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霍布斯对这种努力作了如下概括：人类的普遍倾向是“得其一思其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利维坦》，商务印书馆版，第72页。)
把社会范畴人格化的大师左拉，使资本主义的动机(为利润而利润)在贡德尔曼身上体现出来。贡德尔曼的全部消费需要已经缩减到只喝牛奶了，但他不顾这些，总是积极进取。因此，他对萨卡尔(贡德尔曼和萨卡尔是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的小说《金钱》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译者)的胜利也就是资本主义原则的胜利。在萨卡尔身上，利润欲被同资本相异的杂质即权力欲、文化理念和个人奢侈的需要弄得浑浊不清了。在贡德尔曼身上，资本家的最不合理的形式即放债者、交易所投机家被作了最好的概括，比易卜生在《约翰·盖贝尔·布克曼》中的描写(在这里，社会需要被资本主义所抑制)要正确得多。因为布克曼的出发点不是利润利益，而是社会需要，即与资本家相反的动机。在关于资本家的戏剧中，这种社会利益和利润利益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悲剧的动机，它们的非现实主义的效果常常由此而来。真正的资本家(他与守财奴不同，守财奴的个人不幸有时还能产生悲剧效果)不是戏剧的角色，而只是小说中的一段插曲。
2 从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这本身又是由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中，只能推断出形成经济条件平均化的趋势：同量商品具有相同的价格，等量资本具有等量利润，等量劳动具有等量工资和等量的剥削率。但是，我绝不能以这种方式从主观动机出发得出量的关系本身。相反地，为了能够找出各个部分的量的规定性，我必须事先了解社会总产品的数量(上述平均化的趋势在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中发生作用)。一定的量的结论决不能由心理因素推导出来。
3 在现代的轧钢厂中，活劳动份额被压低到何种程度，可以由下述情况来说明：
“在钢轨碾压中，仅仅升降机装置就使从业人数从15—17人压缩到4—5人。在美国，每吨产品的工资(用美分表示)下降如下：
从1880年至1901年
钢轨碾压工 从15下降到1以下
钢丝碾压工 从212下降到12以下
钢丝坯加热工 从80下降到5以下
(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3页)。
4 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对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和价值规律作为运动规律的作用方式，是重要的。因为价值规律并不直接支配个别的交换活动，而只是支配交换活动的总体，其中个别的交换活动仅仅是受总体制约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个人利润的不平等，对总利润的分配，对积累和集中以及最后对联合、兼并、卡特尔和托拉斯，都是重要的。
5 毋庸置疑，英国银行制度所经历的不同发展(这种银行制度使银行对产业的影响甚微)，是造成英国卡特尔化困难以及英国卡特尔即使形成也只成为松散的价格协定的一个原因。这些卡特尔在景气时期实现特别高的价格，而在萧条时期便发生崩溃。(见亨利·麦克罗斯蒂《英国工业中的托拉斯运动》第63页以下为这种崩溃所提供的大量实例)英国产业组织的改进，特别是近年来联合制的扩大，应该归因于美国和德国的竞争。对世界市场的垄断使英国产业落后，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竞争必要性的最好证明。
此外，英国银行的发展也还显示出另外一个现象。在德国和美国，大部分由银行董事通过个人联合体现利益共同体。而在英国，这只起很小的作用；在那里，个人联合是由产业股份公司的董事实现的。
6 例如在1907年6月中旬，德国和英国的纺纱厂常常已经把1908年第一季度的产品预卖出去了。1907年1月，德国的煤炭消费者已同煤炭辛迪加签订了到1908年3月也就是15个月之后的固定契约(1907年7月16日《法兰克福报》)。
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16页。
马克思接着引用的段落也是颇有特色的，我这里把它翻译如下(马克思下面的引文在《资本论》中是英文。——译者)：“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每个人从来不能在总的收益和财产中取得多于一定部分或相应部分的东西，他就愿意联合起来去提高这个收益（只要供求关系许可，他就这样做）：这就是垄断。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用某种方法增加自己这一份的绝对数额，即使这样做会使总额减少，他也常常会这样做：这就是竞争。”(《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05页。)
