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大屋子里有个留着红胡子、身材不高、体格健壮的人坐在小桌旁吃东西。他身边坐着一个高高大大、黑头发、没有胡子的人。他们在说法语。他们的眼神虽然使我很窘，但是我仍旧决定在他们面前的蜡烛上点着香烟。为了不同他们的视线接触，我就眼望着旁边，走到桌子跟前，开始点烟。香烟点着后，我忍不住看了那位吃午饭的先生一眼。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正充满敌意盯着我。我刚要扭过身去，他的红胡子就微微抖动起来，他用法语说：
“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人抽烟，先生！”
我嘟囔了几句难以理解的话。
“不，我不喜欢，”那个留小胡子的人正颜厉色地接着说，飞快扫了那个没有胡子的人一眼，仿佛请他看看他怎样申斥我，“先生，我也不喜欢那些无礼到竟然到我的鼻子底下来抽烟的人，我也不喜欢那些人。”我立即恍然大悟，这个人是在骂我。但是一开始我还对他怀着歉意哩。
“我没有想到这会打扰您。”我说。
“啊，您没有想到您是个粗野的人，但是我可想到了。”那个人大喊起来。
“您有什么权利这样喊叫？”我说，感到他是在侮辱我，我自己冒起火来。
“是这样一种权利，就是我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轻视我，对像您这样的家伙，我总要教训一顿。您姓什么，先生？您住在哪儿？”
我气得了不得，我的嘴唇发抖，喘不过气来。但是我还是感到自己不对，大概因为香槟酒喝多了，我没有对那位先生说一句粗鲁的话，我的嘴唇反而很温顺地对他说出了我的姓名、住址。
“我姓科尔皮科夫，先生，您以后要客气些。我们后会有期（Vous aurez de mes nouvelles[25]）。”他结束说，因为全部谈话都是用的法语。
我只说了一句：“非常荣幸”，拼命使自己的声音尽量坚决，随后扭过身子，拿着那支已经熄灭的香烟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去。
我既没有对我哥哥，也没有对我的朋友们讲出刚才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因为他们正在热烈地讨论；我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开始思量这件怪事。“您是个粗野的人，先生（un mal élevé，monsieur）[26]！”这句话不住地在我耳朵里鸣响，使我越来越愤慨。我的酒意完全消失了。当我考虑我在这件事上采取的行动时，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我的心头，我觉得自己的举动像个懦夫。“他有什么权利攻击我？他为什么不干脆对我说，我妨碍了他？可见是他错了？他管我叫粗野的人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对他说：先生，粗野的人就是准许自己撒野的人呢？或者，我为什么不索性呵斥他说：住嘴！那样就妙极了。我为什么不要求他决斗呢？唉，我没有这样做，却像个卑鄙的懦夫一样忍气吞声。”“您是个粗野的人，先生！”这句话不住地刺痛我的耳鼓。“不，不能这样善罢甘休！”我暗自思量，于是站起身来，决心再去找那位先生，对他讲几句厉害话，如果迫不得已，甚至可以用烛台砸他的脑袋。我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想到最后这个主意，但是当我又回到大房间的时候，心里却也相当害怕。幸亏科尔皮科夫先生已经不在那里了，大房间里只有一个侍者在拾掇桌子。我想告诉侍者出了什么事，向他解释这一点也不怪我，但是不知怎地我改变了主意，又怀着郁郁不乐的心情回到我们的房间里。
“我们的外交家出了什么事？”杜布科夫说，“他大概在决定欧洲的命运。”
