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光绪廿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年），就是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那一年。我父亲是热心西学热心维新的人，所以家里一面挂着一幅彩色石印的光绪皇帝的像，一面挂着一个外国女孩子的像，堆着一个笑脸，双手拿着一顶破烂草帽，里边承着几粒新生的鸡蛋。我母亲爱它，所以挂起来。这便是我的家。我母亲针线红篮里，有一本不知怎样流到我家的美国妇女杂志，大概所谓Slickmagazine，纸张是光滑的。母亲用那本旧杂志来放她的绣线。
影响于我最深的，一是我的父亲，二是我的二姐，三是漳洲的西溪的山水。最深的还是西溪的山水。父亲是维新派，又是做梦的理想家，替我做入柏林大学的梦。二姐是勉励我上进读书成名的人。以外我有一个温柔谦让天下无双的母亲，她给我的是无限无量恒河沙数的母爱，永不骂我，只有爱我。这源泉滚滚昼夜不息的爱，无影无踪，而包罗万有。说她影响我什么，指不出来，说她没影响我，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大概就是像春风化雨。我是在这春风化雨母爱的庇护下长成的。我长成，我成人，她衰老，她见背，留下我在世。说没有什么，是没有什么，但是我之所以为我，是她培养出来的。你想天下无限量的爱，是没有的，只有母爱是无限量的。
这无限量的爱，一人只有一个，怎么能够遗忘？
我们家居平和县坂仔之乡，父亲是长老会牧师。坂仔又称东湖，在本地人，"湖"字是指四面高山围绕的平原。前后左右都是层峦叠嶂，南面是十尖（十峰之谓），北面是陡立的峭壁，名为石缺，狗牙盘错，过岭处危崖直削而下。日出东方，日落西山，早霞余晖，都是得天地正气。说不奇就不奇，说奇是大自然的幻术。南望十尖的远岭，云霞出没。幼年听人说，过去是云霄县。在这云山千叠之间，只促少年孩子的梦想及幻想。生长在这雄壮气吞万象的高山中，怎能看得起城市中之高楼大厦？如纽约的摩天，说他"摩天"，才是不知天高地厚，哪里配得上？我的人生观，就是基于这一幅山水。人性的束缚，人事之骚扰，都是因为没有见过，或者忘记，这海阔天空的世界。要明察人类的渺小，须先看宇宙的壮观。
又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西溪的夜月。我十岁，父亲就令我同我的三哥（憾庐）四哥（早殁）到厦门鼓浪屿入小学。坂仔到厦门不过一百二十里，但是船行而下，那时须三四天。漳洲西溪的"五篷船"只能到小溪，由小溪到坂仔的十二三里，又须换小艇，过浅滩处（本地人叫为"濑"）船子船女须跳下水，几个人把那只艇肩扶逆水而上。但是西溪五篷船是好的。小溪到龙溪，一路山明水秀，迟迟其行，下水走两天，上水须三天。幼年的我，快乐无比的享受这山川的灵气及夜月的景色。船常在薄暮时停泊江中。船尾总有一小龛，插几根香，敬马祖婆，有时也有关圣帝爷。中国平民总是景仰忠勇之气，所以关羽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偶像。在那夜色苍茫的景色，船子抽他的旱烟，喝他的苦茶。他或同行的人讲给我们听民间的故事。远处他船的篝灯明灭，隔水吹来的笛声，格外悠扬。
这又叫我如何看得起城市中水泥笔直的大道？
