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恐怖统治的末日，热月9日 (1) 是近代史上最值得庆祝的一天。4月份，罗伯斯庇尔就已经是绝对至上的了。他已经将埃贝尔处死了，罪名是煽动破坏秩序；他也处死了肖梅特，罪名是压制宗教；又处死了丹东，罪名是企图限制血腥的屠杀。他所奉行的政策就是借助于对恐怖活动与放松迫害的自如操纵，维持秩序和自己的权力。治理国家的权力现在已经集中到了公安委员会手中，因为政府各部已被撤销，代之以12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委员会，而该委员会则向公安委员会负责。现在几乎不存在与他抗衡的力量了，巴黎市政当局也经过改组，权力掌握在追随罗伯斯庇尔的人手中。议会的代表中，各地市政厅中人民的直接行动中，仍然存在着对立。革命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说，教堂的警钟再敲响时，国民公会也将不复存在。换句话说，只要大人物插手，他就可以换上自己的人。两个政府的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将两个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彼此的仇视。但只要罗伯斯庇尔站在它们中间，它们的冲突就可以暂不爆发。
经过改革的革命委员会立刻查封了除雅各宾俱乐部之外的其他俱乐部。所有的党派都被粉碎了：保王党人、斐扬党人、吉伦特派、弑君者。被分别关押在法国各地的残余分子则被转送巴黎，在那里，由罗伯斯庇尔从容处理。不过，尽管已经不再存在一个完整的反对派，但仍然有一个反对他的群体，他们的人数并没有减少，也不想妥协。这些人主要是那些被国民公会派到外地镇压1793年各省起义的代表。国民公会的这些代表可以行使巨大的权力：他们拥有不受控制的生杀大权，他们毫无顾忌地从活人和死人手中聚敛土地。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成了高居国家之上的那位生性严厉的人物猜疑的对象；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一群最肆无忌惮、也什么都敢干的人。
心思极为缜密的罗伯斯庇尔当然早就看出了危险潜藏在什么地方，他也知道，他的敌人中哪一个最有理由令人担心。但他一直没有拿定主意该如何应付这一危险；在发动打击前，他先进行威胁；但这样就促使其他人联合起来，推翻了他。正是他，一直推动他的这些敌人团结起来，因为他试图在这个显然——至少在表面上——不存在观念冲突的时代，引入一种观念的冲突。每个人都成了共和主义者和雅各宾党人，但现在，罗伯斯庇尔本人却坚持信仰上帝。他就是毁在自己稀奇古怪的招摇撞骗行径中：他企图将他那罪恶的血腥统治与神的认可结合起来。他不用费多大神就想到了这个方案，因为他对于这种想法向来情有独钟。早年他曾在埃默农维勒（Ermenonville）见过卢梭，那时就接受了萨瓦人的非决定论的宗教（indeterminate religion）。1792年3月，他提出一份决议，说对万能的上帝与来世的信仰，是雅各宾主义的必要条件。11月份，他指出，宗教信念衰落后留下的都是有利于自由和公共美德的观念的残余，政治的根本原则可以在基督隐晦的教诲中找到。他反对不准向教会捐赠财物的规定，因为这对于维持超越于人之上的权威的收入是必需的。因而，12月5日，他说服雅各宾俱乐部将爱尔维修的头像打碎了。
尽管革命的伟大导师卢梭是日内瓦的加尔文教徒，却没有人想过以某种新教形态来维护基督教。胡格诺教派的大臣们没有在这方面做过任何努力，罗伯斯庇尔对他们格外地厌恶。在处决丹东之后、审判肖梅特之前，宗教的复辟是由库通 (2) 预示的。一周之后，雅各宾派决定：新型宗教的创始人——卢梭——的遗体应当被奉祀人先贤祠（Pantheon）。
