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六日，在St.-Jérôme的护送下，我第一次走进大学的大厅。我们是坐着我们家相当豪华的四轮马车来的。我生平第一次穿上燕尾服，我的全部服装，连衬衣和袜子，都是最新式、最好的。当门房在楼下帮我脱大衣，而我衣着华丽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甚至因为自己那么光彩夺目而有些害羞。但是当我一走进挤满了人的镶花地板的明亮大厅，就看见几百个穿中学生制服或者燕尾服的青年（其中有的冷冷看我一眼），还有态度傲慢的教授在远处桌子中间随便地踱来踱去，或者坐在大安乐椅上。一看见他们，我那种盼望引起普遍注意的心思就立刻化为乌有了；在家里，甚至在大学的门廊里，我脸上的表情还仿佛是懊悔我违反本意显得那么高贵，那么神气，此刻也变得非常胆怯，而且有点颓丧了。我甚至趋于另一个极端，当我看见近处的凳子上坐着一个衣冠不整、特别寒酸，年纪还不老，但是头发几乎全白了的人的时候，我居然高兴极了。这个人远离人群，坐在最后一排凳子上。我立刻挨着他坐下，开始打量那些考生，给他们下判断。这里有形形色色的身形和面孔，但是按照我当时的看法，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被归为三类。
有的像我一样，由家庭教师或者父母陪着来考试，这些人里有伊温家最小的孩子由我认识的弗劳斯特陪着，有伊连卡·格拉普由他的老父亲陪着。所有这些人的下巴都毛茸茸的，露出干净的衬衣，规规矩矩地坐着，并不翻阅他们随身带来的书本和笔记。他们带着明显的畏怯神情望着教授和考桌。第二类考生是一些穿中学生制服的青年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刮过胡子。他们大多数彼此都认识，大声交谈着，称呼着教授的教名和父名，当场准备问题，互相传递笔记本，从凳子上跨过去，从门廊拿来油炸包子和夹肉面包，当场就吃起来，只是把头低到凳子那么高。最后一类，也就是第三类考生，为数并不多，年纪很大，有的穿着燕尾服，而大多数穿着常礼服，没有露出衬衫。这些人举止非常严肃，独自坐着，神色非常忧郁。那个由于穿着的确比我寒酸而使我感到自慰的学生就属于最后这一类。他双手托着头，指缝里露出乱蓬蓬的花白头发，他正在读一本书，闪闪发光的眼睛偶尔向我投来短暂而不友好的一瞥，闷闷不乐地皱紧眉头，把光滑的胳膊肘又向我这边挪挪，使我不能更挨近他。中学生们恰好相反，他们自来熟，我真有点怕他们。比如，有个中学生把一本书塞到我手里说：“请递给他，那边。”另外一个从我身边走过时说：“让让路，老兄。”第三个从条凳上爬过去的时候，用手扶住我的肩头，像扶桌子一样。这一切我觉得又粗野又令人不快；我自认为比这些中学生高明得多，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我这样不拘礼节。终于开始点名了。中学生们大胆地走上去，大部分回答得很好，兴高采烈地回来；我们这一类人却胆怯得多，似乎回答得也不好。年纪大的一类人中，有几个回答得非常出色，有一些很糟糕。叫到谢苗诺夫的时候，我旁边那位头发花白、目光炯炯的人粗鲁地推了我一把，从我腿上迈过去，走到桌子跟前。从教授们的神色可以看出，他回答得出色而又大胆。他回到原来的座位之后，不等着听他得了什么分数，就沉着地拿起自己的笔记本走了。听到点名的声音，我已经战栗了好几次，虽然已经叫了一些以K字为首的姓名，但是按照字母的排列次序还没有轮到我。“伊科宁和捷尼耶夫！”突然有人从教授们那个角落呼唤道。一阵寒战掠过我的脊背和发根。
“叫谁？谁是巴尔捷尼耶夫？”我附近的人们议论说。
“伊科宁，去吧；叫你呢。但是谁是巴尔捷尼耶夫，或者莫尔捷尼耶夫？我可不知道。是谁，谁就答应吧！”站在我身后的一个身材魁伟、面色红润的中学生说。
“是您。”St.-Jérôme说。
“我姓伊尔捷尼耶夫，”我对那个面色红润的中学生说，“叫伊尔捷尼耶夫了吗？”
