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队伍从武穴开拔，先驻石首。附近有曾尚武一支兵，因为响应南军，弄得饷源断绝，官兵们在民间不免做些抢劫的事，变成流寇相似。我在武穴通电主和，曾尚武就派人和我接洽，要求我把他们收编。我到石首，即答允他的要求，改编为一营，弟兄们都是鄂西人，训练了若干时候，便为很好的队伍，派在石首驻防。曹仲三等听说我收编了这批人，非常不高兴，闹了很久的别扭。
从石首又进驻公安。刚刚到公安，临澧镇守使王振亚连电向我告急：说胡瑛、周则范向他进逼，危急万分；一面又致电政府和曹仲三。政府和曹仲三也是左一电，右一电地催我赴援。后来我派侦探打听，知道胡瑛等已退至常德，我方率部进至津市。
津市是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街边店铺规模颇大，胜过河北、山东的府城。王振亚在这里闹着一个银号，发了数十万的纸币，门上贴布告，不准兑现。他用这种纸币办大批的米，大船大船地运到汉口出卖，赚了现钱，回来又印发纸币。因此人民颇为衔恨，我到了津市，和他谈话，我说：
“我们的弟兄到贵地，用现洋在街上买东西，找回的零头，七角八角的，都是你银号里发的不兑现的票子，怎么带到别的地方去花？你看这事怎么办？”
他就笑了。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请我的军需和他的军需去商量，必定可以设法的。我们队伍刚入湖南界，总要和当方避免闹意见才好，所以也只好由他去了。原来他对于外来的军队却是很客气的。
王振亚是前清的举人出身。他镇守使署有着几营人，几营的官长，都是他的子侄充任。我真不明白他是在办国事，还是在办家事。过了二年，王振亚即被他的镇守副使卿衡所杀，财产亦倾荡无余。这种结局，是必然的，一点都不足怪。
三月初头我又接到进攻常德的命令。队伍没出发，胡瑛和周则范部又围攻澧县，不久又忽退去，我即率部跟踪至澧县，经临澧而进向常德。此时最感困难的，就是粮食的运输问题。由澧县到常德一路，尽是稻田，所走的就是弯弯曲曲窄狭的田埂，再无大路可循。从后方把蒸好的馍馍烙饼运到前方，至少得两天的工夫，赶到了目的地，食粮都已发酵，馊得不堪入口了。我常常想，不但开发富源，繁荣农村，必先须发达内地交通，就是单从国防着想，建设全国的交通网，也是刻不容缓的急务。遍地都筑起铁路，暂时当然不易办到，但修筑公路，倒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全国公路网完成，那对于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方面将起如何的作用？（可是还必须自己办汽车制造厂，自己开汽油矿，否则还是害多利少）这时我就立下决心，要在我国人民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事。后来我到处利用工兵修路，极力提倡辟筑公路，都是这时的刺激所促使的。
途中，我接到署理常德镇守使的命令。到了临澧，即委邓鉴三先生为临澧县知事。鉴三先生名长耀，为河北镇海县人，自幼饱读诗书，生长于农村，深知民间疾苦，在太医院学医，卒业后任二十四团第三营军医长，后于绥远调到廊坊为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军医官，是我早年最膺服的一位师友。我请他为亲民之官，料他必能胜任称职的。他在临澧两年，果然政绩卓著，很得人民的爱戴，到后来他卸任的时候，人民都烧香，放爆竹欢送他。他在任上，颇有些可记的事。因为医学很好，他坐堂问讼的时候，看见告讼者面黄肌瘦，或是有病的样子，他就把讼事摆到一边去，给他们诊治，细细询问病征，而后开了方子，请他们照服。和他们说：“你的官司是没关系的事，还是身体要紧，你应当快快把身体弄好。”乡民常感苦痛的就是无处问医，现在这位知事大人自己要替他们医病，心里怎不感激？仁义所被，久而久之讼事也少起来了。他又常常下乡走动，看见哪家有女孩缠着小脚，他就坐在哪家门口不走，见了那女孩的父母，就千言万语地谈说缠足的害处，一定要把人家说得服了心，把他女孩解了缠布，他才罢休。又提倡戒赌、戒烟，也是挨家挨户地去说道理。这样，不用政令，只说道理，所以各项事都办得特别有效果。还有一件事，我有一位本家孙子，从家乡跑来找我。我是素来不肯用本家、用乡亲的，除非真是贤者能者。鉴三先生那时正要赴任，就把我这本家要了去。我请他好好管他，不能放纵他。哪知邓到任上，就放他做科长。邓的做法太清廉，使手下人大感失望。一天，邓在屋外散步，听到屋子内几位科长在谈天，说像县长这样的弄法，只是顾他自己博一清官的名声，我们将来连裤子都落不着。邓听见这话就是我那个本家说的，当即毫不留情，把他赶走。他到长沙，又冒用我的名义，在省长那里弄一个警务长的官儿，一放仍是放到临澧。他耀武扬威地去接差事，意谓你把我撵走，我自有本事来做官，看你还敢管我不敢？鉴三先生看见他来了就说：“像你这样不学好的青年，不管你是走的什么门路，我这里反正不要你！”毅然决然地把他押解出境，决不因为是我本家的缘故，而对他有所姑息。这种公正严明、有胆有识的作为，实在叫人敬佩。—这都是后来的话，叙过不提。
那正是炎热的暑天，我率部向常德行进，一路甚感困顿。一日行至距常德二十里的梁山地方，大家停下来歇午。我那时因出汗太多，在山脚下找到一座小茶铺，有个天棚，异常凉爽，就把两张桌子并拢，铺上被单，躺着乘凉。一觉醒来，忽然四肢不能转动，两臂尤其感觉酸疼，急忙找军医来看，吃了药，出了透汗，才慢慢见好。后来有一次我在豫西一带视察，在确山县西十二里的一个小村上休息，和当地一个老人谈话，我问他有儿子否，他指着旁边一个瘸子，说：“那不是。”问他怎么残废，说是大汗之后，在堂前睡觉，吹了过堂风，醒过来就腿痛，一直没有治好。大汗淋漓之后，当风睡觉，最易受风致病，其危险如此。
六月下旬到达常德，那时胡瑛等部已退至辰州。我住在城外一座大庙里，打听到胡瑛的老太太还住在城里，没来得及走掉，改了陈姓。我就派副官长宋良仲拿四百元去买了些家庭必需的用品，带着我的名片，去看她老人家，以表慰敬之意。后来胡瑛听说，自己从辰州坐着轿子来看我。我们原是熟人，我笑着问他：“你大胆地到这里来，到底带了多少人？”他说：“我把我的全军都带来了！”所谓全军，只是四个手枪队而已，两下大笑了一回。
常德临着沅江，也是个很大的鱼米之乡，又常常下雨，土地特别潮湿，因此连贫穷人家的房屋也装着地板。这在北方是很少见的。在北方，富足人家的房子也只铺地砖，必是楼房才装地板。这里人民虽知注意防湿，但癣疥脚气等病仍很猖獗。常德城内以瓦屋居多，草屋较少。瓦屋的盖法也很特别，屋顶上架着木椽，瓦块就挨着摆在木椽上面，另外再不用天花板。下雨的时候，也并不漏水。这种屋子的优点是空气流通，但到了冬天，尤其是朔风凛冽的三九天，就满屋都是砭人肌骨的寒风了。因此老百姓到了冬天，无论男女老幼都备置一个手炉。手炉的制法，是用竹篦编成篮子似的东西，里面镶一钵子，中放炭火，盖以灰，借以烘手取暖。人们无论居家外出，都提着这样一个手炉。我觉得这种房屋将来必须改良，用手炉的习惯也必须加以打破，因为不但妨碍做事，而且易成委靡之气，实在不是一个健全的民族所应保有的。