5月7日，罗伯斯庇尔提出了他那著名的动议：国民公会应当承认存在着一位至高无上者。这就是他的论点，这一论点将剥去议会制的一切装饰。共和国生命的奥秘在于公共和私人美德，也即正直，意识到自己的义务，自我牺牲精神，服从权威的纪律。这是淳朴的民众的自然状态；但在文明的发达阶段，如果没有对于上帝、对于永恒生命、对于上帝的主宰的信仰之约束，就很难保持那些美德。社会将被激情和利益撕扯得四分五裂，只有借助宗教的普遍的根基，才能够调和、控制这些激情和利益。透过诉诸更好的权威，罗伯斯庇尔希望加强国家对内、对外的力量。就后者而言，他达到了目的，他对无神论的严厉斥责，给整个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明显地是在保守主义方向上迈出的一大步，因为它承认了宗教自由。它可能确实未必有利于教会，但也不属于宗教迫害。事实上，它对民众中的基督教徒比较有利，至于反宗教活动，尽管并没有禁止，却遭到挫折。革命似乎要倒退，似乎想在那些曾在现已崩溃的秩序中获得其习惯和思想的人们中间寻找朋友。这种变化的迹象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变化只获得了一个人的意志的支持，而没有获得任何一股舆论的支持。
一个月后，即6月8日，巴黎人拿出其最庄严的精神举行了“至高无上者节”。罗伯斯庇尔也在队列中，从杜伊勒里宫步行到战神大街，他后面跟着国民公会议员们。由于其他人都落在后面，他孤独地走着，头发上扑了粉，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花束，穿着天蓝色的大衣和紫花布衣服，我们最好记住这身衣服，因为在热月危机中，我们还会看到这身打扮。他已经得到了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耀和尊崇。欧洲任何一个君主的权力都不能与他相提并论。过去五年中曾经挡住他的前路的人，都已经被一古脑儿地消灭了；大革命的幸存者现在都对他俯首帖耳。在上一次国民公会议长选举中，只有117人投票；但罗伯斯庇尔此次获选，却得到了486张票，因此，那一天，他可以走在他们前头。就是在这儿，在这个最重要、最令人陶醉的时刻，一道鸿沟出现在他面前，而他也意识到了危险的极端严重性。因为他听到了走在他背后、对他抱有敌意的前排议员们的说话声，他们低声地对他所得到的狂热表示诅咒和蔑视。而派到里昂、纳韦（Never）、南特、土伦的那些残暴的总督，在压服了所有人之后，现在也要迫使他们的主人对他们表示崇敬，他们发誓要为他们所受的屈辱而进行报复。这些总督说，这是建立某种神权的开端，是在为某种新的宗教迫害提供理由。他们觉得，他们正在铸造一件针对他们的武器，正在从事一项自杀行动。前一阵发布的那道政令并没有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但这个大肆张扬的挑衅性仪式，却被认为是一个宣战声明。
有经验的观察家立刻就预计到，罗伯斯庇尔时日不多了。他已经没有时间预防即将到来的危险了。他提出了那部著名的牧月22日法令，该法令由库通提交给议会，在提交之后两天，6月10日，就毫无异议地获得了通过。这是大革命期间颁布的最残暴的法令，君主政体历史上的一切残暴与它相比，都黯然失色。因为牧月法令取消了政治审判中的一切正式手续。库通是这样说的：私人利益处于危急关头时还是可以拖延的，但在保护公共利益时是不能有任何迟延的。公共的敌人必须被揪出来。国家派他来拯救自己。因而应授权公安委员会将它甄别出来的人送上法庭，只要陪审团满意，就不需要在证人、书面证词或法庭辩论上浪费时间了。罗伯斯庇尔认为应当处决的任何人，都不得借口进行答辩而拖延判决；他可以任意逮捕并立即判决，不得有任何例外和豁免，以前关于审判程序的政令全部作废。这一条是关键所在，因为它剥夺了国民公会保护其成员的权力。罗伯斯庇尔只需要把某位议员的名字交给公诉人，第二天，他就会进坟墓。这一点掩藏得很巧妙，竟然没人看出来。后来，经过大法学家梅兰（Merlin）的提醒，议员们才恍然明白自己都干了些什么。6月11日，他们规定，未经国民公会允准，任何议员不得遭到逮捕。库通和罗伯斯庇尔没有到会。6月12日，他们两人以辞去公安委员会职务相要挟，迫使国民公会废除了前一天通过的政令。不过，他们也向议会保证，议会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的意图被人误解了。他们坚持自己的法案，他们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获得成功的其实是另一方。议会的图谋已经显露出来了；国民公会进行了抵抗，这还是第一次。准备反抗的议员们在得到警告之后表示，他们已经理解了他的意思。而从此以后，他们就盯着他。他们的敌人却不能利用这个条款来对付他们，因为他自己已经否认了它对他们的效力。罗伯斯庇尔给了他们充分的时间联合起来。在巴黎之外的其他地方，他则不受控制地行使新获得的那种权力。受害者的人数迅速增加。截至6月中旬，在4个月时间中被处死的人大约为1200人；在牧月法令通过后七周时间内，被处死的人数则达到1376人；也就是说，每周处死的人数从32人上升到196人。不过，断头台已经搬到城市比较偏僻的地方了，在那里，专门挖了一个沟渠，让血流走。
