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伦特党人的估计是正确的。宣战后四个月，王座就坍塌了，国王被囚禁起来。在新内阁中，权力仅次于迪穆里埃的大臣是日内瓦人克拉维埃勒（Clavière），他曾是米拉波的一位顾问，是指券的积极推动者；下面是塞尔旺（Servan），一位战功显赫的军官，不过，对我们来说，他更以军事史家而著称；还有罗兰（Roland），他的妻子的社会影响力和在知识界的名声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享有斯塔尔夫人的影响和地位。
外交大臣迪穆里埃是大革命时期的大人物之一。他属于极端聪明的人，而算不上伟大人物，也不讨人喜欢；他足智多谋，在身临险境时不仅非常冷静——这是指挥官应当具有的素质——当希望已经丧失时，还依然保持着坚定和乐观心态。他与弗里德里希的王牌军队遭遇之时，他的手下都是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志愿人员，他手下的军官则仍然是国王军队中逃跑后残留的。如果没有原则或信念或良心上的顾忌，他就不会对那些教条的革命者手下留情。他曾对他所蔑视的国王说过：“我可能会经常让你不高兴，但我永远不会欺骗你。”他并不是那个通过发动战争来危害国王、毁灭国王的阴谋的合谋者。他开头做得并不怎么好，不管是在打仗的艺术还是雏持和平的技巧方面。他曾利用自己的一切外交手段、动用一切秘密活动经费，竭力想使普鲁士保持中立。但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普鲁士人在对法政策上的恼怒，及他们对法国军队的蔑视。普鲁士军官接到命令，准备向巴黎进军，私下里他们被告知，这将纯粹是一次军队检阅而已。在比利时境内与奥地利军队的第一次遭遇战证明了他们的这种信念：法国人转身逃跑，并且还杀了他们的一位将军。
迪穆里埃的名声开始动摇了，吉伦特派现在没法再指望利用他来发动下一场战役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于是，他们又提起教士的问题。5月27日，韦尼奥提出制定一道政令，将拒绝宣誓效忠的教士交给地方当局处置，并威胁他们，在国家危急关头，作为人民公敌，他们可被任意驱逐。假如国王批准这一命令，国王本人就将被孤立，遭到伤害。而只要国王否决，他们就有借口煽动巴黎来对付他，而不用等待战局的变幻莫测或迪穆里埃的配合。6月10日，罗兰夫人向国王写了一封信，她的丈夫也在这封信上签了名，信中说，为了教士们自身的安全，应当将他们从那种危险的做法中解救出来。罗兰对自己的这封信非常得意，将其送到报社发表。吉伦特党派的内阁立刻被国王解散了。迪穆里埃试图组成一个没有他的吉伦特同党的行政管理当局，但他无法解决国王对于法案的抵制。6月15日，他宣布辞职，到前线去充当指挥官。立法议会中的大多数人依然忠于1791年宪法，反对进一步的变革；但在这关键时刻，他们对于针对保王的教士们的那部法案的抵制，让他们陷入孤立。路易十六和他的朋友们失去了地盘，他激怒了吉伦特党人；他也已经失去了最后一位具有足以拯救他的力量的人物的支持。
6月15日，区行政当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来到莫伯热（Maubeuge）来拜访拉法耶特。他的名字叫勒德雷尔（Roederer），我们还会遇到他。在拿破仑时代，他升到高位，我们对于皇帝的性格和我下面将会谈到的事件的了解，都来自于他的记载。他与将军的谈话被巴黎传来的一个消息打断了。拉法耶特被叫了出去，从隔壁，勒德雷尔听到了军官们欣喜的欢呼声。原来，他们听到的是吉伦特党人倒台的消息。为了加强国王的支持者，拉法耶特写信给立法议会，劝告他们要抵制当时的反自由主义、反宪法的倾向。18日，议会朗读了他的信。这时已经组成了一个新内阁，由斐扬党人和拉法耶特的朋友们组成，其中一位是特里埃·德·蒙特西厄（Terier de Montciel），他也忠于国王。对此予以反对的，则是吉伦特派，他们对自己失去权力感到愤怒和惊恐；还有更加不妥协的雅各宾党人，佩蒂翁是这个革命委员会的首领。在佩蒂翁的背后，则是巴黎真正的主子丹东，周围是他的一群同党：控制警察的帕尼斯（Panis）和塞尔让（Sergent），控制报纸的德斯穆兰和弗雷龙（Desmoulins and Fréron），还有桑泰尔（Santerre）、勒让德勒（Legendre）之流的民众领袖，而他们中最重要的是则是阿尔萨斯的军事家威斯特曼（Westermann）。
