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埃尔温·施泰尼策尔把自己关于股份公司的著作称为《股份公司的经济理论》(1908年莱比锡，东克尔和洪布洛特出版社)时，这种感觉大概也传到他的身上。但是，在这本书里，对股份公司的基本经济特性却没有什么认识。不过，这部著作也不乏准确和细致的评论。
2 “作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其价值不是由它们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们为自己的所有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来决定。”(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98页)
3 股票市价同生产资本价值的联系毋宁说仅仅表现在：股票市价不可能下降到低于企业破产时在满足所有其他债权之后作为相应部分归于股票的价值部分。
4 鲁道夫·迈尔博士编：《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0年柏林版，第1卷第259页。
5 顺便指出，这是错误的。股份公司不是经营形式，而是企业形式。
6 鲁道夫·迈尔博士编：《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0年柏林版，第1卷第262页。
7 同上书，第1卷第285页。
8 但是，这个保守的社会主义者正确地感觉到股份公司的革命意义：“把发自数千个小的资本源泉的一些支流联结为一条大河的这种经营形式。(即股份企业)必须完成一项使命。它必须补完上帝的创造，必须做全能的上帝遗忘了或没有抓住机会去做的事情，即贯串地峡和陆地，把被海洋分离开的陆地通过海底或海面联结起来，钻透阿尔卑斯山等等。金字塔的建造和腓尼基的方石也赶不上股份资本今后还应该创造的东西。”洛贝尔图斯的浪漫激情不亚于左拉的小说《金钱》中的萨卡尔。然后，他接着说：“但是，就我本人来说，对它还有十分特殊的‘爱好’。为什么?因为它为我扫清了道路。这是怎样的一种清扫啊！普通的没有股份形式的自由贸易，只不过是一把可怜的手用扫把；而具有股份形式的自由贸易，却是一部蒸气清扫机，它十年内就清扫了一百年的清扫量。股份企业之手啊！解决社会问题需要这样的清道夫。实际上，即使没有公司的形式，它也需要哪怕是鸽子衔食似的清扫。”(同上书，第1卷第291页)
同样，下面的议论也很确切：“在股份形式下，也像个人企业家一样，纯粹的借贷资本家将日益消失。”(同上书，第1卷第286页)
范·博尔格茨在《社会科学词典》的“股份公司”词条中的叙述，真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天真：“公司企业的任务和目的，既能够补充和加强企业家个人的劳动力、知识和经验，也能够加强资本的力量。”这真是妙极了，正像有人在一本食谱学的书中训诫说：李子团的任务和目的是既能够使味觉得到刺激和满足，又能够使女厨师得到工资。
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494页。
10 对正文中所提供的总括的叙述举一个例子。《柏林日报》1908年5月16日晚版做了这样一个报道：“这几天，克佩尼克的亚硝酸盐工厂的股票以80％以上的贴水进入交易所。从1901年到1906年，这个企业作为具有30万马克小资本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存在。在经过几年亏损之后，这个有限责任公司一次就得10万马克的总利润，第二次就得30万马克的总利润，相应支付1.5万马克和7.5万马克的股息。因此，在创建者们看来，它注定应该成为拥有100万马克基本资本的股份公司，原有限责任公司的30万马克也转移到这个股份公司中。为了使新股份公司的贷方和借方得到平衡，在有限责任公司以9万马克入账的土地，必须由股份公司以21万马克接受下来；筑物价值由4.5万马克提高到14万马克；机器、工具和器具的价值由24.6万马克提高到40万马克。新股份公司现在经过两个营业年度，在这两个年度中分别分配15％和16％的股息，虽然土地账上(不考虑新征地)还仍然标明负债20万马克，建筑物账上标明负债15万马克。只是在价值的提高看来最令人怀疑的机器和器具账上，下降到25万马克。这个公司的生产以两项专利为基础，其中一项已经一年满期，另一项由发明者以5万马克卖给股份公司。这些基础足以使发行机构以180％的价格签订契约，即是说，这些发行机构以通过追加10万马克的现金支付形成股份公司基础的以前的30万马克，便可以支付180万马克！”这里，创业利润还增加了，因为这个企业通过专利的利用取得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当然也同样被资本化了。
11 投入股票的资本在最初投入或新投入时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股息，仅仅略微超过平均利息率。我们从1907年6月1日的《柏林日报》上摘下来和下一张表，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帝国银行的贴现率是5.5％。
5月30日的市价(％) 股息(％) 盈利率(％)