然而，在这段时期，革命法庭并没有用来对付真正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物，我们不必去研究法庭的相关判决，因为这些受害者没有创造历史。但在这些毫不防备的人民默默无闻地遭受不幸之时，暴君的敌人正在密谋将这些人民从他们如此近距离地看到的可怕命运中拯救出来。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没有别的，只有对于那个掌管所有人生杀大权的莽撞的教条主义者的恐惧和共同的憎恨；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明显地意识到，他们正在从事同一事业。不过，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尽管现在还多少隐没在背景后面，但他生就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机灵，他在1815年将拿破仑从权力宝座上推翻，在1794年，他则要将罗伯斯庇尔推翻。
富歇（Fouché）从前是一位奥拉托利会会友（Oratorian），他是教会选出的最无耻的议员了，他在夺取教会财产的运动中树立了一个榜样。因为他说过，现在已经没有法律了，他们现在可以回到自然状态了。在埃贝尔被处死后，他被从里昂召回。罗伯斯庇尔曾想娶他的妹妹，因而，4月6日，罗伯斯庇尔曾在雅各宾俱乐部为富歇辩解。6月6日，作为一位被免去圣职的神职人员，他当选为俱乐部主席，俱乐部以此对罗伯斯庇尔向教会让步的倾向表示抗议。6月11日，在奉祀至高无上者的游行和牧月法令通过之后，富歇在一次讲话中攻击罗伯斯庇尔，他说，拔剑刺向一位压制自由者的心脏，是对至高无上者致敬的方式。这是他第一次流露出对罗伯斯庇尔的敌意，而这种敌意似乎有点来得太早了。当时，富歇并没有得到整个俱乐部的支持，几周后，罗伯斯庇尔称他为反对自己的阴谋的首脑，他被俱乐部开除。但他是命中注定的人物，尽管他的命似乎已经掌握在罗伯斯庇尔的手中，他却采取了更为隐秘的战斗方式。7月19日，在他被开除5天后，科洛当选为俱乐部主席。一种神圣的纽带将他和富歇联结在起来，因为他们两人一起在里昂屠杀了1682人。大约在同一天，还有一些同谋者加入他们的行列，7月20日，公安委员会的演说家巴雷尔，眼看着潮流正在发生转变，发表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声明，预示了双方的决裂。不过，阴谋者们其实还没有就行动计划达成一致，罗伯斯庇尔还有时间。现在，他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正在逼近的危险，并决定发动无可抵挡的一击。
最近几周，这个国家的局势正在经历某种变化。6月1日，维拉勒·茹瓦瑟（Villaret Joyeuse）在于桑（Ushant）与英国人展开战斗。这是后来展开的一系列海战的开端，在这些海战中，法国人在单场战斗中经常取得胜利，但从整个战争的进程看，却经常失败。他们失去了时间，不过并没有丢失他们所要保卫的地方，美国的谷物因而得以安全地运进法国港口。这方面巨大的成功和旺热河（the Vengeur）幸运的奇迹拯救了政府，使之没有受到民众咒骂。到了6月底，圣茹斯特带来了法国军队在弗勒吕斯（Fleurus）战胜奥地利军队的消息，在这里，发生了多起战斗。这场胜利多亏了儒尔当（Jourdan）和他手下的军官，如果他们听了圣茹斯特的话，可能会失败；不过，圣茹斯特却及时赶到巴黎，大讲了一番自己如何如何的故事。然而，多年之后，敌人的大炮将再次在比利时边界线上响起。圣茹斯特恳请他的同道（指罗伯斯庇尔——译者注）抓住机会，在人民享受胜利喜悦的时候，摧毁他的敌人。然而，后来的事态表明，法国军队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所取得的最大胜利——弗勒吕斯大捷——并没有给他个人要保卫的政府带来多少好处。这场胜利使法国领土获得了20年的安全，于是，对侵略的恐惧和实行恐怖统治的必要性也就不复存在了。有危险的时候，似乎有根据搞恐怖统治；现在危险结束了，恐怖统治也该结束。
