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所掀起的自由主义和立宪浪潮，随着吉伦特派的失败而告终了；自由反对权力、正义反对暴力的事业失败了。就在吉伦特派失败之际，整个欧洲都武装起来，从陆上和海上对抗法国；保王党人在法国西部取得了胜利；南方的起义也在蔓延，普雷西（Précy）率领四万人坚守里昂。现在已经主宰了国民公会的多数派 (1) 给自己所定的主要目标是扩张和集中权力，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国家从危机状态中拯救出来，而在夏天那几个月，这场危机几乎摧毁了国家。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中，这个超越一切的、迫切的目标决定了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也决定着他们将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其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恐怖统治（the Reign of Terror）。获胜的山岳派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制定一部新宪法。他们在四五月份就批评和反对吉伦特派起草的宪法草案，只有新起草的《人权宣言》获得了通过。整部宪法现在都需要重新制定。新增加了5名成员的公安委员会着手筹备起草一部适应目前局势的宪法纲要，其中要能够体现目前已经取得优势的原则。他们以孔多塞的宪法方案作为自己的基础，按照雅各宾派演说家在议会辩论中所指出的原则予以修改。因此，他们在几天内就完成了起草宪法的任务，6月10日，他们将这一草案提交给国民公会讨论。向国民公会作宪法草案报告的是埃罗·德·塞舍勒斯（Hérault de Séchelles），但在随后展开的辩论中，最经常发言的却是罗伯斯庇尔。这个草案经过了短促的辩论，不过也进行了一些重大修改。6月24日，1793年共和国宪法获得通过。这场大革命的所有成果，在这部宪法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它的重大意义也远大于它所得到的名声。
吉伦特派——由孔多塞执笔——在其宪法草案中没有提上帝之名，仅仅将良心自由作为意见自由予以保护。在这个方案中，遴选行政官员和立法机构成员的办法是一样的，都是由全体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从而将官员的委任权交到这些官员将要治理之人民手里。将由基层议会选举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Ministers），基层议会也有法律提案权。这个方案是为了有利于权力分散化才限制国家的权力的。而公安委员会的草案尽管保留了孔多塞方案的很多内容，但要采取措施防止出现过分的离心力量。根据这个方案，立法机构是由直接普选产生的，但公务员不由选举产生，这样的投票太随意，因而也是靠不住的。他们已经决定，由24人组成的高级行政委员会应当由立法机构从一个候选人名单中提名，每个区间接推举一个人，由它来任命和控制政府所有的部和行政官员；立法机构可以就所有必要的问题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政令；但只有经过民众的认可才能成为真正的法律，不管是明确的还是隐含地认可。这样，他们就把直接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结合了起来。他们限制了公民投票决定的范围，取消了民众的提案权，限制了需要民众认可的事项，剥夺了选民对行政部门的任命权，取消了秘密投票制度。这些措施规定了权力的组成方式，不过它们也是有利于个人自由的。新闻出版将是自由的，人民将享有完全的宗教宽容和结社权利。教育将成为普及性的，将制定济贫法；如果出现压迫，起义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篡权行为将被判处死刑。所有的法律都是临时性质的，都必须不断地进行修正。罗伯斯庇尔抛弃了他在4月份的社会主义倾向，现在又回到了他以前的说法，也坚持要求保护财产权，实行比例税制而不是累进税制，也拒绝给穷人免税。4月份，一位由殖民地选举出来的不知名的议员要求宪法序言中应该承认神；6月份，在吉伦特派被消灭之后，这一想法得到了采纳。与此同时，调整了几个词之间的次序，平等成了《人权宣言》的第一个原则。宣言又宣布，文明社会的最高目标是幸福而不是自由。不过，最高目标之类的东西完全是精神性的，乞灵于这种东西于事无补。