讨论到丹东和他的追随者，我们就看到了现在仍可被称之为意见冲突的最低级阶段，我们开始接触到罕见的贪婪和报复心，残酷的本能和见不得人的动机。在革命的前几个阶段，所有这些因素都已经非常接近于浮现出来。而在这一刻，它们就要占据上风了，那些敢于行动的人将挤上前台，取代了彼此争吵不休的玄想家家。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都是些从不惧于犯罪的政客，只不过他们将其用于实现某种形式的民主制而已。他们中间最可怖的人是马拉，他不仅要求实行大屠杀，还要求使用酷刑，他的那些残暴行径令人作呕，纯属变态，但即使是这位马拉，也是遵循着他自己的逻辑。他所信奉的也只是当时人们普遍信服的自然状态和原始契约之理论。穷人确实同意放弃在野蛮的、暴力主宰一切的生活状态下所曾享有之权利，希望从文明生活中获益；但他们发现，这个契约被另一方撕毁了。他们发现，上等阶级纯粹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统治，留给他们的只有不幸和无知。于是，他们就可以重新回到社会出现之前的野蛮状态，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拿走自己需要的东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惩罚施加在那些曾从他们的痛苦中获益的人的头上。丹东不过是个强人而已，他希望出现一个维护人民利益和他自己利益的强大政府。对于理论问题，他从来不关心，他只关心通过压迫富人来解救穷人。他对于在这个背景下聚集起来的那个派别，并无多少同情，他的目标不仅要减少不平等，还要确立真正的平等和社会的均一。这为民主的逻辑之更为极端的发展留下了余地；不过，可以说，近代世界最大的变化乃出自丹东之手，因为正是他，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
在路易十六解散了他的大臣之后，丹东立刻大声疾呼，到了发动恐怖打击的时候了。6月20日，他的这个威胁变成了现实。这一天是网球场誓言周年纪念日，有人要组织一场规模庞大的游行示威，要种植一棵自由之树，或提出一份请愿书，事实上想以此吓住议会和国王。他们希望，国王会在这场骚动中灭亡；不过，并没有想出任何明确的办法，也没有派人去进行暗杀。只要他退让，赶走他的教士们，接受民众推举的大臣就行了。这就是吉伦特党人的全部要求，他们不会同意提出更多要求。国王不得不在他们与他们暂时的盟友——那些一心弑君的家伙——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他退让，就可以不受伤害；如果他抵制，他将被杀死。他们没有想到，他会抵制，因为他已不想苟活下去了。国王明白摆在他面前的选择，他作出了抉择，准备赴死。在他的住宅被看管起来之后，6月19日，他写道，他已经对尘世厌倦了。
路易十六天生就缺乏制定政策的能力，也没有努力贯彻这种政策的勇气，但他却有理解原则的能力。到了最后，他觉得，他脚底下的土地是坚实的。他不再动摇，不再接受任何劝诫，也不再接受任何令人烦扰的要求。即使他死了，他也要为宗教事业、为良心的权利而死。良心权利的恰当名字就是自由，因而他对自己是忠实的；从他准备赴死之时起，从人格上说，他就是一位自由主义的，一位具有改良精神的君王。那个早晨到来的时候，他曾有过一刻的犹豫。当时还比较平和的暴乱分子曾问他们的头目桑泰尔，如果卫队向他们开枪，该怎么办。桑泰尔回答说：“继续前进，不要害怕。佩蒂翁就在那儿。”他们递上了他们的请愿书，在议会前以单列纵队前进，开往王官方向。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在获得国民的代表们的承认之前，一个低级的权力却不让他们接近。他们越过了一道又一道屏障，涌入了一个房间，国王在此等候他们，他站在一扇窗户的阳台上，有四五个卫兵站在他前面。他们严密地保护着他，尽管人群中不断有人用剑和长矛攻击他，却都没有触及他。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国王应当让罗兰复职，收回他的否决，这是吉伦特党人与他们那些狂暴的伙伴们共同的要求。勒让德勒宣读了一份侮辱性宣言，他称国王为卖国贼。这一幕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然后，韦尼奥和伊斯纳尔德才出现，他们的出现对国王是一种保障。最后，佩蒂翁赶来，踩在精锐部队的肩膀上来到国王面前。他向这些暴民保证，如果整个国家都表明支持巴黎，则国王将会执行人民的意愿；他告诉他们，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职责，然后，用一种圆滑的技巧把他们赶了出去。
