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康与之字伯可,号顺庵,洛阳人,居滑州(今河南滑县)。生平未详。陶安世序其词,引与之自言:“昔在洛下,受经传于晁四丈以道,受书法于陈二丈叔易。”建炎初,高宗驻扬州,与之上《中兴十策》,名振一时。秦桧当国,附桧求进,为桧门下十客之一,监尚书六部门,专应制为歌词。绍兴十七年(1147),擢军器监,出为福建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桧死,除名编管钦州。二十八年,移雷州,再移新州牢城,卒。

《南宋书》、《宋史翼》有传。宋人周南《山房集》卷四载有《康伯可传》。《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其《顺庵乐府》五卷不传,今有赵万里辑本一卷。

●长相思·游西湖

康与之

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

春来愁杀侬。

郎意浓,妾意浓。

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

康与之词作鉴赏

在康与之仅存的三十八首词中,情韵深长的作品不少,他尤擅于写少妇离情。这首《长相思》,就是比较突出的一首。此词《花庵词选》题作《游西湖》,但重点不在写景写游玩之欢,而是触景怀人。

上片从西湖景物写起。“南高峰,北高峰”二句写山。南北两高峰是西湖诸山中两个风景点。南高峰旧称“高一千六百丈”(今实测为海拔256.9米),风景葱倩,登临远眺,可以把西湖和钱塘江景物尽收眼底。北高峰在南高峰西北,遥遥相对,海拔314米,比南高峰略高。景观与南高峰不相上下。因为两峰景别致,故作者特别拈出,以概括西湖诸山之胜。—这样措词,也是词调格式的原因。

“一片湖光烟霭中”句写湖。西湖光面约五平方多公里,虽不如洞庭湖、太湖那样壮阔,但水光潋滟,碧波荡漾,也颇为开朗。而且,湖上并非空荡荡的水光一片,白堤和苏堤象绿色的裙带,孤山象一块翡翠玉石;还有那亭台寺阁,桃柳梅荷;湖光如翠,四季宜人。在春天烟霭迷蒙中,就更显得绰约多姿了。

“春来愁杀侬”句,因景生情。点出“春”说出“愁”。“春”是所写景物的时节,“愁”是景物触发的感情。联系前面三句,意思是说:春天来了,西湖的水光山色,美丽动人,但这却只能引起我的愁思而已。此句十分关键,着此句而以上三句的意思始有着落,着此句而上片的感情意绪始全托出。结拍如此,可谓善始善终。

过片转入回忆,交待愁思的缘故。“郎意浓,妾意浓”者,郎情妾意都一样的深厚浓郁也;在短促的句子中,连用两个“意”字,两个“浓”字,给人予深刻印象。叠句在词中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在此得到了高度的发挥。

“油壁车轻”二句,是对前面两句的表述,写他们的初次见面。“油壁车轻郎马骢”这一句中有个典故:《苏小小歌》云:“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据说,苏小小是南齐钱塘名妓,她常乘着油壁车(四周垂帷幕、用油涂饰车壁的香车)出游,一日,出游时遇到一位骑青骢马(青白色的马)而来的俊男阮郁,两人一见倾心,苏小小就吟了这首诗,约他到西泠(即西陵)桥畔松柏郁葱处(即她的家)来找她,结为夫妇。这里借用这个故事,来比词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浓情密意,以突出他们之间的浪漫情调。“九里松”是他们初见的地点,那地方是“钱塘八景”之一,为葛岭至灵隐、天竺间的一段路。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时,植松于左右各三行,长九里,因此松阴浓密,苍翠夹道,是男女传情达意的好地点。当然,文学作品也允许虚构的,它可以虚构富于诗意的情景;故我们对男女主人公的首次相遇,是否郎骑骢马妾乘车,是否在九里松,都不必过分推敲。总之,下片词意,是女主人公回忆其与所爱的欢会。

这首词,以西湖景物为背景,上片写现实,下片写回忆;通过叙述回忆中的欢乐以反衬现实中的忧愁,思妇情怀,宛然如见。据词谱,《长相思》为双调三十六字,前后段各四句,三平韵,一叠韵,是最短的词牌之一,要写好实不易。必须有隽永的意味,给读者提供充分的想象余地,实仍属佳作。但它的每句押韵和前后各重叠一个三字句的特点,给人的印象就特别深刻;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首,林和靖的“吴山青,越山青”首,正是如此。这首词在这方面工力也不弱,详见上文论述。词的风格自然朴素,毫无斧凿痕迹,似民歌的天籁,如西子的淡妆,实仍佳作。

