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西斯老板慕索里尼被民众捉住时，对那个围困他的一群意大利人民说：“你放了我，拥护我，我保可以给你们一个崭新的罗马帝国。”话说得很动人，但是大家不相信，他就完了。若相信，他就可以在拥戴中重新爬起。至于那个大帝国，过三年五载，能不能实现，那另是一问题。到时，他可以说，因如此如彼不能实现，照例有话可说。并且事实上也不会有人会去追问这个预言的兑现。
这是政治。政治艺术就在这点上，权变第一。世界历史上就有许多政治家伟人，在大群人民中，或较小一群的议员中，用各种预约，得到个人成功，无害其为伟大。罗斯福和共和党要人竞选总统时，史塔林和人竞争党书记时，都不免要有那么一手。现代社会，不仅容许一个政治家对本国人如此说点谎话，若对于另一国家时，似乎还容许说更多的谎话！纵横捭阖之术，是一个政治家的本钱，也是一个外交家的本钱。
可是，说这个话的若是一个作家，比如说，下巴颏生有长长的胡子那一位托尔斯泰吧，在沙皇向人民宣称德惠，大家都信以为真时，他却向俄罗斯人说：“列位，拥护我，爱我，投我一票，信托，跟我走，我明年写一部《战争与和平》给你们。”大家却会考虑一会儿，不大相信。也许会有人那么说：“托尔斯泰伯爵，你最好还是先写出来，我们再拥护吧。”万一时间已到了二十世纪，俄国政治社会组织已变了，说话的是高尔基，人民客气一点，也许会说：“高尔基先生，我很相信你的话，要写可一定要有你上次出版的那本好！”相信也是有条件的。他曾经写过几本书，取得人民信托，得到成功。这事，到中国也怕差不多。因为这是文学。
文学家不能空口说谎。任何伟大文学家，卖了预约的书，必得到时出版。而读者又还有权利和自由来批评这个作品好坏，批评得好不好，意见不受作者拘束。一个政治家，受无理攻击，他会起诉，会压迫出版者关门歇业，会派军警将人捉去杀头。一个作家呢，他只笑笑。因为，一个人的演说，或一千个人的呐喊鼓噪，可以推翻尼罗王的政权，或一个帝国，可不闻有一篇批评或一堆不可靠文坛消息把托尔斯泰葬送。
二
若有人认为，作家的笔必由政党调遣，那无妨各行其是。我的理由却极简单，这是两种工作。从政治家或伟人看，一千人进军罗马，即可产生一个帝国。从作家看，他那个四千字的小说或一首诗，实在只有他的头脑和手才能产生。一个帝国固然伟大，然而说到经久时，有时又似乎还敌不过一首七言诗。文学作家归入宣传部做职员，这是现代政治的悲剧。引引俄国事例统治管理来驳我的，回过头来看看那个自由一些国家的成就。我们作家不是在争“自由”，争“民主”？文学上的自由和民主，绝不是去掉那边限制让我再来统治。民主在任何一时的解释，都包含一个自由竞争的原则，用成就和读者对面、和历史对面的原则。并且政党要领袖，要拥护，而且容许用一切不大合乎真实的手段做宣传，争取或巩固地位。文学的民主却不需要也不容许这些。文学涉于创作。没有什么人在作品以外能控制他人的权利，刚用笔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作品和老牌竞争，而且永远也在竞争中。这种竞争尽管十分不同，正由于不同，即带来进步。真的进步是由此而来，不是由竞选……
三
这一个月来，因我写了点小文章，被另外一位笔名先生当作题目批判了若干次以后，得到许多的信。信件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是少数熟人的，总说争不了事，这和国家情形一样，还是听命扫荡吧；一是陌生人和读者的，倒奇怪在名分下我有不少副刊，事实上帮手怕也不少，怎不来个笔战？我得谢谢这些朋友的好意，并谢谢给我把批判文章寄来的两位。批判文章做得很好，有立场，站地步，而又观点正确。且于雄赳赳之中还保留点点客气，又会断章取义不求甚解地附会其词，若配合什么会的举行，可以说绝妙宣传。这一来，沈从文简直被打倒了。但是照某兄所说，又像是沈从文早就落伍而倒多日了。极奇怪的倒是我什么时候又起来过？因为照我记忆所及，民十五年时刚学习执笔，就被一伙在北平的什么社员倒过，我自己就不曾料到。民十八在上海，又被一团体指定一某兄由检讨而扬弃过，且宣布必倒。我也想不出这检讨是什么意义。到二十三年，又被一群生力军战战。三十年左右，桂林又有一些远距离扫荡。三十四五年在昆明，又有些近距离扫荡。一共约二十年光景，次数不为不多，而且照例是团体性，再加上一堆文坛消息，不可谓不实力雄厚。我这一面呢，照理说，老是居于劣势。真不免让那些好朋友代为担心！不过，事情也奇怪，二十年已成过去，好些人都消失了，或做了官，或做了商。更有意义的，是其中有两个还做了我的朋友，都是真有批评能力，且写过批评集的。我倒很希望他们还有兴致，再来批判我新写的一切作品，可是已停笔了。我还是我，原来无从属，单人独马用这支笔来写点小说，从学习讨经验，求有以自见，现在还是如此。想起来真不免使人感慨系之！因为在我自己，对工作态度二十年变得似乎极少，但批判的笔却换了四五代了。而且所以受批判，倒又简单，我很恼怒了一些人。我的不入帮态度，有时近于拆台，我的意见又近于不喝彩，而我的写作恰恰又“都要不得”。这个批语，且可能是从不看我作品的人说的。这也正见出中国文坛的一鳞一爪。什么文坛？不过是现代政治下一个缩影罢了。只见有集团的独霸企业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处，即有野心文坛独霸企图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处，为的是二十三十人固然可以产生个委员，或部长，更多些人还可以产生个罗马帝国，可是一首七言绝句呢，却要一个人用脑子来产生的。文坛中，不仅有作者，也还有个读者。不仅有读标语而感动十分的人，也还有拈斤簸两把作品从文学史上衡量得失的人。有欢喜开会的作家，也有不欢喜出风头的作家。我们不是说要“民主”吗？这里就正有个民主，一面应容许相异，不同，而又能以个人为单位，竞争表现，在运动规则内争表现。不过，这种民主制度对某一些人当然就不大顺利，因之扫荡随来。所以分析起来，这雄赳赳中其实也就有懦怯，恰恰和另外那个战争中有懦怯一样，不敢单独接受工作正面所课的责任，于是出以集团攻击。文字既然不过一种工具，那么，涉及批判，什么话不好说？所以话说得险而狠，可以说是必要的。不过既有二十年低头从事不做官的作者，也自然还有不信官的读者。所以文坛到底又还有点民主，虽然这正是另外一些人所不要的！扫荡者的文章，倒要附于被扫荡者集中，方能存在，是无可奈何的。记得《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一期上，编者即有个声明，刊物是对报纸、对读者、对作者要有个交代，不用作个人利益企图和热闹笔战时，所以现在还是要守住这个原则。我只说说批判者文章中串贯不来处和错误原因。
