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星期二，这一天，整个巴黎都知道，国王逃跑了，这一天，成为国民议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国民议会议员那么迅速地聚集起来开会讨论目前的危险局势，他们是那么地冷静，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是那么的全面，因此，他们立刻获得了公众的信赖。中午时分，街道上的骚动情形就已经平息了，各国使节们对于巴黎的平静甚感惊异。他们向本国报告说，各个派别都暂时搁置了争执，真心诚意地团结起来挽救国家。当然，这只是一时的表面现象而已。右翼人士并没有参与这些行动，他们认为，由此必然会使国民议会篡权，从而取代君主政体，他们会利用这场危机来建立共和国。他们的数量几乎达到300人，他们签署了一份抗议信宣布，他们不会再参与以后的协商活动。他们的领导人卡扎莱斯（Cazalès）出走科布兰兹（Coblenz），却遭到冷遇。当地人觉得，他已经向国会的要求作出了那么多让步，而国会的目的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现在才后悔，为时已晚。
国王的出逃，在使保守党四分五裂的时候，却为共和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为路易十六曾经留下一份宣言，这是他琢磨了几个月的东西，在这里他强烈地批评宪法的缺陷，抨击他在凡尔赛遭到暴力攻击之后正式批准的全部政令。其实，除了路易十六之外，很多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些缺陷，并希望对其进行修正。但他要放弃这么多他本人正式批准过的东西，放弃这么多他曾经严肃地、再三地确认的东西，却使他被斥为口是心非和虚伪。他不仅蒙受了被抓住、被示众的耻辱，从此之后，他也总是被视为一个可疑的作伪者。如果国王已经再也不能信赖了，那么，君主政体也就没有指望了。奥尔良派提供不了可以替换他的人选，因为他们的人选同样声名狼藉。有人开始议论，不可避免地要建立的那种制度，现在就立刻予以承认，要好于以后通过暴力手段建立，那时节，受到危害的就不仅仅是君主政体了，它也将让广大民众面临最为惨烈的牺牲。我们现在当然知道第二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的说服力和正确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说法却没有打动国民议会。支持这种看法的只有可怜的30人，而不管是巴雷勒还是罗伯斯庇尔，都不在其中。这场新运动的骨干是科尔德利俱乐部 (1) 。而绝大多数立宪派人士仍然忠诚于立宪君主制的理想，而且这个事件拉近了他们的距离，在国民议会中，拉梅特和拉法耶特表现得团结一致。有人攻击拉法耶特将军疏于防卫杜伊勒里宫，巴尔纳弗为他进行了有力的辩护。由此就形成了斐扬派（Feuillants），这是最后一个致力于维护君主政体的组织。他们决心按照加强行政权力的原则修改宪法，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保留国王。即使国王逃跑成功了，他们也要提出与他进行谈判，因为他能够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使法国陷入与外国的战争，或引发内战。如果跑到边界线上，国王就比在巴黎拥有更多谈判的筹码。他们已经准备派出最机敏、也最令人尊敬的保王党人马卢埃去以国民议会的名义进行谈判，这样，通过折中谈判，既能避免流血冲突，同时又能实现革命的基本宗旨。不过，第二天晚上，一位筋疲力尽的骑手在国民议会入口处勒住了缰绳，外面响起了兴奋的喧嚷声，他已经无法下马了，但他告诉国会议员们，他带来了关于国王的新消息。原来，他是瓦朗纳斯的医生，拂晓时分，镇上就派他来报告那个镇上发生的跟国王有关的事情。
