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书盖不啻如一篇《人性论》也。客有以人性论为疑者，辄因其致问而申论之如次。然其中某些问题非此所能毕究，读者必待全书看完，乃得了然也。
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人无敢以人性为言者。盖右派每以蔑视人性、违反人性诘责于领导，领导则强调阶级性，指斥在阶级社会中离阶级性而言人性者之非。客之所疑，即在人性、阶级性之争如何斯为其的当之解决也。兹没为几个问题进行分析，试求其解答。
一、何谓人性?--此若谓人之所不同于其他动物，却为人人之所同者，即人类的特征是已。人的特征可得而言者甚多，其见于形体(例如双手)或生理机能(例如巴甫洛夫所云第二信号系统)之间者殆非此所重；所重其在心理倾向乎?所谓心理倾向，例如思维上有彼此同喻的逻辑，感情上于色有同美，于味有同嗜，而心有同然者是已。其他例不尽举。
二、何谓阶级性?--此谓不同阶级便有其不同的立场、观点、思路等等。而阶级立场、观点、思路云者非他，即其阶级中人处在社会上对于问题所恒有的心理活动倾向也。
三、阶级性其必后于人性乎?--人类原始社会无阶级，阶级为后起，则阶级性必后于人性而有，是可以肯定的。时下不有“阶级烙印”一语乎?正谓阶级性是后加于人者。
四、人性果出于先天乎?--通常以为与生俱来者即属先天，所以别于后天学习得来的那种种。凡言“人性”者似即有“先天决定的人类心理活动倾向”之涵义。然此从生物进化而来的人类，即其远者--人类从猿的系统分离出来时--言之，既一千万年以上乃至三千万年以上(1)(人类从猿的系统分离出来的时间，现今一般都认为是在地质时期的第三纪中新世，或其前后；就绝对年代来说，至少在一千万年以上。美国耶鲁大学自然博物馆古脊椎生物学馆馆长西蒙斯教授，是关于灵长目进化方面的专家，据他证明在三千四百万年前就存在大猩猩和人类的分别派系。又学者称能制造工具的人之出现，直到现代人，为“真人阶段”。)，即其近者--能制造工具的人出现时--言之，亦经一百万年。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人类，无论从体质形态、生理机能或其心理倾向任何方面来说，自都是又在此百万年间逐渐发展形成的。其发展形成也，大抵体质、形态、生理机能，或总云身的方面，多为在自然界斗争中从生产劳动愈用而愈有所改进；而意识、语言、心情，或总云心的方面，多为在社会共同生活中彼此之交往相处愈用而愈发达。又不待言，身心之间自是交相促进，联带发展的。既明乎百万年间人类在其活动改造外界的同时改造着其自身；其自身且为后天产物矣，则人性又焉得有先天之可言邪?不可见其此时仿佛“天生来如此”而遽认为先天也。世俗一般之人性论，殆非通人之见欤?
或问：与生俱来，不学而能者，且未足以言先天，则更将向何处求先天?难道一切一切罔非后天，根本就无所谓先天吗?答之曰：是亦不然，请于吾书后文详之。
五、果有所谓人性否乎?--此一问题宜从两方面各申其说，乃得透彻：
(一)难言有人类一致之人性存在。--人类从形体以至心理倾向，无时不在潜默隐微演变中，积量变而为质变，今既大有变于古矣，且将继续变去，未知其所届；而其间心理倾向尤为易变与多变，其将何所据以言人性乎(1)(马克思在其《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曾有“蒲鲁东先生不晓得整个历史，正无非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一语。)?非第其今昔前后之莫准也。横览大地，殊方异俗。在不同的肤色种族，不同的洲土方隅，非皆有所不同乎?人种血缘关系而外，或受变于自然风土之异，或从各自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演来，而有所谓民族性者，表见其不同。说人类，信乎不失为同属人类，而见于其社会生活心理倾向间者，则求所谓一致之人性盖难言之矣。
然而此犹未若阶级性之掩蔽乎人性之为甚也。前既言之，人类生命实重在其社会生命一面；而阶级则发生于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社会生活中，成为其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结构者。此一定阶段，盖指人类历史上有国家出现以至国家卒又归消亡之一阶段。国家--信如恩格斯所云--“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并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方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情势的表现”。结构之云，正谓其在经济上同时又在政治上皆为既互相对立(剥削对被剥削、统治对被统治)，恰又互相依存，以构成此一社会内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也。此为一社会中的两大基本阶级，其他阶级、阶层则从属于此。虽论其人时代、地区曾非有异，而生死利害彼此处境不同，则其立场、观点、思路，一切心理倾向为其行动所从出者，夫何能不异其趣而相为矛盾斗争乎?此即阶级性之所由来。除原始社会外，从过去之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而近代至今之资本社会，既不超外于阶级而生活之人，便无超外于阶级性之人性，乃至走向消除阶级之路如中国者，作为阶级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几已不存，而其人之种种活动仍见有阶级性(阶级斗争性质)。若在修正主义出现情况下，且可复反于阶级分化之局焉。甚矣哉，阶级性之顽固而人性之难言!