在繁荣时期，份额是一定的，它等于单个企业家能够生产的全部产品。而在萧条时期，它就必须为争取自己的销路而斗争。
8 “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卡特尔被描述为‘必然的产物’，尽管同业者联合的努力大都在经济活动衰落或危机时期有其最肥沃的土壤，但由于保持有利价格的希望同强大的需求连在一起而使卡特尔的形成在经营状况有利和高度繁荣时期最容易，都是共同利益联合的最强大的动机。相反地，为以任何价格，甚至是最低价格获得订货并从竞争者那里把它们夺走的努力，则阻碍共同行动。”(弗尔克尔博士关于德国印刷纸生产者协会的报告，载《关于德国卡特尔的纠纷案》；另参见海因里希·库诺夫关于卡特尔历史的叙述：《卡特尔的理论和实践》，载《新时代》第22卷第2期第210页。)
9 例如，列维指出，美国从1901年5月到1905年夏天，不顾世界市场价格和原料价格的一切波动，钢轨价格总是保持28美元不变。此后，他还指出：“似乎这种联营的组织，总是在不景气时期失去力量，而在景气时期又重新赢得它。”
“例如，1892年价格一下降，钢轨联营便由于它的两个主要成员卡内基钢铁公司和伊利诺伊斯钢铁公司的冲突而崩溃了。同样，在1896年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第二个联营又于1897年崩溃了。接踵而至的是市场状况的普遍低落，这又使生产者在1898年年底采取共同的措施即建立新的钢轨卡特尔。”(海尔曼·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201页)
10 在鲁尔矿区，建立矿山需要5—7年。在美国建成单独的钢厂和轧钢厂需要两年；如果附带高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1905年柏林版，第221页)。
这里所描述的过程是一种纯粹的竞争现象。因此，对这种现象的分析便不再是《资本论》研究的范围。然而，马克思还是在另一种联系上顺便指出过类似的现象：“按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像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两者的成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的时间间隔，而后面这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只要有相应的自然条件，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增长起来。因此，由固定资本即机器等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的生产和增加，可能会并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比由有机原料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快得多，结果对有机原料的需求会比它的供给增长得快，因此，它的价格会提高。”(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5—136页)这里所描述的差异是周转时间长短不同的结果。如果说这种差异在有机原料方面是由自然的原因产生的，那么，它在无机材料方面就是由资本量，特别是其固定资本部分的量产生的。
11 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31页。
12 同上书，第98页。
13 同上书，第121页。
14 同上书，第136页。
15 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第223页。
在美国，铁路的需要(它本身又取决于收获的结果)决定在其初期发展阶段上的钢铁工业的行情状况。在美国，经济周期过程中价格的急剧变化和巨大的波动幅度，以及对实行联合制的较早的冲动，即是由此而来(参见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77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5—386页。
17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如果联合对市场的价格决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这就已经是一种垄断的联合了。此外，还存在一些独立企业。它们在价格上总是遵从联合的价格规定。这种情况并不改变在经济理论意义上的自由竞争在这一生产部门中不再存在的事实。但是，为了不破坏学究们的思虑，我不把这种联合称作完全的利益共同体或兼并，而是称作垄断的联合(见利夫曼：《卡特尔和托拉斯》，1905年斯图加特版，第12页)。