国王的处境不那么危险了，却相当尴尬。他不能立刻恢复自己的统治权。由于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人们已经决定，在宪法完成、修订并送交他无保留地同意之前，他将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于是，有10周时间，他的权力被暂时中止了。国民议会无须经过他的认可，就直接进行治理、立法。王权中断的时间这么漫长，君主政体恐怕是无法恢复了。因此，到9月份，路易十六恢复其国王的职权之后，他已经不再是国家制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而是个新发明出来的东西，是个试验品。那一天，他站在国民立法者们面前，未戴王冠，宣誓效忠于他们所制定的宪法；而这种局面在议员们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当着这位蒙受耻辱、权势衰落的陛下，他们坐了下来，戴上自己的帽子。而那些曾经挫败了米拉波的胜利者，在米拉波死后，却立刻开始秘密地支持国王的事业。在拉梅特地位上升之前，蒙莫兰就去拜访他，立刻开始进行协商。巴尔纳弗频繁光顾蒙莫兰家，却总是很小心地安排有人陪伴着，为的是避免人家说他接受了贿赂。他有两天去参加国王的社交聚会，这一趟也让他对自己的设计方案充满信心。在王权过大的时候，他们就削减之；在王权过于软弱的时候，他们就为他增加一些权力。至于国王本人，现在已经引不起任何担心了。他们已经着手为遭到损害的王位创造新的道具。拉法耶特曾经说过，“即使没有路易十六，我们也可以搞个路易十七。”西哀士则说，“这个国王没了，我们就另找一个。”这就是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绪。
在雅各宾俱乐部对国王发动又一轮攻击之后，其中的全体议员，除了六人之外，退出了该俱乐部，组建了一个新俱乐部——斐扬俱乐部。7月15日，巴尔纳弗发表了一篇讲话，这被认为是自米拉波之后所发表的最为精彩的演讲，他对君主政体给予了强有力的论证。他说，革命运动如果再进一步推展，就不可能不剥夺富人的财产。他担心，那时，穷人将会统治富人；因为巴尔纳弗的政治哲学的基础是让拥有某类财产的中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这些财产是靠自己的勤劳、诚实、远见和禁欲才创造出来的。共和派在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议会中落败了，于是他们就筹备在战神大道举行一次游行示威，并在那里签署一份要求国王逊位的请愿书。国民议会由于担心凡尔赛的那一幕重演，就派出贝利和拉法耶特去驱散聚会。7月17日，双方发生了冲突，国民卫队开枪，有几位请愿者被打死。雅各宾党人当即被震慑住了，罗伯斯庇尔、马拉甚至丹东，都不敢抛头露面了，他们都觉得，斐扬党人一定会乘胜追击。然而，这些能够下决心向他们的主人——巴黎人民——开枪，的人，这些有能力制定法律的人，却在精神上如此软弱，目光如此地短浅，他们甘愿放弃自己的优势，重新开始与被打败、受到伤害的对手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
从此以后，斐扬党人占据了优势，一直到次年的3月18日，吉伦特党人推翻了他们。他们的俱乐部的规则是，不接纳别的人，只接纳那些向国家纳税并拥有选举权 (2) 的人。于是，广大民众就倒向了雅各宾俱乐部。拉法耶特和他的新朋友们则由于7月17日在战神大道上的表现，激起了那个怀恨在心的派系的怨恨。拉法耶特这一派没有利用他们所激发出的恐惧心理，因此，恐惧消失了，而怨恨心理却保存了下来。他们已经达成协议，由马卢埃提出了宪法修正案。斐扬党人将提出反对，然后他们再让他在辩论中获胜。但马卢埃却被他的朋友们出卖了，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这次修宪在国民议会中没能取得成功。宪法委员会只是提出，应当废除那道著名的11月7日政令，根据这一政令，任何议员不得担任政府官职。议会决定，仍将维持这一法令，但将允许大臣们参加国民议会的会议，就本部门的问题作出答辩。除此之外，没有再完成任何重大的修宪措施，也没有认真地就这两年来匆忙通过的条款予以调整，使之互相衔接。他们提出了若干改革措施，却都没有付诸实施；他们的行为以及马卢埃与巴尔纳弗之间达成的短暂谅解已经表明了，他们对于自己制定出来的宪法，都不怎么忠诚信仰。他们对它已经厌倦了。他们已经不再站立浪头，他们的权力已经落入各个俱乐部和报刊之手。他们注定是要消失的。由于罗伯斯庇尔与卡萨莱斯之间已经结成了不那么神圣的同盟，国民议会的成员已经不适合组成未来的立法机构了。法国实际的统治者注定要走向政治上的灭亡。因而，斐扬党人由于机敏地控制国王逃跑后的局势而获得的权力，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时间已经在那些激进地反对他们的人一边，他们的得势具有必然性。