此时以薛子良代理常德县知事之职。薛为人谨慎负责，有头脑、识大体，真能脚踏实地地做些有益地方的事。常德是有名的多娼妓的地区，头二三等都有，每月花捐为地方大宗收入。我们的军队驻到这里，很觉得妨碍。和子良商量，决心驱逐他们出境。当通知娼家都来领执照，一时来了许多青年小伙子，都是二十多岁。问他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事，答说：“我们是茶壶，来领执照的。”所谓茶壶，大约就是娼寮中gui头的意思。我说：“看你们一个个五官端正，都是很好的青年人，为什么不干些有意的正事，竟自甘下贱，干这种剥削人家肉体的买卖！真是岂有此理！”即拿着一个，以棍打之，打得直哭嚷，说：“我从此不做茶壶就是了！”问他不做茶壶，打算做什么。回说不知道，我说：“你们应当趁着年轻，学些有用的本事，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人被如此教训，别人也都自愿改行了。于是限他们三天内一律出境。此后常德即平平安安，再也没有为娼家的事出过乱子，找过麻烦。唉，这也只是不得已的办法罢了。
我们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就看见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这使人惊奇极了。我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马上就请薛子良四处打听。打听出来了，说这是商家的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无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舰保护。因为常德一带是南北军交哄的要冲。北军胜了，南军溃退时要大肆劫掠，南军打胜，北军溃退时，也是把商家抢劫一空，等到南北军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来趁火打劫。商民无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我相信稍有血性者，听到这番情形，没有不痛心难过的。当时我就召集全城商民谈话，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们召齐。告诉他们，托庇外人，是最可耻的事。但以往是为溃兵骚扰，大家不得已而出此法，现在我们的队伍是严守纪律的，必能负保护地方的责任，绝不会再有骚扰的事。如果他们动了你们的一草一木，就请你们大家把我冯某逮捕枪决。我们是中华民国，若是挂起了外国旗，不但腾笑外邦，自己也应该觉得可羞可耻的。请大家回去，立刻就把日本旗取消、撕毁，永远不要再做这种辱国辱己的事了。当天晚上，街面上的日本旗统统撕毁。同时又去找来日本兵舰的舰长，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街上张贴那种布告。那舰长说：
“这是贵国的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不过总觉得很是遗憾。”
说得很委婉客气，也就只好不加深究，只把那些布告派人撕毁，不许他们再有这种侵害我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至于那些日本旗从哪里来的呢？查询的结果，知道是城内一家鲁东洋行出卖的。但这所谓洋行，只雇用一个日本浪人做着幌子，其实店老板却是中国人。我派人检查他的账目，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每面日旗的价钱，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板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来，问老板何以做这种欺骗商民、污辱国家的无耻买卖？他说：“因为有人家需要，我们所以办这个货。”问那日本浪人，答说：“老板每月花五十元雇用我，我是为的生活。他做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两个都是奸宄，没一个好东西！”当即把那日本浪人驱逐出境，店老板看押起来。
当日查看账目，共计卖日本旗所赚的钱在六七千元以上，我即找来地方正绅，迫令老板交出那款子，交由绅士们收存。那时常德城内街路不平，地方污秽。乃用此款为修路浚沟以及清除秽积之用，把地方上整理得一新。
人民被军队逼得无法自存，因而请日本兵舰保护，买日本旗悬挂，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可也不是士兵的错。罪恶在谁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等的身上，这就是他们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这就是他们穷兵黩武政策的赐予；第二，就在那些军队官长的身上，大官们自己胡作非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级官，下级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当然的道理。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我把这事办完，越想越是悲愤，多天还是恨得牙痒痒的。
那时内乱未定，遍地萑苻。常德城内的治安之责，交由第二团第二营负之。第二团团长张之江，有胆有识，甚有才干；二团二营营长宋哲元，忠实勤勉，遇事不苟。城门上都有他们的士兵把守，遇有可疑的人经过，都要盘问检查。一天，沅江中日本兵舰上下来几个日本海兵，摇摇摆摆地从南门进城，把守城门的士兵即要加以检查。日本兵在中国境内放肆惯了，哪里肯受这个，表示不受检查。弟兄为了执行命令，却非检查不可。其中一个日本兵逞起横来，给我们弟兄一个巴掌，弟兄不能容忍，当即用刺刀与之搏击。结果，日兵中三名受了伤，只好愤愤地抬回兵舰上去。