●满庭芳·寒夜

康与之

霜幕风帘,闲斋小户,素蟾初上雕笼。

玉杯醽醁,还与可人同。

古鼎沉烟篆细,玉笋破、橙橘香浓。

梳妆懒,脂轻粉薄,约略淡眉峰。

清新歌几许,低随慢唱,语笑相供。

道文书针线,今夜休攻。

莫厌兰膏更继,明朝又、纷冗匆匆。

酩酊也,冠儿未御,先把被儿烘。

康与之词作鉴赏

宋代都市繁荣、歌妓激增,词中歌咏士子与妓女婉转绸缪之态的,数量颇多。柳永、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都有这一类作品。康与之的这首词,也属此类艳情词。词中写的,是歌妓冬夜留宴书生的欢昵场面,软媚艳冶之致。

“霜幕风帘”三句,写节序及佳人所居环境:屋外风寒霜冷,但有帘遮幕隔,室内仍是一团暖意。“素蟾”即皎洁的月亮。“雕笼”的“笼”字应作“栊”,“雕栊”就是雕花的窗根“素蟾初上雕栊”,走到窗边,窥控月儿初上的情景,多么恬静,多么富于诗意。短短三句,而节序、地点、时间俱出,用笔可谓简练。

节序景物描写完了,即转入了描写室内人物活动。“玉杯醽醁,还与可人同。”书生与佳人对酒。“醽醁,”是美酒的名字:“可人”即称人心意的人,这里是词人对佳人的昵称。“古鼎沉烟篆细”句,插写室内摆设。古鼎中点燃着用沉香制成的盘香,散发出细细的轻烟。表明室内陈设的不俗,增强了室内的香暖感。“玉笋破、橙橘香浓”句,写丽人以指擘破香甜的橙橘。“玉笋”喻女子洁白纤细的手;橙橘为醒酒之物;剥橙之举,可见其殷勤款待之意。前此周邦彦《少年游》中也有“纤指破新橙”之句,“梳妆懒”三句,写其薄施脂粉,淡淡梳妆。淡扫蛾眉,保持本色,反而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从“玉杯醽醁”至此,作品主要写了丽人的劝酒,剥橙及其妆扮,一位美丽而多情的少女,已浮现于眼前。

下片继续写佳人的活动。“清新歌几许”三句,写其歌唱、笑语。“清新”二字,主要指她演唱风格:“歌几许”,说明她为心上人不停地唱,已经唱了很多;一边唱,一边低声款语温存。她说些什么呢?

“道文书针线”至“纷冗匆匆”数句,记述了她低声款语的内容。她说:“你的文书,我的针线,今夜都歇着吧!往灯里再添些油,咱们尽情地喝酒、歌唱、谈心吧,到明天,你又要去忙碌了。”(“兰膏”是用泽兰炼成的油脂,用来点灯,散发香气。)这是多么大胆,纵情的表达!这几句,写歌妓的声口,绘声传情,细腻逼真,正如清人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所说的一样:“宛然慧心女子小窗中喁喁口角。”“醽酊也”三句,写酒后佳人为书生整理被褥,还未卸下冠心,她就先去把被儿烘暖了。主动而温存!

这里写得非常含蓄,留下了无穷眷意,供读者去品味,可谓极尽结句“以迷离称隽”之能事。

这首词艺术上的特点是铺叙。突出打通上下片,一气呵成,都围绕着女主人公的举止言笑展开,有层次地、多角度地描写了她的手爪颜色、口角技艺,以及献酒擘橙、清歌笑语、烘被铺床动作,使此色艺绝伦而放纵多情的歌妓形象,得到鲜明生动的表现。人物描写与环境描写互相和谐,醽醁篆香、橙橘、兰膏、绣被的出现,增强了绣房的陈设气氛,衬托得人物更富于青楼特点。开头三句的节序景物描写,说明了这是一个寒夜;而室内的光景却如此温馨,两相对比,使人有倍感温馨。整首词所描写的场面,充满了香艳感和旖旎感,但未流于秽亵庸俗。宋人把康与之比柳耆卿(见罗大经《鹤林玉露》),从这首词来看,与《乐章集》中大量描写妓女的词,倒也极相似。

