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力领域里，简约就在于排除头脑中的各种先入之见，它能够引领我们发现新事物，这就好比在道德领域里，谦卑和物质贫困能够指引我们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成就感是一个道理。
语言的自觉性发展
当我还是罗马一所心理矫正学校的教师时，我就已经开始使用各种教学方式进行读写的实验，这些实验对于我来说是具有实际独创性的。
伊塔德和塞昆他们没有提供任何对于写作来说是理性的教学方法。在我上面所提到过的内容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伊塔德是如何进行字母教学的，在此我要来谈谈塞昆是如何进行书写教学的。他说：
“如果想要孩子们从图形转换到书写——这也是最直接的应用，教师只需要说‘D’，是一个圆的一部分，然后将这个半圆两端放在垂线上；‘A’则是两条斜线在顶端交汇，中间被一条水平线截断，等等。”
“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孩子们是如何学习书写的，他们会在头脑中想象图形，然后开始写。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让孩子根据对比和类比的法则去画字母。比如，O和I、B和P、T和L等。”
在塞昆看来，我们没有必要进行书写的教学。只要孩子会画画，他就能够进行书写。可是，书写意味着要写字母！另外，在塞昆的书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解释他的学生是否应当用另外的方式进行书写。相反，他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图形，这种图形为写作做准备，并且包括了书写。但是这种使用图形的方法充满了困难，只有通过将伊塔德和塞昆的努力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
“在图形中第一个需要接受的观念就是，要给图形留出一定的空间。第二个观念就是记号或是划线。图形和线段中始终要有这两个概念相伴随。”
“这两个概念是相关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出了观念，也产生出了做直线的能力。因为只有当这些直线遵循着一定的方法和确定方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称它们为直线，否则没有方向就不是直线，只是偶然的产物，而没有名字。”
“相反，具备理性的标记就可以拥有一个名字，因为它有确定的方向，并且所有的书写都是不同方向线段的集合体。因此在确认什么是一般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书写的行为之前，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种平面和线段的观念。普通的孩子通过直觉就能获得这种观念，但是为了向智障儿童传授这种仔细和敏感，就必须坚持进行。通过系统的方法，孩子就能建立起理性的联系，并且在模仿的帮助下，开始画出一些简单的直线，到后来会慢慢复杂起来。”
“教学应当这样进行：第一步，画出各种不同种类的直线。第二步，将这些直线画成不同的方向，以及相对平面的不同位置。第三步，将这些直线进行重组，形成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图形。因此，我们必须教会学生区分直线和曲线、水平和垂直以及各种斜线；最终我们必须要明确由两条或更多条直线相交的点，这些点构成了一个图形。”
“这种对于图形的理性分析是如此重要，书写就是从中产生。有一个孩子在得到我的关注之前就已经能够写出许多字母，而他已经花了6天时间去学习画垂直或是水平线段，在画曲线和斜线之前花了15天时间。确实，由于我的学生数量太多，很长时间以来他们甚至都不能在尝试画一条确定方向的直线之前，在纸上模仿我手的运动。即使是最具模仿能力、最聪明的一个孩子也将我画给他们看的图形画反了，而他们所有的人都将交汇点弄混了，不论这些交汇点是多么的明显。事实上，我已经教给了他们有关直线和结构的详尽知识，这些知识能够帮助他们利用平面和各种不同的标记建立连接。但是我在研究中发现，我的学生都是有缺陷的，这些学生在垂线、水平线、斜线和曲线上所能够取得的进步，是与在画这些线的时候，他们在智力上所面临的困难程度有关系的。”