事情闹出来之后，张之江和宋哲元先后来向我报告，请示办法。我说，没有出事的时候，当尽可能地不让出事；既已出了事，而且曲在彼，直在我，即不必顾虑。却看他怎么样，他若要打，我们即同他打，丝毫不容忍让。一会儿工夫，薛子良来了电话，说有本地日本居留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本舰长要来见我，我就请他们来见。
那时我住在城外西北角上的庙中，天气正在秋热，我坐在院中的瓜棚下面看公事，有石凳、石桌等雅致的陈设。薛子良把两个日本人介绍进来，寒暄了几句之后，高桥新二谈到本题上来，说三个日本兵伤势很重，唠叨了一大篇。我问他道：
“那么，你看怎么办呢？”
高桥新二说：“我们的意思，先要把你们行凶的士兵监禁起来，而后再谈别的。”
我问他道：“你这是根据什么说的？”
那位舰长就从腰里掏出一本很厚的小册子，看着翻了一翻，贸然地说：“按照第二百几十几条，应该把凶犯禁监。”
我问高桥道：“他那是本什么书？”
“日本海陆军刑法。”
我立时举起脚来，脱下一只鞋，就要站起来，高桥新二看见我的神色不对，赶紧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告诉他，我要用鞋底打他十个嘴巴！”
高桥问我为什么，我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当然要用鞋底教训教训他！”
那舰长把那小册子收起来，问我道：“照你说，是怎么办理呢？”
“我有我们中国的军法。”
“你们的军法怎样办？”
“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奸宄匪徒。我们的士兵为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一些匪徒，我要大大地赏他这个大功。这就是按照我们的军法的办法。”
“冯旅长，”高桥不住眨着眼睛，愤愤然地说道，“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打电报报告我们天皇，直接和你们段总理交涉去。”
我说：“你这个人连普通常识也没有！我冯某刚不久在武穴停兵，通电全国，就是反对段总理，你不知道吗？你快去吧，快去和段总理交涉，叫他来惩处我！我冯某只知真理，只知国法。此外什么也不怕！”
“那好了，那就得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交涉去了。”
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就走。我也不理睬，依旧坐下来看公事。哪知他们走到大门口，又重复折了回来，请薛子良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了结办法。高桥也说：
“刚才的谈话误会太多了，我们再商量商量吧！”
我说：“你这个人不明白事理！你只知道你们的兵受了伤，你怎么不说说我们受伤的兵应当怎么办呢？”
“怎么样，”他愕然说，“你们的士兵也有受伤的吗？”
“我说你不明白事理不是？你可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自然是两边动手，而后才冲突的起来，而且事实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我们的士兵才还击的。这个你们也没有查明白吗？”
“呵呀，真对不起啊，我们刚才确实都不知道。”他如梦大醒似的嚷着，深悔自己鲁莽的样子，我却不知道他是假装的，还是真情。
这样交谈了很久，他才提出两方买些礼品互相慰视受伤者的办法。我说：“这倒可以行的，就当我们的学生打架，我们做先生的不伤和气。但须你们那边先来人看，因为打架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的，不然和的还是不公平。”
他们又提出以后不准再有同样事件发生，我说：“那个自然，我正要向你们提这句话。你们必须约束你的士兵，听受我们士兵的查问，不准再有撒野逞凶的事发生了。”
于是把日期约定好了，高桥和那舰长才告辞走了。
这里薛子良很疑虑地和我说，我们的士兵并没有受伤，到那天拿什么给他们慰看。我说，我们的士兵挨了他们一个耳光，当然受伤的，怎么没有受伤？到了约定的那天，即请我的军医院院长马瑛把两个弟兄的头上脸上都捆上纱布绷带，等他们那边拿礼物来慰看了，我们这边也派薛子良和马瑛为代表去看他们的士兵。至此，一场风波，始告了终。
我曾读到《柏拉图对话集》，上记苏格拉底氏和他弟子的问答，讨论一些哲学上的问题。苏氏问：“你们以为说实话好，还是说假话好？”答曰：“说实话好。”苏曰：“若有敌人侦探来查问我们虚实，当如何？”曰：“这可不当说实话。”苏曰：“怎么又不应当说实话呢？”曰：“对朋友说实话，对敌人不应当说实话。”苏格拉底又问曰：“若有小孩生病，喂给他药，他不肯吃，说这是糖水，不是药，那孩子就高兴地喝了。当如何？”曰：“要孩子病好，应当说是糖水，不能说实话。”苏曰：“这又为何不能说实话呢？”答曰：“是为事情好。”有人说，冯某这次对日人办的事，说话有不实之处。我就请他看看这段问答。
此外还有几件和日本人起交涉的事。
那时不但城门口盘查甚严，就是城墙头上也派人日夜巡查，由班长带四个弟兄负巡查之责，另又派上级官长带两个人巡查巡查者。一天晚上，巡查的弟兄在一处偏僻的城角上捉着一个爬城墙的日本人，盘问的结果，知道他是为某方做侦探的，当即押禁起来。那位高桥新二知道了，连忙来我处要求取保释放他。
“你们贵国的侨民，太不替贵国争气了，什么正经事不做，却在中国做匪类奸徒，在地方上捣乱。我负有保安地方的责任，怎么可以轻易释放他？”
高桥连连鞠着躬，自认不是，左求，右求，请我把人交给他去训导监视，担保以后再不会做这样事。我说：“你既然自认罪过，又负责担保，姑念这次是初犯，我就把人交给你吧。但你可得好好监视他，我随时还要提审他的，到时你得交出人来。”
高桥满口答允，说了许多道歉的话，才把那日本浪人交给他领走了。
那时张之江的团部驻在桃源，要路上也设岗兵盘查行旅。一天，张部又捉着两个贩卖烟土的日本人，连同烟土都送到常德来。我在院中坐着，左右站着卫兵，地上摆着几根军棍。犯人押解进来，一个年老的，一个年少的。他们看见这情形，慌作一团，浑身只哆嗦，尤其年少的一个，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年老的只哀求着：“饶我们一次吧，饶我们一次吧。”嚷个不休，这次也是高桥新二来要求，把人交他取保领去，但说明不可释放，我要随时提审。查获的烟土都没收充公，也是接来当地绅士查明收存，作为修路的费用。