公安委员会对牧月法令深为不满，而他们提出的禁止该法适用于议员的要求也遭到拒绝。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想过调整一下该法，而他却并不占据多数。他威胁并辱骂卡尔诺。由于各种权力当时都是以合法的形式设立的，因而他在对付自己敌人时，没有人能帮上忙。革命委员会和雅各宾俱乐部确实还效忠于他，但国民公会已提高了警惕，两个委员会也各自为政。人们又发现了一个将被剥夺公权的人士的名单，但名字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那些人却并没有投降。
在巴雷尔发表表明自己已开始动摇的讲话——此时，科洛当选为俱乐部主席、富歇正在秘密进行活动——后两天，晚上，两个委员会联席召开了一次会议。圣茹斯特提议，应该推举一位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已经准备接受这一头衔，但在革命委员会的11名委员中，只有5人投了票，其中3人支持这一提案；在雅各宾俱乐部的12名委员中，只有两人支持该提案。雅各宾俱乐部派了一位代表到国民公会，要求加强行政权力；他们用巴雷尔的话将这个代表打发回来。但罗伯斯庇尔还有一种办法。不管牧月法令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失误，他仍然有可能获得国民公会的逮捕授权，即获得审判和处决其部分成员的权力。议会已经交出了丹东、德斯穆兰、埃罗和肖梅特。四个月后，他们也可能会抛弃康邦、富歇、布尔当或塔利安。
那两个委员会已经拒绝了罗伯斯庇尔，公然违抗他的意愿。他的反对者们也在议会中与他作对。不过，议员中的大多数不属于山岳派，而属于平原派，而平原派却站在罗伯斯庇尔一边。他们没有理由在眼前就觉得恐惧，他们也不抱什么希望。他们中有70个人被逮捕了，但都是因为牵涉到吉伦特派，而且，罗伯斯庇尔一直拒绝将他们送上法庭，他们将自己能够活下来归功于罗伯斯庇尔。他们现在仍在监狱中，他们的生死仍在他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们在议会中的朋友们为了拯救他们而不敢拒绝他提出的任何要求。他们在春天已经交出了一些恶棍，现在再多交出几个恶棍，他们不会有良心上的不安的；这就是罗伯斯庇尔的如意算盘。山岳派将会瓦解，平原派中最诚实正直的人将会让他成为多数，从而让他彻底清除另一帮恶徒。他在家待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对跟他同住的朋友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平原派将跟我们站在一起。”
在遭到长期以来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两个委员会的断然拒绝后，罗伯斯庇尔坐下来撰写一篇讲话，他的胜利和生存都端赖这一讲话；此刻，他的敌人的计划已趋于成熟了。富歇告诉他妹妹，南特人正在策划什么事情。7月21日，他说，他希望很快就能取得胜利。23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只消几天工夫，最正直的人们将会时来运转。那一天，卖国贼也会被揭露。”一个如此精明的人似乎不大可能写出这样明目张胆的信，因为这些信件可能会被截获，并作为重要情报送到罗伯斯庇尔那儿。不过，这件事也表明，富歇对时间算计得多准，等这封信到巴黎之时，罗伯斯庇尔已经死了。
平原派议员们保持中立，对于一方的重要性显然大于另一方，各省同盟也企图跟他们进行谈判。但这些人的提议遭到了拒绝。他们再次进行接触，又遭到了拒绝。由于顾忌自己尚在罗伯斯庇尔手中掌握的朋友们，所以，平原派不敢有所作为。而且，他们也从他目前实行的政策中看到了有利于宗教的前景。他们对罗伯斯庇尔给予了过分的称赞，他们说，看到他身穿海蓝色和紫花衣服在奉祀至高无上者的队伍中行进，让他们想起了奥菲士 (3) 。他们甚至觉得，他应当一直活下去，从而清除掉更多最为肆无忌惮的家伙，而现在准备攻击他的，正是这些家伙。他们相信，时间在自己一边。塔利安、科洛、富歇遭到了挫折，平原派的固执己见使局势进入一种极端严重、无疑是非常危险的时期。就在他们犹豫的时候，塔利安接到了一份用他能认出的笔迹书写的便笺。就是这片纸救了无数人的性命，改变了法国的命运，因为它里面有下面的字句：“懦夫！我明天就要遭到审判了！”在波尔多，塔利安发现有一位女士关在监狱中，她的名字叫丰特内（Fontenay）夫人，她是马德里银行家卡巴鲁斯（Cabarrus）的女儿。她当年21岁，那些第一眼看到她的人，无不为她惊人的美丽而惊呼不止。她被释放后，与丈夫离了婚，嫁给了塔利安。后来，她成为德希迈（de Chimay）王妃；而因为写了这个便条，她得到了一个亵渎神灵、但却令人难忘的称号：热月的圣母玛利亚（Notre Dame de Thermidor）。