“在此，我并不仅仅是要让孩子们完成一些困难的东西，而是要让他们克服一系列困难。出于这个原因，我也在问自己，是否这些困难还不够艰巨，是否这些困难还没有变得一个比一个难？这就是指引着我的一些观念。”
“垂直线可以用眼睛或者手上下来比划，而水平直线对于眼睛和手来说都不那么自然，因为水平直线的位置比较低，并且呈现出曲线形状（就像地平线一样，也正是从地平线那里得到了水平直线这个名字），水平直线从中央开始向平面的两端延伸。”
“斜线要求更加复杂的观念比较，曲线与平面之间有多种不同的位置关系，因而对我们来说，研究曲线只是一种时间的浪费。最简单的线就是垂线，接下来就是我如何教授给学生这种观念。”
“第一个几何公式是：从给定的一点到另一点之间只能画一条直线。”
“我们通过手就可以进行演示。从这一公式出发，我在黑板上画两个点，然后通过一条垂直的线将它们连接起来。我的学生也在自己的纸上试着和我做相同的动作，但是他们中有的人将这条垂线画到了位于下面的点的左侧，有的则画到了右侧。这种错误经常是因为智力或是视觉方面的不足造成，而不是手的缘故。为了减少这种偏差，我认为将平面进行范围的限制是非常明智的。我在点的左右两侧各画了一条垂线，这样孩子们就能在这个封闭的范围里，通过画这两条线的平行线，来将这两点连接起来。如果这两条线还不够用，那我就在纸的两边放上两把垂直的尺子，这样就能够以一种绝对的方式来防止偏差出现。然而，不应当让这种限制长时间发挥作用。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使用尺子，而只是使用了两条平行线，即使是智障儿童也会在这两条线中间画出第三条线。接下来随机擦掉一条线，或是左边的，或是右边的，再后来将这两条线都擦掉，最后是那两个点，这两点指示了线段开始和结束的地方。这样，孩子们就能够学会不使用任何帮助，并且在没有点比较的情况下画出垂线。”
“水平直线的教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方法，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偶然画得很好，我们还必须要进行等待，等孩子从中间开始，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向两边延伸画出水平线。其中的原因我已经解释过。如果两个点还不足以使孩子们画出一条完美的水平线，我们可以像上面一样使用平行线或是尺子。”
“最后，在他画出一条水平直线以后，我们将这条水平直线和垂直的尺子放在一起形成直角。通过这种方式，孩子就会开始明白垂直和水平到底是什么概念，当他画出这样一个图形的时候，也就会明白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在线的概念的发展过程中，斜线的教学看来似乎应当紧紧跟随着水平线和垂直线，但实际并不应该这样。因为如果垂线发生偏斜，或者水平线的方向产生变化，都会与斜线发生关系。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与其他线的密切关系，使得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准备就进行斜线教学的话，那对学生来讲就太复杂而无法理解了。”
由此，塞昆对于不同方向的斜线进行了长篇论述，他让学生们在两条平行线中进行练习。他还讲到了四条曲线的问题，在这里他让学生们在垂线的左右两端、水平线的上下画线。他总结道：“我们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法——垂线、水平线、斜线和四条曲线，这四条曲线的结合构成了一个圆，这包含了所有线，也包含了所有的书写。”
“进行到这一步之后，伊塔德和我停顿了很长时间。在认识了这些线之后，对于孩子们来说下一步是画一些图形，并且需要从一些最简单的图形开始我们的课程。按照一般的观念，伊塔德建议我从正方形开始，我按照他的建议进行了三个月的教学，但是却无法使孩子们明白我的意思。”
在塞昆有关几何图形产生的理念指引下，经过一系列的试验，他开始注意到三角形是最容易画的图形。