一九一八年底，延续数年的欧洲大战告终，翌年一月开和会于巴黎，中国在名义上亦是参战国之一，所以也派有代表出席。但关于山东问题，毕竟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此时日本乘机占据青岛，使中国复蒙丧失领土之耻。这一件事，激起中国普遍的怒潮，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尤为激昂，罢课游行，抵制日货，殴击卖国贼，浪潮波及全国各地，演成中国文化史上最有意义的“五四”运动。
常德的学生受了这一运动的波动，情绪也极是热烈。每日三三五五在街头宣传，痛哭流涕，劝说国人不买日货，不乘日船。那种爱国热情，真是可爱可敬。一天，全城学生罢课，结队游行，经过大街时，群众情绪愤激难过，几家日本洋行，都被他们捣毁，货品什物，狼藉满地。南门外码头上，更经常地派有学生值班，劝阻国人不买日本船票，商家货物不得交日本轮船运输。常德是湖南西部第一个繁盛的码头，日本大阪公司轮船定期往来于上游及下游。学生们这一举，使他们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
我为常德镇守使，地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自须负相当的责任，于是本地日本商人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提出质问，张就派外交部驻湘交涉员伴同他们来常德与我交涉。日人代表中，又是高桥新二为首。他向我提出四项要求：一、赔偿损失；二、惩办凶手；三、正式道歉；四、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说这是他们极合理的要求，我必须一一接受。
我说：“既是张督军派请我们的交涉员，同你们来和我商办此事，那么许不许我发表意见呢？”
高桥说：“依你的意见怎样？”
“依我的意见，”我停了一下，慢慢地说道，“我要竭力替日本商民着想，必须确确实实地把你们的真实利害方面都加以考虑，第一，要使你们居留常德的侨民，生命财产能够永远安全；第二，要使你们日常的营业能够日益兴盛发展。……”
“那好极了，那正是我们所要求的。”
我继续说：“所以，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你知道我和我的部队是流动的，驻在常德是暂时的，而你们日本商民在这里却是固定的，永久的。我不能长久地负保护你们之责，不但我不能，任谁也不能够。因此你们居留此地，必须要使本地人民对你们有好感，你千万不能开罪于他们。根据这个原则，你提出的那四项办法，我为你们的利益着想，我不能照办。我现在替你们想了一个最周妥，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只怕你们眼光短小，不能了解我的好意……”
“请快说你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你们各家洋行都贴出告白，说明你们过去营业方法的不良，以后当极力改革，必使大家满意。这次捣毁所受的损失，甘愿认受了，但请以后不要再予捣毁。你们若能这样办理，我敢担保本地人民必能对你们发生好感。不但你们的财产能够永远安全，而且生意也必定一天天兴隆起来了。到那时，你们这次所受的一点损失，又算得什么呢？……”
高桥听着，连连皱眉摇头，我说道：
“你们若是不能办的话，那今晚又出了意外，我丝毫不能负责！”
“冯镇守使，”高桥皱着眉说，“你的办法，第一是说我们受的损失由我们甘认，你们不负赔偿之责；第二是说你不肯惩凶；第三是说反要叫我们向你们道歉；第四是说今晚再有意外，你不负分毫责任。这从哪里说起？从哪里说起？”
“我说你们眼光短小不是？我告诉你：你们若是还打算在常德居住做买卖，本地人民—尤其地方上青年人，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你看你们被打了，不算一回事，这显得多大方，多体面，人民以后自然对你们有好感了。”
高桥愤愤地说：“镇守使，怪不得人家说这次的事是你唆使的。你说的话全是偏护那些暴徒的话。”
“他们是爱国的行为，是出于义愤。你说是我唆使的，我心里高兴极了。我的好话你既然不听，那你照你的办法办去好了。我是不能够的。”
这样纠缠了许久，两面都不让步。我说：
“既然这样，那高桥先生，请你另外想办法去吧。这事我们不必多费唇舌了。我们还是谈些别的。前次交给你两批贵国罪犯的事，我现在正想把他们了结了结，请你回去把三个人犯交来，我要提审他们……”
高桥先生跳起来说：“你怎么把那些事和今天的搅在一起？那不是早已了结了吗？”
我说：“都是要办的事。今天的事是不必再谈了，谈也没有结果的。—你不能记性这么坏，我交给人犯时，一再和你说明，我要随时提审。怎么天大的罪案，就会糊里糊涂了结了呢？”
“冯镇守使，你这人太难缠了！太难缠了。”
高桥说着站起来就要走，想想忽又坐下来，重新和我谈判。这次提出我们补偿一半损失为他们修理费的办法。我说：
“为你们自己计，我一文钱也不能出。我若赔了钱，地方上的人气不愤，必定还要二次三次地砸你们铺子。你们愿意受更大的损失，我可不愿意和你找那些麻烦！”
又纠缠了一会儿，他又提出补偿四分之一修理费的办法。我告诉他说修理费是一个也没有。不过我可以邀请本地的父老和青年学生来谈谈话，劝他们对日商加以体恤，以后不要再有捣毁商店之事。并且我是本地负治安之责的官吏，此后我自当保护你们日商的安全，我要派人去为你们商店站岗，以免再有意外。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说着我就站起来送客，同时派了两个副官跟住高桥新二，向他索要交保的日本人犯。
高桥等一班代表都没了主意，叽叽哝哝商议了半晌，终于接受了我那最后的话。
他们走后，我即为他们的洋行每家设岗兵二人，以为保护。有中国人到他们店铺里来买东西，岗兵即先加以盘问，而后再浑身搜查，戒备很严。如此过了数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门可罗雀，谁也不再上门。这时高桥又来找我，要求我撤除岗位，说这样，他们没法做生意，损失更大了。我道：
“你们提的条款要我担保以后不再出事，而你们又不肯结好于人民，我当然只有这么办。岗兵是不能撤的，撤了，若再出事，我担不起责任。”
高桥着了急，左说道歉的话，右说道歉的话，只要求我撤除岗位。说现在人民对他们已经很好，不必再受保护了。我说：
“你定要撤岗，也可以，你得写个字，声明以后出了事，我不负责任。那是你们自愿的。”
一场天大风波，至此算完全了结了。