柏林商业公司 150.75 9 5.97
达姆施塔特银行 129.30 8 6.18
德意志银行 223.60 12 5.36
贴现公司 169 9 5.32
德累斯顿银行 141
6.02
国民银行 121.50
6.17
波鸿铸钢厂 224.25 15 6.18
劳拉冶金厂 225.30 12 5.32
哈尔彭矿山铁路公司 207.60 11 5.29
格尔森基兴矿业公司 195.50 11 5.62
芬尼克斯矿业公司 205.30 15 7.30
尤巴赫尔冶金厂 204.50 14 6.84
多纳斯马克冶金厂 264.50 14 5.29
克拉夫特铁厂 166 11 6.62
塔勒炼铁厂(优先股) 123 9 7.31
通用电气公司 198.50 11 5.54
拉默伊尔电气公司 122 8 6.55
霍夫曼车辆厂 335 22 6.56
加根瑙尔铁厂 105 8 7.61
舍林化学工厂 263 17 6.46
奥兰宁堡化工厂 184.50 10 5.42
舒尔特斯酿酒厂 288.50 18 6.23
联合酿酒厂(股票) 210.50 12 5.70
12 英国的创业也是一样。在描述一个混合铁厂和一个钢厂之间的利益组合时，麦克罗斯蒂指出：“应当注意，为了扩大企业而诉诸公众的帮助时（即通过发行债券如优先股)，只要维持支付债券利息和优先股股息，支配权就仅仅掌握在卖者（比尔兄弟和杜尔曼·朗公司)手中。这的确是英国创业的一般特征。这就要求精心的投资家仔细检查购买条件。”(亨利威·麦克罗斯蒂：《英国产业的托拉斯运动》，1907年伦敦版，第27页)“在许多情况下，普通股大部分或完全被原来的卖者所握有，以便他们能够保持支配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公众来说，普通股的股息就无足轻重了。”(同上书，第54页)
以前德国(和奥地利)股票法中的所谓创业者权，具有同普通股相类似的职能(创业者垄断股份公司发展的有利结果)。创业者要求一定的特权，例如在新发行股票时，总是必须按额面价值提供给他们。但是，这种规定同资本动员的职能相矛盾，从而被废除。关于这一点，1907年9月24日的《柏林日报》写道：“在我们的时代，至今还在一系列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创业者权的制度，犹如早已过去的时代的纪念碑似地耸立着。创业者权来自股票法还没达到现在这样发展程度的时代。以前，保证企业的创业者们以持续的特殊利益是允许的，但这种情况由于股票内在的可动性而必然使人感到压抑和不公正。1884年股票法的补充规定已经同创业者权制度有了裂痕；由于1900年1月1日生效的商业法，对新形成的公司来说，创业者权完全被废除了。当然，新的商业法没有返转的力量，所以旧时期所产生的创业者权继续不变地存在着，并在它不是通过自愿联合而消失的限度内，时而唤起对那些‘有幸获得’创业者权的公司的股东们的不愉快地回忆。在柏林电气厂中(举一个创业者权作用的典型例证)，通用电气公司的特权在于：它能够按额面价值接受新发行股票的半数。由于这种特权仅仅靠1889、1890、1899和1904年柏林电气厂的股票发行而流归通用电气公司的利润，估计有大约1500万马克。对创业者或他们的继承人行使自己既得的权利，是不能抱怨的。但是，事实已经表明，关于股票本质的现代见解，有权要求消除永久的创业者的利益。”
13 美国钢铁托拉斯的历史，提供了最好的和规模最大的例子(见《1901年产业委员会的报告》第ⅫⅠ卷第ⅩⅠⅤ和ⅩⅤ页)。这个托拉斯把已经过度资本化的一些公司联合起来。报告通过仅仅将构成托拉斯的各公司的优先股相加(这实际上产生了可以按平价接受的股份资本)而计算出“实际价值”，并得出结论：仅仅出于“好意”(“good will”)而计算出398 918 111美元。1909年3月29日《法兰克福报》的下述报道，对“过度资本化”，更确切地说是对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和股份资本之间的差额，提供了更为适当的概念：“加里的一些工厂值大约1亿美元，提供200万吨以上的钢。托拉斯的其他工厂使差不多15亿美元资本化，生产能力为1千万吨。不成比例是很明显的。”即使考虑到在这种资本化中包括价值大的矿石所有和其他对象，但这种不一成比例的情况也还是很大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钢铁托拉斯常常能向优先股支付7％的股息，也不妨碍普通股的股息越来越高。托拉斯是1901年春创立的。1901到1903年是景气时期，普通股获得4％的股息。1903年，股息降到3％；1904年和1905年，股息消失。但是，1905年，情况好转，钢铁托拉斯余留4 300万美元作为股息分配，可以支付8.5％的股息。但是，托拉斯把这一金额用作折旧、新投资和形成准备金。1906年，又支付2％。