7月26日，塔利安与他的朋友们与平原派的布瓦西·当格拉斯（Boissy d'Anglas）、迪朗·德·梅拉纳（Durand de Maillane）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他们最后终于让步了。但他们却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们将投票推翻罗伯斯庇尔，条件是恐怖统治也应随之结束。对于另一方来说，在这个极端危急的关头，任何条件都不是不能答应的。而正是由于这一妥协，当权力落入这些血腥残忍的家伙手中的时候，法国政府就堕落为嗜杀成性的机器。这是个紧要关头，因为就在这天早上，罗伯斯庇尔发表了他准备了很长时间的指责其敌人的讲话，多努（Daunou）曾对米什莱（Michelet）说，这是罗伯斯庇尔发表过的唯一一份精彩讲话。他谈到了天国，谈到了永恒，谈到了公共美德；他谈到了自己；他公开谴责他的敌人，但除了康邦和富歇之外，倒没有点谁的名。他到最后也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也没有要求议会交出其成员中的这些罪人。他的目的仅仅在于发出警告，引起敌人的惊恐，却并不想让他们绝望，他想以此争取平原派，获得山岳派的选票。下一轮攻击留待明天再发起，那时，国民公会将投票决定散发他的讲话稿，这样，它卷入太深，就身不由己了。次日，国民公会果然立即投票同意，将这份讲话印刷两万五千份，送到法国境内的每个堂区。正是通过这种形式，议会表明自己接受了罗伯斯庇尔的讲话，完全地、不加保留地接受了。现在，如果他再次点那些敌人的名，议会就不能再拒绝牺牲他们中间的这些败类了。
后来人们才看出来，这位演讲者点康邦的名字，实在是犯了个大错误。因为康邦极有自制力，直到议会就此投了赞成票之后，他才站起来作出反击。他驳斥了罗伯斯庇尔对他的攻击，并扭转了整个舆论的走向：“让共和国瘫痪的，就是刚刚讲过话的这个人。”
在整个议会的历史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坚韧的行为了。事实证明，这个榜样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国民公会收回了其决定，将这份讲话提交给委员会进行处理。罗伯斯庇尔跌坐到座位上，咕哝说：“我失败了。”他已经看清，平原派不再是可以信赖的人了。他的进攻被击退了。如果国民公会拒绝迈出第一步，他们就不可能迈出第二步了，而他在次日却提出了这一要求。他来到雅各宾俱乐部，向挤得满满当当的与会者重复了那个讲话。他告诉他们，这是他临死前的遗言了。他知道，邪恶的人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太强大了。他已经丧失了他的盾牌，准备吞下毒药。科洛站在主席台下面的台阶上，逼近他说：“为什么你把委员会抛到一边？为什么你没有知会我们就把那种意见公之于众？”罗伯斯庇尔纹丝不动，沉默不语。他确实因为委员会拒绝扩大他的权力，因而没有征求委员会的意见，他那天的行为本来就是诉诸国民公会来对付委员会的。雅各宾俱乐部也出现了最初的分裂，并决定支持他，对他表示热烈欢迎，粗暴而傲慢地开除了科洛和比约一瓦雷纳。罗伯斯庇尔正是受这一胜利的鼓舞，才敦促雅各宾派开除那些坏蛋，以纯洁国民公会的。这是他第一次诉诸民众的力量。劲头十足的科芬阿（Coffinhal）恳求他立刻发动进攻。他却回家上了床。此时已到午夜，他没有采取任何防备措施。他错误地以为，自己在下一次会议上可以争取到多数的支持。
科洛和比约两人都是俱乐部最高统治机构中的成员，在俱乐部激烈的争执结束后，他们来到开会的地方，发现圣茹斯特正在聚精会神地写东西。他们打断他，要求知道他是否正在琢磨如何给他们定罪。他回答说，这确是他正在干的事情。不过，他向他们保证，在他向国民公会提交他的报告之前，会先知会公安委员会的。得到了这个保证，他们才放圣茹斯特走。第二天早上，圣茹斯特放出话来，他是在遭到他们严重胁迫下才作出了那个承诺的。此时，巴雷尔也开始着手准备一份针对圣茹斯特的报告。