埃罗曾提出应当由全体国民选举产生一个大陪审团，专门听取针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申诉，并决定哪些案件应送交法庭审理。这种设想是西哀士最早提出的，获得了罗伯斯庇尔的支持。不过，国民公会却拒绝了，于是，罗伯斯庇尔又建议，每位议员都应当由其选民作出评判，只要被选民公开谴责，在别的地方也就没有当选的资格。这是与下列原则相违背的：议员属于全体国民，理应由全体国民选举，只是由于这样做面临一些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才不得不将全体国民分成不同的选区。辩论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议员仍然是不可侵犯的，也不用接受选民的制约，尽管有一位年龄最长的议员仍然固执地要建立大陪审团，这位议员的年龄之大，甚至能够清楚地记得路易十四。
这部宪法明智地撤销了一贯坚持的支持各个起义民族的立场，也放弃了一切干预和侵略他国的目标。有一段说，和侵略者是不能讲和的，在读到这一段时，有一个人喊道：“你是否跟胜利有约？”“没有，”巴齐尔（Bazire）回答说，“我们跟死神有约。”社会上立刻出现一种批评之声，这种批评尽管是匿名的，却很容易看出有孔多塞的影子。这个人抱怨说，法官比陪审团更受青睐，官员不是由民众普选来委任的，宪法没有规定固定的修正时限，民众对法律的认可沦为单纯走形式。孔多塞相信，几乎所有的财富不平等——这正是不幸的根源——都是由不正当的法律造成的，而社会治理艺术的目标就是减少这种不平等。还有人提出另外的反对意见，认为这部宪法没有造福于穷人。关于财产和其他问题上的规定，被人贴上了公然倒向保守主义的标签。但在全国选民的投票中，这部宪法以1801918票对11610票获得通过，8月10日，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庆祝这一宪法诞生。但却并没有规定这一宪法生效的具体日期。丹东的朋友们已经在谈论提前解散议会了，但国民公会却拒绝解散，而这部宪法也就一直没有得到实施。尽管当时立法机构颁布的其他法律不失为良法，但法国的法官却从来没有适用过1793年6月24日和8月10日通过的那部伟大宪法。当年秋天，它被正式宣布暂时停止实施，而后来也再没有恢复过。于是，法国就不是由这宪法来治理，而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法令来统治，这些法令创造出了异乎寻常的权力，镇压了各种反对力量。
议会被解散之后，下一个要摧毁的东西是新闻出版自由。在议员受到侵害并不得不退让的情况下，新闻编辑记者是不可能自己具有神圣性的。马拉还在，他仍对巴黎发挥着影响力，他在6月2日的活动增加了他的影响。他有他自己的追随者，有自己的权力基础，因而，他并不是丹东或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凭着他在弄垮吉伦特派的事业中的贡献，他成了跟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并驾齐驱的人物。他死之后，新闻出版领域和街道革命舞台上空出来的地方，立刻被他的一位稍逊一筹的竞争对手埃贝尔（Hébert）占领了。有一阵时间，埃贝尔获得了巨大权力。马拉的报纸几乎无人问津，埃贝尔却经常能卖出60万份《杜歇老爹报》（Rèe Ducesne ）。他又通过自己的盟友肖梅特（Chaumette）控制了巴黎市政当局，而现在，这里掌控着一切。通过布绍特（Bouchotte）和文森（Vincent），他还控制着战争部，掌握了广泛了军官任命权和拨款权，他把他的报纸也订到每个军营。对于讲究秩序、比较刻板的罗伯斯庇尔来说，这个家伙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个堕落的家伙，还是那些无能的将军们迫切需要的保护伞。不过，如果罗伯斯庇尔没有这个家伙在巴黎的报刊的支持，也什么都干不成，所以也只好容忍他。但在埃贝尔和丹东之间，则爆发了公开的冲突，而丹东却处于劣势。吉伦特派被推翻，削弱了丹东的力量，因为他曾想挽救吉伦特派，所以，丹东被迫退让。不过，在国民公会中，他依然是最强有力的人物，一度所有的问题都由他来决定。不过，在失去了实际进行统治的公安委员会中的位置之后，他就无法再得到官方的信息情报了，他的权力最终也就无法与罗伯斯庇尔相抗衡了。整个夏天，他明显地黯然失色了，而肖梅特、埃贝尔和文森等人结成的同盟却几乎所向无敌。