路易十六在丢人现眼之外，已经不是一位可以接受的国王了。共和派未来一定可以成为多数，只要现在被排斥在外的阶层获得其在1789年根据平等乃根本律法而曾行使过的选举权即可，而他们完全可以根据《人权宣言》要求获得这种权利。现在，瓦朗纳斯事件又正好给敌视王权的人士提供了一个新理由。所有人都已经清楚地看到，路易十六实在是不称职，王后都看出了这一点。她毫不犹豫地取代了他的位置，因而，当人民谈论宫廷的时候，说的其实是她。他们的逃跑，让他们作出逃跑决定的政策，背后都是依靠外国尤其是皇帝援助的政策，而这次失败让他们更加倚重这一政策。王后是牵线者，也是主要的谈判者。她所追求的目标是要利用皇帝对列强的影响力来约束法国人民，办法则要么是某次国际会议上不光彩地炫耀实力，要么是入侵。大家觉得，王后正在追求这个目标；于是，除了争取自由的冲动之外，国家将失去独立性的担心，也使得宫廷更加不得人心。人民公开咒骂奥地利阴谋集团，而王后正是其核心。人们相信，她不仅希望通过恢复王权来进行统治，更希望借助外国压迫者来恢复国王的权力。革命现在与整个欧洲迎头相撞。革命已经通过起义而开始运转起来，现在，革命将不得不通过战争来完成其使命。欧洲陷入混乱的开端，就是法国国王逃亡瓦朗纳斯。
宪法早在9月份就已经提交给路易十六了。宫门现在已经打开了。那些看管他的卫兵也已经撤走了。表面上看，他现在已是个自由人了。如果他接受该宪法，就应当算是他自愿接受。皇帝、考尼茨和马勒塞伯斯（Malesherbes）建议国王接受它，它是马卢埃所青睐的，跟平常一样，奉行的是一种相当公正明断的中间路线。柏克则倾向于拒绝。他说，同意就意味着灭亡，他后来也认为，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国王同意了，也被消灭了。但国王没有听柏克的建议。因为柏克是科布朗兹（Coblenz）的顾问，而由于科布朗兹也同样声称国王和王后欠自己的情，所以，他也被算在国王与王后的敌人之列。梅西则向国王呈递了几封信，这些信目前仍保存在法国档案中，他请求国王，不要让这些影响了自己的决策。在经过十天不慌不忙的考虑之后，由于国民议会领导人拉梅特和巴尔纳弗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所以，路易十六毫不犹豫地对1791年宪法予以正式批准。议会宣布解散，而这一宪法也只维持到1792年。国王政治上的失当，包括瓦朗纳斯的事情，都被过往不究了。
凭着三级会议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凭着代表们的活力和真诚，凭着他们对理性的忠贞和对习俗的拒斥，凭着他们对提高国民权力的深切的渴望，凭着他们的理想主义和他们对于宣布永恒律法的雄心，1789年召开的三级会议成为历史上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政治性集会。他们摧毁了法国的历史，他们颁布了2500条政令，为那些在旧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勾画了一幅新世界的蓝图。他们的机构已经消失了，但他们的影响力仍将长在；他们的发展历史或许可以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场如此真诚地追求人世间最崇高之善的事业，最终却令人痛心地失败了。埋葬他们的事业的错误也许可以归结为一点。由于历史上法国把整个国家交到国王手中，因此，现在，他们也将不受限制的权力授予国民议会，而没有建立保障机制；对于自下而来的压迫也没有建立起救治手段；他们以为，或者是相信，一个真正地代表着人民的政府，是不可能做错事的。他们仿佛认为，权力，只要是正当地建立起来的，就不需要制约；对于国民，也不能有任何防范戒备。在他们中间广泛流行着下面的观念：自由就是制定一部良好的民法典；斯塔尔夫人这样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也用这种观念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革命者会那么轻易地改变立场支持拿破仑。不过，后来发生的急剧转变并非由于那种观念，而是另有理由。法国的新秩序与它周围的愚昧世界之间陷入势不两立的对立之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法国的原则与欧洲的惯例之间不可能存在调和，也不可能彼此信任。每一方都是对对方的持久威胁，只有超人的智慧和政策才能约束那种敌意的大爆发。