“从这里和其他许多实验中，我推断出了对智障儿童进行书写和图画教学的第一条准则，该准则的应用对我来说是如此简单，以至于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这些就是我的前辈们所使用的针对缺陷儿童进行书写教学的方法。至于阅读，伊塔德采取了如下措施：他在墙上钉上钉子，然后挂上各种木质几何图形，如三角形、正方形和圆形。接下来，再在墙上画出这些图形的精确印记，然后拿走这些图形。通过这种设计，伊塔德构想出了平面几何教学用具的概念。最终，他做出很大的木质字母印记，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做出了许多几何图形，也就是说他利用了墙上的图形，然后将钉子进行排列，使孩子们可以将字母放在上面，并且还可以自由的取下来。后来，塞昆用水平面替代了墙面，将字母画在一个盒子的底端，然后让孩子们在上面加字母。二十年来，塞昆没有改变他的方法。
在我看来，对于伊塔德和塞昆所使用的阅读和书写教学方法的一个批评就是冗繁。这种方法存在两个根本错误，这些错误使得这种方法在面对一般儿童的时候显得不够完美。这两个错误是：书写印刷体的大写字母；通过对几何的研究来为书写做准备。而对此，我只希望在中学生中能够实现这一点。
塞昆在此混淆了不同概念。他突然从对孩子的心理进行观察、从孩子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转换到直线的产生和直线与平面的关系上。
他说孩子们乐于画垂线，说水平线会很快转变成曲线，这是因为“自然的命令”，而这种“自然的命令”通过人们将地平线看成曲线展现出来。
塞昆的例子目的在于说明特殊训练的必要性，这种特殊训练使得人们能够适应观察，能够指引理性思维。
观察必须是绝对客观的，换句话说，必须排除先入之见。在这个例子中，塞昆有这样一种先入之见，认为几何图形一定是书写的准备，这种先入之见阻碍了他发现一种对于书写准备来说是必要的自然过程。另外，他还事先主观认为存在直线的偏差，并且认为这种偏差的不准确性都是由于“头脑和眼睛，而不是手”。所以，他白费了几个月时间在解释直线的方向和指导智障儿童的视觉上。
在塞昆看来，似乎一种好的方法必须从高起点开始，也就是几何；而他还认为孩子们的智力只有在与抽象事物建立联系时才值得注意。这本身不是一个不足吗？
这就好比许多普通人。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知识渊博，蔑视那些简单的东西。那就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我们认为是天才的人的思想吧！牛顿在自然中静静坐着，苹果从一棵树上掉了下来，他看到了并且问：“为什么？”这种现象从来就不是微不足道的，从树上落下的果实和宇宙的重力在天才的头脑中紧密相连。
如果牛顿是一位儿童教师，他一定会让孩子们仰望布满星星的夜空。然而一位博学的人却很可能认为，去理解一些抽象的微积分对于孩子是必要的，因为微积分对于天文学来说非常重要。可是伽利略仅仅通过观察悬挂在高处的吊灯摇摆，就发现了钟摆定律。
在智力领域里，简约就在于要排除头脑中的各种先入之见，它能够引领我们发现新事物，这就好像在道德领域里，谦卑和物质贫困能够指导我们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成就感是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人类发现的历史，就会看到，这些发现来源于真实客观的观察和逻辑地思考问题。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少能够做到。
比如，在拉弗伦发现能够侵入红细胞的疟疾寄生虫之后，尽管我们知道血液系统是一个封闭的管道系统，但是我们却仍旧怀疑注射疫苗预防疟疾的可能性，这看起来难道不奇怪吗？但是相反，尽管有关魔鬼的东西非常模糊，寄生虫是一个确定的生物种类，可是魔鬼来自于地底、来自于非洲风的吹送、来自于潮湿这种理论，却被人相信。
拉弗伦有关疟疾的理论在逻辑上变得完善，并且这一理论本身非常伟大。我们知道，在生物学中，植物体分子的复制是通过孢子分裂进行的，而动物体分子的复制则是通过孢子结合进行的。也就是说，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原始细胞分裂成彼此之间都相同的新细胞。而此时将会形成两类不同的细胞，一类是雄性的，另一类是雌性的，只有将这两类细胞重新进行结合，形成单个细胞，才能再次开始繁殖循环。所有这些在拉弗伦的时代都已经为人所知，当时人们也知道疟疾寄生虫是一种原生动物。而将疟疾寄生虫位于红细胞基质中的分隔看成是一种分裂过程，等到寄生虫产生出不同的性别形体，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而当时许多进行这一研究的科学家，包括拉弗伦在内都无法解释这种性别差异的出现。拉弗伦表述了一个观念，认为这两种形式是疟疾寄生虫的退化形式，因此就不能够产生确定的疾病变化，而这一观念立刻为大家所接受。确实，当寄生虫出现两种不同的性别形式时，疟疾就治愈了，因为这两种细胞的结合在人类血液中是不可能的。拉弗伦的解释受到了莫雷尔有关人类的退化伴随着畸形和虚弱理论的启发。现在每个人都认为，这位著名病理学家的理论是幸运的，因为他受到了莫雷尔理论中伟大概念的启发。