这次令人难堪的侮辱，是路易十六一生中最为高贵的一刻。他站在那里，在扑了粉的头上戴着象征自由的红帽子，他不仅毫不畏惧，反而表现得愉快而安详。他在他的敌人的掌握之中，却以耐心挫败了他们。在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没有投降，也没有退让。吉伦特党人并没有被召回内阁，那场运动归于失败。此刻，这种结果对于革命党人造成了损害，给国王则带来了好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恐吓和凌辱已经不能对他发挥作用，因此，需要采取比吉伦特人半心半意的办法更为严厉的措施。
6月20日暴行是对拉法耶特16日来信的一个侮辱性回复，在这个时刻，他写这封信，可不仅仅是写封信的问题。因此，他的来信备受重视，议会下令将该信公开出版。吉伦特派谎称这封信不可能是拉法耶特本人所写，试图阻止议会就是否将该信印发各区进行表决。他不能代表斐扬党人的多数，不能代表主要由他的同党组成的内阁，也不能代表国民卫队将士。由于他是一支军队的首领，所以，他建议国王采取抵制政策，等于说他将支持国王这样做。他现在再次写信说，除非首都局势发生某种变化，否则，他永远没有办法义无反顾地抵抗普鲁士军队。6月28日上午，他的信被公开之后，他立刻来到议会，抨击那些煽动破坏秩序的人正在使国家走向分崩离析。在获得339票对234票批准之后，他呼吁国民卫队跟他一道反对雅各宾党人。他召集他的朋友们开会，但宫廷事件的影响使这次会议没有开成。他被迫回到自己的兵营，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成。他设想可能还有机会。于是，他找来他的同事吕克内（Luckner），他的能力虽然不怎么样，但不是政客，也不是不可信赖的人。他们准备一起去救国王，把他带到某个城市去避难。
革命者们现在已经有了他们的计划，且不惧怕军队了。在7月14日革命纪念日那天，他们召集了各个区的民军（fédérés），试图作出安排，如果这些顽固的家伙想发动最后一次打击，就应当从布列斯特和马赛派人来制服他们，因为巴黎已经指望不上了。但他们却遭到了彻底失败。6月21日和6月25日，激进的科尔德利俱乐部成员试图再发动一次攻击，他们在20日就曾实施一次，却因为目标被分散而遭到挫折，他们希望这次收到较好效果。但他们的人却动不了。大臣蒙特西埃发布命令，各区不能派民军成员到巴黎来，他成功地阻止了他们的大多数，只有一两千人到巴黎。在港口城市派出的支援队伍到来之前，激进分子们什么也不敢做。于是，危机被暂时拖延了，7月份的几个星期，各派在议会中继续斗争。在议会中，吉伦特党人是议长，斐扬党人却在议员中占多数，雅各宾派则在巴黎占了上风。吉伦特派被迫奉行一种让他们痛苦的、软弱的政策。共和制度被迫将权力交给他们的敌人，就好像当初君主政体将权力交给其他人一样。吉伦特派所能做的唯有不断地积聚对国王的仇视，他们希望这能迫使国王与他们进行交易。他们在公然的进攻、秘密谈判和防守意图之间犹豫不定。
路易十六倾向于接受他的大臣与将军们共同策划的出逃计划。他将被带到科姆皮埃纳（Compiégne），由军队予以保护。军队就是指拉法耶特，而拉法耶特只会同意保留国王作为国家的世袭元首，他可以充当国家元首，但不能进行治理。王后拒绝充当受到这种条件限制的国壬，也拒绝被这样的人拯救。在她看来，安全取决于掌握权力，而不在于对权力的限制。神圣的东西是古老的王权，而不是现在的宪法。拉里·托朗达尔已经不再钟情于马卢埃和克雷蒙特·通纳勒所鼓吹的英格兰模式，他劝诫王后接受莫里斯的方案，莫里斯的方案是现成的，早在五年前，就提出了一种仿照美国政体的方案；托朗达尔希望王后找到他起草的一份经过修正的政府方案，在他们获得自由之后予以公布。然而，王后坚强的意志和更为强烈的激情占了上风。这个时候，一切都精确地配合着，瑞士军队正在向预定地点进发，国王已经收回了他的命令。7月10日，斐扬派内阁辞职，但吉伦特派发现，权力仍然在斐扬派掌握之中。于是，他们非常激烈地抨击国王是国家一切麻烦的根源。7月6日，他们的这种攻击一度被充满感情的一幕所打断：这一天，里昂主教提出了一份宣言，表示在面对敌人时应当同仇敌忾。