18 同上书，第13页。
19 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156页以下。
列维用生铁生产的下列数字对上述说法作了说明。当然，这些数字中也包括铸铁和搅炼铁的生产，公司对这些生产只有最低限的参与。但是，它们作为上述说法的例证，是有说服力的。生铁生产量如下：
年份 公司(总吨) 单独的企业(总吨) 股份公司在总生产中所占的份额(％)
1902 7 802 812 9 805 514 44.3
1903 7 123 053 10 693 538 39.9
1904 7 201 248 9 286 785 43.9
因此，1903年同1902年相比，公司的生产降低了，而局外企业的生产却有很大增加，以致公司在总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从44.3％下降到39.9％。但是，在萧条的1904年，公司的生产仍稍有增长，而局外企业的生产却下跌了14万吨之巨，从而降到1902年的生产水平以下。
顺便提一下，那种把卡特尔之外的每个人都看作是精神上的怪物和经济上的罪犯的观点是何等的浅薄。即使从卡特尔的利润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也是荒谬的，更不必说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因为完全撇开消费者的利益不论，正是局外企业的竞争可以对垄断联合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价值。
20 见《关于德国卡特尔的纠纷案》第Ⅰ册(1903年柏林版)第80页上的基尔多尔夫的陈述。
21 另一方面，如果通过占有专利获得的超额利润大到足以使维持竞争成为有利的话，那么，占有专利就又会在一定情况下使联合变得困难。
“纺织机械工业的每一个部门只包括很少几个企业。兰开夏的八大公司制造棉花机器，不仅垄断了国内市场，而且每年还出口45万英镑以上的价值。虽然反复提出过利益融合的建议，但它们总是遭到失败。机械工业很容易导致发明；这些发明如果获得专利，就造成许多年的垄断；而只要专利还有效，它就是反对联合的论据。不愿意将一个举世闻名的名字(特别是在它是由于个人的进取心和首创精神创造的时候)牺牲于非个人的匿名的联合，同样必然被看作是有效的威慑手段。”(麦克罗斯蒂：《英国工业中的托拉斯运动》第48页)
这里，小垄断是大垄断的敌手。然而，也正是交换专利的欲望，提供了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动因。德国化学工业的协定，德国通用电力公司和美国威斯汀豪斯公司之间的协定就属于这种情况。
22 恩格斯所指的就是这种卡特尔形式。他写道：“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述两种征兆中。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区别特别表现在，它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在此期间，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地被大资本家吃掉。”(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7—138页。脚注［16］)
23 “卡特尔想要的是其质量、形式、材料等等不再有明显差别的批量商品。当然，这里也可以人为地加以促成，正像在商品交易所里所发生的那样。商品交易所同样是以商品的一定的可代替性为前提的，因此特殊的商业惯例便规定出，商品要能提供交易所交易必须具备某种属性。卡特尔达到这同一目的，或者通过仅仅选择该部门的交易主要依赖的一定标准商品，或者通过提出所有工厂主在制造他们的商品时必须遵守的规范，以消除质量的差别。例如，国际玻璃镜面卡特尔就遵从只生产10—15毫米厚的玻璃镜面的协定。”
“奥匈麻绳卡特尔首先对所生产的种类制定了样品,所有参加者有义务按该样品生产自己的商品。同样，奥匈黄麻卡特尔对要生产的麻袋提出了一定规范。”(格龙策尔：《关于卡特尔》，1902年莱比锡版，第32页及以下）
24 例如，德国钢铁企业联合会董事会主席沙尔特布兰德的以下陈述，证明卡特尔也对企业的生产和技术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在联合会持续存在的条件下，为了使销售尽可能地有利，我们应该怎样指导销售?为了沿着不是每个工厂生产一切产品的方向更廉价地进行生产，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分工?”(《关于德国卡特尔的纠纷案》第10册第236页)奥地利的机器制造业卡特尔也在各个企业之间推行了进一步的分工。利润流进公共金库，并按比例进行分配。