从25岁到30岁的所有男子待命。正是根据丹东和卡尔诺的命令，法国拥有了一支人数超过整个欧洲大陆各国总数之和的军队。到这年年底，这支军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军队，而奥什（Hoche）、莫罗（Moreau）、波拿巴等人则被提升到指挥岗位上。
8月份，在国内秩序方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它对人类的影响，与法国军队的创建一样深远。在公安委员会忙于制定宪法之时，立法委员会正在起草一部《民法典》，它正是拿破仑法典的基础。康巴塞雷斯（Cambecérès）与后来跟他完成这部法律的人士一起，在通过宪法的那一天，也向议会提交了民法典第一稿。还有，8月24日，共和国财政顾问康邦（Cambon）完成了共和国债务的转换和统一。
这些都是那些接受罗伯斯庇尔领导的人士在他的政府进行统治的最初一段时间所从事和完成的影响很大的措施。也正是凭着这些措施，罗伯斯庇尔才得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9月初，公安委员会的成员增加了，它接纳了比约－瓦雷纳、后来推翻丹东的科洛·德尔布瓦，最后，它也接纳了罗伯斯庇尔。任命科洛是对埃贝尔作出的一个让步。这一派相信，政府的权力太软弱了，面对其敌人，应当加强权力。丹东本人也说，每天都应该有一个贵族、一个恶棍用他的脑袋来偿付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委员会立刻制定了两项措施，显然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9月5日，对革命法庭进行了改组，不再只有一个革命法庭，而是产生了四个革命法庭。9月17日，《嫌疑犯法》（Law of Suspects）获得通过，该法能使地方政府随心所欲地逮捕人，即使在被宣告无罪后仍可被投入监狱。在巴黎，9月13日总共关押着1877名囚犯，到10月20日，囚犯人数上升到2975名。9月25日，旺代战争的失利——即使是芒茨的精锐部队也被打败了——在国民公会中引起一场激烈辩论。这场辩论以丹东派的进攻而结束，罗伯斯庇尔却窃取了胜利果实，在投票中获得了全体一致的支持；从这一天到1794年7月26日，可以算作罗伯斯庇尔稳固统治时期。在此期间，国民公会让位给了公安委员会，该委员会成为一个临时性政府。
鼓吹暴力的一派因为南方的起义而坚持要处死他们视为人质的那些吉伦特派人士，因为西部的起义而坚持要处死王后。而政府在丹东的认可下曾试图挽救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命。他派马雷（Maret）去与意大利的诸小国谈判，让他们保持中立，法国将为此释放王后。奥地利却不希望这些小国宣布中立，所以，在格里松（Grisons）山的隘口抓住了马雷和他的同伴塞蒙维勒（Sémonville），并把他们关在曼图亚一个地牢中。此时，王后已被押送到孔西埃日监狱（Conciergerie），这是送上革命法庭的最后一步了。而由于她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皇帝一点没有软化立场的迹象，所以，10月份，她被送上法庭，随后被处死。王后被处死是令人恶心的，因为这完全是一场交易，是罗伯斯庇尔为还清那个时刻比他还狂暴的人的人情而作出的一个让步，是为了转移他们攻击的目标。我们已经看到了，王后在关键时刻给国王出的主意是灾难性的，她从来就不相信国民应拥有权利，她密谋策划针对她的人民的战争和破坏。她有很多理由惹人憎恶。但如果我们自问，谁可以在那个时期及其他时期从审判国王和王后们的法庭上毫发无伤地走出来，如果我们记得，她是如何经常地反对保王党人和流亡者，从而取悦于、也有益于国民的事业，她甚至反感那位伟大的爱尔兰人 (2) 对她在凡尔赛宫的描写——这本书由迪唐（Dutens）翻译、由费茨詹姆斯（Fitzjames）公爵夫人呈给她——则我们必须承认，她理应得到一个比那些与她立场差不多的人物更好的结局。