英国辉格党的解体表明了，在不存在辉格党人的欧陆君主国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形。我们现在都能清楚看到，正是由于遭遇到这块暗礁，法国革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分崩离析状态。曾亲眼目睹那个罪恶时期之暴行的政治家中最为明智的一位，罗耶尔·科拉尔德（Royer Collard），在很久之后曾说过一句话：革命中的各个派别都是诚实的，只有保王党人例外。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右翼是在有预谋、有计划地做坏事。在国王从瓦朗纳斯返回之后、由斐扬党人掀起的那场令人惊奇的革命中，正是保守派靠自己的力量赋予了立宪君主政体以生命力。而这，也正好是他们走向失败的时刻。他们做了那么多努力来挽救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他们似乎有意让一位立宪君主走向他的末日。
法国人上次挑选的1150名代表就此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720名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成员都是些新人，普遍地是些默默无闻的人物。贵族、教士、保守派人士没有能够再次出现，他们的位置已被斐扬党人占据了，而在上届国民议会中，他们属于左派。现在，重心已经极大地移向了革命一边。宪法已经制定出来了。关于原则的讨论已经结束了，现在各方将不再为学说而争执，而是为权力而争斗。发言者将不再具有先前那种原创性或说服力；他们不再是政治科学的创新者了；他们也不再是人类的开路先锋了。他们超越他们的前人的，只是文学才能，而不是政治天赋，他们被人记住的也只是他们的雄辩而不是其治国方略。
一位德国旅行者莱因哈德跟一群新当选的议员们一路同行至巴黎，他为他们的魅力所折服，他决心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将由这些人统治的国家。而当他被提升为大使和外交部长之时，他的这些朋友们却立刻就跟他断交了，因为他们是来自波尔多的议员，他们把自己区的权力交给了吉伦特派。他们靠着自己从事议会活动的天赋，很快就成了新成立的议会的骨干人物。由于他们几乎没有想法，也没有手腕，所以，他们就让西哀士来指导他们的方针政策。
罗伯斯庇尔通过雅各宾俱乐部成了极左派的领导者，而曾在7月份失势的雅各宾俱乐部，现在又重新扩大了地盘。这些极左分子逐渐与布里索和吉伦特特派拉开了距离。内阁控制在拉梅特领导的斐扬党人手中，而巴尔纳弗则成了王后的秘密顾问。王后听从了他的意见，但充满敌意和不信任。她把他视为一位敌人，急于掀开面具，向他展示，他是如何上当受骗的。因为她实在无法搞明白，这些曾想削弱君主政体的人，怎么又会竭力地维持它。她发挥了一种双重的、不光彩的作用。而正是靠着这位斐扬党顾问的手腕，民众产生了一种有利于宫廷的情绪，国王和王后在大街小巷受到欢呼，在剧院，人们则高呼“国王万岁”而不怎么喊“国民万岁”了。此时是1791年10月，立法议会还没有四分五裂，或者说还没有找到一种方针政策。
1月份，立法议会呼吁流亡者回国，对此，国王表示赞成，尽管他不赞成惩罚这些人。后来，有一个委员会向议会报告了教士的情绪，描述了外省不同派系的教士之间正在酝酿的冲突，议会便出台了针对拒绝宣誓效忠的教士的严厉措施，这一次，国王却予以否决。上一届的国民议会已经剥夺了教士等级的财源，发给他们退职金。这一届议会则把他们看成煽动分子，决心像对待流亡者那样处置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拒绝进行宗教迫害的路易十六得到斐扬派的支持。但议会并不是斐扬派控制的，国王的否决导致了议会与国王的疏远。议会强行塞给他一位新大臣，纳尔邦纳·德·拉拉（Narbonne de Lara）伯爵，他是法兰西贵族中最睿智的一位，他的魅力后来甚至迷住了拿破仑。塔列朗认为，目前宪制下的局面让人失望，他推荐了他的这位朋友。宪法协会之女王斯塔尔夫人也为他争取战争部长职位。纳尔邦纳的任命是对斐扬派的一次打击，他们一直希望改革政府机构，他们已经决心追求和平。与此同时，拉法耶特已经卸任国民卫队总司令职位，而宣布竞选贝利离职后空出来的巴黎市长位子。不过，拉法耶特曾下令逮捕国王一家，这一点是宫廷不能饶恕的。王后更青睐佩蒂翁而不是拉法耶特，而佩蒂翁的靠山却是丹东。斐扬派丧失的权势，现在都归了吉伦特派，现在它还没有跟雅各宾派拉开距离。而由于斐扬派支持两院制、爱好和平，支持行政部门独立于单院制议会并有权否决议会的法令，因此，反对斐扬派的势力就希望将国王置于立法机构之下，镇压那些心怀不满的教士，也让贵族、教士逃亡以寻找打仗的理由。
