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 ,俄国作家。出生于图拉一个名门望族之家。自幼父母双亡,由亲戚抚养长大,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入喀山大学东方系,后转入法律系,由于无心学习,1847年退学回到出生地雅斯纳亚·波良纳,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50年代曾志愿在高加索地区服役,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战。在高加索地区时开始写作。先后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自传体的《童年》(1852)、《少年》(1852—1854)年《青年》(1855—1857),表现了主人公在道德内省中成长的经历。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使他在文学界中有了名气。由于思想艺术方面的分歧,1859年与《现代人》杂志分裂。这一时期他还写下了《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家庭幸福》(1858—1859)、《哥萨克》(1853—1863)等社会生活小说。这些创作已经显示出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重要特征:“心灵辩证法”和道德净化思想。
60年代农奴制改革前后的社会状况使托尔斯泰内心矛盾重重,一度中断创作。他在农村开办学校,并在改革时期当过地主与农奴纠纷的调解人,后来因此招来麻烦,最后关闭了他所办的学校。
1862年9月与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结婚。由于社会形势渐趋平稳,他逐渐克服了内心危机,恢复了写作。从1863年起花了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部宏伟的史诗般著作展示了19世纪初期俄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阔场景,他把大量取自真人实事的生活素材编织到巨大的历史事件中,对材料以及人物形象的处理表现出惊人的客观和准确。他在主要人物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和彼埃尔·别祖霍夫身上表现出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注,不倦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探索,特别是女主人公娜塔莎形象的塑造更显示了他作为艺术大师的卓越艺术才能。小说肯定和赞颂人民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
70年代完成的《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的另一部重要代表作,它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资产阶级的兴起与贵族阶层的没落,贵族家庭关系的解体和道德水准的下降。这部小说是社会分析、道德评价与事件描写结合得比较完满的长篇巨作。但小说流露出悲观情绪和宿命论思想,主人公的道德与精神有严重缺陷,他们所思考的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这些因素又直接造成了他们精神或肉体上的悲剧。
70年代初开始托尔斯泰又进入另一次精神危机,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期。思考的结果使他最终站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中表达了他对旧制度、教会以及贵族阶级生活方式的猛烈抨击。但是同时他又宣扬勿以恶抗暴,用道德净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他厌弃自己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并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活动:上书请求赦免政治犯,访问贫民窟,救济灾民,保护受教会迫害的信徒,后来还对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者寄予同情。90年代发表《论饥荒》(1891)等许多政治、宗教论著,触怒了当局和教会。后来由于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的发表,东正教会于1901年宣布革除他的教籍,但他不改初衷,仍然我行我素。
晚期的托尔斯泰在戏剧创作方面取得很大成就,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活尸》(1911)等,表达了他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不以恶抗暴的思想,但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
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谢尔盖神父》、《舞会以后》(均死后发表)是他这一时期较为出色的作品,揭露资产阶级的丑恶,人际关系的冷漠虚伪,表现精神的觉醒。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他以贵族聂赫留道夫对青年时犯下罪过的忏悔和对以往经历的反省归纳出作家本人的思想主张和救世说教。小说忏悔和说教的比重过大,损害了小说的艺术完整性。
思想转变后的托尔斯泰几次想弃家出走,这在他的晚期作品中有所反映。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秘密出走,途中患病,不久病逝。
托尔斯泰被誉为19世纪现实主义的一座顶峰,成为世界艺术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长篇小说,写于1873—1877年,先后经过十二次精心修改。小说取材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由于资本主义势力的迅猛发展而引起的日益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急剧变化的历史特点。小说的情节由两条平行而紧密联系着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故事。女主人公安娜的丈夫是彼得堡一个煊赫的政府部长,比安娜大二十岁;安娜很年轻时由姑母作主嫁给了他。婚后,安娜发现自己对丈夫毫无爱情,就把全部感情倾注在儿子身上。婚后第九年,在她去莫斯科的路上认识了近卫军军官渥伦斯基,他热烈地追求她,唤起了安娜的爱情。经过痛苦的斗争,安娜不顾丈夫的威胁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毅然离家和渥伦斯基一起生活。后来由于受到上流社会的冷遇,安娜只好住到渥伦斯基的庄园去。在那里由于对儿子的思念,与渥伦斯基的非法同居,以及无所事事的生活,使安娜内心的痛苦与日俱增;而渥伦斯基又不能理解安娜,两人常常争吵,终于安娜感到无法再在这个充满虚伪的社会里生活下去,便卧轨自杀了。另一条线索是列文——吉提的生活和精神探索经历。列文是一个正直、纯朴的地主,他探求着生活的真正意义。他爱上了吉提,但吉提年幼无知,心里爱着渥伦斯基,因而拒绝了列文的求婚。当渥伦斯基抛下她去追求安娜时,吉提受到很大打击。经过这番波折,吉提成熟起来,终于同列文幸福地结合了。小说通过安娜的家庭悲剧,揭露了上流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和冷酷的社会关系。通过列文这一线索,描绘出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后,地主经济面临危机的情景,揭示出作者自己探求出路的痛苦心情。 查看详情>>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于1863年至1869年写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它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情节为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的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困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助于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城市乡村纵横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象;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生动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查看详情>>
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选,包括两个短篇《克罗采奏鸣曲》、《魔鬼》和一个中篇《伊凡伊里奇之死》。这三个中短篇分别是关于婚姻、爱欲与死亡的主题,围绕着婚姻、家庭、伦理、情欲与死亡,具有有非凡的震慑人心的魅力。 查看详情>>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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