1793年10月份，是埃贝尔派大获全胜的时期，在这个月中，出现了一轮新的、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他们公然主张的政策就是全面逮捕，快速审判，立刻处决。与他们相比，罗伯斯庇尔倒似乎算是个感情丰富、优柔寡断的人了，只有在压力推动下，才会采取行动。他最终果然遂了他们的愿，不过这个功劳是他们的，报酬也应该是他们的。他们中的一位——文森如此地嗜血成性，他发现，撕咬小牛的心脏，会让他身心舒畅，仿佛他咬的是保王党人的心。不过，这个派系并不是唯一一群残忍的家伙。他们有两大敌人，教士和贵族；他们有两种激情：消灭上层阶级，消灭宗教。有一批人一直在攻击教士，还有一批人一直在攻击宗教。这些人的原创性在于，他们试图创造出一个替代宗教的东西，他们希望给人们提供某种跟上帝不同的东西让人信仰。他们更渴望将新宗教强加于人，而不是摧毁旧宗教。事实上，他们相信，旧的信仰体系正在迅速走向灭亡，那些传播这种宗教的人自己都从内心深处抗拒它。埃贝尔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肖梅特却属于非宗教性信仰的热情洋溢的创始人。他认为，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与天主教信仰不共戴天的，他以为，革命从一开始所奉行的原则就是他现在宣布的东西。然而，实际上，1789年，教士一度颇受欢迎，尽管国民议会拒绝宣布法国是天主教国家。1792年6月，雅各宾俱乐部拒绝了一个取缔国家宗教、并用富兰克林和卢梭取代壁龛中天主教圣人的提议。12月份，一位议员大谈取消上帝崇拜的话，却无人支持。1793年5月30日，时值纪伦德河地区危机时期，圣体节 (3) 游行队伍在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时并未受到骚扰。8月25日，在罗伯斯庇尔的主持下，国民公会公开拒绝了一项要求取缔以万能的上帝之名传教的请愿。
9月20日，罗默（Romme）向议会提交了新历法，他说，从这一刻起，平等不仅主宰了人间，也主宰了天国。11月24日，该历法被采纳，其中那些响亮的称呼，都是由法布勒·德朗蒂纳（Fabred d'Eglantine）发明出来的。它标志着用科学取代基督教。葡月（winemonth）和果月（fruitmonth）并不比尤利乌斯和奥古斯都或者比维纳斯和土星包含更多反基督教的色彩，但实行这种历法的结果是废除了星期天和各种节假日，让理性压倒了历史，让天文学家压倒了教士。这种历法完全是一种冒犯性武器，因而从来没有人想过那些名字是多么荒唐，根本不可能适用于纬度不同的其他地方，到了法兰西海外诸岛和旁迪切里地区 (4) ，人们根本不知其所云。尽管国民公会摇摆不定，一会儿沿着一个方向前进，一会儿又从这个方向上后退，不过，革命委员会却坚定地一往直前，因为肖梅特受到了他的朋友们在9月和10月份所取得的胜利的鼓舞。他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关闭教堂，建立一种新型世俗化敬神体系的时候了。在一位比他还狂热的日耳曼人克洛茨（Anarcharcis Cloots）的支持下，他对巴黎主教说，他手下的教堂将像拒绝宣誓效忠者的教堂一样注定会毁灭，他说，那些信徒已经不信仰它了，整个国家都已经抛弃了它。肖梅特还可以再加上一句：革命委员会准备消灭这位主教了。这位主教戈伯尔屈服了。11月7日，他带着一群他手下的教士出现在国民公会旁听席上，向人民辞去了他从人民那里得到的职权。另有一些教士和主教步其后尘，看起来，有些人确实是戴着面具活动的，现在他们很乐意抛弃自己本来就不相信的信仰。西哀士宣布了人人皆知的一件事：他既不信仰那些宗教学说，也从来没有实践教会的戒律；当然，他也交出了一大笔圣职收入。有些人一直怀疑，戈伯尔是否也同样对信仰没有兴趣。他们说，戈伯尔曾向教皇提出，他交出主教职务，但教皇得给他一笔适当的金钱回报。这一点被下列事实所证实：他通过克洛茨和肖梅特获得了补偿金。对于这两人来说，能让他彻底投降，就已经是一笔很好的交易了。不过，他的榜样的力量却多少受到了布洛瓦主教格雷瓜尔的抵消，因为这位主教强烈地反对这种做法，跟他反对国王时一样地坚决。他站在主教座上，坚决拒绝放弃他的神职岗位。在国民公会中，他自始至终穿着法国高级教士的彩色长袍。