如果每个人都进行这样的推理过程：原出的疟疾是一种原生动物，通过分裂来进行自我复制，分裂结束后，我们可以看到两类不同的细胞，一类是半月形，另一类是线形，这些就是雌性和雄性的细胞，它们之间继续进行结合而不是分裂。通过这种方式，推论者就可以走上一条通往发现之路！但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推理却没有人发现。我们不经要问，如果教育能提供给人类一种纯粹的观察和逻辑的思考，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获得多大的进步啊！
我所说的这些目的在于强调这样一种必要性：通过一种更加理性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认为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从我们的这些后代开始，世界才会取得巨大进步。我们已经学会利用周围环境，我相信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通过理性的教育来利用人力资源的必要性已经体现出来。然而同时，一种使事物复杂化的本能却始终伴随着我们，与那种使我们倾向于欣赏复杂事物的本能相类似。塞昆给孩子们讲授几何为的是教孩子们进行书写，让孩子们努力去学习抽象的几何却仅仅是为了写出简简单单的一个字母“D”，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即使是现在，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依然相信为了让孩子们学会书写，必须首先学会画垂线，并且这种信念还相当普遍。然而，为了书写字母表中的字母——它们都是圆的——而从直线和锐角开始进行教学，这看起来是非常不自然的。
说实在的，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想要写出一个漂亮的曲线构成的字母“O”，而没有棱角和僵直，这有多困难啊！然而，我们和孩子们所努力做的，就是被强迫写一篇又一篇的直线和锐角。是谁第一个提出书写必须要从直线开始这一观念的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要避开为写出曲线和角而做准备呢？
让我们暂时抛开这种先入之见，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进行吧！我们会减轻下一代在学习书写上所付出的努力。
有必要从垂线开始学习书写吗？只需要片刻清晰而具有逻辑性的思考就足以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不。那种练习需要孩子们花费太多的苦工。第一步应当是最简单的，可是画垂线时铅笔所做的上下运动是所有动作中最难的。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够在满满一页纸上画出规则的垂线，而对一般人来说要画满这一页纸，也只能做到差强人意。确实，直线非常独特，它表明了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而其他所有偏离这一方向的都表明了这些线不是直的。因此，这些无限多偏离方向的线要比画出那一条直线容易得多。
如果我们让一些成年人在黑板上画一条直线，每个人都能做到。他们有的从这头开始，有的从那头开始，并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将线画直。但是如果接下来要求他们从某一确定的点画一条特定方向的直线，那么刚才这些成年人所体现的能力就会大大减小，我们就会发现许多不规则和错误。几乎所有的线都很长，因为每个人为了将线画直需要积攒力量。