但是，这种股息同钢铁托拉斯的利润并不处于正当的比例。因为1906年是一个很好的年景，提供给钢铁托拉斯作为股息支配的差不多有1亿美元。其中，对于优先股的支付，要求大约2 500万美元。从计算上来看，余留下来的是对普通股的14.4％。现在，股东只获得10 166 000美元，而5 000万美元用于新的建设(其中包括对加瑞钢厂第二次分付的2 150万美元)，此外还扣除剩余金1 300万美元。1907年，董事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这一年比1906年赚得更多。对普通股所有者来说，提供支配的是相当于15.6％的股息的数额。股东每年又获得仅仅2％，从而每季度为0.5％。5 400万美元被用于新的建设，其中1 850万美元提供加瑞钢厂。剩余金扣除2 500万美元。与前几年相比，1907年(此处似应为1908年，可能是笔误或排印错误。——译者)的结果很糟。但是，毕竟还是为钢铁托拉斯的普通股赚了大约超过每年4％的股息。实际上，所有者仅仅获得2％。对新的建设没有投资，而剩余金相反地却提供1 000万美元以上，以至于剩余金在1908年末增至13 350万美元。1909年第一季度，与上一年同期相比，情况有所好转；而同1908年后两季相比，主要由于2月中旬美国钢铁市场上出现的价格暴跌，情况却又恶化了，正像自1900年以来的情况那样，这一季度对普通股支付0.5％的季股息，300多万美元划归剩余金。(见1909年7月28日的《柏林日报》)1909年第二季度，钢铁托拉斯宣布季股息为0.75％，相当于3％的利息；第三季度，宣布季股息为1％，相当于普通股的4％的利息。普通股的一大部分，保留在创业者手中。就这些股票被转移到把它们看作最好的投机证券的投机者手里的限度内，在1907年恐慌时期和此后不久，被金融集团按最低市价买回。因此，这种靠牺牲股东长年截留利润以在适当时机突然加以分配的股息政策，是支配钢铁托拉斯的金融集团的巨大的发财致富的源泉。
14 金融化技术的详细阐述，不属于本书的范围。但是，下述典型例证却为本文所述作了说明。这个例证就是罗克—伊斯兰德—铁路系统的金融化(见1909年10月6日的《法兰克福报》)。这个系统的最上层是一个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即真正占有其他公司股票的公司)，即罗克伊斯兰德公司，它没有任何固定利息的债券，而拥有经过审定的5 400万美元优先股和9 600万美元普通股的资本，其中分别发行4 912.9万美元和8 973.3万美元。只有优先股才具有表决权。这个公司占有芝加哥罗克·伊斯兰德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全部股份资本14 500万美元，而这个铁路公司此外还占有4％和5％固定利息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7 019.9万美元和1 736.1万美元。这些都是为保证它们而把其他有价证券作为抵押交于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关于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见托马斯·拉·格林：《公司金融》，1906年纽约版)这个铁路公司又有自己的两个铁路公司：一是芝加哥罗克·伊斯兰德和太平洋铁路公司。它的有担保的债务是19 785万美元。它的股份资本是7 485.9万美元，其中7 019.9万美元作为铁路公司上述4％利息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的发行基础交于受托管理人。二是圣路易斯和旧金山铁路公司。它的有担保的债务是27 700万美元。它的股份资本构成如下：头等优先股500万美元；二等优先股1 600万美元；普通股2 900万美元。其中2 894万美元由罗克·伊斯兰德公司得到。罗克·伊斯兰德公司对每100美元股票，给以自己的股票60美元以及芝加哥罗克·伊斯兰德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5％利息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60美元。现在，两个大的铁路公司又有了它们自己的子公司。
这种高明的金融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整个庞大的铁路系统的控制权在于罗克·伊斯兰德公司的独占表决权的优先股。在它1902年创建时，这种股票的市场价值在40％和70%之间。对为了进行控制所必要的优先股2 700万美元，创业者最多只需要大约1 500万美元。这一货币就足以使它们成为整个铁路网的统治者。
15 E.勒布(《监事会制度》，载《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902年第ⅩⅫ卷第3期)估计：1900年德国监事会地位的人的收入达6 000万马克。在该杂志的一篇关于德国股份公司监事会的十分详细的研究文章中(1906年第ⅩⅩⅫ卷第3期第92页以下)，弗朗茨·奥伊伦堡估计：1906年，这种收入的数额达7 000万马克左右。每个股份公司平均把它的名义资本的0.6％作为监事会成员的红利进行分配，因此，每个监事会成员平均获得0.1％。当然，在各大公司，这个数额是绝对更大的，大约6 000马克到8 000马克，或者还更多。例如，作为监事会成员红利进行分配的，德累斯顿银行是21 000马克，费尔滕和纪尧姆公司是34 000马克，迪尔科普公司是10 000马克，德意志银行是3 2000马克，赫德尔矿山是15 000马克，格尔森基兴公司是87 000马克，巴伐里亚抵押银行是13 000马克。