……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
文学者的态度
这是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我却只预备援引出一个近在身边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家中经管厨房的大司务老景。假若一个文学者的态度，对于他那份事业也还有些关系，这大司务的态度，我以为真值得注意。
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
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他所认的字够念点浅近书籍，故做事以外，他就读点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见他那么健康和气，负责做人，皆极其称赞他。
有一天，朋友××问他：“老景，你为什么凡事在行到这样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说：“××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应当明白写在书本上的一切，做厨子的也就应当明白搁在厨房里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觉得奇怪，反把我当成个怪人！”
“你字写得那么好，简直写得比我还好。”
“我用了钱，得记下个账单儿，不会写字可不配做厨子！字原来就是应用的东西，我写字也不过能够应用罢了。”
“但你还会看书。”
朋友××以为这一来，厨子可不会否认他自己的特长了。谁知老景却说：“××先生，这同您炒鸡子一样，玩玩的，不值得说！”
××是个神经敏感的人，想起了这句话里一定隐藏了什么尖尖的东西，一根刺似的戳了那么一下。“做厨子的能读书，并不出奇，只有读书拿笔杆儿的先生们，一放下笔，随便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厨房去炒一碟鸡子，就大惊小怪，自以为旷世奇才！”
那大司务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脸，笑容里真仿佛也就包含得有这样一种幽默。其实不然，他并不懂得这些空灵字眼儿，他无须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点儿小小的窘，意思还想强词夺理地那么说：“我们做先生的，所以明白的是书本。你却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实，你若不能称为怪人，我就想称呼你为……”他大约记起“天才”两个字，但他并不说下去，因为怕再说下去只有更糟，便勉强地笑笑，只说，“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发开了。
别人都称赞我家中这个大司务，以为是个“怪人”，我可不能同意这种称呼。这个大司务，明白他份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做事不取巧，不偷懒，做过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画自赞；因为小小疏忽把事做错了时，也不带着怀才不遇委屈牢骚的神气。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个卷筒鱼，一个芥蓝菜，一个四季豆，一个……告给他：“大司务，你今天这菜做得好。”他不过笑笑而已。间或一样菜味道弄差了，或无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还只是笑笑。说好他不觉得可骄，说坏他不恼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够如此，就只因为他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他自己以为自己毫不奇怪，别人也就不应当再派他成为一个怪人了。
不过，假若世界上这种人算不得是个怪人，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就使我们觉得太古怪了。我所指的，就是现在的文学家。这些人古怪处倒并不是他们本身如何与人不同，却只是他们在习气中如何把身份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
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吋较远，似乎还无所闻。魏晋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或做官不大如意，才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做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晋人写的小说，多预备做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如现存《博物》《述异》《世说》《笑林》之类。唐人作小说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游戏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学的地位虽同时下风气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从一般人看来，就并不怎样看得起它。照多数作家自己看来，也还只算一种副业。一切别的事业，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经装模作样地做下去，但一提到写作，则不过是随兴而发的一种工作而已。