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武装接收女师大，已经是一九二六年的事，《语丝》却是一九二四年创刊的，现在要来讲它，须得退两年回去，可是如来从头讲起，那便非先说孙伏园办《晨报副刊》不可，那就更早了。——但是我且不去管它，如今且来跑一通野马，说一说这件事的始末吧。
孙伏园原名福源，是我在绍兴做中学教员那时候的学生，我查来北京以后的日记，在一九一七年有这一项记载：
他在北大第一院上课听讲，住在第二院对过的中老胡同，和北大有名的师生都颇熟习了，这时五四运动发生，他就得了机会施展他的能力。他最初是据我所记得，同罗家伦在《国民公报》里工作，后来那报停了，他便转入了《晨报》，因为这两种报同是研究系报纸，研究系是很聪明的政党，见事敏捷，善于见风使帆，所以对于五四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它是首先赞助，在这《晨报》中间更有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名叫蒲伯英，但在前清末年四川争路风潮的时候，已很有名，那时叫蒲殿俊，是清朝的一位“太史公”。孙福源在《晨报》最初是编第五版，仿佛是文艺栏，登载些随感杂文，我的《山中杂记》便都是在那上边发表的，这是一九二一年的秋天的事情，等到鲁迅的《阿Q正传》分期登载，已经是《晨报副刊》了。这是报纸对开的四页，虽是附张却有独立的性质，是《晨报》首创的形式，这可能是蒲伯英孙伏园两个人的智慧，出版的时期是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吧。报上有这么一个副刊，让人家可以自由投稿，的确是很好的，孙福源的编辑手段也是很高明，所以一向很是发达，别的新闻都陆续仿照增加。但是好景不长，他的《晨报副刊》办了三年多，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便交卸了，查旧日记上记着：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伏园来，云已出晨报社，在川岛处住一宿。”伏园辞职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刘勉己擅自抽去副刊上的稿子，这是明明排挤他的意思，所以他觉得不能不走了。伏园既然离开了《晨报副刊》，便提自己来办一个出版物，大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受别人的干涉，于是由他自联络筹办，结果除他自己以外还有李小峰章川岛，作为经营出版的人，做文章的则另外约了些人，经过一次会商，这刊物的事情就算决定了。日记上记载着道：
“十八日，上午孙福源来，为致学长函。”这是写给陈独秀，代他请求准许旁听的信，当时旁听章程，一年后随班考试及格，可以改为正科生，这条章程可是在第二年就修正了，以后旁听生一律不得改为正科了。那一年入学的旁听生，只有国文系二人，其一是孙福源，其二则是成平，即是办《世界日报》的成合我，在一榜之中出了两位报人，也可以说不是偶然的事。
“十一月二日，下午至市场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小峰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板，晚八时散。”至于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来有那样的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就请疑古玄同照样的写了。周刊的发刊词是由我所拟的，但是手头没有《语丝》的原本，所以不能记得了，因为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旨，所以说得很是笼统，到后来与《现代评论》打架的时候，《语丝》举出两句口号来，“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过针对《现代评论》的接受官方津贴，话里有刺罢了。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篇文章里说道：
“八月廿一日，下午得孙福源十五日上海函。”那年因为有复辟之役，北大的招考改迟了，他来上海是为的应试，但是那一年没有录取。次年暑假里回家去，他来访四次，我于九月十日返北京，可是过了六天，他老先生也飘然的来了。他说想进大学旁听，这事假如当初对我说了，我一定会阻止他的，但是既然来了，也没得话说。日记上说：
“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但是，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气力，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这一节话很能说明《语丝》杂文的一方面的特色，于叱吧儿狗的确有用，可是吧儿狗也不是好惹的东西，一不小心就要被咬，我自己有过经验，吃了一点亏，但是也怪自己不能彻底，还要讲人情的缘故。我根据张凤举的报告，揭发陈源曾经扬言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后来陈源追问来源，欲待发表，而凤举竭力央求，为息事宁人计，只好说是得之传闻，等于认输，当时川岛很是不平，因为他也在场听到张凤举的话，有一回在会贤堂聚会的时候，想当面揭穿，也是我阻止了。这是当断不断的一个好教训。关于《语丝》说了不少的空话，至于实在的文章如何，好在世间还有印本流传，只得请好事者自己去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