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要在两个星期以后举行；但是大学已经开学，我和沃洛佳就在九月初去莫斯科。涅赫柳多夫家的人也从乡下回来了。我和德米特里分手时，约好要通信，自然啰，信，我们一次也没有写过。回莫斯科以后，他立刻来看我，我们决定，他第二天带我到大学去听第一次课。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一走进教室，就觉得自己消失在这群快活的年轻人当中，他们在从大窗户照射进来的明亮阳光中，在所有的门口和走廊上熙熙攘攘地走着。感到自己是这个大集体里的一员的意识是十分愉快的。但是这些人中我认识的并不多，而且认识的也只限于点头之交和说一声：“您好，伊尔捷尼耶夫！”在我周围，人们互相紧紧握手，拥挤，到处都是友好的话语、微笑、友情和玩笑，到处都感觉到有一种纽带把这群年轻人联结到一起，而且觉得伤心的是，这种纽带不知怎地竟把我撇开。但这是一瞬间的印象。由于这个印象和因此而产生的恼怒，相反地，甚至使我立刻觉得我不属于这个集体，我应该有自己的体面人的圈子，这倒也不错，于是我坐在第三排凳子上，Б伯爵、З男爵、Р公爵、伊温和其他这一类绅士都坐在那儿，其中我认识的有伊温和Б伯爵。但是，这些绅士也很奇怪地望着我，使我觉得我也并不完全属于他们那一群。我开始观察我周围发生的一切。谢苗诺夫，一头蓬乱的白发，一口白牙，敞着礼服，坐得离我不远，他支着胳膊肘，咬着鹅毛笔管。考第一名的那个中学生坐在第一排凳子上，腮帮上依旧绑着黑领带，他玩弄着挂在缎子背心上的银表钥匙。伊科宁总算设法进了大学，他坐在上边的凳子上，穿着一条镶边的、罩住整个皮靴的淡蓝色裤子，哈哈大笑着，大声说他是在帕那斯山[63]上。伊连卡使我很惊异，他不但是冷淡地，甚至是轻蔑地向我行了一礼，好像要提醒我，我们在这儿是平等的，他坐在我前面，随随便便地（我觉得是做给我看的）把他的两条瘦腿往凳子上一搭，同另外一个学生交谈着，偶尔回头瞅我一眼。伊温的同伴们在我旁边用法语交谈。我觉得这些绅士愚蠢极了。我听到他们谈话中的一言一语，觉得不仅无聊，而且不正确，简直不是法语（我心里说，ce n’est pas Français[64]），而谢苗诺夫、伊连卡以及别人的举止言行，我觉得既不文雅，又不规矩，又不comme il faut。
我不属于任何集团，觉得自己是孤立的，不善于交际，不禁恼怒起来。坐在我前面凳子上的一个学生在咬指甲，指甲周围的红色肉刺叫人恶心，我甚至挪了一下，离他远些。我记得，在开学的第一天，我心里非常难过。
教授进来的时候，大伙动了一动之后，就鸦雀无声了。我记得我也把讽刺的目光投到教授身上，他用一句我觉得毫无意义的话作为开场白，开始讲课，使我很是吃惊。我本来希望这堂课自始至终都讲得那么精辟，以致增一个字不行，减一个字也不行。在这方面我失望了，我立刻就在我带来的装潢美观的笔记本的“第一讲”的标题下面，画了十八幅侧面像，组成花环似的圆圈，仅仅偶尔把手在纸上移动一下，让那位教授（我确信他很注意我）以为我是在记笔记。在这堂课上，我断定把每位教授讲的一切都记下来不但不必要，甚至是愚蠢的，直到学期终了我一直遵守这个原则。
上下面几节课时，我已经不觉得那么孤独了，我和好多同学打招呼，握手寒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和同学之间还缺乏真正的接近，我心里更加常常感到悲哀和虚伪。同伊温和贵族们（像大伙这么称呼他们的）那一伙，我合不来，因为，就我现在记得的，当时我非常腼腆，对待他们很无礼，要他们先向我行礼我才答礼，而且他们显然并不大需要和我结交。至于同大多数的同学，我跟他们合不来完全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我一感到某位同学对我发生好感，我就立刻向他表示，我在伊万·伊万内奇公爵家用过饭，我有自用马车。我说这一切，无非是要从最有利的方面炫耀一下，使同学们因此更喜欢我；但是恰好相反，几乎每一次，由于我说出伊万·伊万内奇公爵是我的亲戚和我有自用马车，同学们就突然变得对我傲慢而冷淡了。
我们中间有一个公费生奥佩罗夫，他是一个谦虚的青年，很有才能，非常用功，他把手伸出来总像伸一块木板一样，手指一点不弯曲，动也不动，因此有些爱开玩笑的同学在同他握手时，常常也那样伸出手去，并且管这叫“木板”式的握手。我差不多总坐在他身边，时常和他交谈。由于奥佩罗夫对教授们所发表的自由看法，我特别喜欢他。他十分清楚而确切地阐明每个教授讲课的优缺点，甚至有时还嘲笑他们。他的小嘴用平静的声调说出来的话，对我起了特别奇怪和惊人的影响。虽然如此，他仍然毫无例外地把所有的讲义都仔仔细细用他那娟秀的笔迹记录下来。我们已经开始接近起来，决定一起温习功课，当我靠着他坐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他那小小的灰色近视眼已经开始愉快地望着我了。但是有一次谈话中，我觉得必须向他说明，我母亲临死时，曾要求我父亲不要把我们送进任何公费学校，而且我开始相信，所有的公费生，纵然博学多识，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完全不像样子，我结结巴巴地说，ce ne sont pas des gens comme il faut，[65]并且感到不知怎地脸红了。奥佩罗夫什么也没有对我讲，但是以后上课时，他就不先跟我打招呼，不把他的“木板”伸给我，不交谈了，当我坐到座位上去的时候，他就把头扭向一边，紧贴在练习本上，离它有一指远，假装看笔记的样子。奥佩罗夫毫无来由的冷淡使我惊奇。但是，我认为 pour un jeune homme de bonne maison[66]，巴结奥佩罗夫这样的公费生是有失体面的，于是我就不理他了，虽然坦白地说，他的冷淡使我伤心。有一次我比他来得早些，因为是大家敬爱的一位教授讲课，不常来听课的学生们也都来了，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我占了奥佩罗夫的位子，把笔记本放到桌上，就出去了。回到教室一看，我的笔记本已经被挪到后面的凳子上，而奥佩罗夫坐在我占的位子上。我告诉他，我原来是把笔记本放在那儿的。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突然间面红耳赤，望也不望我一眼。
“我告诉你，我是把笔记本放在这儿的，”我说，故意发火，想用我的勇敢气概吓唬他，“大家都看见的。”我环顾了一下别的学生们，补充说；但是，虽然有好多人好奇地望着我，却没有一个应声。
“这儿的位子不是包下来的，谁先来谁就坐。”奥佩罗夫说，他很生气地在座位上坐正，用愤怒的眼光扫了我一眼。
“这说明您是个没有礼貌的人。”我说。
奥佩罗夫好像嘟囔了句什么，他甚至好像嘟囔说：“你是个蠢小子。”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听清楚。况且，我就是听清楚又有什么用呢？不过像manants[67]一样吵嘴罢了（我很爱manant这个词，我用它回答和解决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也许我还会再说几句，但是这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身穿蓝色燕尾服的教授行了个礼，匆匆地走上了讲台。
可是考试以前，当我需要笔记本的时候，奥佩罗夫记着他的诺言，把自己的笔记本借给我，而且邀我一同温习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