16 个人联合是休戚相关的联合体的开端和结尾，这些联合体由于外部的原因必然在组织上和结构上被分开，但它们的力量只有在一个最高的共同领导机关下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个人联合，是两国以前的联合时代遗留下来的残迹，也许只有在它能够成为别种联合的出发点的限度内才有意义。工人阶级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联合，由于在其最高领导机关下的个人联合，才使两者的力量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在对德国土地所有的农户同盟中，特别是在完全形成的普鲁士的波兰人的一些组织中，也发现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联合的同样的现象。
17 因此，私人企业的大量银行债务，常常是它向股份公司转化的前兆。
18 大银行力图“按照地区和生产种类而尽可能多方面地形成同产业企业的结合，日益消除可以由各个银行机构的历史加以说明的地区的和生产的配置的不平等。与此同时并行的是这样一种努力，即把同产业的关系建立在有规律的和长期的事业结合的基础上，并通过兼任董事会职位的制度把它表现出来，以及提供给它扩大和深化的可能性。”(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1905年莱比锡版，第180页。)
耶德尔斯提供了如下的一张表(1903年)，说明一些银行在股份大公司中的代表人数(见下页表)。
这就是说，从整个来看，仅仅柏林的六家大银行就掌握了751个监事的职位。
按最近的董事和监事会成员的名录(1909年)，这种职位在德国有
德意志银行 贴现公司 达姆施塔德银行 德累斯顿银行 沙福豪森联合银行 柏林商业公司 总计
董事 101 31 51 53 68 40 344
监事 120 61 50 80 62 34 407
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
221 92 101 133 130 74 751
12 000个。但是，2 918个监事职位仅仅掌握179个人手中。柏林商社的卡尔·菲尔斯滕贝格先生保持了占44个职位的纪录。德累斯顿银行的欧根·古特曼先生占了35个职位。一般说来，出任监事会成员的各种职业中，银行业出任最多，因此兼职最多的也是银行业。关于这一点的详细材料，参见奥伊伦堡的前述文章。
当然，同样的现象也出现于美国。1906年，约·皮·摩根公司出任了5个银行、50条铁路、3个航运公司、8个信托公司、8个保险公司和40个产业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施泰尼策尔：《股份公司的经济理论》，1908年莱比锡版，第158页)。
19 相反地，法律虚拟意义上的监督，根本不起作用。例如“柏林电灯和电力设备股份公司”总会主席直截了当地说：“以为某监事会或监事会成员会作法律规定他们作的事情，那就错了。立法者制定这一法律时，并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想想看，竟要监事会的一员或整个监事会，仅仅在一天时间里，巡视我们的一个大公司的所有的企业部门!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进行监督的时候，而在其他十个地方可能铸成了大错。监事会只能指出管理公司的大的原则。它可以监督管理部门，使它们不做违反法律和章程的事。审查细节是检查委员会的事情。”(1908年11月28日的《柏林日报》)
20 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私人企业家受个别资本量的限制，而股份公司则受整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为了新的使用而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的限制。
21 “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贯彻自己的积聚趋势所掌握的最锐利、最可靠、因而也是最有效的武器。而股份公司本身已经是一种完成的积聚：把小额的和分散的、本身多多少少被生产性使用排除在外的财产部分集合为一笔巨大的总资本，这一总资本本身在统一管理下用于经济的即生产的目的，并且也是适宜于这种目的的。而由于股票容易让渡和承袭，其次由于股份公司通过差不多完全摆脱了企业家个人而比其他企业形式在高得多的程度上提供了较长寿命的可能性，最后由于对集合的资本所期待的股息(在理论上)没有限制，所以股份公司也实际地对可以支配的资本发生了异常强大的吸引力。因此，股份公司具有比任何其他企业形式更大的可能性，通过增加资本来满足自己的信用需要和扩张需要。而筹措资本的容易程度，当然又引起增大资本的趋势，而且是按照越来越大的比例，因为无论是在工商业领域还是在银行业领域，这似乎都成为一条经济规律：一倍的资本使一倍以上的生产和一倍以上的销售(注意：但并不直接也是一倍的盈利)成为可能，因此增大资本的趋势随这种资本的增长而加强，从而在较大资本的场合远比较小资本显著。”(里斯纳：《德国大银行发展史》，第152页)