我对外交的事完全是个门外汉，我也不知道我这几次所办的事对还是不对。但我深知国与国之间相处，平时当以礼相待，有事当据理力争，万不可迫于淫威，忍让苟安，置国家尊严于不顾，使耻辱日益加深。西洋各国固有许多为国争光的外交家，我国先贤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光辉的榜样。如赵之蔺相如、齐之国佐、楚使者于桓公、苏武之在匈奴，这些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的史实，是举不胜举的。决不像民国后当权者们那种奴颜婢膝、以敌为友的卖国做法。直到以后，还是有的人抱着媚敌的外交政策，有的人抱着报私恩的外交政策，有的人抱着不抵抗的外交政策。一国外交政策如此，怎不教人悲愤。崔东壁先生有篇争论，其言曰：“以让奉贪，常不足之势也。”又说：“人心无尽，非让所能化也。”人与人之间相处，尚且如此，何况与日本这样虎狼之国，是更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无理对无理，以强硬对强硬不可了。
常德附近有座德山，山清水秀，林壑幽美，是个很好的游览地方。但有一个大缺憾，就是山中蚊虫特别多而且凶。集居此地的人民，每至夏秋之交，多生一种恶性疟病，非常猖獗，就是那种蚊虫传染的。听说光绪三年的时候，湖南闹旱荒，德山设有一座大粥厂，难民多集此就食，后来疟疾流行，竟死掉了大半。现在那里有一座由书院改成的学堂，就是建筑在那些难民的墓地上。那时刘汝明带着一营人在此驻防，弟兄们患疟疾者极多。后又调张维玺一营驻此，也是病了大半，幸亏营中有医药设备，赶紧移至他处，极力诊治，才使死亡减少。当地人民不明白那是恶性疟疾，也不知道是蚊子传染的，只说是山中的瘴疠，当时我很想设一根本方法，使那种蚊子灭种，并且购办大批的金鸡纳霜散给居民治病。可惜没有来得及办到，我就离开常德了。此事至今思之，犹甚惦念。
有一次，我的部队在德山练习野战，忽然赶出一只猛虎。兵士与山居民联合围击，那虎连中数枪，窜到江里死了。兵士们把它拖上来，从头到尾，足有八尺多长。当它将未死的时候，赵登禹骑在它身上，说：“看我是打死老虎，还是打活老虎？”当时照了一张相片，现在还留着。老虎抬回营中，官兵上下大吃了一顿虎肉。肉味很好，煮时香闻数里，吃后出豆大汗珠，可以治病，有一位朋友素害寒腿病，只吃了半碗，冒出一身汗珠，当时把病减去了大半。后来我又把虎骨交人制成药酒，分送朋友，患风寒病者，服之很有效验。
常德北边还有一座凉山，满山都长着一种百合，有时三五步一株，有时十余步一株，百合花开得极是热闹。我常常在天明时到山中散步，或行军，那种花在露中浸润着，扑鼻都是异香，在别处从来没有见过。后来采了许多野百合来吃，我知道它可治肺痨，味道又甜美。听说还能治多种的病，就不知其详了。我想若是将其种广为播植，不但实用，而且为山林增美景，真是一件好东西。至今还不能忘。
梁山上还有一座祠庙，是为一梁某盖的，山之得名，即以此。梁某，汉时人，有一段故事流行在常德人民的口头。据说汉马伏波将军征交趾回来，走到常德，正值炎热天气，即在梁山上驻屯。汉光武得其凯旋的消息，派梁某前来慰劳。马伏波为梁某父执，看见来的是晚辈，即未行接迎之礼。梁某以为鄙视了他，怀恨在心，回朝后说了马伏波许多坏话。光武帝误信谗言，竟夺马伏波之职，将兵权交给了梁某。梁即统兵驻扎此山。梁又说马伏波此次征交趾，得了多少珠宝财物。奏至朝廷，即抄封马伏波的家。但可怜仅抄出些玉米，哪有珠宝的影儿？我听了这段故事，很有些感想。政治不良，宵小弄权，以马伏波这样光明磊落，功在国家的人，竟不能逃出梁某之手。同时我们又可知道为人处世，谦下有礼是要紧的。古人说“骄必败”，“傲必败”，马伏波之于梁某，虽非骄，但于谦下有礼之道总不免有所欠缺，竟因此而败事，真是冤屈。由此我们更可知听言之难。以汉光武一代英主，竟亦为佞臣所蔽。总之我觉得这都是专制制度的病根，若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之下，这些黑暗的现象就无从发生了。但梁某既是这样一个坏人，怎么还建祠宇纪念他呢？我想也许像在徐州张勋的生祠一样，是梁某自己建造的吧？这就不得而知了。
我平时除公务而外，常喜欢在乡间各处走走看看，和老百姓们谈谈。一次到德山附近去，坐着一只小划子。那摇船的年轻力壮，可是眼睛不得力，一只简直瞎了，另一只看东西也十分勉强。我问他：
“船老板，你的眼睛是生来就这样，还是后来得病弄坏的呢？”
他叹了口气，说：“说起来太难过了！”告诉我，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一天在一家剃头铺里剃头，剃完了，剃头师傅给他一个手巾擦脸。他接过来擦了擦眼睛，就出来，走在路上觉得眼睛有些疼，到了江边，疼厉害了，如有针刺着一般。他告诉他父亲，父亲说你快回去睡睡。他的家在沅江东岸，过了江就是家，用镜子一照，两只眼睛已经肿得合了缝了。母亲替他请来跳神的，弄了些香灰给他吃，三四天过去了，肿痛如故。这才想起常德东关外有个广德医院，就到那里医治。罗大夫给他诊看，说这是淋菌入眼，耽误久了，已经治不好了。医了一个多星期，只把一眼医的能见二三分，另一眼完全瞎了。
我听着，觉得这事太重要，即拿出本子记上。以后每逢讲话，就要对弟兄们细细讲说，要他们随时注意。
那时常德镇守使署所辖的有三县：即常德、临澧，还有桃源。常德到桃源，沿途多山，但是树木缺乏，若是能够普遍地发动造林运动，这一带的山河必大大改观。常德附近有个卧虎山，上面多树，都是松柏。我养了许多树苗，连着二三年在附近一带分植，后来都蔚然成林。但是常德到桃源的路上，依然满眼童山濯濯，一直没人栽植。我常到桃源去视察，桃源县的知事我委的王锡瑞。王曾为我当文案，十五章中曾经写到他的个性，不知读者还记得否？他学问有根底，文字有锻炼，此时正值年富力强、阅历渐多的时候，很希望他能为地方上好好做一番事。哪知他到任后，暴露出许多书生的弱点，最坏的是神经过敏、易猜忌、性急躁、因之办事也鲁莽灭裂，不能有个分寸。那时桃源有一个大财主，是地方上一大劣绅。他开了几家钱庄，擅自印发钞票，有一商人和他发生纠葛，告到县衙里。王知事也不调查调查，也不想个近情合法的处置，马上就派人把那富户抓了来，打一顿板子，没收其钞票，并且罚他出钱修路。这样的做法，已经嫌其不当了。但是还不够，又送去一块“为富不仁”的匾额，勒令悬挂堂厅中。—这等于时时地打骂他、污辱他，等于永远地打骂他、污辱他。以此引起地方人民的公愤。那土豪在忍无可忍之余，又从而翻浪扬波，遂致王知事无法自存，只有自动辞职而去。我并不是说土豪劣绅不当得罪，相反的，我们必当严办，以解人民苦痛，但必须持法律合情理，一步步地慢慢办理，万不能任意惩处，操之过急。罚款修路，没收钱票，都是不错的，但罚了之后，即不必再加辱打，至于送匾之举，那简直有些荒唐了。王自此以后，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什么成就。至民国十八年，终以疯病死于北平。王体貌瘦弱，两眼露着大块的白珠，一望即知是一个神经不健全的人。