如果我们要求将线画得很短，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错误就会上升，因为这样做的结果阻碍了使线保持确定方向的动力。而正是在一般书写教学所采用的方法中，我们加入了这样一种限制，同时还要对书写的姿势进行进一步的限制，而不能像本能驱使每个人的那样。所有这些使得书写的学习越发困难。
我曾经注意到，在法国的一些缺陷儿童所画的垂直线，尽管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条直线，但是最后却成了“C”的样子。这表明这些缺陷儿童相比于正常儿童来说，他们缺少坚持的能力。他们为模仿最开始所付出的努力在一点点耗尽，一种自然的动作逐渐取代了强迫性或是刺激性动作。因此，直线慢慢变成了曲线，越来越像字母“C”。这种现象在正常儿童的练习本中没有出现过，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努力进行坚持，直到一页练习写完。也正是因为如此，它经常掩饰了教学法中的错误。
但是让我们来观察一下正常儿童自觉的绘画过程。比如，当他们拿起树枝在花园的沙地上画图形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短而直的线，却往往看到一些长而交织的曲线。
塞昆也观察到了这相同的现象，当他让他的学生画水平线的时候，水平线很快就变成了曲线。而他却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对地平线的模仿！
垂线是为字母的书写做准备，这看起来非常不合逻辑。字母是由曲线构成的，而我们却必须练习直线来做准备。
但是，有的人也许会说：“许多字母中确实有直线存在呀！”没错，可是这里没有理由要求我们从直线开始书写，我们必须从整个图形中选择一个细节开始，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分析字母以发现直线和曲线，就像我们分析话语从而发现语法规则一样。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是独立于那些语法规则的，为什么在书写的时候不能独立于那些分析，不能把组成字母的各部分单独处理呢？
如果我们只有在学习了语法之后才能学会说话，那将是多么悲哀呀！要求我们在仰望苍穹中的繁星之前，学会无限积分也正是同样的情况啊！同样的道理也存在于在我们教一个智障儿童书写之前，我们必须使他明白抽象的直线偏离和几何问题之中。
如果我们为了书写，而必须分析性地遵循构成字母的规则，那就更加遗憾了。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对于学习书写是必要伴随的努力，纯粹是一种人为结合，它不是为了学习书写，而是为了教授书写的那种方法本身。
让我们暂且将各种教条都放在一边，也不考虑文化和习俗。我们在这里对于了解人类如何开始书写并不感兴趣，对于书写本身的起源也同样不感兴趣，同时将长时间进行书写所给予我们的观念：学习书写必须从画垂线开始放在一边，就让我们像精神中的真理那样清楚而没有偏见吧！
“让我们观察一个书写中的个体，分析他在书写中所采用的动作”，这说的是书写中一个人的技术性操作。这会涉及书写的哲学研究，因而许多人都从客观开始研究书写本身，并且许多方法也正是建立在这种方式之上。但我们所调查的是进行书写的个人，而不是书写本身；是主观而不是客观。
从个体开始进行研究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原创性，与前面的许多方法非常不同。它毫无疑问标志着人类学研究基础上书写的新时代。
事实上，当我对正常儿童进行试验的时候，如果我想要给这种书写的新方法一个名称，我会叫它人类学的方法，而我并不知道试验的结果会是什么。确实，人类学的研究给了这种方法以启示，但是经验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令人吃惊的标题，而这在我看来也是非常自然的一个“自觉书写法”。
在我对缺陷儿童进行教学的时候，我凑巧观察到下列事实：一个11岁的智障女孩，她的手拥有正常人的力气和运动神经能力，但是却无法学会缝纫，甚至是缝纫中的第一步——缝补。这仅仅要求先将针穿到布料下面，然后再穿回来，如此反复。