22 “尤其是关于股份公司的竞争，1886年委员会听到特别多的抱怨。许多见证人断言：商品价格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股份公司在许多生产部门内过度地普及。股份公司即使没有利润也能继续经营，因为领导事业的人(董事、监事等等)所关心的，是不考虑盈利而继续生产。”(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1901年耶拿版，第162页)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6页。
24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页以下。
25 银行资本增大的这种趋势，还可以通过法律的干预而加强。例如，德国股票法规定：在私人企业向股份公司转化的时候，创业后一年，股票才允许进入交易所交易。其结果是：银行资本在一年间不能被动员，因而在这一年内继续向产业资本转化，不能再采取货币形式。因此，特别是对大企业来说，创业活动成为拥有巨额自有资本的整个大银行的垄断。同时，银行业集中的趋势也因此而受到促进。于是，创业利润也落到这些大银行手中。
26 见爱德华·舍伍德·米德：《托拉斯金融》，1907年纽约版，第243页。
27 参见威·普里庸的富有教益的著作：《德国票据贴现业务》，1907年莱比锡版。
28 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完全不是所谓的差额交易，在这种交易中,不发生有价证券的实际转让，投机通过市价差额的支付而完成。相反地，任何投机盈利都是经济意义上的差额利润。在这方面，作为基础的交易所交易的技术是无关紧要的，正如资本家和一部分经济学家把所有资本主义利润看作差额，而对它是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地租、利息、投机盈利都无所谓一样。
29 不仅在相同的方向上，而且也在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程度上。因为只有在一个人后来按比另一个人现在出卖时更高的价格购买证券时，或一个人现在付出比另一个人已经卖出的更高的价格的时候，投机盈利才能产生。
30 对此，这里举一个适当的例子：“最近，出现了关于芬尼克斯公司接受了美国一大批钢管订货的报道，据称价值达数百万马克。交易所轻信了这个报道，提高了我们国内矿山股票的市价，特别是芬尼克斯公司股票的市价。交易所的确知道，美国市场状况目前有不小的好转……但是，在国内其他地方，在工业区，特别是在芬尼克斯公司的管理部，都对这种离奇的报道付之一笑，而这一报道却在柏林的交易所里引起很大的振奋。一个连一吨钢管也不生产的、在德国钢铁同盟的钢管里连一根也不占有的企业，硬是被瞎说接受了一批订货，几百万马克的订货，而且还是美国付款的。这是一场拙劣的骗局。”(1909年7月15日《柏林日报》)
因此，当阿恩霍尔德先生(《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一部分第444页)侈谈投机的思想活动时，毋宁说是对听众的思想活动进行投机。此外，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对大量小投机家和公众中的参加者来说，投机是偶然的和没有规则的。
31 关于狭义的生产劳动概念，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22页以下。
32 按卡尔纳的用语，这是没有规范的同时变化的法律制度的职能变化(见《马克思研究》第1卷第81页)
33 最近时期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恐怕就是钢铁托拉斯在1907年秋恐慌时接收了它的最主要的竞争者坦内西钢铁和煤炭公司。在1907年11月17日的《柏林日报》上，一名激愤的作者关于这一点写道：“现在，从消息灵通人士方面证实，数日前被派往华盛顿的约·皮尔庞特·摩根的两名代表(爱·亨·加里［钢铁托拉斯］和亨·查·弗里克)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下述最后通牒：要么安然听任摩根的托拉斯吸收坦内西的钢铁和煤炭公司，答应政府不再按现行的反托拉斯法采取预防行动；要么就得遭受国内所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慌，也许要伴随全部银行的歇业。
这种在最激烈和最危险的经济灾难时刻冒险向国家总统瞄准的火器，当然是不会不奏效的。总统屈从于危急情况，不得不拱手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交易所。他被粗暴地胁迫，暂时放弃他作为国家头号人物的最高义务和忽视现行法律。最高行政权无以为害，勇敢的摩根尽可以为‘拯救’美国信托公司和林肯信托公司而把钢铁垄断纳入他的钢铁托拉斯联盟中。几天之后，他又通过他的拯救活动，一举成功地攫取了查·威·莫尔斯近海轮船联合公司。
这标明由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杰弗逊等忘我的爱国者和其他卓越人物所建造的美利坚合众国现状的特征。”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74页。