(二)人性肯定是有的。--毛泽东在其强调人的阶级性时，必先肯定说：人性“当然有的”(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1页)；其立言可谓确当得体。人性所以当然是有者，约言之其理有三：
1.生物有相同之机体者，必有相同之性能；其在人，则身与心之相关不可离也。在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人，果其身的一面基本相同矣，岂得无基本相同之心理倾向?虽曰意识、心情之发展与陶铸来自社会，而社会是不相同的(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但其发展总是在基本相同的机体基础之上的。发展到后来可能大异其趣，而当其开初则有此身即有此心，不可否认还有基本相同的心理功能为其发展之心理基础或素质。古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其谓此乎。
或问：此只是一种推论耳；此最初所有相同之心理基础或素质者亦可得而指实之乎?应之曰；可，请于吾书后文详之。
2.阶级性后于人性而有，既肯定于前；抑且人性将在阶级性消灭之后而显现，不亦为论者所公认乎?则人性当然是有的了。
或曰：原始社会之人性远在往古，吾人未曾得见；共产社会之人性远在未来，吾人复不及见之；则此又是一推论耳。其亦有及今可得而见之人性否乎?应之曰：有，兹试言之如次。
3.阶级性之在人者，纵许烙印深重，然其人性未尝失也。于何见之?此于其可能转变见之，或出此(阶级)而入乎彼(阶级)，或出彼而入乎此。彼此之间苟无其相通不隔者，其何能为此较变耶?马克思、恩格斯固皆资产阶级之人也，而为国际工人运动之先导，是其显例矣。今吾国之资产阶级分子，有的已得到改造，有的不正在改造乎?领导党以自觉地转变期之，而在彼亦以此自勉。即此自觉转变性即人性也。《论持久战》等文中早曾指出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在此，而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又或曰“主观能动性”(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持久战》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文。)。不相信人之有此人性，何为而期望其转变?不自信其能转变，何为而以此自勉?阶级性之不足以限制人，而人之原自有人性也，固早在彼此相喻而默许中矣。
又观于一向之国际工人运动、当前之世界革命运动，不同国度、不同肤色种族之人而共语乎一种思想主义，协力于同一理想事业，则人类所有种种分异举不足以限隔乎人性也，不既昭昭矣乎?
最后，吾愿说阶级性之被强调固自有理。人类从生物进化而来，后于高等动物而出现。其进化也，非因有所增益，而转为其逐渐有所剥除(剥除一些动物式本能)，是以人性生来乃无其显著(色彩)可见者。譬如说：虎见其性猛，鼠见其性怯，猪见其性蠢，如是种种；物性各殊，颇为显然，而人却不尔。人类盖不猛、不怯、不蠢，亦猛、亦怯、亦蠢，可猛、可怯、可蠢者也。试看：虎与虎之分别不大，鼠与鼠之分别不大，猪与猪之分别不大也，而人之与人其分别往往却可以很大很大；不是吗?人性显著可见者独在其最富有活变性(modifiabilitty)与夫极大之可塑性(plasticity)耳。是则所以为后天学习与陶铸留地步也。阶级性以及其他种种分异之严重，岂无故哉!
然而无谓人性遂如素丝白纸也。素丝白纸太消极，太被动，人性固不如是。倘此配虎性猛、鼠性怯、猪性蠢而言之，我必曰：人性善。或更易其词，而曰：人之性情明，亦无不可。凡此当于后文指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