在巴黎主教举行放弃主教职务的仪式之后三天，肖梅特向理性宗教（religion of Reason）打开了巴黎圣母大教堂的大门。国民公会对此敬而远之，对此不屑一顾。而一位女演员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她被很多人形容为理性女神或自由女神，然而，她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她从她在这座教堂的宝座上俯视着众人，她被抬到议会，在议长旁给她安排了一个位置，议长在巨大的欢呼声中向她行了一个非常热情的见面礼。在经历过这次奇袭之后，曾经犹豫不决的议员们屈服了，大约一半议员也跟着众人一起护送这位女神回到她在一座哥特式塔楼下的住宅。肖梅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早已禁止在建筑物之外从事宗教活动，现在，他又废黜了国家任命的神职人员，在他们留下的空位上代之以一位巴黎女演员。他已经克服了议会明显的犹豫态度，迫使议员们积极参加他举行的仪式。12月23日，他着手关闭教堂。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任何人，只要打开教堂之门，就将被视为嫌疑犯而遭到惩罚。由此，肖梅特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有两个人出人意料地联合起来反对肖梅特，成了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他们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当然乐意看到出现一个比他更极端的人，有了这个家伙，他就可以靠几辆囚车的囚犯，来廉价地收买人心。但他并不打算压制宗教，而去照顾没有上帝的敬神活动。这是违背他的政策的，这也是违背他的信念的；跟他的导师卢梭一样，他是个一神论信仰者，甚至对他的信仰，也是容不得异说的。不过，这一点并不是让他和丹东团结起来的纽带，因为丹东没有那么强烈的唯灵论信念，他尽管是一个钟爱理论的人，却属于18世纪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不过，丹东始终受到埃贝尔一派的攻击，所以，对他们的狂暴行为深恶痛绝。吉伦特党人之死令他惊恐万分，因为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使他免于他们的下场。对于未来的共和国，他已不抱什么希望，他已没有了激情，没有了信念。从10月份那个时候起，他开始变得温和了。他认为，不是罗伯斯庇尔，而是埃贝尔会导致不尽的流血事件，他乐意与他的对头罗伯斯庇尔合作，推倒这些狂热的极端分子。从9月底起，他离开位于阿尔西斯（Arcis）的家中外出。回来之后，他跟罗伯斯庇尔一起公开谴责了这种反宗教的骗人勾当，并替教士们说话，说既然反对宗教的人士可以得到宽容，那教士们也完全有理由得到宽容。
当罗伯斯庇尔宣布国民公会从来没有打算禁止天主教宗教活动时，他是真诚的，这是迈向至高无上者（the Supreme Being）的节日盛宴的第一步。丹东则仅从政策角度采取行动，只是为了反对那些与他为敌的人。肖梅特和埃贝尔畏缩了，革命委员会宣布，教堂不会被关闭，12月初，持续了26天的理性崇拜活动终于退场了。人们清楚地感受到了伤害。肖梅特说，子弹和毒药是对待进攻国民的教士们的武器。对待这些叛国者，绝对不能仁慈。这是一个攸关生死的问题。让我们推倒横亘在我们中间的那道永恒的壁垒。不能在公众场合做弥撒，只可在冬天到2月份期间在私人小教堂中做弥撒。次年4月份针对肖梅特提出的控诉中之一大罪状，就是他干涉平安夜宗教活动。