新推举的大臣纳尔邦纳被任命为战争大臣，而他在外交部的斐扬派同仁德勒萨尔（Delessart）却是一位固执的和平主义者。12月1日，路易十六莅临立法议会，并宣布，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流亡者越过边界线时不应受到惩罚。这是他第一次与国会对立、蔑视国会的行动，这表明，国王与他的斐扬派朋友就要分手了。但德勒萨尔特却破坏了这种影响，他在十天前就向皇帝发回了照会，然后就小心戒备地来往通信。
利奥波德二世是世间最精明、也最谨慎的人之一。他知道如何等待，如何退让。他可不希望自己的妹夫再次强大起来，对于法国由于内部分歧而瘫痪，他可一点都不伤心。但他如果抛下自己的妹妹不管，也不可能不被人耻笑；他也担心在比利时的法国流亡者们的恶劣影响，对这些人，他可是很难控制、也很难安抚的。而在法国问题上联手行动——这种联手行动最终可能就是战争——也是一条结束与普鲁士长期的敌对状态，用与它的结盟来替代已经变得无用的与法国的结盟的办法。因此，他也开始为战争做准备，如果国王一家成功逃出，就帮助他们回国复辟；他也准备引诱普鲁士国王签署一份保证，不过这份保证却超出了他的指令。
不幸的消息从瓦朗纳斯传来后，利奥波德向列强发出呼吁，与普鲁士结成同盟，并参与签订了庇尔尼茨宣言 (3) ，根据这份宣言，除非让法国国王恢复其应有之地位，否则，法国将面临欧洲各国联合行动之危险。这个威胁其实并没有多大危险，因为它必须以列强一致同意为条件。有一个强国却是不可能同意它的。英国正等待时机从法国的困境中获益。在获得路易十六的认可之后，逃亡的布伊莱确实已向英国提议过，让出法国的一切殖民地，以换取乔治三世的援助。因而利奥波德认为，他这么表示一下，不用冒什么风险，而真正警醒、激怒法国人民的，仍然是流亡者们。然而，在国王自愿接受了宪法之后，庇尔尼茨宣言就成了无的放矢。如果他本人对自己的地位已经心满意足，列强也不可能有义务浪费鲜血和财富去试图修改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法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于是，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传到比利时，其他王公们也没有理由比国王本人更不容易满意。科尼茨说：“国王是个好人，他亲手帮助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难题。”而且，在发生6月份的事件后，国王不可思议地又重新受到人民的欢迎，他可以自由地否决他自己不支持的法案，看起来，他似乎与一个强大的、并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派别完全协调一致。根据这些迹象，帝国政府以为，危机已经结束了。这就是10月份和11月份的局势。
流亡者们意识到了他们在庇尔尼茨遭到的冷遇，因此，他们把促使皇帝放弃幻想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以使他重新回到出兵干预的计划上来。西班牙的波旁王室支持他们的做法，已经召回了驻法大使，并向地中海派出了一支舰队。瑞典的古斯塔夫急于率领一支瑞典军队入侵法国，但需由俄国舰船运送，为此他愿意支付墨西哥的皮阿斯特 (4) ，而布伊莱对他的计划表示支持。俄国的卡瑟琳二世百般怂恿日耳曼诸强卷入与法国的冲突，以使她可以不受牵制地在波兰和土耳其采取行动。最早逃亡出国的是达尔托瓦伯爵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曾密谋反对内克尔及其新宪法。他们之所以逃亡，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8月份，农民和抢劫分子起义之后，又有一批人逃亡出国。随着局势越来越严峻，议会用严厉的敌对态度来解决封建权利问题，逃亡潮扩散到低等贵族群体中。而在国民议会与教士阶层关系破裂、教会的财产被世俗化之后，高级教士也加入流亡者行列，紧随他们之后是他们的朋友。