我让这个孩子编织福禄贝尔垫子，在这个过程中，要让一根纸条横向上下交错着穿过一列纵向纸条，这些纵向纸条在两端都是固定的。接下来我开始思考这两种练习之间的相似性，因而对于这个女孩的观察开始变得感兴趣。当她对福禄贝尔练习很熟练的时候，我让她再次回到缝纫练习中来，并且非常欣喜的发现她现在能够完成缝补了。从那时起，我们的缝纫课程就从福禄贝尔编织开始了。
我看到在缝纫过程中，手的一些必要动作可以不经过缝纫练习就能得到准备。由此推论到我们应当在让孩子进行一项作业之前，找到教孩子如何进行这项作业的方法。我特别注意到，可以采用一些准备性活动，并且通过这种重复性练习可以将准备性活动简化为一种机制，而这种重复性练习并不存在于作业本身，而只是一种准备性练习。接下来，学生就可以进行真正的作业了，即使以前没有直接用手接触过，他们也能够完成作业。
我想，也许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为书写做准备，这一观念让我非常感兴趣。我对这种方法的简约感到吃惊，同时对于从前没有想到过这种方法而深感懊恼。而这种方法来自于我对一个不能进行缝纫的小女孩的观察。
实际上，既然我已经教给了孩子们如何触摸平面几何图形的轮廓，现在所要教给他们的仅仅是用手指去触摸字母的形状。
我有一些制作完美的书写体字母，矮一些的字母高8厘米，而高一些的字母与之成相应的比例。这些字母都是木制的，厚0.5厘米，元音涂成了红色，而辅音涂成了蓝色。这些字母的下底面没有上色，而是由黄铜包裹着，这样就能够比较耐久。我们只有一套这些木质字母的复制品，但是却有许多纸片，在上面画着与木质字母同样大小、颜色的字母。这些木质字母被放在纸片上，然后根据对比或是类比分组。
与字母表中每一个字母相对应的，我们有一些物体的图片，图片中物体名称的第一个与字母表中的每一个字母都是一一对应。在这些图片的上方，物体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是很大的手写体，而在边上，则是小一些的印刷体。这些图片的目的在于帮助记忆字母发音，而小一些的印刷体字母与那个手写体大字母相结合，为的是帮助阅读。图片并不代表什么新的观念，只是完善了以前的一个系列。
实验中最有趣的一部分，是在我给孩子们展示了如何将木头字母放在分组的字母卡片上之后，我让他们不断触摸这些最时髦的手写体字母。
我以各种方式重复这个练习，这样孩子们就学会了手的必要动作，这种动作可以让孩子不经过书写而复写出字母的形状。
我被以前从没有想到过的一个观念震惊了——在书写中，我们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运动形式。除了复写字母的动作外，还存在一种拿笔姿势的运动形式。实际上，当缺陷儿童对于触摸所有字母都已经非常熟练的时候，他们却依然不知道如何拿笔。稳定的握住并且流利的运用一个小棍子，与获得一种特殊的肌肉运动机制相关，这种机制本身却与书写运动无关。实际上，对于写出所有不同字母的动作来说这种机制都是必要的。因此，它是一种独特的机制，与单个图形的运动神经记忆共存。在缺陷儿童中，通过让他们用手指触摸字母激起书写动作时，我让他们锻炼了一种心理——运动神经通路，强化了肌肉记忆和每个相对应字母的关系。与此同时，这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肌肉机制的准备，这种机制对于握笔和运笔来说都是必要的，通过在已经叙述过的阶段中，添加两个阶段我们可以实现这种机制的练习。在第二阶段，孩子不仅仅是用右手食指触摸字母，而是双手的食指和中指。在第三阶段，孩子用一根小木棍来接触字母，手握木棍的姿势要跟握笔的姿势一样。实际上，我让孩子重复同样的动作，有时候握着书写工具，有时候就没有。
我说过孩子会跟随字母轮廓的视觉移动。确实，孩子的手指通过触摸几何图形轮廓线已经得到了训练，但这种训练并不总是非常充分。即使是我们成年人，当通过玻璃或是透明纸拓图案时，我们也不能很好的感觉出轮廓线，并且用笔画下来。
因此，缺陷儿童无论是使用手指还是木棒，并不总是能够精确跟着图案练习。在这项练习中，教学用具没有提供任何对于错误的提示，或者仅仅是对于孩子们的视觉提供了某种不确定的提示，这种视觉提示只是看一看手指是不是还在继续触摸图案。我现在想，为了让孩子们更加准确地进行书写，为了更加直接地指引这一动作，我应当让所有字母带凹槽，这样就可以让小木棍在里面行走。我设计了这种器具，但是由于造价太昂贵而没有执行。
使用这种方法进行了试验之后，我在国家心理矫正学校里，对教学方法班的教师们详述了这种方法。虽然这些课程讲义已经出版，并且尽管有超过200名小学教师已经掌握了这种方法，但是他们中没有人从中获得一点有帮助的观念。费拉里教授在一篇文章当中对此表示惊奇：