罗伯斯庇尔在镇压埃贝尔主义的行动中得到了丹东的支持。他们两人达成共识的迹象，可从两人共同出现在12月份的《老科德利尔党人》（Vieux Cordelier）杂志上看出来。在这本著名的杂志上，卡米勒·德斯穆兰相当热诚地为仁慈的事业提出辩护，看起来似乎相当真诚；他也当众嘲笑埃贝尔是那种喝断头台上滴下的液体喝醉了的人。罗伯斯庇尔还看了正在校对的那一期稿子。但到了圣诞节，他已经拥有足够的支持，可以进行讨价还价了。国民公会在12月20日竟显示出某种仁慈的倾向，但在26日又退缩了。于是，德斯穆兰在第六期的最后大声收回了自己以前的说法。这个联盟解体了，它打败了埃贝尔，让丹东丢了脸，从而有利于罗伯斯庇尔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到1月份，《老科德利尔党人》被勒令停止出版。
现在，罗伯斯庇尔站在两个敌对的派别之间，一边是丹东、德斯穆兰和他们的朋友，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正常的政府；另一边则是埃贝尔、肖梅特和科洛，他们不再坚持设立一位可怕的总督，但仍然希望由七十人 (5) 进行统治。科洛充沛的精力赋予了他的党派以新的活力，丹东却没有想出对策来。就在这个时候，罗伯斯庇尔病倒了，从2月19日到3月13日，他关在自己家中。罗伯斯庇尔是一位精于算计的人，是一位谋略家，他做事的方式有条不紊，他所追求的目标是明确的、有分寸的。他的决断力和勇气不是那么令人注目，因而，两个具有异乎寻常的活力的人物现在脱颖而出。他们是比约－瓦雷纳和圣茹斯特。圣茹斯特在军中之时，他的同伴博多（Baudot）总喜欢讲述，他们以他们在炮火下的勇猛无畏而让士兵们大为吃惊。他又说，他们不想要勋章，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有魔法保护，炮弹不可能伤到他们。圣茹斯特从战场上带回巴黎的，正是这种诚挚、狂热的精神。在他的领袖患病期间，他掌握了主动权，他提出了下面的理论：派别政治就已经构成了权力分立，他认为，这种分立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才是合情合理的。
3月4日，埃贝尔号召人民武装起来推翻温和派控制的政府。他的这个企图失败了，罗伯斯庇尔花费了巨额资金，让巴黎站在自己一边。他一度甚至考虑与这个危险的对手寻求妥协。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吓破了胆，寻思着要逃往美洲。在这个特殊的危急时刻，金钱发挥了作用，埃贝尔获得了外国银行家的支持，让他来结束罗伯斯庇尔的暴政。3月13日，埃贝尔被捕，18日，肖梅特被捕；17日，罗伯斯庇尔让人告诉丹东的朋友、正赶往公安委员会的埃罗·德·塞舍勒斯，他最好退职，因为他们正在考虑逮捕他。19日，丹东派指使逮捕了忠于罗伯斯庇尔的警察局长埃龙（Héron），罗伯斯庇尔一直想争取释放他。3月24日，埃贝尔被送上了断头台。在上刑场的路上，他对龙桑（Ronsin）哀叹说，共和国快要完蛋了。龙桑却说：“共和国是永恒的。”迄今为止，断头台一直都被用来摧毁敌对的派系，从而使人们陷入明显的敌对状态中。很自然地，现在，它也可以成为解决自己个人恩怨的工具，而这些人却都是最出色的共和主义者和雅各宾党人。3月份的受害者共有127人。
丹东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这场大屠杀，这种无所作为也毁了他，使他失去了人们因他遭受不幸对他产生的同情。比约和圣茹斯特声称，应当逮捕丹东，并要求在公安委员会晚上开会之时逮捕他。只有一个人拒绝在这个决定上签字。丹东早就收到了多次警告。蒂博多（Thibaudeau）、卢瑟兰（Roussellin）曾经告诉过他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到了最后时刻，帕尼斯专门到剧院找到他，愿意为他提供一个藏身之地。弗斯泰芒则建议他发动武装民众来进行抗衡。塔利安恳求他采取自卫措施，他是国民公会议长。马拉的结局就已经向他发出了警告。阿尔贝蒂纳 (6) 找到他，并告诉他，她哥哥一直嘲笑说，罗伯斯庇尔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她对他说：“在塔利安主持议会会议时，走上讲台，粉碎公安委员会！要拯救你自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什么，让我杀了罗伯斯庇尔和比约？”“如果你不杀了他们，他们就会杀了你。”