到横跨1790—1791年的冬天，他们开始在莱茵河地区将自己组织起来，与一些较小的强国，尤其是萨丁尼亚，商谈入侵的事。较晚到达的人并没有受到欢迎，因为他们竟然承认过那个立宪政府。真正的流亡者之目标是恢复旧秩序，恢复古代的原则和制度，不仅是没有经过改革，而且也没有经过任何破坏的原则和制度。这是把流亡者与列强连结在一起的纽带，正是基于这一点，流亡者寻求绝对主义君主们的援助。他们不认为，在民众的操控下国王自己拥有改变这些根本法律的权利。一些心地最善良、最能干、最可敬的人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他们接受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埃德蒙·柏克的点拨和激励，他是最地道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具有最纯正的革命精神的政治家。此时，他并不是一个反动分子，而是一个辉格党人，他曾经对华盛顿的胜利举杯庆祝，他曾经身穿蓝、黄相间的制服 (5) ，他曾经为英军在萨拉托加的投降表示欣喜，他曾起草了致殖民地人民的信，从修辞上看，那是一篇最出色的国务文献，在这封信中他告诉殖民地人民，攻击他的国家并让他的这些同胞流血是合法的。
流亡者们有形形色色的看法，却一致地厌恶王后，看不起国王，他们希望宣布他的弟弟为摄政王以取代他。他们希望能够同时挽救这两个人，不过，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原则而不是具体的人，因此，巴黎发生的事情并不能使他们放弃自己的计划。皇帝曾谈到过他的妹妹及其丈夫逃跑过程中的种种危险，卡斯特尔诺（Castelnau）回答说：“即使坐在王位上的是达尔托瓦，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不仅拒绝服从路易十六，还经常连累他；他们宣称，路易十六想的跟他说的是两回事，这就使国王与他的人民之间的调和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连国王的弟弟都拆其后台，他劝阻这些流亡分子不要回国。正是这些流亡者的政策渲染了庇尔尼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既然他们已经让后人相信了，这个宣言等于宣布他们打算发动一次进攻，当时国内的人当然会更容易相信这一点。面对这些威胁性措辞，法国相信自己陷于危险境地。这些王公贵族们是否想到那个宣言的这种效果，则无人知晓。
法国民众可能已经发现，没有了这么多贵族，他们行动起来更方便了；不过，由于这些流亡贵族正竭力使法国卷入与其邻国的冲突中，而后果如何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议会也作出种种努力迫使流亡者回国；对于那些拒绝回国的人，首先是威胁对他们征收三倍的税，然后是威胁没收财产，最后是11月9日，威胁要处死他们。在公众心目中，拒绝宣誓效忠的教士跟流亡者是一路货色，同样是敌人和阴谋分子，他们甚至更危险，因为他们仍然留在国内。上一次的国民议会已经煽动起边界线上的敌对情绪，第二个议会又煽动起国内的敌对情绪。第一个议会还给那些拒绝宣誓效忠的教士发放退职金，在没有委任堂区神父的地方继续任用他们。而立法议会则在11月29日发布命令，这些拒绝宣誓效忠的教士，不管地方当局认为他们如何合适，都必须被剥夺退职金，并被剥夺神职。西部大骚动就是由这一政策引起的。这一政策更多的是宗教性政策，而非政治性政策，议会希望以此迫使流亡教士回国。
议会中好战派的头目是布里索，他以了解外国而著称，而他则肯定地说，法国一定能够获胜，因为不会有哪个真正强大的欧洲国家卷入这场战争的。此时，他已经在努力地孤立奥地利，派遣塞古尔（Ségur）到柏林，塔列朗到伦敦，打算将法国的天然盟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布里索（Brissot）谈论的主题是其他国家的虚弱和分裂；第一个预言到了法国具有的庞大的资源与不可战胜的力量的人，是个慷慨激昂的普罗旺斯人伊斯纳尔（Isnard）。11月29日，他发表了一通讲话，提出了他的预言式看法：在法国人民还被专制的主子们视为奴隶的时候，他们就展示了最高尚的品质；不会有谁担心他们成为自由人之后会堕落；这只是使他们改而为原则而战斗，而不再为国家的政策而战斗。他们中间所蕴藏的力量将会改变整个世界。