●望江南·重九遇雨

康与之

重阳日,阴雨四效垂。

戏马台前泥拍肚,龙山会上水平挤。

直浸到东篱。

茱萸胖,菊蕊湿滋滋。

落帽孟嘉寻篛笠,休官陶令觅蓑衣。

都道不如归。

康与之词作鉴赏

这首谐谑词很有名气。据说是作者在“重九遇雨,奉敕口占”(见清徐釚《词苑丛谈》卷十一)。词的情调是滑稽调侃,起到的艺术效果是“俗不伤雅,谑不为虐”的艺术效果。

词的上片写猖獗的语势,下片写登淋雨的狼狈相,采用夸张词侃手法。上片以口语的形式发端,点明时间是重阳,气候是限雨,极为平淡朴拙,不仅“老妪能解”,抑且“老妪能道”,忽然扣紧重阳登高的,连用两个富有韵致的典故,就收到了“以巧补拙,以灵济朴”的艺术效果。戏马台即项羽曾经的掠马台。在今江苏徐州市南,宋武帝刘裕曾于重阳到此,置酒赋诗,后遂成为重九登高的胜地,见于《水经注·泗水》。龙山会,指东征西大将军桓温于重九日游龙山,宾客云集,互相调弄的韵事,见于《世说新语。识鉴》注。这两个的历史掌故,切合题旨,符合现实,随手拈来,浑化无痕,不愧为用典的妙手。尤其是用典之后,分别续之以“泥拍肚”和“水平脐”,雅俗熔于一炉,意事合于一体,“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组成了雅俗互容的有机整体。“直浸到东篱”,是承接“阴雨”而来,也是为下片的“菊蕊”和“陶令”和伏笔,使之顺利地过渡到下片。东篱,是赏菊之地。典出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赏菊饮酒,是古代重节习俗。在这里,词人夸张调侃,征典用事,紧扣题旨,围绕重阳遇雨来写,故能宕而不野,疏而不放。

过片处“须词意断而仍续,合而复分”(沈祥龙《论词随笔》)。这首词过片的“茱萸胖,菊蕊湿滋滋”,是用“胖”和“湿”照应上片的“阴雨”,用“茱萸”和“菊蕊”照应上片的“戏马台”、“龙山会”和“东篱”等,便是“词意断而仍续”。上片写雨大,写所见,下片写遇雨,写所见,都是写重阳遇雨,却各有侧重,便是“合而复分”。在这断续分合之间,表现了这首词的“吞吐之妙”。古代重阳登高时有插茱萸,饮菊酒的习俗,以避灾祸(见梁吴均《续齐谐记》),王维有诗云“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可是而今呢?雨垂水漫,“寻篛笠”、“觅蓑衣”还来不及哪还能插茱萸、赏菊花呀!即使是洒脱的孟嘉天真的陶潜,在那样的倾盆大雨下,也要面对现实,使自己可以逃脱“落汤鸡”的厄运。“落帽孟嘉”照应上片的“龙山会上”。孟嘉陪同桓温登龙山,帽子被风吹落,却没有发觉。桓温让孙盛作风嘲笑他,孟嘉提笔作文回敬,文采甚美,四座叹服,后遂成为九日登高的韵事。

“休官陶令”与上片的“东篱”相呼应。《宋书·隐逸传》说:陶潜当彭泽县令时,“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以见志”。

对这样两个潇洒、高洁的人,词人采用漫画的手法,涂抹出他们的狼狈相,进行调侃和嘲弄,最后,词以“都道不如归”作结。曾有人把这句词改了,据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记载:“与之自语人云,末句或传‘两个一身泥’,非也。”他所以认为不是,是因为这样便成浅俗而无余韵的词文,使前两句对古人的雅谑得不到意趣的照应。“不如归”者,多用于久客思家或久宦思隐的场合。这里却因承上雅人遇雨,体会他们的心意说:与其“寻篛笠”、“觅蓑衣”,倒不如赶快回家去,便淋不着矣。化雅言为俗意,以妙语结词情,用笔既摇曳生姿,下语又冷隽可喜,不离谑雅风调,又收余味不尽的效果,所以为高。元人小令中颇多这类隽语。如卢疏斋《朱履曲》赋雪天饮酒听歌之乐,天云:“这其间听鹤唳,再索甚趁鸥盟。不强如孟襄阳于受冷!”结句有如奇兵突出,借孟浩然踏雪寻梅故事而别有意会,耐人寻味,与此词结尾可谓异曲同工。

●菩萨蛮令·金陵怀古

康与之

龙蟠虎踞金陵郡,古来六代豪华盛。

缥凤不来游,台空江自流。

下临全楚地,包举中原势。

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

康与之词作鉴赏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孤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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