35 《德国交易所调查速记报告》，1893年，第1卷第190页。
36 例如，在伦敦，“自1874年以来就有了证券交换所，它把当时最重要的证券种类的交易尽可能地进行抵消，只需对剩余部分开具支票。对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结果是：只有大约10％的交易通过支票支付，而90％的相互间的债务是通过简单的抵消解决的。”(雅费：《英国的银行制度》，1909年莱比锡版，第95页)在其他的交易所所在地，也存在有类似的机构。
37 “交易所交易的各种形式，不仅仅对了解价格有意义。交易所交易的缔结和实行的条件，比交易所交易的简单的法律技术的辅助手段有更多的意义。这些条件也是价格形成本身的因素，当然归根结底需要和储备、供给和需求是决定性的，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证券或商品的交易是以现金还是按期货交易来进行，期限是长还是短，在怎样的缔约单位之间进行，商品以何种类型交易，有价证券在何种类型的交易所即是在黑市还是限定地点的正式交易所进行交易，所有这些和其他形式的措施，不仅对价格的正确了解，而且也对价格的形成，都是具有极大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任何变化，都影响价格在有组织的市场上按时间推移所经历的曲线。”(兰德施贝格尔：《德国农业交易所的改革》，载《国民福利、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1902年第Ⅺ卷第36页)
38 《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1卷：《委员会报告》第75页以下。
39 这也可以为其他目的而进行。“在大陆，(由银行)推行一种独特的延期交割政策的情况不少。银行在它例如准备进行较大的发行时，为了制造价值而造气氛，便压低延期交割贴费率。银行可以把由此遭受的损失，通过发行时的市价上的盈利加以抵偿。”(菲利波维奇：《政治经济学大纲》第2卷第2册第181页)
40 参见《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Ⅲ卷第1930页上所载专家柯尼希的叙述。他认为期货交易对于产业是不理想的，并对这一点作出如下论证：”所有这些处于期货交易中并在交易所游动的证券，大部分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他们对事情本身没有长久的兴趣，而只对股票有兴趣；对作为企业的企业没有兴趣，有兴趣的是压低或提高股票价格。在期货交易中存在的一些措施下，影响企业以及在总会要召开的前一月底通过期货交易保证大量股票，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容易的。人们作为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几百万股票的所有者出现，突然出现在对此毫无所知的正派的股东面前。这些股东突然遭到袭击，强迫他们接受自己根本不曾料到的天大好事！”
41 见迈埃尔的叙述(《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1608页)。他把英国期货交易的巨大发展，归结为那里随时都有大量浮动资本提供延期交割支配。
42 《交易所调查报告》第1卷第347页所载阿恩霍尔德的叙述。
43 参见例如1908年2月25日的《柏林日报》再现出来的“柏林银行界的卓越一员”的如下论述：“请不要忘记，以正式现金流通进行的交易，只是总交易中一个比较小的部分。德国银行业的集中，造成大部分买卖票据在大银行事务所里互相抵消。在柏林的交易所里，实际上不过是调整‘区区小数，罢了。”
同样的现象也在奥地利出现。在维也纳通汇和现金结算联合会的总会上，一位股东抱怨说：“由于王国的商业生活越来越集中到银行之中，以致所有的比较弱小的私人商号不得不销声匿迹，所以交易所的交易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通过结算事务所。每一个银行都是一个不需要额外费用和职员的通汇和现金结算联合会。银行中证券交易的兴旺，是同限制通汇和现金结算联合会的结算中介联系在一起的。”(1905年2月1日《新自由报》。）
44 《柏林工商年鉴》1905年。
45 1907年6月21日《法兰克福报》。
46 1906年1月28日的《法兰克福报》这样写道：
“现在几乎谈不上真正的限月清算。当然，展期贴费率还是公布的，但大多数延期交割被在大银行内部调整，大银行也可以定它们自己的贴费率。关于浮动的交易额，一般是不能作判断的，因为像我们已经指出的，只有全部交易的极小部分才在交易所的清算中加以结算。”
外国的交易所则有部分地不同。特别是纽约的交易所，它作为财产转移即剥夺的手段，比欧洲的一些交易所有更大的意义。这里，特殊的货币制度也是同交易所技术联系在一起发挥作用的。纽约的交易所只知道现金交易，按这种方式，差额必须每天进行清算。在市价急剧波动的情况下，特别是当市价沿同一方向运动的时候，便产生了对货币的急剧增长的需求。如果货币市场紧张，美国的缺乏弹性的发行银行立法，便成为产生小投机家不能支付的法外利息率的有效手段。这正是大的货币贷出者“从投机中驱逐”小投机家并在强制清算时廉价获得证券的机会。