桃源县城西南数十里有座桃源山。相传陶靖节先生所描写的世外桃源，即在此处。我到那里游历，正值春天，从一个山口进去，即展开一片田畴，油菜花开得正热闹，看着真有意思。由一高台阶引到一座庙宇中，有许多牡丹花，此时举目一望，实在太美丽了。可惜我不会写文章，否则定要写一篇《桃花源后记》，以飨国人。桃源一条河滩，还产一种小石，大者如卵，小者如蚕豆，上有花纹，有似松柏者，有似花卉鸟兽者，很是好玩。土人拾它起来，加一番洗净磨光的工夫，更显得晶澈玲珑。凡是游桃源的人，必定买些以为纪念。比南京雨花台的石头又是不同。
在桃源，有金牧师夫妇，美国人，都是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说话很和气，带着两个孩子，在此地教会多年，和我很熟识。有一天，他们夫妇请我吃午饭。菜不多，有一碗鸡汤，还有几块鸡，看着极洁净。我夸赞他们的好菜。金牧师说：
“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太不丰富了。可是有一点我要说明。我们已经一年没有吃过荤菜，今天为请镇守使才买了一只鸡。”
我问他是什么缘故，他说：“自从我们美国对德国宣战，动员了三百万兵，我们一家就节衣缩食，余积些钱寄回美国去，献给政府。这样地做，我们才觉得良心上安些。”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神色极严肃，声音极恳挚，使我心里起着沉重的感觉。吃完饭之后，我到院子里散步。这时金牧师在屋里，太太正照应孩子吃饭。恰好厨子从我身边过，我顺便问他道：
“金牧师平日吃些什么菜？”
那厨子说：“早些时候是无荤不餐，近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已经多时没吃荤了。今天才宰了一只鸡。”
我站在院子里思索着，实在不胜感想。觉得一个国家的强或弱，决不是偶然的事。这是国民文化水准的总表现。金牧师对于他祖国的责任与义务的自觉心，在文化落后的国度里是不容易有的。我们中国到了今日，可算已经是最危险的时候，除了少数的热血分子而外，大多数人谁有此心？尤其许多骄奢淫逸的官僚军阀、富户买办，成天为自己挥霍无度，欲其拿一文钱献给国家，就比抽他的筋还难过。我以为我们国民若人人有金牧师的这种自觉的意识，那我们民族必复兴了。我们要想在世界上活得像个人，要想我们民族能够生存发展，一般国民文化水准的提高是个很根本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我也要在此大书一下。
一九一○年年底，有一天，我的参谋长刘郁芬和我谈话，偶尔说起有一位同学住在他家里养病。那人姓刘，是我的亲戚。我恐怕住在他家里，或者不大方便，就请他到我的寓所中来住。
那位刘君患的是一种神经病，原先住在汉口时，曾跳过一次楼，摸过一次火盆，但病时发时愈，好的时候和平常人一般。一天，他的毛病发作了，我请罗大夫给他诊治。罗大夫是美国人，中国名字叫做罗感恩，和他太太在常德东门开着一个广德医院。我自到常德，就和他熟识。官兵中患了什么疑难的病，都到罗大夫处就医。罗为人极和蔼，医术甚高明，全城男女老少凡认识他的无不亲热他、信服他。我先叫赵登禹去雇轿子，打算把病人送到罗大夫那里住院。等轿子雇来了，刘君却死也不肯去，说怕人家笑他有病（这正是他神经病的征象）。我赶忙安慰他说：“那就不住医院吧，我去请罗大夫来给你看。”
罗大夫请来了，我陪着他去看病人，病人住在楼上，和我的卧房紧邻着。我们一进房，病人就躲到床底下去，死也不肯出来，劝了半天，才把他劝出来。罗大夫诊察了一回，和他说：
“你这病不要紧，只要多多运动身体，不久就可以好的。常德地方的人都极好，你可以每天多出去玩玩，走动走动，出些汗，身上舒服舒服。此外要多吃饭，多多地吃蔬菜。”
病人低头听着，倒也很好。我陪着罗大夫出来，说了一些闲话。又谈到病人身上来。我问这病究竟如何。罗说：“最要紧的是多活动，但怕他不愿意常常出去运动。最好要他做柔软体操，每天要他做几次。”
说着就站起来给我做柔软操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求罗大夫当面教给病人。于是又到病人房里，病人又是躲在床底下，怎么劝也不肯出来，好容易才勉强把他拉出来，扭着脖子，非常生气的样子。罗大夫和他说：
“你不能生气，若是生气，病就不容易好。我教给你做柔软操，你每天多做几回，很快就可以好了。”
一面说，一面比着姿势给他看。不料就在这时，病人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支手枪，说时迟，那时快，他手指发动机关，啪的一声，就把罗大夫打倒。我连忙去抓他，对我又是一枪，把我左手打伤，肩亦中一弹，几个传事兵一拥而上，才把他拉住，用绳子捆起来。
一边连忙看罗大夫，一弹正中他的左腮，从右边脖子穿出，血流不止。急忙请了罗太太来，只因伤势过重，抬回医院，当天午后，就谢世了。我的伤势幸而很轻，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始愈。
这事发生后，一般人都认为必起重大交涉，加以种种揣测。但最令人敬佩的，是罗太太于无限哀痛之余，仍每天给那疯子看病，一直诊察了三四个星期，从不间断。她说她要继承她丈夫未完之事，一定把他的病治好才肯罢休，治病就是医生终身的事业，她对人家说：“无论从哪一点看，那疯子不是故意杀人的。”
不久，美国驻长沙的领事，也来信调查真相，主张追究，要求赔款。罗太太约集当地牧师，开了一个会议，关于美领事的办法竭力反对。她说他们到中国来服务，本来就认定牺牲一切的。她丈夫的死，是殉道、是殉志、是殉职，谈不上要求赔偿的话。若真是这么办，那死者生者都不能心安的。
我当时着手料理。先把疯子送往北京，然后找罗太太商议抚恤的事，她仍以舍己济人的基督教义，坚决拒绝我的提议。但我无论如何心里不能安，他们的孩子还在美国上学，赡养教育之资，我总得尽些力。于是筹措了八千元，交请罗太太作为孩子的教育费。罗太太不受，我只得把钱直接寄到美国，托我一位朋友，交给罗公子。不想过了几个月，罗公子又把钱寄回，并附有一信，说：“父亲为职牺牲，正是完成了他的志愿。对于帮助学费的好意，只有心领，谢谢。因为我已发过誓言，必定以自己力量供给自己读书，决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务请你允许我成就这个志愿。将来我学有成就，仍来中国服务，以继我父亲的遗志。”
我读着这封信，敬佩得几乎下泪。那时他在学校读书，是完全靠替人家擦地板、做苦工以筹学费的。