埃罗尔特·德·塞舍勒（Hérault de Séchelles）无意中泄露了好战派的政治动机。他说，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希望爆发一场与外国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将使得比和平时期强硬得多的戒备措施被人所接受，在其他情形下根本不可能被认可的措施，在那种情况下也会因为公共安全的理由而获得正当性。这是未来将要发生的恐怖统治投射出的第一道阴影。不过，让法国卷入这场注定将是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的，既不是吉伦特派的残暴，也不是他们的阴谋。真正的根源在于玛丽·安托瓦内特已经下定决心不向新宪法屈服。她最早曾希望法国被列强的联合所吓倒。她曾警告她在国外的朋友们，不要被她与斐扬派政治家们的虚与委蛇而捆住手脚。因此，当利奥波德皇帝将国王接受宪法当成真事，并决定不进攻法国之时，她指责皇帝背叛了她。9月8日，路易十六就在他接受那部宪法之前真诚地写信给皇帝说，在法国，除了他自己的权力之外，他不会容忍任何人进行统治，他希望借助外部援助来恢复这种权力。
召开一次军事强国之正式会议的想法一直持续到11月底。不过，从12月3日到10日这一周中，国王和王后写信给列强，希望他们不要管他们的表面行动，两人恳请列强不要理睬他们在公开场合提出的要求，而大胆发动战争；两人也向他们保证，法国会很容易就被制服，并被吓住。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投敌行为，恢复他们已被打碎的权力。所有这些信件都受到了费桑的影响，几乎就是由他授意的。
由于利奥波德皇帝已经更为清晰地看透了他的妹妹的真实意图，所以他改变了自己的和平政策。10月25日，他谈到要通过在法国境内的一场反革命活动来增加国王的权力。11月17日，他要求普鲁士派出两万部队支援他。12月10日，他公开谴责法国吞并阿尔萨斯的日耳曼领土。与这种逐渐发生的变化相一致，科尼茨也越来越固执强硬了，他公开表示，任何因特里尔 (6) 选帝侯保护流亡者而攻击他的行为，都将遭到帝国军队的反击。步调逐渐加紧了。从和平到战争、从没有效果的劝诫到强有力的挑战的转变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这个过程始于10月下旬，当时，人们已经知道了国王接受新宪法的真实意图；但直到次年1月之前，仍然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口气仍然是比较含混的。1月3日，王后寄的一封信终于使皇帝下定了决心。同样是这一吁请，使得梅西改变了态度，他又在1月7日写了封信，迫使科尼茨让步。科尼茨对于法国与普鲁士之间到底是同盟还是对手，已经搞不清楚了。他对柏克先生和所谓革命蔓延欧洲的理论嗤之以鼻。他希望让这种使法国瘫痪的局面永久化，而办法就是让国王与民众继续斗下去。如果恢复国王在国内的权力，也等于恢复他在境外的实力。因此，科尼茨倒是情愿让国王永远处于立法机构的制约之下；然而，事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反对派的力量在增长，人们曾不加区别地将其称为雅各宾派，其实更准确地说是吉伦特派，这使重心出现了变化。曾经落在君主头上的那些措施，第二个议会又提了出来，国民的力量，国民与他们的代表团结的力量，又开始显现了。
科尼茨尽管最初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不过最后终于警醒了，他终于认识到，挫败法国的办法就是帮助法国的国王。1月5日，在收到王后12月16日的来信后，他宣布，奥地利将支持特里尔选帝侯，如果他因为保护流亡者而遭到武装进攻，奥地利将用武力击退这种进攻。与此同时，利奥波德皇帝也决心与普鲁士结成一个进攻性同盟。他用王后写来的那些表明她的真实心态的信件来解释他自己政策的变化。1月16日，科尼茨仍然相信，其他强国会拒绝合作。然而，普鲁士却表示，如果奥地利放弃5月3日的波兰新宪法，普鲁士愿意加入新同盟。利奥波德答应了普鲁士开出的这个价码。2月7日，他抛弃了波兰人，他觉得，这样可以腾出更多力量对付法国。其实，1月25日，利奥波德就已经迈出了决定性一步，完成了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换。他没有过多谈论国王恢复行动自由的问题。