47 贴现公司的鲁塞尔作了如下定义：”商业投机的本质在于，观察行情的适当变化，有时通过期货交易事先已经保证这种变化。”(《交易所调查报告》第1卷第417页。)
48 《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2072页。
49 这种人为作法是造成很多滥用和障碍的源泉。不过，在可互换性实际存在和总是能够容易确认的地方，例如在酒(酒精度)和部分地在糖(分级度)的场合，这些情况不会发生。
50 “因此，这种期货交易的特殊形式被创造出来，不仅仅是为促进实际的交易，而且归根结底也是为向资本家或投机家即现在还没有其他束缚的资本的所有者提供把资本暂时地(或长期地)投入各该商品部门的可能性服务的，尽管这种资本的所有者，缺少商品知识和该商业部门的外部技术的知识。因此，这种资本家……以自己的活动动机而同谷物商人根本区别开来”。后者想进行谷物交易，而前者想通过价格波动盈利。同时，资本家这里也承担风险。（富克斯：《商品期货交易》，载《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施穆勒年鉴》1891年第1期第71页)但是，还必须指出：追求利润当然是一切资本主义活动的共同动机，区别仅仅在于能够获取利润的方式。
51 例如，啥弗雷羊毛交易所的奥费尔曼报告说：那里，1892年，实物交易是2 000包，在期货市场上卖掉的是16 300包。棉花也是一样，期货交易是实物交易的10倍。在800万到900万包收获量的情况下，期货市场上的交易量却达1亿包左右(《交易所调查报告》第3368页)。
52 当然，对商品期货交易的行家，也不能作特殊的奢想。“如果能从一些情报中看出市场今后如何发展，什么样的价格合适，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了。我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说：感觉就是一切。消息灵通则一切顺利，这不过是一个口号，仅仅从这个口号里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商人常常失误……商人也像农夫一样无知；如果他研究一切情报，那他就变得更蠢，结果常常是另一个样子”。这是诚实的商人达梅所供认的(《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2858页)。
53 保护关税也没有使这种价格平均化，而只不过把德国的价格提高到世界市场价格以上，其数额应使谷物生产者即使在世界市场价格低的情况下也还能够获利。
54 关于参加一般期货交易，柏林商业协会主席肯普夫先生说：”浪高时，整个商业界都参加；浪不高时，则是从事这种交易的富人参加。”(《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813页)
55 关于商人在想到弱小者的损失时道义上所感受到的痛苦，弗·加姆普先生和霍维茨先生之间的对话是饶有趣味的：这不符合商人的本性。要么废除商人，要么让商人保持他所固有的本性(《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Ⅲ卷第2459页)。
对伦理国民经济学来说，交易所一般只执行道德厕所的职能。它的其他职能，对这种经济学仍然是隐藏着的。
56 见《交易所调查报告》：《委员会报告》第90页。
57 “小的和非职业的分子，从咖啡交易中隐退了，这种交易处在大的联合组织的领导之下。”(《交易所调查报告》第2065页)这由经验中得到说明，这种经验被行家范·居尔彭概括在下面一句话中：“如果大资本的力量被调度用于个别商品上，那它就能办成非常多的事情。”一些伦敦的大谷物商是实行期货交易的反对者，因为期货交易使商业民主化，把他们的统治地位废除了(同上，第3542页)。
58 亨·吕施：《德国交易所法之下的柏林的谷物贸易》，载《国民经济和统计康拉德年鉴》1907年第XXXIII卷第Ⅲ期第1册第53页。
59 同上书，第87页。参见兰德斯贝格尔关于这种发展的预言：“具有特点的是，最大的谷物商人不参加期货交易，他们给自己作保证。因此，废除期货交易必然造成谷物贸易集中在资本力量最强的商号手里，正像禁止某些种类的有价证券的期货交易，也同样必然使证券交易的这一部门落到德国大银行手里。”(同上书，第45页)
60 《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Ⅲ卷第3373页以下奥费尔曼的叙述。
61 1907年10月19日《柏林日报》。
62 《关于德国酒精制造业联盟的德国卡特尔调查对席审理》，酒精销售中心营业负责人布尔楚特斯基的陈述。