倘若少数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认真庄严到发痴，忘怀了一切，来完成他那篇小说，那些短诗，那幕戏剧，第一个肯定他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虽那么多，这些人对于作品的珍视，却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这些人，某一时节卷起白衬衫袖口，到厨房里去炒就一碟嫩鸡子，完事以后得意的神气，是我们所容易见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鸡子，在他们自己看来，总那么使他们感到自满与矜持。关于烹调，本是大司务做的专门职业，先生们偶尔一做，带着孩子们，心情觉得十分愉快，并不怎么出奇。至于研究文学的，研究了多年以后，同时再来写点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对于自己作品做出“我居然也写了那么一篇东西！”的神气，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这一类人，若在作品中发生过了类乎“把菜收回，重新另做”的情形时，由于羞恼所做出的各种事情，有时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为文学者皆因历史相沿习惯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他的工作兴味的热忱，既不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须从另外一个人方面取得赞赏和鼓励。他工作好坏的标准，便由人而定，不归自己。他又像过分看重自己作品，又像完全不能对于自己作品价值有何认识。结果就成了这种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远受一般近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限制，作品绝不会有如何出奇炫目的光辉。他若不欲在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这群人面前失败，他便只好搁笔，从此不再写什么作品了。倘若他还是一种自以为很有天才而又怀了骄气的人呢，则既不能从一般鉴赏者方面满足他那点成功的期望，就只能从少数带着糊涂的阿谀赞美中，消磨他的每个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种聪明不足滑跳有余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头上。因这委屈，既无法从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见的机会，他必常常想方设法不使自己长受委屈；或者自己写出很好的批评，揄扬吹嘘，或别出奇计，力图出名，或对于权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颂扬。总而言之，则这种人登龙有术。章克标先生在他一本书中所列举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来，对于各种事业，从比较上皆证明这个民族已十分落后，然而对于十年来的新兴国语文学，却似乎还常有一部分年轻人怀了最大的希望，皆以为这个民族的组织力、道德性与勇敢诚朴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然而，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所谓文坛的场面，一面却是一群教授，各抱着不现实愿望。教俄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还缺少托尔斯泰，教英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无莎士比亚，教德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不能来个歌德。把这两种人两相对照起来时，总使人觉得极可怜，也极可笑。实则作者的态度，若永远是票友与白相人态度，则教授们研究的成绩，也将同他们的埋怨一样，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那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须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那大司务处世做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足模范的态度。他应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自己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一个厨子知道了许多事，做过了许多菜，他自己就从不觉得他是个怪人，且真担心被人当他是个怪人。一个作家，稍稍能够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笔来，把它写出，却常常自以为稀奇。既以为稀奇，便常常夸大狂放，不只想与一般平常人不同，并且还与一般作家不同。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从这类人成绩上有所期待，教授们的埋怨，便也只好永远成为市声之一种。这一代的埋怨，留给后一代教授学习去了。
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可希望的，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参考。他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假若这种属于人类的性格，在文学者方面却为习气扫荡无余了，那么，从事文学的年轻人，就极力先去学习培养它，得到它；必须得到它，再来从事文学的写作。
所谓有礼貌的世界者，乃把一切维持到一种不很忠实的『面子』下头之谓：懂怎样去使人顾全到你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