7月11日，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宣告国家处于危急状态的提案，22日，议会在大炮声中公布了这一政令。这是召集武装力量的宣言，它将独裁的权力交到了政府手中。议员们提出了种种建议以使这种权力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后来发展成公安委员会的那种想法，现在已经初露端倪。7月14日，在战神祠举行了纪念攻陷巴士底狱和1790年成立联盟的活动，国王来到祭坛前，他宣誓将诚心效忠于宪法；这将是民众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看到他；下一次他们看到他时，他已在断头台上。到7月底，吉伦特派明白了，国王不会向他们让步的，而雅各宾派发动的骚乱也日益逼近，这种骚乱既针对国王，也针对他们。他们的最后一张牌是设立摄政王，即由他们打着王储的名义发号施令。韦尼奥提出，国王应当让四位立宪议会成员进入他的御前会议，不担任官职，以弥补他的新大臣没有名气的缺失。就在这个时刻，不伦瑞克声明为人知晓，巴黎48个区中有一些区的民众正在考虑提出废黜国王的要求，30日赶到巴黎的五六百马赛人则使实现这一要求成为可能。
这些几乎在同一天发生的事件，将权力从议会手中转移到了市政府手中，也即从吉伦特派手中转移到了雅各宾派手中，因为雅各宾派已控制了市政府，他们已掌握了在那几个区活跃的势力。在呈交给国王的一封信中，韦尼奥申明，国王与那些为他而来的同盟国之间不可能没有联系，因为他们如果取得胜利，将对他带来很大好处。这是保王党人无法予以反驳的论点。国家处于危急关头，而危急的根源就是国王。宪法在6月20日就已遭到践踏。国王绝不可能忠实于这种如此粗暴对待他的政体，这种政体将使他的敌人可以支配所有的武力，从而使他任由那些最傲慢无礼、最声名狼藉的暴民肆意侮辱攻击。当然，他并不天生就是一位专制者，他或许可以很容易对合理的变革心满意足。但他作出变革的限度却无人知晓，是个未知之数，他也没有解释过。于是，他就被简单地被视为他曾发誓要遵守的宪法的敌人。
这个时候，王后是比她丈夫更重要的人物，她更为公开地从事反动活动。那场伟大试验的失败驱使她重新回归绝对君主制。她在1791年曾拒绝接受流亡者，现在她又拒绝接受立宪派。她宁可选择灭亡，也不愿意让她憎恶的这些家伙来拯救自己。她唯一的指望是外国军队，他们正磨磨蹭蹭地往摩泽尔河地区汇合。她派出的代表已要求在列强的声明中取消暗示将保留立宪自由的字句，她也已经暗示，巴黎的居民将遭到报复。
国王本人也已正式邀请了入侵者。他的密使就骑马跟在不伦瑞克身边，当然假扮了一番，穿着普鲁士军人的制服。他的兄弟们带着敌人提供的大量辎重进入法国，他最信任的密使甚于对他的兄弟们的信赖——布勒特伊尔正准备治理他们所占领的各省。9月份，他也确实在敌人的刺刀保护下，对这些省实施治理。而他们之所以发动进攻，并不是为了国王的安全，而是为了他的绝对权力。同盟国及那些积极怂恿他们的流亡者的目标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是在为无条件地复辟而战；而不管是入侵者，还是那些绝对君主制信奉者，国王都跟他们串通一气。那么，国家的军事力量如果掌握在卖国者手中，是不可能全力以赴投入战争的。国王不可能保护国民免于入侵者的暴行，因为这些入侵者本来就是为了救国王而来的。入侵者不认为他是法国行政部门的元首，而把他看成人民手中的人质。因此，在王宫中，他是一个危险，只有在监狱中，他才是保险的。所有这一切在那时是显而易见的，其后果就是使那些支持立宪君主制的人士失去了手中的武器。所以，当这场攻击降临之时，没有任何人出面反对，尽管采取这一行动的只是少数人。吉伦特派已经不再坚持自己独立的政策，他们的政策与他们的伙伴 (1) 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而在6月份，他们还只是希望暂时中止国王的权力，而没想废黜国王。到底是继续实行君主政体、是设立摄政还是建立共和制度，这个终极问题交给了即将召开的国民公会。佩蒂翁相信，他自己很快就会成为法国摄政王。他接受了宫廷的大量金钱；而正是由于对他和某些不那么有名的人寄以希望，国王和王后仍然固执地呆在巴黎。在这最后时刻，利昂库尔特愿意为他们在诺曼底提供庇护，但利昂库尔特在制宪时曾是个自由主义者，因而是不可饶恕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更愿意信赖佩蒂翁和桑泰尔。