63 兰德斯贝格尔说得很对：“农业反对期货交易的斗争，也可以由重要的经济事实中得到说明。与某种其他生产部门相比，农业更多地受制于在时间上和地点上都是既定的生产条件。即是说，农业中生产费用因素的变化，比在其他经济部门中要小。这是与资本在农业中的束缚、土地抵押债务，哪怕只是在大体相同的程度和效果上使用其他生产部门抵御不景气的最重要的武器即生产专业化和生产的暂时伸缩的自然困难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经济生活的非人因素即行情变动，在任何其他生产部门里，都没有这样对人的因素即生产费用占压倒优势。而且，几十年来，行情变动对中欧的农业大多是不利的。但是，行情变动是以期货交易为中介的。不能避开行情变动、在其经济过程的两极即买进和卖出都受行情变动侵袭的商业，不得不以一种特殊的职能对行情变动作出反应。执行这一职能的机关就是期货交易。它的任务是使世界的行情变动成为在经济上可以把握的，并尽可能清楚地把这种行情变动反映出来。在其最完全的形式上的、摆脱了一切失误和滥用的期货交易，必然忠实地反映行情变动。但是，在这面镜子里，农业主要看到对自己不利的行情变动。要打碎这面镜子的当然努力，即是由此而来。”(兰德斯贝格尔：《德国农业交易所的改革》，载《国民福利、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1902年第Ⅺ卷第44页以下)。
众所周知，对于有资本的商人和投机家来说，由于利用他国的期货交易而避开了一国对期货交易的禁止。例如棉纺织业主库富勒尔博士说：“在差不多承担了整个中欧棉花进口贸易的不来梅，不存在期货交易；但是，每一项缔约都是建立在期货交易基础上的，即建立在利物浦或纽约期货交易基础上的。”(见《国民经济、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第Ⅺ卷第83页所载《关于奥地利国民经济学家协会座谈报告》)同样，奥地利对谷物期货交易的禁止，只不过造成投机转移到布达佩斯。
64 但是，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交易所执行它的所谓时间平衡的职能是多么不完全。
65 因此，当行家西蒙提出下述看法时，是完全正确的(《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1584页)：“对差额的追求是每一个产业企业的真正创建者。”而帝国银行总裁科赫反驳说：在商业交易中，同差额交易不同，成为基础的是把一种商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的意图。这种反驳完全不着边际，也根本不能为西蒙所理解。因为两种交易的区别仅仅在于，这种差额一方是由平均利润形成的，另一方是由绝对意义上的差额利润形成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常把经济行为的社会职能同行为的动机混淆起来，把执行这种职能作为行为者的动机加到行为者身上，这自然是行为者所不知道的。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看不到经济学的这种特殊问题。把社会生活必须借以实现的经济行为的这种职能上的联系作为整个其他动机的结果揭示出来，由必要的职能本身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动机。
66 《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2079页。
67 《交易所调查报告》第2135页。下面还举出谷物和酒的类似例子，例如不能用精馏酒精代替原生酒精供货。
68 “商业和投机，像原料生产和材料加工工业那样，是特别的生产种类。商业是这样的生产种类，它的任务是从地区上克服经济财富的自然匮乏。而投机则在从时间上克服财富匮乏方面有着同样的作用。从私有经济的角度来看，商业利用地区差价，投机利用时间差价。”
“根据汇流于交易所的各种情报，包括真实的情报和错误的情报，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情报和尚未发生的事实的情报，交易所得出的看法对价格产生影响。尚未发生的事实的意义，事先已经被交易所的看法估价过了。如果交易所的看法以这样的方式利用低的价格建立未来的储备，利用高的价格能够像支配现在的储备那样支配未来的储备，那它便起生产性的作用，否则就不起生产性的作用。”(里夏德·埃伦贝格：《交易所制度》词条，载《社会科学词典》第2版。)
69 见《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3523页以下。
70 关于更详细的叙述，见《资本论》第3卷第4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
7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52页。
72 同上书，第359—360页。
73 下列的数式计算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假定生产资本等于1 000。它生产出利润为200。商品经营资本占过大的比例为400，货币经营资本为100。利润分配于1 500的总资本上；因此，平均利润率为15％。在总利润200中，150归产业资本家，40归商业资本家，10归货币经营业者。
74 因此，期待某发行银行(例如德意志帝国银行)自有资本的增加必然导致利息率的下降，是一种极其幼稚的想法。
75 “当然，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
“但是，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6—6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