在国民公会于热月9日即星期天上午开会之前，塔利安就在走廊中游说组成了一个能够确保自己得到多数支持的同盟，布尔当走过来与迪朗握手，并说：“啊，右派的好心人。”会议一开始，圣茹斯特立刻走上讲台，开始宣读他的报告。塔利安从外面看到他，就大喊：“是时候了，快来看啊，这是罗伯斯庇尔的末日！”圣茹斯特的报告是对委员会的一个攻击。塔利安打断了他的话，宣布在他讲话之前，应当通知今天缺席的人，并召他们来开会。圣茹斯特不是个敏捷的发言者，他遭到挫折、被人打断之后，就说不出话来了。罗伯斯庇尔竭力想帮他的忙，不断地鼓励他，塔利安却滔滔不绝。随后，比约代表政府上台发言，他之后是巴雷尔和瓦迪埃（Vadier），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要大家让他们讲话，却无人理睬他们。插话的人乱作一团，讲话都具有挑衅性，现场十分混乱。这是一群绝望的人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议长科洛·德尔布瓦没有制止他们，他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可以信赖的这些人，自己也加入到吵架队伍中。因为他清楚，此刻，只要国民公会再次犯错误，听取罗伯斯庇尔致命的讲话，没有任何人敢保证，他不会恢复自己的优势地位。这些策略取得了成功。罗伯斯庇尔始终没有机会发言。双方彻夜开会，情形一直都是如此。从早上5点钟起，走廊里也挤满了人。巴雷尔提出一项动议，分散革命委员会的将军昂里奥（Hanriot）的指挥权，而三巨头靠的正是他手中的剑。随着激动情绪不断高涨，国民公会宣布剥夺昂里奥和他的副手的指挥权。这时候是中午刚过。在知道了这里的情形后，革命委员会召集其武装，巴黎开始起义了。
不过，在整个这段时间，罗伯斯庇尔本人都没有受到攻击。国民公会提出并获得通过的政令仅仅针对他的属下。斗争已经持续了很多小时了；他觉得，他的对手已经筋疲力尽了，所以鼓足勇气走上了讲坛。这时候议会已经知道，支持他们的人正在武装，于是，议员们开始喊：“打倒暴君！”议长摇起他手里的铃，不准他上台讲话。最后，他的嗓子说不出话来。有一位山岳派议员喊：“他是让丹东的血给噎住了。”罗伯斯庇尔立刻回敬说：“什么！你是要为丹东报仇吗？”他说这句话的口气仿佛是对他们说，“那么，你们为什么没有保卫他？”当他明白山岳派的打算、明白长期遭到压制的想法已经恢复了其力量时，他向平原派求助。他们是最诚实的人，他们一直保持着沉默，他们一直是如此顺服。他在以前的投票中一直得到他们的支持。然而他不知道，这仅仅是他们为了阻止断头台铡刀落下而作出的令人感佩的妥协。尽管他们现在还没有充分的理由改变自己的阵营，但对于有人喊出致命的“打倒暴君”的口号，他们颇感满意。这句口号显然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罗伯斯庇尔直接向平原派求助的请求被回绝后，结局就迅速降临了。当一位不知名的议员提议应将罗伯斯庇尔逮捕时，没有一个人出面反对。他的兄弟和几位朋友跟他一起被拘禁起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进行过抗拒或提出过抗议。他们知道，不大可能出现什么冲突。巴黎的革命委员会、雅各宾俱乐部、革命法庭都在他们的掌握下，至于有多少武装民众，更是无人能说清楚。但在知道这一切之后，所有这些力量就都瓦解了。5点钟，经过一天的斗争、已经筋疲力尽的国民公会宣布休会，吃晚饭。
革命委员会得到了机会，他们开始收复失地。他们的军队正在逐渐集结。昂里奥曾经被捕，现在又被释放了。他成功地回到了市政厅，而曾经被捕的议员们已经聚集在此。他们曾经被押往不同的监狱，但除了一位典狱长之外，所有的监狱都拒绝收监他们。罗伯斯庇尔坚持要求把自己关进监狱，卢森堡宫的监狱看守却不为所动，让他走人。他害怕自己被置于非法或叛乱的地位，因为这样一来，他的政敌就可以剥夺他的公权。一旦被剥夺了公权，那么除了造反之外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而这条路的结局却是不确定的。相反，走上革命法庭，风险倒比较小，因为每个官职都是他设置的，每个官员都是他提名的，如果他在这里也得不到保护，那也就不必指望敌人的仁慈。