他提出的要求是恢复教皇在阿维农的领地问题，这块领地在教皇反对国会通过的教会法之后被法国吞并了。他要求，日耳曼公侯们应当收复他们在阿尔萨斯的领土，法国也不得擅自闯入帝国的领地。他以一种一般化的用词要求恢复君主政体。2月17日，他本着同样的耀武扬威的、挑战的精神又说了一遍，此时，他已经满足了普鲁士提出的条件，他正期望着英国也会为了保护比利时而提供援助。与此同时，那位曾经帮忙搞到那张致命通行证的俄国大臣西莫林（Simolin），也应王后的迫切要求来到维也纳。当时王后并没有觉得，他们的生命已经处于危难之中，他们只想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她曾写信给忠实的费桑说，她希望敌人入侵，这样，处于惊恐之中的法国人将会乞求他们的国王去代为求情。
科尼茨已经根据国际纠纷的理由而发出了最后通牒，还声称，他并不想干预法国内部事务。然而，西莫林在25日拜会了利奥波德，于是，皇帝承认了他的首相已经宣布拒绝的东西，他说，这场事业是欧洲所有戴有王冠的人们的共同事业。说完这些意义重大的话之后，他就退出了历史舞台。5天之后，利奥波德驾崩。
奥地利所采取的迈向战争的每一步，都强化了法国立法机构的好战情绪。但德勒萨尔特却缓和了这种情绪；避免煽动性言辞，而与列强打交道的，只能是他。即使巴黎在25日收到17日的照会，也没有立刻导致立法议会异常激动的情绪。但纳尔邦纳则认为，让他的战争政策付诸实施的时机已经到了，因为多数人现在都站在他一边。他威胁说，除非贝特兰退职，否则他就要辞职，贝特兰是六位大臣中由国王提名的；只是在拉法耶特等控制国民卫队的将军们的敦促下，他才收回了自己的威胁。而路易十六对于这一阴谋极为愤怒，他宣布撤职的不是贝特兰，而是纳尔邦纳。作为报复，吉伦特派弹劾德勒萨尔，结果，3月10日，他被监禁起来。9月份，他死于狱中。斐扬派的大臣辞职了。罗伯斯庇尔已经预计到了宫廷的算计，并担心战争可能会加强那些拥护君主的军队的力量，所以，他抵制这种好战情绪，并使雅各宾派跟他保持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分裂为两个不同的派别，吉伦特派也倾向于最终建立共和国，因为他们不信任国王；但他们又承认现行宪法，并不准备拒绝一个处于强大压力下的国王，这是辉格党人发明创造出来的制度。他们相信，只要爆发战争，路易十六就可能跟敌人串通，但只要他们一发觉，就可以将他完全控制起来。“我们被背叛是再好不过了，”布里索曾这样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消灭那个叛国者。”韦尼奥（Vergniaud）的用词之庄严和高贵已使他成为一位经典人物，他针对杜伊勒里宫说，“从那个宫廷中以一位专制君主的名义制造的恐惧已经太经常了，今天就让我们以法律的名义来进入恐怖时代。”他们怀疑，真心地怀疑，维也纳发来的威胁性照会，实际上是受了巴黎的鼓动。他们组成了一个新内阁，由迪穆里埃（Dumouriez）主掌外交部。迪穆里埃发给奥地利一个照会，要求其在限定时间内撤销其与列强携手强迫法国的政策。而由于科尼茨已经站稳了脚跟，并坚持以前的政策宣示，于是，4月20日，（根据国民议会的法令）路易十六向他的王后的侄子，匈牙利国王弗朗西斯宣战。玛丽·安托瓦内特通过对她的家人施加影响，终于如愿以偿了。表面上看，这场战争不是为解救她而起，而是由法国率先宣战的，但最后却可以为她所用。为了使这场战争对自己有用，法国就必须失败；而为了确保法国失败，她背叛了国家，将几天前御前会议上讨论的行动计划透露给了维也纳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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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成立于巴黎方济各会的科尔德利修道院而得名。——译者
(2) 这个词也有“特许经营权”的意思。——译者
(3) 1791年8月25—27日，利奥波德二世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与流亡贵族阿图瓦伯爵在普鲁士的庇尔尼茨（Pilnitz）会商后所发表之宣言。——译者
(4) piastre，货币单位。——译者
(5) 这是独立战争期间美洲殖民地军队的制服，英军则穿红衣。——译者
(6) Treves，位置在今德国西部。——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