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生活》的大事记上有这几项记录：
“民国七年十二月三日，新潮杂志成立。”
《每周评论》预定于十二月十四日创刊，我乃写了一篇《人的文学》，于十二月七日脱稿，送了过去，十四日得仲甫回信道：
“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文艺时评一栏，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因此我就改作了一篇《平民的文学》，是二十日做成的，此外又写了一篇《论黑幕》，这两篇文章在《每周评论》第四五两期上登载了出来。此后在二月十四日又写了《再论黑幕》，不晓得发表在什么时候，现在这两篇关于黑幕的文章都没有收在集子里，所以说些什么，已经完全忘记了。比较的至今还是记得清楚的，是两篇别的文章，因为这些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说是近于“言志”的东西，这即是《祖先崇拜》与《思想革命》，在《谈虎集》上卷收在开头的地方。两篇文章的末尾都只记着“八年三月”，查日记里也没有记载，只有二日下午记着“作文”，可能就是这个。《祖先崇拜》是反对中国的尊重国粹，主张废止祖先崇拜而改为子孙崇拜，主要说：
“同月，国故月刊社成立。”这样，《公言报》所夸张的新旧学派对立的情形已经开始，刚到两个月便兴起了那武力干涉的阴谋，但是其实那异军突起的却并不是每月一回的月刊，乃是七年十一月廿七日成立，而于十二月廿一日创刊的《每周评论》。所谓新旧派的论争实在也争不出什么来，新派纯凭文章攻击敌方的据点，不涉及个人，旧派的刘申叔则只顾做他的考据文章，别无主张，另一位黄季刚乃专门泼妇式的骂街，特别是在讲堂上尤其大放厥词，这位国学大师的做法实是不足为训。这手法传给了及门弟子，所以当时说某人是“黄门侍郎”（即是说是黄季刚的得意门生），谁也感到头痛，觉得不敢请教的。《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在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便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大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结果仲甫的怀疑到底是不错的，他们并不是做细作，却实在是投机，“五四”以后罗家伦在学生会办事也颇出力，及至得到学校的重视，资送出洋，便得到高飞的机会了。他们这种做法实在要比旧派来得高明，虽然其动机与旧派一流原是一样的。
“八年一月，《新潮》杂志出版。”
“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学问，才可供我们的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我这伦理的生物学的解说不管它的好坏得失如何，的确跟了我一辈子，做了我一切意见的根柢，而其实关于生物学的学问，不说是外行，也只有中学的程度。第二篇《思想革命》则是正面的主张，强调思想改革之必要，仿佛和那时正出风头的“文学革命”即是文字改革故意立异，实在乃是补足它所缺少的一方面罢了。这主要所说固然是文学里的思想，但实际包含着一切的封建的因袭道德，若是借了《大公报》的说法，那也就是“划伦常”的一种变相了。我给《每周评论》帮忙，在前三个月中间就只有这一点，因为四月里我告假出京，先往绍兴家中一转，再到日本东京，所以“五四”时候不曾在场，待得我从东京回得北京来，却已是五月十八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