那些当着他的面关上监狱大门的看守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有人推测——不过我并不知道——另一方的武朗（Voulland）要他去拿他的议员授权书，这样就可以违反他的意愿，给他安上个蔑视法庭的罪名。尽管已被监狱看守轰了出来，他却不愿成为自由人，他来到了警察局，在这里，从技术上讲，他仍然处于被拘留状态。圣茹斯特曾经上过战场，曾经让他的同仁对他在猛烈炮火下表现出的冷静大感惊奇，这次却没有准确地预计到事态的这种变化。他带着罗伯斯庇尔的弟弟一起赶到市政厅，已经有一支数千人的队伍聚集在那里了。他们派人去接自己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却拒绝回来。他觉得被关起来更安全；不过，他却建议革命委员会的朋友们敲响警钟，封闭关卡，取缔新闻报纸，占领邮局，逮捕议员。一个自己处于和平状态的人，却鼓励他的同志们去践踏法律，并告诉他们怎么做，这简直太荒唐了。一位地位更高的人科芬阿跑来，以朋友的身份把他强迫带了回来。
10点钟，被捕的议员们聚集到一起。库通是个跛子，他已经回家了。他们派人把罗伯斯庇尔叫了回来，罗伯斯庇尔签署了一封信，他借这封信宣告，起义现在已经全面展开了。这封信及他在警察局时给他的朋友们出的主意表明，他已经下定了战斗的决心，不准备为了遵纪守法而成为一位烈士。不过，即使罗伯斯庇尔在这个紧要关头已准备投入战斗，他也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对他有利的时机已经悄悄失去了；他没有大炮可开，而国民公会在经过几个小时的无所作为和危险之后，又开始收复流逝的权力。根据武朗的提议，凡在监狱之外的犯人均被剥夺公权，巴拉斯（Barras）被任命为可信赖的部队的首长。指定了12名议员来宣布管治巴黎的一切政令。他们骑着警察的战马，披着显眼的三色围巾，举着火炬，跑遍巴黎的大街小巷，让所有市民都知道，罗伯斯庇尔现在是个被剥夺了公权、被判处死刑的犯人。这一招终于发生了效果，巴拉斯可以报告说，现在人民已经转而支持合法的权威了。当时有人散布这样一个编造的故事，说罗伯斯庇尔有一枚刻着法国王室的百合花徽记的印章。巴黎西部各区和比较富裕的人支持国民公会，但穷人区、东部和北部却支持革命委员会。不过，他们并没有开战。勒让德勒来到雅各宾俱乐部，锁上了大门，把钥匙扔进他的衣兜，此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悄悄地走人了。大约凌晨一点钟，布尔当（Bourdon）带领曾经坚定支持肖梅特的一群人，沿着塞纳河冲到格雷弗广场。市政厅的暴动者们没有做任何抵抗就放下了武器，聚集在大厦内的暴动领导人们知道，大势已去。
垮台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就是此前一刻，戈丹（Gaudin）——后来的加厄塔（Gaeta）公爵、拿破仑最信赖的财政大臣——派出一位信使报告说，他发现，罗伯斯庇尔已经取得了胜利，正在接受人们的祝贺。其实，即使到了最后关头，罗伯斯庇尔也一直没有采取行动。有人起草了一份具有宣战意味的声明，他的朋友们都签了字，并放到他眼前。他却拒绝签字，除非是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库通便说：“那么，除了等死之外，我们什么也不用干了。”犹疑不定的罗伯斯庇尔写下了他的名字中的头两个字，剩下的字则是飞溅的血迹。布尔当两手各拿一支手枪，嘴里则咬着他的剑刃，骑马带领他的部队冲到市政厅的台阶前，勒巴斯（Lebas）拔出手枪，把一支给了罗伯斯庇尔，一支则对准自己开枪自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一件引起很大争论的历史事实。我相信，罗伯斯庇尔向自己头部开了一枪，不过，只伤了下颌。但很多杰出的批评家都认为，这块伤其实是跟随布尔当来的一位警察开枪所致。罗伯斯庇尔的弟弟脱下鞋，试图从屋子的檐板逃出去，不幸却掉到了走廊。昂里奥将军用一跟水管猛砸自己，结果，第二天早上，他在地上被拖得浑身肮脏不堪。只有体力最好的科芬阿逃了出去，在某个藏身之地躲了一段时间。其他人则没费什么劲就被抓住了。