早在8月份，巴黎最有革命精神的派系就已决定，必须将国王处理掉。议会却撤销了这次投票，于是，这些派系的人及其他人公告民众，他们将自行执行自己的政令，除非议会自己动手，使他们不必自己动手，由议会自己完成至高无上的人民、超越于一切权力、高于一切法律之上的人民想干的事情。给议会规定的最后时间是8月9日。如果到了那天晚上，国王仍然在位，巴黎人民就将敲响推翻国王的警钟。
8月8日，议会就拉法耶特的行为——即在他的国内政敌受到战争威胁的时期放弃他的军队——进行了表决，他以406票对224票获得支持。这也是自由派最后一次露面。构成议员中多数的400名议员在这关键时刻被排斥在外，剩下吉伦特派和共和派在没有自由派的情况下自行其是。关于拉法耶特问题的决议表明了，议会不准备废黜国王。面对这种令人焦虑的局面，吉伦特派想不出合乎宪法的解决办法。因此，下一步只能由巴黎民众来迈出了，而他们的胜利将对吉伦特派带来严重危险，对于极端的革命派来说，则是一场胜利。在这一刻之前，两派一直在为控制权而进行斗争，此刻，他们则是为生存而战。两派的结局取决于这场斗争的胜负。而在斐扬派被赶跑之后，已在立法机构占据优势的吉伦特派却没有再抗拒他们所惧怕的革命，他们也未采取任何主动政策。
8月9日，雅各宾派领导人确定了他们的行动计划。他们在各个区的同党将选出三位代表，与革命委员会一起维持公共秩序，以加强——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取代——目前的市政当局的力量。巴黎一半的区都派出了代表，当夜他们聚集在市政厅，与议会分庭抗礼。根据当时的政治学理论，此刻，选民已经暂时中止了他们所建立的政府，收回了所授出的全部权力。这些革命的城镇代表们现在走到了前台，在未来两年中，他们就将是加之于法国头上的种种暴行的罪魁。他们是丹东创造出来的。我们现在靠近了一群作恶多端之人和恐怖委员会，而我们必须谨记一点：我国的法律像惩罚杀人犯一样惩罚那些在实行绝对政府的道路上迈出的哪怕是最小的一步；因此，从道德的角度看，这两类极端行为之间的区别其实并不大。这些代表是一群残忍的暴徒，他们的领导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却都受到共和主义信念的左右，单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倒是跟流亡者一样值得尊敬。这个力量大为增强的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本身，并不会导致暴动或直接导致攻击，而是会使对方无法进行防御。因为国民卫队总司令只接受市政厅的命令，尽管他自己是位保王党人。
革命的力量并没有横扫一切。从马赛和布列斯特赶来的人确实打算投入战斗，从别的区赶来的人也有这种想法。但在午夜刚过、各教堂的警钟响起之后，巴黎的战斗人员集合得很慢，能不能发起进攻都成问题。市政厅已经向发动暴动的人提供了一批军火，却没有向国民卫队提供。佩蒂翁说，让一支民众的力量来对付另一支公众的力量，这是极其危险的。在杜伊勒里宫中，只有不到1000名瑞士雇佣兵，但他们肯定会履行自己的职责；另有200名绅士会赶来保护他们的国王；几千名国民卫队，则不能确定他们效忠于谁，会不会英勇作战。佩蒂翁本人到过王宫，又出现在议会，然后，就不见踪影了。他突然灵机一动，说服桑泰尔将他逮捕，用400人组成的一支卫队将他保护起来，使自己不用再冒承担责任的危险。这件事是他自己亲口讲的，他觉得这足以证明他是多么足智多谋。不过，即使市长是个卖国者和懦夫，总司令芒达（Mandat）却明白自己的职责，并决心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准备保卫王宫，而他的手下极有可能乐于战斗。只要他们投入战斗，他们的力量足以打退进攻。因而早在8月10日上午，芒达就被市政厅他的上司们召去。他出现在他们面前，汇报了情况，然后被带到单独办公的革命委员会。他宣称，他已经得到过用武力击退武力进攻的命令，而他将会这样做。革命委员会却要求他签发一项命令，把他们将要守卫的地方的国民卫队撤走一半。他拒绝用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救自己的命，于是，丹东下令将他当场枪杀。他被指控明目张胆地背叛人民，怂恿人民建立的政府抗拒他们的主人。在发生了第一桩流血事件之后，王宫的守备部队被撤走了一半。国民卫队失去了司令，卫队自己管自己的事。现在没有人能确定，到底会有多少人对巴黎人民开枪。