“是呀！您为什么不去？……你瞧瞧，真是个公子哥儿！”他补充说，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当我从凳子后面走过去时，可以听到他的话。走在我前面的是伊科宁，他是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身材高大的青年人，属于第三类，即年龄大的一类。他穿着紧身橄榄绿色礼服，打着蓝缎子领带，长长的淡黄色头发按照农民的样式很细心地往后梳着。坐在条凳上时，我就注意到他的外表了。他长得并不难看，爱讲话，但是最使我惊异的是，他那异样的红黄色头发居然拖到喉咙上，他还有个奇怪的习惯：不断解开背心的扣子，把手伸到衬衣里搔胸脯。
我和伊科宁一同朝桌边走去，桌后坐着三位教授；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还礼。一个年轻的教授像洗纸牌一样洗那堆考签；另外一位教授，燕尾服上别着一枚勋章，他正盯着一个滔滔不绝地讲查理曼大帝[12]的某些事迹、每说一句就加上一个“后来”的中学生；第三位教授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儿，他低着头，从镜片上边望着我们，指着考签。我觉得他的目光是同时对着伊科宁和我的，而且他对我们身上的某一点很不满意（可能是伊科宁的红黄色头发），因为他又看了我们一眼，就不耐烦地把头一昂，要我们赶快抽签。我又气又恼，首先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还礼，其次是因为他们显然把我和伊科宁相提并论，归到一类考生里去了，由于伊科宁的红黄色头发，对我也已经抱有成见。我毫不畏怯地抽了根签，准备回答；但是，那位教授却朝着伊科宁使了个眼色。我看看我那个签条上的问题，原来是我很熟悉的。于是我便静候轮到自己，一面观察在我面前发生的事情。伊科宁毫不胆怯，甚至过分大胆地侧着身子上去抽签，把头发往后一甩，敏捷地看了看写在签上的问题。他张开嘴巴，我觉得他开始要回答了，这时佩着勋章的教授用称赞的话打发走一个中学生，突然看了他一眼。伊科宁好像想起了什么，停了下来。全体沉默了两三分钟。
“说呀！”戴眼镜的教授说。
伊科宁张开嘴，又不出声了。
“要知道，不是您一个人参加考试。请问您回不回答？”年轻的教授说，但是伊科宁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他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考签，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戴眼镜的教授透过镜片，从眼镜上方看看他，又摘下眼镜看看他，并且小心地擦擦镜片，然后又戴上。伊科宁一个字也没有说。他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笑意，他把头发甩到后面，又侧身朝着桌子，放下考签，轮流地望望每一位教授，然后又望望我，就扭过身去，迈着急速的步子，挥动着胳膊，回到条凳那边。教授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
“真是个好样的！”年轻的教授说，“自费生[13]！”
我走到桌子跟前，但是教授们依旧低声私下交谈着，好像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我在场。当时，我确信，三位教授都非常关心我会不会考取，会不会考得很出色，不过他们要摆摆架子，所以装出那么一副毫不在意、没有注意到我的模样。
当那个戴眼镜的教授漠不关心地转向我，要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看了看他的眼神，替他有点难为情，因为他在我面前摆出那么一副伪君子的神气，我开始回答时有点结结巴巴，但是不久就越来越流利了，因为那是俄国历史上我非常熟悉的一个问题。我出色地答完了，甚至讲得非常起劲，想让教授们感到我不是伊科宁，不能拿我和他相提并论，我提议再抽一个考签；但是那位教授朝我点点头，说：“好了。”并且在分数本上记了点什么。我一回到凳子那边，中学生们就告诉我，我得了五分，天晓得他们怎么会什么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