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正坐在客厅里斟茶。她一只手轻轻扶着茶壶，另一只手按着茶炊的龙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漫过茶壶口，溢到托盘里。她虽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却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进来。
当你努力追忆一个亲人的容貌时，总有许许多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要透过这些回忆来看它，就像透过泪眼看它一样，总是模糊不清。这是想象的眼泪。因此在我极力回忆妈妈当年的音容笑貌时，我只能想象出她那流露着始终如一的慈爱的棕色眼睛，她那颗长在短短的鬈发下面的脖子上的黑痣，她那雪白的绣花衣领和那常常爱抚我、常常让我亲吻的、细嫩纤瘦的手，但是她的整个神态却总是从我的记忆里滑掉。
沙发左边摆着一架古老的英国大钢琴，大钢琴前面坐着我的黑头发、黑皮肤的小姐姐柳博奇卡[12]，她用刚在冷水里洗过的玫瑰色手指显然很紧张地在弹克莱曼蒂[13]的练习曲。她十一岁了，穿着一件麻布短衣，一条雪白的、镶花边的衬裤，只能用arpeggio[14]弹八度音。她旁边侧身坐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戴着有红缎带的包发帽，身穿天蓝色敞胸短上衣，脸色通红，怒气冲冲；卡尔·伊万内奇一进来，她更加板起脸来了。她威严地望一望他，也不答礼，用脚踏着拍子，继续数着：“Un，deux，trois，un，deux，trois”，[15]声音比以前更响，更专横。
卡尔·伊万内奇好像丝毫没有注意到这点，还是按照德国的敬礼方式，一直走到我母亲跟前，吻她的小手。她醒悟过来了，摇摇头，仿佛想借此驱散忧思。她把手伸给卡尔·伊万内奇，当他吻她的手的时候，她吻了吻他那布满皱纹的鬓角。
“Ich danke，lieber[16]卡尔·伊万内奇！”她仍旧用德语问道，“孩子们睡得好吗？”
卡尔·伊万内奇本来一只耳朵就聋，现在由于钢琴的声音，什么都听不见了。他弯下腰，更靠近沙发一些，一只手扶着桌子，单腿站着，带着一种当时我觉得是最文雅的笑容，把小帽往头上稍微一举，说：
“您原谅我吗，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
卡尔·伊万内奇怕他的秃头着凉，从来不摘掉他那顶小红帽，但是每次走进客厅里来，他都请求人家许他这样。
“戴上吧，卡尔·伊万内奇……我在问您，孩子们睡得好不好？”maman向他稍微靠近一些说，声音相当响亮。
但是他还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用小红帽盖上秃头，笑得更和蔼了。
“你停一下，米米[17]！”maman笑着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说，“什么都听不见了。”
妈妈的容貌本来就非常俊秀，她微笑的时候，就更加美丽无比，周围的一切也仿佛喜气洋溢了。如果我在自己一生中痛苦的时刻能看一眼这种笑容，我就会不晓得什么是悲哀了。我觉得人的美貌就在于一笑：如果这一笑增加了脸上的魅力，这脸就是美的；如果这一笑不使它发生变化，它就是平平常常的；如果这一笑损害了它，它就是丑的。
妈妈同我打过招呼以后，就用双手抱着我的头，让它朝后仰，然后，聚精会神地看了我一眼说：
“你今天哭了吗？”
我没有回答。她吻吻我的眼睛，用德语问道：
“你为什么哭啊？”
当她同我们亲切交谈的时候，她总是用她熟谙的这种语言。
“我是在梦里哭的，maman。”我说。我回想起虚构的梦境的详情细节，不禁颤抖起来。
卡尔·伊万内奇证实了我的话，但是对于梦里的事只字未提。大家又谈到天气，米米也参加了谈话。然后，maman往托盘里放了六块糖给几个可敬的老家人，就站起身来，走近摆在窗口的刺绣架。
“喂，孩子们，现在到爸爸那里去吧，你们告诉他，他去打谷场以前，一定要到我这里来一趟。”
又是音乐、数拍子，又是严厉的目光。我们到爸爸那里去了。穿过从祖父的时代就保留着仆从室这个名称的房间，我们走进了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