万庄，我们即在廊坊挖断铁路，布置阵地。廊坊距万庄很近，可以偷听万庄的电话。我专派一个人听电话，随时报告。先听到那边下命令，说一共开九营，先开三营上来布好阵地，其余的再陆续开拔等话。我觉得应该及时赶紧攻击。为郑重起见，同时还派了一位名叫信忠全的为侦探队长，叫他去看看虚实。两地相距虽近，他的报告也源源而来，可都是些道听途说，一忽儿说已开到两万兵，一忽儿又说只有一万。我见他不可靠，又派了一位骑兵营排长易家君（湖南人，时只二十二三岁，后来他以事乘轮船，被段的兵舰所撞，死于长江中），叫他单人独骑，绕道到万庄后面去看看真相。他飞马跑到万庄阵地，看见敌兵正架着枪，不过五千人左右，零零散散地坐在地上休息。易为人忠实勇敢，一直走近敌兵眼前，想着看个确实数目。敌人看见了，大声嚷起来，说：“这是什么人！定是侦探，快捉！快捉！”当时只有人上来捉，却没有人放枪，因此易家君平平安安地脱逃回来。我得了他的报告，确实知道了敌兵的略数，而且是刚刚开到，还不曾筑好阵地，当即下令攻击。
前线刚一接触，张勋的部队就败退下去，如摧枯拉朽一般。敌退，我追，赶了一阵，敌已溃不成军。这工夫王汝勤方带其第八师第十六旅从马厂赶到。我同他计议了一下，决定沿铁路线通通归我负责，铁路以西归他，为左翼。接着张敬舆先生亦赶到，告诉我讨伐复辟的通电已经发出（故在段先生马厂誓师通电之前）。同时段先生又派人送了委任状来，任我为第一梯队司令。当即会议进攻黄村计划。我们的队伍直追到万庄车站。晚间遇着狂风暴雨，整整闹了一夜。黎明时候，邓宝珊等三位来访我，在大树下一破庙中相见，谈及第四混成旅张锡元在通州挂了龙旗，拥护复辟。他们要去说服他反正过来，共举义旗。我也写了一信托他带去，并派骑兵护送他们去通州。他们到通州见了张锡元一说即成。并约定到时我攻右安门，他攻左安门。另外驻南苑的陈光远部原也挂着龙旗，此时听到讨张军声势浩大，我们又打了胜仗，于是派来飞机扔下一信给我们，表示忏悔，请我们原谅，并约定我们打到黄村，他的部队即向永定门进袭。我以为世上的事不是坏在坏人手里，而是坏在这种不好不坏可好可坏的人手里。在他们这种人心目中，是无所谓是非，也不知道什么国家人民，所看见的只是目前的利禄、个人的势位、而又愚妄无知，轻举盲动。民国以来历年的乱子，就都是这种人闹出来的。像这一次，若无张、陈等这般人摇旗呐喊，张勋不过四万人，怎么就敢毅然动作呢？—等到他们看见风势，转过舵把的时候，国家人民已受了无穷之害了。
我的部队进展到丰台，曹锟、倪嗣冲、段芝贵的部队亦陆续到达。会议之后，即继续向北京挺进。此时北京城门已经关闭。张勋的部队一部分驻天坛，一部分驻东华门，禁卫军一团驻皇城及景山。我们部队担任由右安门进攻天坛一路。同时商启予、吴佩孚进攻平则门及广安门。部署既定，正待下令攻击，段芝贵忽然改变了态度，竟以和事佬自居，致电张勋，促其自行退出北京。说只要他退出北京，就可以了事。但张勋却异常倔犟，对段芝贵的调停拒不接受。段先生他们的鬼把戏至此已露出了破绽。我于六月十二日（一九一六年）早间发出通电，反对调停，坚持讨张到底。大意是“张勋叛国，罪大恶极，同人大张挞伐，志在铲除帝制祸根。稍有姑息，害将胡底？现张逆势穷力蹙，竟有人出而调停，闻悉之余，不胜骇异。彼今日敢公然叛国，破坏共和，推原祸始，则斩草未得除根之所致。况既为叛国之贼子，又安有调停之余地？非歼异党不足以安天下，非杀张勋不足以谢国人”云云。通电发出，乘夜率部由丰台出发，到了右安门，绑了四五十把天梯，天亮时即爬入城内，开了城门，由先农坛攻入天坛之侧，将敌兵一部及警察缴械。时陈光远部已到，复合兵在天坛猛攻，从午后直打到天明三点钟，对方始挂出白旗投降，即把他们全数解除武装。张勋看见大势已去，早已逃入荷兰使馆。他的两个谋士—雷朝彦、张镇芳（张为袁世凯老友，他们都被封为某王某公等）—潜逃至丰台，打算上车去天津。我闻讯，即电令留守丰台的第二团将他们扣留。拟即惩办，段芝贵却把人要了去，说由他依法惩处。不料过了两天，他们把人轻轻地释放了。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此事使我非常愤懑。