丹东却对他的一位顾问说：“法庭将会宣告我无罪。”他又对另一个人说过：“让人送上断头台，总好过送别人上断头台。”在两人最后一次谈话中，罗伯斯庇尔指责丹东鼓动德斯穆兰的反叛活动，并曾对吉伦特派的失败表示同情。丹东说：“是的，现在到了结束流血的时候了。”罗伯斯庇尔说：“那么，你就是个阴谋分子，你是自找的。”丹东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泪水夺眶而出。整个欧洲都将因此而蒙受损失，因为他曾经说过，他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国家踩到自己脚底下的人。他有一个难以抵赖的罪名：有人称他为英国的皮特先生的保人，因为皮特曾经说过，如果有机会进行谈判的话，那么，最好的谈判对象就是丹东。3月31日晚上，丹东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卡米勒·德斯穆兰及其他朋友。勒让德勒次日提出一项动议：丹东应当由国民公会审讯，而如果国民公会来聆讯，丹东就将仍是那里的主宰者。罗伯斯庇尔当然意识到了此刻的危险，在右派支持下，他驳回了赋予丹东的这一特权。在法庭上，丹东为自己所作的辩护是那样的有力，法官仓皇失措。他那令人难忘的声音，在法庭之外都能听见，令人群骚动起来。公安委员会拒绝要求为他辩护的证人出庭作证，并简化了审讯程序。只有践踏法律，才有可能将丹东及其朋友们定罪。
在法国，恐怕没有谁比丹东更爱国的了；几乎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之所以被处死，完全是由于私人的恩怨、嫉妒和恐惧。自此之后，那位胜利者除了磨快断头机之外，没有别的保住自己权力的办法了。尽管我们要把同情给予那些名气更小的被处决者，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正是丹东的答辩促成了1794年4月5日他被处决之后的4个月，恐怖逐渐升级；这一天，罗伯斯庇尔站在杜伊勒里宫的一个角落，观看着他的犯罪同谋的末日。
丹东突然垮台，并且他是毁于那个能力和勇气明显低他一等的人之手，这个事实太令人惊讶了。或许一个故事能够解释这一点，因而有必要讲讲这个故事，尽管这个故事未必真实，因而不足以影响我们的叙述。1793年6月份，吉伦特派刚刚垮台，丹东结婚了。他的新娘子坚持说，他们的结合应当得到那些没有宣誓效忠于国家的教士的祝福。丹东同意了，找到了这样的教士，并去做忏悔。从此，他就有点不大适应他在革命中的角色了，他被赶出了公安委员会，意志消沉，满腔愤慨，退隐到乡村。在王后、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被处死之后，他回到巴黎，并站到被定罪的教士一边，鼓励这场革命运动向着仁慈的方向发展。就这样，他不大受人欢迎了，也失去了影响力，他也拒绝采纳那些能够恢复自己权力的办法。他甚至拒绝采取措施保障自己的个人安全，就像一个厌弃了生命的人一样。就在这个时候，巴黎的七名教士——有人提到过他们的名字——轮流跟随着从监狱到断头台的大车，化装成狂呼乱叫的暴民，为的是抚慰和慰藉这个将死之人。而曾经为他主持过婚礼的德·克拉弗南（de Keravenant）神父也随他一起走上了断头台，丹东认出了他，他在最后时刻赦免了丹东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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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雅各宾派。——译者
(2)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3) 天主教节日，三一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四。——译者
(4) Pondicherry，印度东南部一港口，时为法国殖民地。——译者
(5) seventies，犹太教公会，《圣经》中指犹太最高法院和司法机构。——译者
(6) Albertine，马拉的妹妹。——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