父亲是幽默成性，常在讲台上说笑话。但他也有义愤填胸之时。他身体是好的，是幼时穷苦练出来的。我幼时常看见他肩上的疤痕。我祖母也是强壮的；他曾经在本乡五里沙，用挑担的木棍（叫"禀担"）把男人赶出乡外。他告诉我们小时肩挑卖糖，天雨时祖母又赶紧炒豆，叫他挑卖豆仔酥。也因为监狱卖米，比较得厚利，也挑米到监狱去卖。祖母是基督教徒，洪杨之乱，祖父给"长毛反"抓去当挑夫，因此母子两人挣扎过活。父亲二十四岁，才入教会的神学院，中文自然是无师自通的。因此他常同情于穷家子。我母亲也是出身寒微之家。常立在大门，有过路挑柴卖菜的，她总是请他进来喝一碗茶休息。有一回乡绅作怪，县里包柴税。乡下人上山采柴，挑几十里路来平原卖。一挑可卖到一百二十文。这包税制度，是鱼肉乡民的，没有什么定税。坂仔有五天一次的市场，乡下人都来买卖。有一回父亲遇见那位乡绅，硬要卖柴的人，每挑纳七十文的税。父亲挺身出来，与乡绅大闹，并说要告到县里去。乡绅才销声匿迹而去。……
说到我二姐，是这样的。我进大学，是替她去的。二姐聪明美丽，想入大学而无法入大学。我们乡下的家，就是家庭学校。大约乡下人起来早，男孩子管洗扫，在家里井中汲水入水缸及灌园，女孩子管洗衣及厨房。那时我母亲已五十以上了，家里洗衣烧饭是她管的。暑假夏天，大家回来，早餐后就摇铃上课，父亲自己教，读的是四书《诗经》，以外是《声律启蒙》及《幼学琼林》之类。一屋子总是咿唔的读书声。我记得约十一时，我二姐必皱着眉头说她得烧饭或者有衣待洗去了。下午温习，日影上墙时，她又皱着眉头，说须去把晾的衣服收进来，打叠后，又须烧晚饭。她属虎，比我大四岁。我们共看林琴南译的说部丛书，如《福尔摩斯》、《天方夜谭》之类。还有一次，我们两人，口编长篇小说，随想随编，骗母亲取乐，并没有写下来，记得有一位法国侦探名为"库尔摩宁"，这是我们骗母亲的。
她鼓浪屿毓德女校毕业，就吵要上福州入学高造。这怎么可能呢？我父亲生六男二女，又好做梦，叫男孩子都受高等教育，自然管不到女的了，而且女大当嫁，是当时的风气。记得听父亲对朋友讲，要送二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将漳州唯一的祖母传下来的房屋变卖来的。到了签字卖屋之时，一点泪滴在契约纸上。到福州上学，教会学校可免学费，但是单川资杂费一年就得至少六七十元。这就无法筹措。所以我二姐上进求学，是绝无希望的。
她那聪明的头脑，好读书的心情，我最晓得。她已二十岁了，不嫁何待。但是每回有人说亲，母亲来房中向她说，她总是将油灯吹灭，不同她讲。父亲在做狂梦，夜里挑亮床头的油灯，口吸旱烟，向我们小孩讲牛津大学怎样好，柏林大学是世界最好的大学。牧师的月收是廿四元，这不是做狂梦吗？（他看了不少上海广学会的新书，所以知道这些）。所以我的二姐就不得不牺牲了。
到了她二十二岁，我十八岁，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钱是借来的），她要到山城结婚，葬了她求学的美梦。她结婚是不得已的，我知道。我们一家下船，父母送女子婚嫁，送小孩远行留学，同船沿西溪到那乡镇。未结缡之先，她由新娘子袄里的口袋拿出四毛钱含泪对我说："和乐，你到上海去，要好好的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是没有希望了。"这句话是不啻镂刻在我的心上，这读书成名四字，是我们家里的家常话，但这离别的情怀又不同了。那话于我似有千钧重的。
过了一年，我回家，沿路去看她。她的丈夫是追求她多年的中等人家的少年，家里薄有家产，婆婆也是非常自傲，娶得这一门媳妇，总算衣食无忧。她问到我学到什么英国话。我告诉她。匆匆行别，也诉不到多少衷曲。我秋天回上海，听见她得鼠疫死了，腹中有孕七月。她的坟还在坂仔西山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