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当时人民创痛犹新，大家有点谈虎色变的样子，我们却是好奇，偏喜欢打听拳匪的事情。我们问客栈的伙计，他们便急忙的分辩说：
“我们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实是并没有问他当不当过拳匪，只是问他那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罢了。可是他们恰如惊弓之鸟，害怕提起这件事来，这实在也是难怪的。因为我们虽然都还有辫子，却打扮得不三不四，穿了粗呢的短衣，戴着有铁锚模样的帽徽的帽子，而且口音都是南方人，里边虽然也有山东河南的同学，但在老北京看去也要算是南边，这便是一群异言异服的人，那样的盘问他，不知是何用意。何况在那时的形势之下，有谁不是反对“毛子”的人呢？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当道：
“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这句话至少去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在那时候，我第二次来北京，到西河沿去看过一趟，再也找不到客栈的一点痕迹，这其间虽然只隔着十整年，可是北京的变迁却很大，不但前门已经拆通，那比人行道洼下的道路也都不见了。我们的那客栈，想起来只是一个小四合房，临街的南屋是老板夫妇住房，本是旗人，都吸雅片烟，我们中间有林秉镛君也吸几口，所以他虽是满口黄岩口音，却主客很讲得来，常在他们房里闲坐。两间南向的上房，便分给我们客人居住，林柯二人住在东边，我和魏春泉君住在西边，此外似乎不曾见有别的住客，显得十分冷静。白天多在外面行走，吃饭也集中在全安栈，只是晚上回来睡觉，在那没有火气的房间里的冷炕上边，所以留下来的是一个暗淡阴冷的印象。在学堂里，我们穿的棉操衣袴，用红青羽毛纱做的，也并不寒伧，但是大家不满意，由学堂去代办了黑色粗呢的制服来，原来是供应新军用的吧，但只是单层呢，虽然是颇厚实，此外各人预备了一套棉织卫生衣袴，用了这服装就在北京过了一个寒冬。据那年的冬至算来，其时正是“二九三九”的天气，我们那么的在冷屋里睡，寒风里走，当初大家都有一件拟毛织的“一口钟”大衣，经吕得元提议，毕瑟的披着走不大好看，以后便只穿了呢制服挺去，结果谁也不曾伤风，可以说是很难得的。我们于廿一日抵京之后，隔了一天由黄老师率领了往练兵处，先见了提调达寿，随后过了些时候徐世昌出来，他是那里的头儿吧，名称不记得是练兵处大臣或是什么了，照例慰劳几句之后，回过头去对那跟随的人说道：
“北京天气很冷，给他们做皮外套吧。”后边站着的达寿等人都齐声答应是是。我们听了这话，当时以为可以得到一件北京巡警穿的那种狗皮领子的大衣了。岂知到出发那天仍旧毫无消息，这才知道是没有希望了，但是究竟是说了话就不算，还是皮外套是报销了，不过这实物却并没有呢，那就终于不能知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