“在此，我们拿出了一些上面印有红色元音字母的纸片。而这在孩子们看来只是一些不规则的红色图形。与此同时，我们给孩子红色的木质元音字母，让他把这个木质字母放到相对应的纸片上。我们让孩子触摸用最时髦字体做成的木质元音字母，然后告诉他每个字母的名称。这些元音字母根据下面的图形顺序排列：
“接下来，我们对孩子说：‘找到字母O，把它放到相应的位置。这个字母是什么？’我们发现，如果只让孩子们看字母的话，许多孩子都会犯错误。”
“然而，他们却能够通过触摸来判别字母。这是最有趣的观察，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个体类型是视觉型，还是运动神经型。”
“我们让孩子触摸放在纸片上的字母，一开始只用食指，后来同时使用食指和中指，最后是手中像握笔一样拿着一根小木棒，对字母进行像书写一般的描画。”
“辅音字母是蓝色的，根据形状类比排列在相对应的纸片上。这些纸片都附加有可移动的蓝色木质字母，辅音字母就像刚才元音字母一样放置。另外，这套教学用具还包括另一套卡片，在这套卡片上，除了辅音外，还印着一到两个以这个字母开头的物体名称。在手写体字母边上，是一个相同颜色但小一些的印刷体字母。”
“教师指着这些字母和卡片，根据语言学方法来命名这些辅音，然后读出印刷在卡片上的物体名称，并且强调第一个字母，比如‘P-Pear，告诉我辅音P是哪一个，然后将它放在相应的位置上，触摸它’等。所有这些让我们研究了孩子们的语言方面存在的不足。”
“通过书写方式来描画字母的同时，我们可以利用肌肉训练来为书写做准备。经过这种方法教育的一个小女孩已经用铅笔复写出了所有的字母，尽管她还不认识这些字母。这个小姑娘将这些字母写成8厘米高，并且令人吃惊的有规则，而这个小姑娘的手工也非常好。孩子们看上去用一种书写的方式来触摸、识别字母，而这同时是在为阅读和书写做准备。”
“触摸字母并且同时仔细看字母，通过感觉的协作可以更快的强化印象。后来，这两类动作相分离，看转化成阅读，触摸转化成书写。根据个人不同的类别，有的人先学习阅读，有的人则先学习书写。”
大约在1899年，我发明了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的阅读和书写基本方法。曾经有一次，我给一名缺陷儿童一支粉笔，他竟然在黑板上写出了字母表中的全部字母，要知道这可是他的第一次！这种能力让我深感吃惊。
书写的实现比我预想的实现快得多。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有的孩子能够用铅笔写出字母，尽管他们可能一个也不认识。另外我也注意到在正常儿童中，肌肉感觉在婴儿时期最容易发展，这使得书写对孩子来说非常容易。而对阅读来说则不是这样，阅读需要长时间的教育，需要更高等级的智力发展，因为阅读面对的是对有关符号进行解释，是嗓音的变化调整，目的在于理解话语，所有这些都是纯粹智力性的工作。而在书写中，孩子们在教学法的引导下，将声音转变成符号，同时进行手部活动，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容易而高兴的事。在小孩子中，书写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方便和自觉性，就像口头语言发展一样；而口头语言的发展是一种听觉声音的运动神经型转换。可是相反，阅读部分却关系到抽象智力文化，这种文化是对来自符号象征的概念所作的解释，只有在儿童期之后才能获得。
第一次针对正常儿童的实验开始于1907年11月的上半月。在圣洛伦佐的两所“儿童之家”里，我从孩子们的入学之日起（部分孩子是1月6号，另外一部分是3月7号），就只使用实际生活以及对感觉进行训练的游戏。我并没有进行书写练习，因为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我认为应当尽可能推迟这种练习，就像教授阅读和书写，应该避免在6岁以前。
但是孩子们似乎需要对练习进行总结，因为这些练习已经让他们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获得了智力发展。他们知道如何穿衣服、脱衣服、如何洗澡；他们也知道如何扫地，给家具擦灰尘，将房间收拾整齐；如何打开或关上盒子，对不同的锁使用相对应的钥匙；他们能将碗橱中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可以照顾花草；他们知道如何观察事物、如何用手去看东西，等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跑到我这里来，直接要求学习阅读和书写。即使在我们拒绝了之后，仍旧有孩子来到学校后骄傲的表示他们知道如何在黑板上写出“O”。
