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情形因为我不在北京，不能知道，但是一个月之后，遇见“六三”事件，我却是“亲眼目睹”的，有些事情便在《每周评论》上反映了出来。五四是大学生干预国政运动的开始，所以意义很是重大，六三则是运动的扩大，中小学生表示同情，援助大学生，出来讲演游行，北洋政府慌了手脚，连忙加以镇压，可是对于幼小学生，到底不好十分乱来，只好遇见就拘捕起来。那一天下午，我在北大新造成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时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的一间屋里，听说政府捉了许多中小学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里，于是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教员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走到门前，在门楼上的有些同学，便拍手高呼欢迎他，那看热闹的人也拍手相应。有的老太婆在擦眼泪，她眼看像她孙儿那么大的小学生被送进牢门（虽然这原是译学馆的门）里不见了，她怎能不心酸呢？反动政府对于革命运动的无理的镇压，不但给予革命者本身，也给予一般民众以最好的训练，使得他们了解并同情于革命，往往比运动本身更有效力。
这一天就在混乱中过去了，第二天是六月四日，下午二时至第二院理科赴职教员会，没有什么结果，又回至文科，则门外已驻兵五棚，很有不稳的形势。五日下午仍至文科，三时半出校，步行至前门内警察厅门前，有学生讲演不能通行，大队军警包围着他们，我们正想挤过去，马队便过来冲散行人，有一老翁忽然大怒，说我们平民为什么路都不能走，要奔去马队拼命，好容易由旁人劝止，这一件小事也就可以证明，和平的小市民怎么的被激动而引起反政府的感情，这全由于北洋政府自己的行动，并不单是学生的讲演所能造成的。那一天回到会馆里，在灯下做了一篇《前门遇马队记》，于次日上午往北大上课的时候，送到图书馆主任室交给守常，请他编入《每周评论》，那天似是星期五，所以可能在下一期上登了出来了。其文曰：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出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见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点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站立着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是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得害怕。但我想兵和我同是一样的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上前去。我对他说，‘那班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又没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说，‘你别见怪，我们也是没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我听了也便安心站着，却不料忽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面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向北直奔，后面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响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履中’两个字的牌楼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须得向哪里走才免得被马队来冲。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的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它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一定也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里的十几个铜元都丢了。想到这里，不觉已经到了天安门外第三十九个帐篷的面前，要再回过和他们说，也来不及了。晚上坐在家里，回想下午的事，似乎又气又喜。气的是自己没用，不和骑马的人说理，喜的是侥幸没有被马踏坏。于是提起笔来，写这一篇做个纪念。从前中国文人遇到一番危险，事后往往做一篇什么思痛记或虎口余生记之类。我这一回虽然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我却是初次。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叱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过。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这篇文章写的并不怎么的精采，只是装痴假呆的说些讽刺话，可是不意从相反的方面得到了赏音，因为警察厅注意《每周评论》，时常派人到编辑处去查问，有一天他对守常说道：“你们的评论不知怎么总是不正派，有些文章看不出毛病来，实际上全是要不得。”据守常说，所谓有些文章即是指的那篇《遇马队记》，看来那骑在马上的人也隔衣觉着针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