25 格龙策尔(《关于卡特尔》，第14页)认为：“卡特尔和托拉斯不是在程度上有很大不同，而是在本质上有很大不同。在欧洲如此活跃的卡特尔运动的30年中，我还不知道有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的情况。”因此，当他这样认为的时候，他恰恰是把法律形式当作本质。由卡特尔过渡到托拉斯并不经常发生，恰恰证明这两种形式具有同一内容。同时，也不应忽视，对卡特尔化企业独立性的进一步限制，使这些企业不断地靠近托拉斯。但是，形式的不同是与其他情况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同银行的发展及银行同产业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部分地也同立法上的干预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美国的反卡特尔立法促进了托拉斯的形式。
26 1908年7月初，下面的消息充满了各种报纸：最近，众所周知，苏黎世的瑞士布劳恩百货商店集团在德国财团的参与下变成为两合公司。百货商店被“创立”起来，不再是稀有的现象。但瑞士的这种创立却由于其他原因而值得普遍注意。德国财团的管理掌握在柏林的黑希特、普法伊弗尔商行手中，这个商行属于德国最重要的出口商行。它已发展成为不同国家的许多百货商店的购买康采恩。与瑞士布劳恩百货商店的协议规定，黑希特、普法伊弗尔商行将来负责布劳恩百货商店的所有购买，并直接为布劳恩百货商店的购买进行支付。这个商行拥有广泛的购货组织。去年初，它与汉堡的MI.埃姆登·泽内商行结成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如此紧密，以致黑希特·普法伊弗尔商行现在也在国内为埃姆登中心所属的200家商店从事购买。此外，该康采恩也与纽约的一家百货商店有关系；根据德国的《服装设计师》杂志报导，它每年为纽约百货商店购入约6 000万马克的货物。大百货商店的经济优势(它的特别好处是能够大量购买)，导致购物中心的建立，这些购物中心使大多数由它们供货的商店在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
27 参见阿尔格农·勒《美国零售商业的托拉斯化》一文(载《新时代》第27年度第2卷第654页以下)中的有趣概述。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立，卷烟商人组成了名为独立卷烟商业公司的商业联合会。与此相对立，烟草托拉斯建立了拥有20万美元资本的联合卷烟商业公司。“这个公司购买了许多现有的零售商店，而且开办了许多其他的提供比其竞争者更好的商品、更丰富的品种和具有与之相应的外观的零售商店。价格被降低，最后实行保证公司拥有长久顾客的有奖销售制度。斗争没有持续很久。在一年内，独立卷烟商业公司便被迫按托拉斯规定的价格把全部商品卖给联合卷烟商业公司。零售商人的反抗只是加速了他们灭亡的命运……毫无疑问，托拉斯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许甚至以加速度进行，直至它征服了这个产业部门的零售商业中值得征服的一切。”
阿尔格农·勒然后论述了咖啡、茶叶、牛奶、冰淇淋、燃料、精美食品等零售商业中的集中情况，最后把集中的趋势确切地概括如下：“集中在进行，独立的零售商人阶级按以下五种不同的、但却导致同一目标的方向，失掉了牢固的基础：
(1)一些产业托拉斯在获得了生产上的支配权后，把它们的业务扩展到零售商业的范围，完全排挤了零售商人，直接向消费者出售自己的产品。
(2)一些大的生产公司虽然还通过零售商人把他们的商品出卖给消费者，但与其说是把零售商人当作独立商人，不如说把他们当作代理商。
(3)在大城市里，百货商店已经从零售商人那里夺走了大部分零售商业，这个过程取得越来越大的进展。这样一些商店拥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的资本。许多这样的商店往往属于一个公司，已经形成集中原则在百货商店领域以更大规模表现出来的端倪。因此，百货商店与大金融集团、批发商业和产业托拉斯产生更为密切的联系。
(4)那些全部或差不多全部接受邮购委托的大商店，在农村地区侵蚀了零售商人的地盘，就像它的一些支店在城市所做的那样。电话业和电车业的巨大发展以及农村地区免费邮运供货的扩大，大大开拓了这一商业领域的范围。这些邮购商店大多属于城市里设有一个或数个支店的同一公司。
(5)就像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产业领域里的竞争一样，零售商人自身范围内的竞争也使集中原则在很大的程度上发挥作用。一些商人善于保证自己对其竞争者的某种优势，因而能够扩大自己的业务，由此增加自己的新的优势并缩小其竞争者的业务范围。”(参阅维尔纳·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2卷第22章“排挤零售商业的努力”。)