这笔款子，罗太太和她公子既然坚持不受，我心里老吊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总想不起适当的办法来表示我对于这位惨死的朋友和他的家属的歉意。后来我用那钱建造了一座行营礼拜堂，又建造一座“感恩堂”以纪念罗大夫不朽的精神。
罗太太后来在湖州他兄弟孟大夫办的医院中为护士长，我曾屡次去看她，时年已七十多岁，身体仍甚健康。一九三一年我到上海，又与罗太太的一位大公子见面，说他的兄弟已经毕业，不久就要到中国来了。
一九三七年我因公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罗大夫墓上致祭，并且建立一块墓石，将这一段故事记载于上，以垂永久。读者看了这一段书，我想应当没有不叹息感动的。我以为像罗太太和她公子的这种博爱为怀，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罗太太在她丈夫惨死之后的极度哀痛之中，仍要替那击死她丈夫的病人治病，这种高度理智与高度道德的涵养，决不是普通女人所能做到的。在我们中国，我还不能想象着有这样的妇女，即有能做到的，以常情衡之，亦必受社会的指摘，以为违反礼教与人情。她的公子以一少年，借着做工服役苦读，而把我汇给他的钱不受而寄回，誓志自力上进，不受人助，这种志气和精神，在中国少年中，也是不多见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个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之处太深太大。我们必当从敬佩羡慕之中生出效法之心，那我这一段书就不算白写了。
在这里，我要追述一点关于我和基督教接触的事。有一个时期，人家都称我为“基督将军”。但是读者必定还记得，当我十二岁刚刚入伍当兵的时候，保定府发生大瘟疫，我们留守的人奉了命令，满城放空枪，说是驱打瘟疫，此时我即曾和伙伴们在一起，用来福枪打过保定府的福音堂，把门匾上打成一块块的白痕。后来亦常到福音堂听讲，也不懂讲的什么。一次，听说到“打你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脱你外衣，连内衣也脱给他”的一段，我即和同去听讲的弟兄们，把教堂中的桌子抬着就走。问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说：“你不用问，你应当连椅子凳子也给我们抬了来！胡说八道的东西！”那时教会中的味儿，总使我觉得不顺眼，不入耳，不时跑去捣乱。光绪三十一年，我腹部生一疮，到北京崇文门医院医治。一位陆慎典大夫和两位英国人为我诊治。不久病好，我说谢谢他们。他们说：“不要谢我们，请你谢谢上帝。”这话我觉得极奇怪。及至新民府，当地有许多教堂，并在空地上搭一大棚，专为传道之用。讲道时，常请地方文武官吏去吃茶点。一次一位童颜鹤发的老先生主讲，讲题是“在新民”，从中国儒家哲学，直讲到耶稣教义，深入浅出，很有功夫。到了民国元年，我在北京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有一次朋友约我到崇文门内一座耶稣堂听讲，主讲是一位新来中国的莫德博士，王正廷先生翻译。讲了一番博爱利他的道理，留给我很好的印象。从此，我有空即去听讲，渐渐发生了兴味。耶稣为了传布他广大的爱，竟被敌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伟大的死。他一天到晚专和些下层的人，如木匠、渔户、税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轻视，我又觉得正合我这穷小子的味儿。和教友们接触久长了，逐渐明白他们的生活情形，有几点深深打动了我的心。那些教友们，第一，无一个抽大烟的；第二，他们的子弟无论贫富，都能读书；第三，他们都有相当的事业，从无游手好闲者；第四，妇女没有缠足的。就这只简单的几点，使我非常羡慕。那时我想，全中国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国家必定慢慢地有办法，社会必定慢慢地有起色，因此我对基督教的态度就一天天不同了。
原来我到耶稣堂听讲，是偶然的，无意的，渐渐我就一变偶然而为经常，一变无意而为有心。为要进一层了解基督教的精神，我就开始读《圣经》。初时不能入心，耐着性子慢慢研究，随后又入查经班，在刘芳牧师家，常常查经；接着我就在北京美以美会领洗。但是真正能查经，还是到常德后才开始的，这时也是我对基督教最热心的时期。《圣经》上许多教训使我觉得深可宝贵，比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冷了，你们不给我衣穿；我在风里雨里，你们不给我住。你们是有罪的人。门徒道，主啊！我何曾如此？耶稣道，你们只要对我的一个小兄弟如此，就是对我如此了。和我们儒家所说的“己饥己溺”的仁爱之道一样。又如“骆驼穿针眼”的比譬，“只能杀我身体，不能杀我灵魂的人不要怕他”的教训，以及许多“爱人如己，舍己济人”的教义，都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些都是军队中精神教育的极好资料，若将基督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地宣传，必受绝大效益。故即规定做礼拜为军中精神训练的方法之一。每至礼拜日，即集合全体官兵，请一位牧师宣讲教义，以后又组织一个车轮讲演团，向士兵布道。有人问我：“你真信奉上帝吗？”我的回答是：“上帝即道、即真理，亦即科学。”我自信我是个科学的基督教徒，毫无迷信观念。有些人以为我不祈祷，不做礼拜，就说我不过是个挂名儿的基督徒，我倒不欲计较。有人说，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意在使中国人民受其麻醉，他们完全是以宗教为其文化侵略的工具。这话的真确性如何，我还不敢一口说定，但外国的传教士，有好的，也确实有坏的。那种坏的不能奉行基督教义，不明白中国情形，有意无意地假其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或仗着教会势力，在中国做种种越理越法的事，使人民对之起绝大恶感，确是常见的事实。咸同间的教案，庚子年的义和团事变，大部分应该这种教士和教友负责。我在常德期间，虽是我对基督教最热心的时期，但我对于传教士或教友还是一律以法以理绳之，决不宽容庇护。一天，一位英国教友到常德，带着他的行李进城。守城的士兵要检查他的行李，他却拒绝检查。士兵说，这是奉的命令，非检查不可。教士非常生气，说道：
“我在中国，到哪里也不让检查，难道你这里不是中国地方吗？”