在处死国民卫队总司令之后，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任命桑泰尔继任司令一职，然后就取代了以前的革命委员会。现在，已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暴动分子会合、前进，他们很快来到卢浮宫与杜伊勒里宫之间的地方，私人住宅中聚集着很多人。此时大约是晚上七八点钟。整整一个晚上，国王一家都在等候着暴民们的进攻，而国王什么也没有做。有几千瑞士部队就部署在库尔伯沃瓦（Courbevoie），其实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但他们却没有及时被调来。最后，王室一家聚集在国王身边，国王孤苦伶仃，企图发动他的卫队进行战斗。这是整个历史上最令人不能忘怀的时刻，因为，这是克洛维王朝的最后时刻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妹妹都在那里，他们的生命就全赖这些站在他前面的士兵们了，他或许可以靠一句话、靠一个眼神来激起他们的勇气。然而，国王却什么也没有说，士兵们对着他的脸大笑。王后回来后，愤怒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已经绝望了，”王后说，“一切都完了。”其他人很快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勒德雷尔来到士兵们中间，他发觉，这些士兵根本不愿为这样一种事业而战。他已经被政府授权成为一名高级官员了，尽管大臣们都在现场，但只有他还有点想法。但芒达的消失和炮兵的犹豫使他确信，守卫者已经没有希望了。
当时有一位旁观者，后来就在那天被攻陷的地方又建立起了一个王朝，成为主宰杜伊勒里宫的另一位君主。1813年，拿破仑告诉勒德雷尔，他当时就在骑术比赛场的窗户后面看到了那一幕，他相信，勒德雷尔当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国民卫队中很多官兵是忠实可靠的，国王一边的力量应该超过了他自己在葡月 (2) 曾制服的那支军队的力量。因此，他当时觉得，防御的一方应该能够获胜。我不敢说，拿破仑真的是在为这个大错而难过，因为他自己从这个大错中得到了那么多好处。而勒德雷尔也是一个聪明人，有一些理由让人怀疑，他是否一心一意地希望阻止这个结局未定的冲突。王后热切地希望进行战斗，对每个人都说一些鼓舞士气的话。后来，当她站在议会记者席中听到从她的庇护所传来的枪声，她对德尔维利（d'Hervilly）说，“唉，你现在是否认为我们留在巴黎是个失误？”他回答说，“上帝保佑，殿下，您不应为此为后悔。”勒德雷尔已经猜透了她心里在想什么。失败的结局将是可怕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救国王一家。但国王的胜利对于革命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它将使君主政体复辟其全部权力，旧贵族又将聚集到王宫，靠王权获得更多东西。实际上，宫中现在只有一些残余分子，在这个关键时刻，本来是有望来7000人的，但只来了可怜的120人。未来的旺代（Vendée）英雄沙雷特（Charette）也在这些人中间，他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将给他带来异乎寻常的好运。
勒德雷尔有他所在部门的同僚们的大力支持，他将他所看到、听到的事情告诉了国王。他告诉国王，靠现在的力量是不可能守住杜伊勒里宫的。除了议会之外，没有安全的地方了，那是唯一受人尊重的权威。也就在两天前，议会还以绝对多数认可了拉法耶特的行动。他觉得，他们肯定会保护国王的。不能在这里留下什么东西引发战斗，但他向国王保证，躲在议会背后的人不会有危险。他不会让守备部队撤退的，因此，他没有下达任何命令，让这些瑞士官兵听天由命。玛丽·安托瓦内特却激烈地反对这一提议，因此，路易十六也很难拿定主意。最后，他说，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他下令准备出发。