罗伯斯庇尔被押到杜伊勒里宫，被放在桌子上有好几个小时，人们纷纷跑来观赏他的样子。医生跑来处理他的伤口，他镇静地忍受着痛苦。从开枪的那一刻起，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到了孔西埃日监狱，他则用表情告诉看守，他想写东西。他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他就带着自己的秘密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直有人喜欢提出某种神秘的猜测，说我们上面讲的罗伯斯庇尔的故事只讲了一半。他们总是觉得，在我们表面看到的粗鄙而无用的犯罪活动背后，存在着更深刻的东西。拿破仑喜欢罗伯斯庇尔，相信他的意图很好。帝国的首席大臣、当皇帝上战场时治理法国的康瓦塞雷斯（Camvacérès）有一天曾对他说：“这是一个他决意追求、却从来没有提出过理由的事业。”
那些扳倒这位暴君的一些人士，比如康邦和巴雷尔，在很久以后，为他们在推倒罗伯斯庇尔的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追悔莫及。在欧洲北部，尤其是在丹麦，有很多热烈崇拜罗伯斯庇尔的人。欧洲上流社会都相信，他跟他们有很多类似之处。他们将他视为一位有威信、正直、讲究秩序的人，他是一位反感腐化和战争的人。他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他企图妨碍反对宗教信仰的观念的发展，而这种观念正是那个时代最为强大的一股潮流。他的私人生活是无可挑剔的、正派的。他是个可以与皇帝和国王们媲美的人物；一支70万人的军队曾对他唯命是从；他控制着数百万从事秘密活动的经费，他可以借赦免他人而获得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但他却只靠议员每年80法郎的工资生活着，他留下的财产不过是一些不值钱的指券，价值不到20几尼。那些对他保持敬意的敌人说，他通过合法的没收、通过分割财产、通过累进税，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到2200万斯特林，其中没有一个子儿取自广大的小自耕农，他们因此也始终拥护这场革命。然而，毫无疑问，他顽固地坚持平等原则，这就意味着由穷人来统治，由富人来买单。他也渴望权力，而这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跟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弗里德里希大帝一样，他是靠血腥暴力来维持权力的。对于人的生命的毁灭，他无动于衷，看到鲜血，他甚至感到愉悦。这种情形在他周围的人那里非常普遍，而这种情形在革命开始前就已经出现了。社会如他所设想的那样实现了转型，只是所付出的代价是在12个月中有数千人掉了脑袋。比起拿破仑所发动的战争中一天的伤亡来说，这也许不是那么更严重，而这些战争除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之外，没有任何理由。罗伯斯庇尔的私人笔记已被出版，但从中我们看不出他对未来有何设想。这是在1794年6月28日的断头台上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只有下面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将站在自马基雅维里将公共人物之道德准则降至最邪恶状态以来那群最可憎的人物之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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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公历7月27日。——译者
(2) Couthon，1755—1794年，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恐怖统治的主谋之一。——译者
(3) 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其音乐能令猛兽俯首、顽石点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