最后，许多孩子的母亲来到学校央求我们教孩子们进行书写，说道：“在‘儿童之家’里孩子们被唤醒了，他们非常容易的学会了那么多东西，如果你们教他们阅读和书写的话，他们一定也很快就能学会，并且能够节省下需要在小学中学习书写和阅读所付出的努力。”母亲们的这种信念，即她们的孩子可以从我们这里不费力气地学会书写和阅读，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想一想我在缺陷儿童学校里所获得的成果，我决定在学校9月份开学的时候进行一次尝试，因为在9月份继续我们中断的工作会更好一些，而我们在小学10月份开学以前不进行任何书写和阅读的教学。这样还有另外的好处，可以让我们与小学的孩子进行比较，因为小学生们在同样的时间里与我们进行同样的教学。
因此，在9月份我开始寻找能为我们制作教具的人，但是没有人愿意。我希望能有一套精美的字母，就像在缺陷儿童学校里的那样。后来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我自己也很满意于在商店窗户上使用的普通上釉字母，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书写体的字母，这使我非常失望。
10月份过得真快啊！小学里的孩子已经写了许多篇垂线，而我们还在等待着。这时我决定去掉大个的纸质字母。考虑到孩子要触摸这些字母，我想到可以用砂纸来剪出这些字母，然后粘在光滑的卡片上，而更接近那些用于触觉练习的基本训练用具。
只有在我制作完成了这些简单的用具后，我才注意到与那些用于缺陷儿童的大号字母相比，这些字母所具有的优势。为了这些，我却浪费了两个月！如果我很有钱的话，我就可以拥有那些漂亮却过时没用的字母了。因为我们总是喜欢一些旧的东西，却不理解新的东西，我们总是寻求已经处在衰落事物上的美，而没有认识到在新观念的简约中会萌发出我们的未来。
最后，我明白了纸质的字母很容易制作，并且可以让许多孩子同时使用。它们不但可以用来认识字母，而且可以用来组合单词。我看到在使用砂纸字母进行触摸的时候，能够发现孩子们手指的寻找动作。这样不单是视觉，而且还包括触觉都可以用来直接教授书写的准确性。
放学后的下午，我和两位教师非常兴奋，开始用纸和砂纸剪出各种字母。第一步，我们将它涂成蓝色；第二步，将它粘在纸上。当我们工作的时候，一幅全面而清晰的画面呈现在我的头脑中，这种方法是如此简单，以至于当我想到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种方法时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有关我们第一次尝试的故事非常有趣。有一天一位老师病了，我让我的一位学生，师范学校的教学法教授安娜·费德莉去代替一下。当我在一天结束去看她的时候，她给我看了自己做的两个改动。其中一个在每个字母的后面横穿了一张纸条，这样学生就能够认出字母的方向，因为学生经常将字母颠倒。另外一个改动是做了一个卡片盒，这样每个字母就可以放在盒子相对应的位置里面，而不像一开始那样处于混乱之中。我到现在仍然保存着这个由旧食品盒子做成的卡片箱，这是费德莉在院子里面找到的，他还用白线粗略的缝了几针。
费德莉笑着把这些给我看，说这是自己拙劣的手工，但是我却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我立刻发现装在盒子里面的字母对于教学是非常宝贵的帮助。确实，它可以让孩子们用眼睛比较所有的字母，选择自己需要的字母。这就是我所说过的教学用具的起源。
我只需要在这里提及一点，就能够说明我们的方法所具有的优势。大约是圣诞节半月或一个月后，当小学校里面的学生还在为了忘记直钩、为画出曲线的“O”和其他元音字母而做繁重努力的时候，我的两个4岁的小家伙就可以以他们所有同伴的名义给西格诺·爱多阿多·塔拉莫先生写去祝福和感谢了。这些祝福和感谢是写在便笺上的，中间没有任何污点和涂改，这与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水平是相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