28 销售代理人同时也是矿山所有者和他所代表的公司的共同所有者，这是波希米亚的褐煤贸易组织的特征。两个煤炭代理商J.佩特舍克和E.J.魏因曼都在奥辛建立了组织，“它们为大波希米亚公司负责褐煤销售……两个煤炭商行原先只是中间商。90年代初，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布吕克斯矿山公司的强大发展开始的。过去一直是魏因曼商行为这个公司从事零售。布吕克斯公司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获得了被水淹没的奥塞格煤层，以此上升为波希米亚褐煤工业中的首要企业。这时，布吕克斯股票的所有权出现了变化，多数股票转到佩特舍克商行领导下的辛迪加。作为权力关系变化的表现，煤炭零售商转归这个商行。因此，一种新的关系建立起来了。煤炭代理商也成为这个企业的大股东。它好像是与自己签定销售合同，并在经营和生产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竞争的商行也不得不走上同样的道路。它们也懂得通过占有股票对它们所代表的企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和长久的利害关系。”(1906年2月25日《新自由报》)
29 例如，《新自由报》(1805年6月18日)把信用银行对布拉格的一个大糖业商行的接管描述为具有典型意义，然后继续写道：
“糖业贸易几乎完全成为这些努力的牺牲品，早在90年代初，绝大多数波希米亚的糖厂的销售就已经是布拉格富有的糖业商人的势力范围。他们通过靠生产者承担责任进行销售中介，取得显著利益。他们常常也靠自己承担责任进行交易，而他们的大规模交易和与国外市场的联系在当地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银行的糖业交易限于以代理的方式为自己的糖厂进行销售，限于银行正常活动范围内的信用提供。在最近10年间，这样一些私人糖业商行完全销声匿迹，或被转归银行，其他的糖业商行则被迫大大缩减了自己的业务。在以前的糖业贸易巨头中，仅仅剩下布拉格唯一的一家大商行，它现在也还代表13家糖厂，每年销售数十万公担的白糖。生产扩大到帝国两半部分的一些最大的私人糖厂，在进行销售时根本不需要中介，而是自己组织批发销售。中等的和较小的企业与银行结成程度不同的紧密的联系，银行向它们提供必要的信用，代它们为出口和国内零售贸易销售产品，但也常常自己承担糖销售中的全部风险。这样，以前大规模的和利润丰厚的中间贸易便被完全排除了，波希米亚糖厂销售的三分之二由布拉格一些银行(大部分都只不过是维也纳银行的分行)的糖业部承担。
糖业贸易改组的起点是信用的提供和新糖厂的建立。80年代和90年代，波希米亚和摩那维亚地区建立了大量新糖厂，其中包括易北河岸的一些大的供出口的制糖厂。它们大部分是用外国资本兴建的，而提供必要资金的一些银行则要求这些新厂将产品的代理销售权转归自己。自卡特尔出现以来，小型粗糖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它们常常是用不足的资本建立起来的，因而完全依赖它们的信用提供者。即使是现有企业，为使自己现代化和扩大规模，也需要大量资金，并与资金提供者结成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常常导致整个销售的转移。例如，一些维也纳银行的布拉格分行以及一些地方银行，在糖业贸易中站稳了脚跟，并把自己活动重点移到这方面来。农业银行代表15个糖厂……英国银行承担11家粗糖厂的代理销售。信用银行集中了5个大企业的商业事务。齐弗罗斯泰因什卡银行是许多地方糖厂的销售所。银行购买粗糖厂的产品，把它们转运到精炼厂；它们又从精炼厂收购白糖，投入国内外的销售市场。当几年内出口对于奥地利工厂具有越来越大意义时，银行活动也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出口要求在各种国外市场上继续开展业务活动，有限的代理贸易佣金与获自套汇和投机交易的大量利润相比日益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靠自己承担责任的贸易与国际贸易紧密相联，因为只有极少的国内生产者能承担这种常常必须延展很长时间的业务活动。因此，作为糖业贸易的最后环节，糖便被银行稳稳地控制了。工厂把它们的产品卖给与自己有联系的银行，而银行又试图通过利用国内外市场上的最有利的条件来谋利。当然，依靠自己承担责任的贸易还不是一般原则，一些谨慎的银行还从根本上对它持有保留态度。但是，除了代理销售外，它也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能否认，事情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那些与卡特尔有密切联系、并且承担它们所控制的产业的销售的银行，还有更大的商品交易。例如，农业银行承担火柴厂、糖浆厂、搪瓷器厂、包装纸厂、淀粉厂以及一些化工行业的卡特尔的销售。银行联合会与纸板厂有类似的关系，信用银行也承担联合黄铜厂的销售。这些都不过是代理关系，并不包括任何严格意义上的贸易，即不包括通过中央销售部中销售的卡特尔化和集中化把中间贸易排挤出去。由于银行之间的竞争，商品代理贸易的利润减少了，仅仅达到以前很大的代理佣金的较少部分。一般银行业务获利额的下降，在一些具有商品部的银行中引起更强烈的靠自己经营商品交易的想法，而且显示出沿这个方向扩大营业的新的尝试的一些征兆。”
