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家说》三卷，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大义受于其父，故以“家说”为名。其攻驳胡《传》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为高论，不顾其安，其弊乃与胡《传》等。如文姜之与于弑，夫之谓不讨则不免于忘父，讨之则不免于杀母，为庄公者，惟有一死而别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诛。不知子固无杀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岂有杀嫡母之理？视生母为母，而视嫡母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见，可引以断经义乎？闵公之弑，夫之谓当归狱于庆父，不当归狱于哀姜。哀姜以母戕子，与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压天伦。此亦牵于俗情，以常人立论。不知作乱于国家，即为得罪于宗庙。唐武后以母废中宗，天下哗然而思讨，君子不以为非，彼独非母子乎？首止之会，定王世子所以消乱端于未萌，世子非不当立，则不得谓之谋位；诸侯非奉所不当奉，则不得谓之要挟。夫之必责以伯夷、叔齐之事，则张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类，皆以私情害大义。其他亦多词胜于意，全如论体，非说经之正轨。至于桓公元年，无端而论及人君改元宜建年号之类，连篇累牍，横生枝节，于《春秋》更无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