那士兵笑道：“这不是生气的事。在别处不让检查也许可以，这里可不行。我和你没有仇，你和我也没有恨。我要检查是执行命令，不是随便可以通融的。我检查完了，若是开罪了你，那时请你吃饭，给你平气也可以。但现在，检查还是要检查。”
那外国人也只好笑了，听他把行李箱子打开来检查。查毕，他来谒见我，说：“你的兵真厉害，也不和我生气，也不和我打架，可是一定要执行他的命令。”虽是这样说着，但还是很生气，好像受了侮辱一样。我说：“难道你们国家不讲法律吗？难道你们军队不奉行命令吗？”他也就没有话回答。后来他把这事写在一篇通讯稿里，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与此相同的，还有一位英国传教士的事。那时韩复榘为三团三营营长，在常德上游一个名叫河洑的地方驻防。凡由沅江上游下来的船只，都须停止受检查。那位教士带着男男女女一大船人，经过此地。韩部即上船检查，他不曾接受，问明白是我的兵，以为我是教友，应当对他通融。为挣这个“面子”，他跑很远的路，特意到常德来找我，和我说：
“你的兵不应当检查我，因为你也是教友。”
我笑着问他道：“你船上带的有违禁品吗？”
他红着脸说：“没有。”
“既然没有违禁品，为什么怕受检查呢？”
“因为我们都是教友，用不着施行检查的手续。”
我说：“你说错了，正因为我们是教友，你更应该接受检查。怎么真是教友，还怕受检查呢？”
他怏怏然回去，很不痛快，好像我有意和他为难似的。一个传教士，有这样的思想和观念，我以为很不对。传教士尚且如此倚势作威，他所收揽的教友们就更要受他不好的影响了。这位传教士是专在苗瑶同胞居住的地区传教的，颇会苗语，并试以罗马字拼音，他这次就是从贵州到常德来。关于苗瑶民族问题，外国人早已注意，而从事工作，但我们政府一直还没有人重视，真是危险的现象。关于此问题，我另有著论，此处不赘说了。
除了基督教而外，常德也有天主堂。这，许多都是强横不法，和地方人民也处得很不好。一天薛子良接到一件讼事，是本地一个人家将其房产押给一个天主教教友，后来这人家败落，要将房产变卖。其时卖价比典价多三倍还多。那教友强要买这屋，自以为有天主堂撑腰，应当占些便宜，不肯按房主的要价给钱，并不许卖给别人。屋主无法理喻，告到县里来。薛子良即传那教友，那教友竟避入天主堂，不肯出面。那教堂神父是意大利人，藏庇那教友，怎么也传不到案。薛子良气极了，跑来告诉我，说外国神父这样横行不法，我们还办得了事吗！我把事情问明白叫薛不要着急，我说我替你传人。我带着两名手枪队去找那神父，走到天主堂门口，神父就把我让进去坐。我不肯进去，只和他说明来意，他回答说没有这个人。我说：
“你能让我搜一搜吗？”
他说：“那不能。”
“人是明明在你跟前，你藏匿着他，不肯认。你这教友，若果然是好人，交出来，也自然无事；若是个坏人，我是不容你藏他的。何况你们教堂里不应当藏匿坏人！”
他仍是不肯。我说：“好说你不听，我可要嚷了！”于是大嚷起来，说：“天主堂藏匿犯人，天主堂包庇恶棍！”嚷得许多民众都来围看。那神父着了急，说：
“不能这样嚷呀！请你进来吧，有事我们到里面商量。”
我说：“我只要交出那个人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你若不交，我就宣告全常德的人，宣告全中国人，宣告全世界人，说你横行不法！而后我还要搜查，用法律解决。”
他知道再也不能抵赖，只得承认一切，说那教友现在不在，要求我答应他明日交出人来。我要他当日交人，否则就须为他自己找保。后来他请出几位基督教的朋友为他作保，第二天才把人带来。当即依法审理，终于按照屋主的卖钱买了那座屋子。这事常德人民都觉得痛快，因为天主堂包庇恶徒，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这事过去后几天，一个老人到镇守署来见我。说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入天主教，二儿子入基督教。大儿子吃喝嫖赌、为非作歹，他看着情形不好，便给两个儿子分家，各立门户。孰知大儿子旧习不改，把自己分的产业花光，又要强要二儿子的产业。兄弟俩因此打起架来。老头儿从旁劝解，不料大儿子竟敢用砖头打他，幸亏他躲闪得快，没曾受伤，只把墙上打了一个大坑。因此他告大儿子忤逆，请我依法办理。
我叫袁军法官调查属实，把他两个儿子都传到案。二儿子面貌端正，言辞有理；大儿子却面貌狰狞，一望即知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我问他说：
“你父亲告你忤逆，你是被告，为何不跪下听审？”
他答道：“我不跪，我是天主教！”样子极是倔犟。
我又问道：“你有两重罪：第一，你不当强占你兄弟产业；第二，你不当用石头打人，何况打的是你自己父亲！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完全是父亲不对，”又说，“这事只该天主堂问我，别人没权审问我。”
我把他亲戚邻舍都找了来，问他平日行为如何。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仗倚教势，种种强横不法。我即令手枪队当众用鞋底打他嘴巴。打得满口流血，哭着嚷道：
“大人，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我问他：“只有别人的不对，你一点也没做错，有什么求饶的？”
他说：“我以为进了天主教，谁也管不了我，我才敢胡作非为，现在知道都是自己不是了，从此愿意悔改了。”
当时把他好好地训斥了一番，令他给他父亲赔了罪。问明他原曾学过裁缝，那时我请李显堂在军队中主办工艺厂，即把他送入工厂中学习缝衣机，每天工资两角，他自己用一角，另一角去奉养父亲。过了一个时期，他慢慢改变野性，才放他出来自力谋生。
天主教在中国，不能给一般社会以良好印象，其故即在于教士们自视为特权阶级，要挟官府，包庇恶徒，种种行为不检。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自身事业，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中国情形，但也有许多竟是存心作恶，不是为传教而来的。我以为像先生，像雷鸣远先生，像于斌先生，他们才是公正有道的真正的天主教徒。国人若要信教，应当信奉他们。有许多教堂，打着天主教的招牌，暗中却做奸细，做探子，做种种陷我国家害我人民的勾当，那不但是我们国家人民的仇敌，也更是天主教的蟊贼了。基督教也是如此，真正的人民教会，大半都是好的，但也有某一些教会是另有使命，并不是来中国宣扬教义的。我们应当分别是非，认识善恶，不应当一味信任，也不应当一笔抹杀。我对于教会及教友的态度，向来即持此一个原则。不知读者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