30 在个别情况下，按各个领域中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不同比例，价格会发生变化。假定在一个部门中，例如在机器制造业中，生产资本等于1 000，商业资本为200。在平均利润率为20％的条件下，则商业利润为40。对消费者的总价格等于1 000+200(产业资本家按这样的价格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商人)+240(它补偿商人的资本加利润)，即整个等于1 440。但是在纺织工业中，商业资本400分摊在生产资本1 000上面。于是产品价格是1 680。现在假定卡特尔在两种情况下成功地消除了商业资本，并把商业非生产性费用压缩到一半，那么，机器制造业者靠1 100资本获得340利润，而纺织业者靠他们1 200资本获得480利润。利润率不等会导致平均化过程，这又通过价格的变化反映出来。但是，纺织品消费者所得即是机器购买者所失。而一般说来，由于卡特尔化，这种平均化将是非常困难的和不完全的过程。
如果独立商业被消费合作社、批量购买协会、农业购买合作社等所取代，那么，情况就不同了。这仅仅意味着被组织起来的消费者的活动代替商业资本家的活动，因此商业利润也归于这些消费者。同时，集中的加强也意味着流通费用的节约。
31 批发商人恩格尔说得很对：“辛迪加所追求的是实际垄断和直接消除批发商业。当然，购买者并不因此而能更便宜地进行购买。对工厂和辛迪加来说，如果目的不是取得与批发商业同样的利润，那么，整个活动将是盲目的。”(《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Ⅳ期114页。)
煤炭辛迪加也是这样。它“也利用运输业和批发商业的垄断，以便在不通过抬高运费而造成煤炭价格显著提高的条件下，加重小消费者的负担；或者设法使消费者必须支付的较高价格，不像以前那样归于商业，而是归于生产者。”(利夫曼：《卡特尔和托拉斯》第98页)
32 《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Ⅰ册第236页。
33 同上书，第235页。
34 同上书，第228页以下。
35 同上书，第230页。
36 同上书，第229页。
37 同上书，第230页。
38 同上书，第Ⅱ册第455页。
39 同上书，第Ⅱ册第380页。
40 勇敢的辛迪加代理人的伪善言辞真是妙不可言：“作为商行，我们也认为这是正当的，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促进和保护国内商业。”掠夺本国，通过人为制造煤炭、焦炭和铁的短缺而阻碍加工业，通过向国外倾销而维持国内的高价——这就是利润欲的国民信念。
41 商业厅秘书格施泰因(哈根)的陈述。见《纠纷案》第六次会议，半成品协会，第444页。
42 格施泰因的陈述。同上书，第445页。
43 同上书，第447页。格施泰因的陈述也表明(同上书，第556页)，另一方面，大工厂对待它们较小的供应者有时是多么严厉：“一家拥有矿山的大冶炼厂为订购自己的工具材料制定了苛刻的条件，其中包括报价，并进一步规定：在数量方面，我们根据1904年的需要，没有义务购买任何特定的数量。按我们的要求交货。”
44 《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Ⅳ册，经理罗伊特的陈述，第110页以下。
45 “因此，辛迪加的任务是消除印刷纸贸易中的这种批发商。在成功地通过缔结辛迪加排除在其他纸张之外也经营印刷纸的大量代理商以后，却仍然存在大量的经营印刷纸的商人。因此，辛迪加的任务就不仅是拒绝向从事投机的商行提供印刷纸，而且也防止新的在印刷业范围内出现商人。于是，在许多情况下，辛迪加拒绝向那些在辛迪加存在时刚刚想把自己的商业扩大到印刷纸上的纸张商行出售印刷纸。”(同上书，第111页。)
46 《纠纷案》第1册，第94页以下。1899年秋天，德国焦炭辛迪加迫使它的主顾购满1900和1901两年的需要量。顺便指出，辛迪加这时利用它的权力，把在1899年2月就已经确定为14马克的1900年的价格提高到17马克，作为上述两年的价格。在不如此就得不到焦炭的威胁下，各冶炼厂不得不同意缔约。
这一事例之所以使人感兴趣，是因为它表明，辛迪加对危机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小。这些协定是在1899年即大约27个月之前签订的，1900年中期行情低落，1901年是一个危机年头，但焦炭的最高价格却得到保证。因此，危机对加工工业的影响异常严重。(《纠纷案》，第三次会议，第638、655、664页)