各路部队陆续到达北京，即在前门外掌扇胡同一品香菜馆召集会议。出席的有李星阁、张锡元、张玖卿、王汝勤等和我。会议中，我力主继续进击紫禁城，以肃清帝制祸根。议好之后，我即下令掉炮轰打皇城。不料大家竟以怕打了外国人为借口，不许我打。同时吴佩孚率第三镇各旅撤去，接着商启予也撤。待不一会儿，陈光远部亦撤去。局面显然有变。正在这时，段先生忽给我一个电报，说此次复辟运动与张勋无关，劝我勿为已甚，也令我赶紧撤出队伍。段先生的西洋镜至此算完全揭穿了。
我回丰台之后，段先生即上京，同时派了一位陈文运到丰台劳军，将第八师的官兵也集合在一起讲话。陈文运走到台上讲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随即就要走。我即起立发言道：“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官兵什么也不要，只要求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去。希望陈先生把我们全体官兵的这点意思转达给段总理。”陈文运笑着点点头，神色很是尴尬，好像在说，你这傻子真的要干，这是变把戏，你都不知道吗？
陈文运走后，我为实现全体官兵的主张，即发出通电重申驱逐溥仪出宫与严惩复辟祸首的要求。末附四项条件：一、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四百万两优待金立即停付；二、取消宣统名义，贬溥仪为平民；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公地园府，尽皆收归国有，以为公共之用；四、严惩此次叛逆诸凶，以遏奸邪之复萌。
段先生到北京，除对复辟诸逆照例通缉而外，再也没有别的作为。我们所要求的各项，都不给下文。讨伐复辟的结果，只是给段先生个人达到重揽政权的目的。然而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却将要添写一笔道：
“段祺瑞三造共和！”
写到这儿，我愿意再将当时张勋失败后致段先生的两个电文，摘录几句在此，一曰：“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和。兹方拥戴冲人，辄即反对复辟……或谓拥护共和，何以必摧残国会。……如以王公之位，未获崇封……故不甘于为丛殴雀，而逐鹿中原，则并不为大局绸缪，纯为权利起见，徒说申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若必激浪扬沙，翻云覆雨，深恐九州鼎沸，无以奠灵。”又曰：“已获巨罪，人庆大勋，恨当世无直道，民国少公刑”云云。约隐之间，可以看出他上了段先生的当后，是这样的愤慨。同时段先生为什么劝我勿为已甚，而一再设法袒护他们的缘故，也可了然了。
队伍复员以后，段先生约我上北京见面。此时他已重就国务总理之职，冯国璋代理总统。此次和段先生谈话颇多，最有意思的一段是他谈到我的职位的事，他说：
“你还是回十六混成旅吧！”
我说：“这不好。给人家瞧着，我们这次讨伐复辟，到底是为保卫民国，还是大家抢官儿做呀？我是不能干的，不但我不干，还要劝总理不要干。人家瞧着。多么说不过去！”
段先生很不高兴，勉强地笑着说：“你看你说的话傻不傻？还是快回旅里去吧！”
回到旅馆中，段先生即派人把委任送了去，我辞了不收，接着又把委任送到了廊坊。
过了几天，段先生又打电话问我报销的事。我告诉他事情不过几天，我全旅只花了一万多块钱。他说：“你这人真是傻子！他们每师都报六七十万元，每旅都报二三十万。你怎么只报这一点？你的报销一笔勾销了吧，我另外送款子给你！”
送来的两万元钞票，我打算用这笔钱去买大炮，但打听大炮价值过昂，每尊得一万多。乃派石友三到北京去买手枪。因为当时张勋和冯麟阁的手枪队被我们击溃以后，各家铺子里乱窜，把手枪都丢了逃命。石友三找了一家店号“永增”的军服铺代为收买，每支四五十元，连子弹一百六十元上下，共购得一百二十支。从此便成立手枪队，委韩占元为队长，谷良民为队副。他们都是极可靠的人，训练得很是认真。后来屡次出生入死，建立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