但盛怒之中的王后却向国王大发脾气，她大喊道：“现在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路易十六告诉他的贴身男仆等他回来；在他们穿过花园的时候，有人正在清扫砾石，路易十六说：“今年的树叶落得真早。”罗德雷尔听到了他这句话，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有一家报纸曾经说过，王权不会撑过树叶飘落的季节，而就是这句貌似不经心但却具有重大含义的话，让已经垮台的国王意识到了这个时刻具有某种可悲的庄严感。他知道，他现在走出他的王宫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没有回头路的。一位议员在议会门口遇到了国王，国王走了进来，并说，他来这里是为了躲避一场犯罪行径。斐扬党人已经被赶走了，吉伦特派控制着议会，议长韦尼奥用一些庄重的词句接待了他。国王退到记者席上，平静地观看着议会的办事程序。韦尼奥也提议，国王应当被暂时剥夺权力，就像以前那样，也应当召集一次国民公会，以宣告成立未来的法国政府。议会作出决定，将举行一次没有财产权资格限制的大选。罗兰等吉伦特派部长又回到了他们从前的岗位，丹东以222票的优势被任命为财政总监，因为丹东是胜利者。尽管佩蒂翁已经不见了踪影，却正是他从市政厅下达的命令，而在桑泰尔犹豫不决的时候，正是丹东的朋友威斯特曼带领他的部下赶到骑术比赛场来汇合。在国王已经离开后，他们开进了杜伊勒里宫，与守备部队进行非正式谈判。如果有什么人留在那里的话，是可以避免流血冲突的。但双方的对峙非常紧张：瑞士士兵拒绝放下他们的武器，有人开了一枪，于是他们失去了耐心，向入侵者开火。10分钟后，他们从王宫和花园中赶走了闯入者。而国王听到了枪声，派人去传令他们停火。传达命令的人是德尔维利，他却具有战士的精神。他发现局面根本没有那么让人绝望，因此，他并没有立刻传达国王的命令。而等他传达命令的时候，却为时已晚。暴动者已经占据了靠近塞纳河的卢浮宫长廊，此时，瑞士士兵已经没有退路了。于是，他们在王宫中、在花园里被杀死，他们就死在高大的栗树下面。宫中的妇女们，有的被送到了监狱，有的被送回了家。胜利者们畅饮国王的美酒，然后，放水冲进地下室，因为有一些避难的贵族就躲藏在地下室。死于他们之手的男女约有七八百人，他们自己则有140人被杀死。
保王党人最初还没有认识到这就是君主制的终结。他们还幻想，国王这次的遭遇会跟从瓦朗纳斯被抓回一样，只不过将住到卢森堡宫而不能住在杜伊勒里宫；跟一年前一样，他仍然会留下一条命。立法机构中的多数议员是忠诚的，因而还可以指望整个法国对首都的行动表示愤怒。然而，由组织入侵活动的市政当局所代表的巴黎，已经抓获了它的猎物。议会本来允许国王住在卢森堡宫，但这一决议遭到了压制，因为那里有地下通道，被认为不够保险。于是，他被安排住在太庙。议会投票决定花费2万法郎来安置国王，等待9月份国民公会召开之后再来处理。
路易十六其实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要签署一道命令就能召来更多的瑞士部队，他们有可能成为君主制不被攻破的栋梁。而且，在那天拂晓之前，他还是有可能逃出巴黎，领导一支获胜的军队，并立刻宣布进行开明的大臣们曾提出的改革方案。他的王后很积极，也有决断力，但她在逆境中想的仍然是恢复国王的权力和古老的权利。她跟柏克一样，强烈地憎恶那些对保王活动有所保留的人。因此，他们的处境之所以每况愈下，其实都是自食其果。法兰西共和国并不是各种社会力量自发演进的结果。到底是选择最珍贵、最灵活的政治形态——立宪君主制，还是采取那种最僵硬、最贫瘠的制度——共和制度和权力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不是联邦的）制度，这个问题，却由人类中的犯罪分子决定了，由比犯罪活动更为可怕的恐怖行径决定了。确实有一个来世可让人赎回自己的罪孽，然而，愚蠢的代价却是要由后代偿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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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雅各宾派。——译者
(2) 法国共和历的一月，相当于公历的9月22日到10月21日。——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