“口欧，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无精打采地说着，扭过身去。这以后，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怎地我开始思考杜布科夫根本不是个好人。“为什么他老开玩笑，叫我‘外交家’？这里面没有含着什么好意。他只想赢沃洛佳的钱，到什么姑母家去逛逛……他身上没有一点招人喜欢的地方。他说的都是谎话，要不就是庸俗不堪的言语，而且他老想取笑我。我觉得他简直笨极了，而且还是个坏人。”我这样思考了五分钟左右，不知为什么对杜布科夫越来越怀着敌意。杜布科夫却不睬我，这使我更恼怒了。我看见沃洛佳和德米特里同他谈话，甚至生起他们俩的气来。
“听我说，诸位，得给外交家泼点冷水了。”杜布科夫突然说道，含着微笑瞅了我一眼。我觉得这种微笑是讥笑人的，甚至是阴险的。“他很不好！真的，他很不好！”
“也得给您泼点冷水，您自己也不好！”我恶意地微笑着，回嘴道，甚至忘了曾经跟他你我相称。
这种回答想必使杜布科夫大吃一惊，但是他满不在乎地扭过身去，同沃洛佳和德米特里接着谈下去。
我想参加他们的谈话，但是又感到我绝对不会作假，于是又躲到自己的角落里，在那儿一直待到离开饭店为止。
我们付了账，开始穿大衣的时候，杜布科夫对德米特里说：
“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27]到哪里去呀？大概是回家去谈情说爱吧。我们不干这个，我们要去拜访亲爱的姑母，这比你们酸溜溜的友谊强。”
“您怎么敢这么说话，敢嘲笑我们？”我突然脱口而出，走到他跟前，挥舞着胳膊，“您怎么敢嘲笑您不了解的感情？我不允许您这样！住嘴！”我大叫道，接着又不响了，不知道往下再说什么，激动得透不过气来。杜布科夫最初非常惊讶，后来想把它当作玩笑一笑置之，但是最后他竟恐慌起来，垂下眼睛，这使我大为惊讶。
“我根本没有敢嘲笑你们，也没有嘲笑你们的感情。我只是说……”他支支吾吾地说。
“问题就在这里！”我喊道，但是就在这时，我为自己感到惭愧，又可怜起杜布科夫来，他那通红的、惊慌的脸上流露出真正的痛苦。
“你怎么啦？”沃洛佳和德米特里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人想要欺负你。”
“不，他想侮辱我。”
“你弟弟是个不顾死活的人！”杜布科夫说这话时已经走出门口，因此他没能听到我反驳的话。
我很想追上他，再对他说些难听的话，但是正在这时，我与科尔皮科夫发生冲突时在场的那个侍者把大衣递给我，我立刻平静下来，仅仅在德米特里面前装出一脸怒气，免得他看见我突然息怒而感到奇怪。第二天，我和杜布科夫在沃洛佳的房间里碰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起这件事，但是却疏远多了，而且彼此连看上一眼都觉得很困难了。
科尔皮科夫在第二天以及后来都没有把de ses nouvelles[28]告诉我。多少年来，我始终非常真切地记得同他的口角，而且感到十分痛苦。在事情发生以后的五六年里，每逢我想到没有雪耻，就浑身战栗，大声喊叫，但可以自慰的是，我回忆起在同杜布科夫的冲突中自己是个怎样的英雄好汉，很是得意。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事件，怀着好笑的心情追忆我和科尔皮科夫的口角，并且后悔我不该迁怒于人，使好人杜布科夫平白无故受到侮辱。
当天晚上我把我同科尔皮科夫（我把他的相貌详尽地描绘了一番）的纠纷告诉德米特里时，他大吃一惊。
“就是那个家伙呀！”他说，“你想想看，这个科尔皮科夫是个出名的坏蛋、骗子手，尤其是个胆小鬼，他被同伴们从联队里赶了出来，因为他挨了耳光，又不愿意决斗。他是哪儿来的这份胆量？”他补充一句说，带着和蔼的笑容望着我，“但是，他没有说过比‘粗野的人’更重的字眼吧？”
“没有。”我回答说，脸红了。
“这件事很不好，不过还没有多大关系！”德米特里安慰我说。
很久以后，当我已经平心静气地思索当时情景的时候，我才作出相当合乎情理的结论，就是：科尔皮科夫大概觉得可以拿我来泄愤，当着那个黑头发、没有胡子的人的面，来报复他多年以前挨的那记耳光，就像他叫我“粗野的人”，而我马上在无辜的杜布科夫身上发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