47 工业委员会：《关于托拉斯和产业联合的初步报告》，第223页。
48 同上书，第63页。“我毫不关心你们的伦理观”。他补充说，为排除竞争而制定低廉的价格，这是正确的商业原则。因为像他后来所认为的那样，托拉斯不是为竞争者的健康而设置的事业(第223页)。
49 请听听对农场主联盟比较亲近的《德国农业通信》(1899年第8号)所报道的惩罚威胁：
“拒绝加入协会的德国酿造业者，丧失了要求受到职业尊重的权利。这帮先生们应被打上永久的烙印。如果后来他们的钱包被洗劫一空，对这些正人君子的惩罚也不会比他们理应受到的唾弃更严重。”
50 《纠纷案》。总书记克普克的陈述。
51 《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Ⅰ卷第464页。贴现公司总经理鲁塞尔的话。
52 《社会科学词典》第181页以下。
53 《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2151页。范·居尔彭的陈述。但是，不仅仅是这种时候。V.瓜伊塔先克断言：“如果他们使他(地方银行家)的生计发生困难，那么，他就不得不经营比以前可能经营更多的纯投机证券。”(同上书，第759页)
54 《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2169页。
55 美国糖业托拉斯是哈韦迈尔在1887年通过15个小公司的合并组建的，这些小公司申报它们的总资本为650万美元。托拉斯的股份资本被确定为5000万美元。托拉斯立即提高精糖的价格而降低粗糖的价格。1888年进行的调查表明，托拉斯在一吨精糖中约赚14美元，这可使它支付对全部股份资本10％的股息，即公司创立时实际付进的实际资本的70％左右。另外，托拉斯有时还能支付额外股息，并留存大量的准备金。现在，托拉斯拥有9 000万美元的股份资本，其中一半是有权获得7％的累积股息的优先股，另一半是现在同样挣得7％的普通股。(1909年7月1日《柏林日报》)在《产业调查委员会关于托拉斯和工业联合制企业的报告》中，也有大量事例。
56 这里所说的“资本价格”，等于资本化的利润。
57 实际上，“高利贷，即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收入转入高利贷者手中，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或多或少同土地所有者携手共同反对资本的这种古旧的形式”(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Ⅰ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95页)。
58 同时，卡特尔利润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是由无偿劳动、剩余价值构成的，但其中一部分是由其他资本家雇佣的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构成的。
59 这里不是指社会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而仅仅是指非卡特尔化产业中的平均有机构成。
60 在下述情况下，卡特尔的超额利润采取了一种有趣的形式。19世纪90年代以前，德国工业中制鞋机器的供应差不多全掌握在美国之手。向德国供货的美国制鞋机器制造厂联合成为“德国联合制鞋机器公司”(DVSG)。机器并不出卖，而是根据一定的租金出租。如果制鞋厂主希望获得机器，那就要签定5—20年的一份合同。”合同规定，供货公司有义务安装机器、免费修理、供应所有新的设备以及以廉价提供零部件。相反地，制鞋厂主支付大约相当于机器制造价格的一次性基本费，此外还继续支付机器每运转1 000次的一定付费。……这种付费……意味着，制鞋厂主向DVSG支付每双长靴15—25芬尼。这是一笔贡金，其大小在我们获悉下述情况时才能理解：例如，在1907年，埃尔富特的三个总共拥有885个工人和主要利用这种机器的制鞋厂，为这种利用一年支付61 300马克。”(卡尔·雷埃：《德国制鞋大工业》第32页)饶有兴趣的是：这些机器的利用给德国制鞋厂主提供了超额利润，因为它以此赋予他们以压倒其竞争者的优势。美国托拉斯强迫他们把这种超额利润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否则使用这种机器的动机就不存在了)转让给托拉斯。每年支付租金的契约，使购买机器比较容易，也加强了制鞋厂主对托拉斯的依赖，因为他们被束缚于这种机器上。这种机器的一切改良被立即加以应用，提高了超额利润，从而增加了制鞋厂主的销售额，也增加了向托拉斯的付费。这样，托拉斯便把别人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的超额利润。因此，改良技术所获得的利益，最大部分归于托拉斯，较小部分归于机器的使用者，最小的部分归于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