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其他的古老学科一样，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心理学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与发展。在这一领域，不仅仅有知识的快速增长以及为知识的增长而投入其时间和智慧的人数的激增，而且，关于这一学科的态度、方法和标准等，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总而言之，这一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特征：心理学已成为一门实证性科学。它不再是基础哲学中的一个章节，而是成为一门“专门科学”。继其前辈学科——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之后，心理学亦与基础哲学分离，自成一家。心理学的转型是基础科学运动的一个阶段，这个科学运动可以恰当地称为19世纪历史上非常耀眼的事实。由于过去一个世纪的社会运动是工业发展的结果，而工业发展又依赖于科学进步，所以，科学进步可以正确地称为19世纪真正基础的运动。正是将科学的兴趣和方法从无机世界扩展到生物世界，又从一般而言的生物世界扩展到那种我们称为心理活动的生命活动的特殊形式，使得旧时的心理哲学（mental philosophy）结出硕果，并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心理学。
在19世纪伊始，尽管我们今天称为“心理学”的这一概念很少被使用，但是这个概念已经有了很悠久的历史。要说早期的哲学家们未曾对人类的心理表现进行过观察，那绝对是骗人的。苏格拉底就曾教导我们说，“认识你自己”乃是智慧的主要因素；亚里士多德在其众多著作中整理了古希腊人的思想，完成了注定千古流传而无可比拟的心理学论著《论灵魂》。在近代的早期阶段，当“自然哲学”发展了一技之长而从当时的知识体系分离出来形成物理学的时候，“心理哲学”仍然紧紧依附于基础哲学，以至于今天在阅读那时的哲学家们关于逻辑、伦理以及知识批判等的学说时，几乎不可能把心理学的部分从中区分开来。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流派的创建者洛克（Locke），著有《人类理解论》，从标题来看，人们会猜测这是关于心理学的。但是，洛克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心理学，他更关注知识的有效性而不是认识的实际过程，所以，洛克对于认识过程的处理相当粗略。他拒绝接受当时盛行的观点，即认为人类最基本的知识或观念是与生俱来的；相反，他认为，所有的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从个人经验中来的，因而也就没有比作为它们的基础的经验更有效的其他依据。诸如颜色、形状、硬度以及数量等的简单观念（simple ideas），是由外界的客观事物作用于感觉器官而形成的，而像记忆、思维以及其他心理活动的简单观念，则是由人类内部操作而形成的。对于这些简单观念，我们加以复合、对比、抽象等，从而形成数量巨大的、不同种类的复杂观念（complex ideas）。所谓知识，就是对两个不同观念之间同一性或差异性的洞察。因此知识局限于观念，正如这些观念局限于人类的经验。知识还进一步因为我们不能揭示所获得的各种观念之间的同一性或差异性而受到限制。不仅如此，而且，经验中的观念的偶然结合，还可能使人们无法看清本来存在的差异性和同一性；而“激情”可能导致人们在没有真实知觉作为基础的地方妄加断言。上述对洛克不同观点的摘录，很好地阐明了他的兴趣倾向。他急切地越过实际的思维过程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评估思维的结果。尽管如此，洛克仍无疑是向心理学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种对于知识有效性的专注，同样也深刻影响了休谟（Hume）以及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其他那些洛克的继承者，而且，这种影响持续很长时间，一直延续到19世纪。他们还对人类行为感兴趣，但这种兴趣更多是道德上的而不是心理学上的，它关注的是人类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人类实际做了什么；或者毋宁说，他们关于人类实际做了什么的兴趣，只构成他们关于人类应该做什么的兴趣的基础而已。然而，真正的心理学知识是慢慢积累的，这个时机——从基础哲学中分离出来，撇开所获信息的哲学意蕴，全身心地投入检测人类心理活动的工作中，成为研究的一个分支——似乎已经成熟了。在这一分离足以发生之前，对于急需更多的事实和获得事实的富有成果和值得信赖的方法的认知是必不可少的。蒙昧时代的很多心理学家或者说是哲学家们，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要说他们的理论是靠思考和演绎推理而得出的有失公允。他们努力利用所知事实，根据自身经验得出结论；只是他们对于更多事实和经验的需求没能实现。他们遵循自然趋势，从过去的经验中推断结论，而按照现代科学的标准，从过去的经验中推断出的只能是假说，而不是结论，结论应该是以新的事实对假说进行检验之后得出的。换句话说，一个科学的结论是被证明了能成功预测未知事实的一种假说。在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之前，心理学必须接受过去经验的指导，以及对检验特定问题的新的事实的热忱。然而，这种新的态度并不是在哲学心理学家中产生的，而是从外界引入的。
改变心理学历史进程的外界推力来自生理学。生理学本身是医学的一个古老分支，在19世纪初经历了一场革命并从母体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特和活跃的实验科学。身体器官的功能必须通过实验才能了解，这一观念早在这个世纪之初就已经确立，很多实验是对肌肉、腺体、心脏、神经和大脑的研究。在众多身体器官中，研究得最多的，是眼、耳及其他感觉器官。事实上，生理学家们早就开始了对这些器官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可以在人类受试者中广泛实施而不需要进行外科手术操作，而对其他多数种类的器官的检测中，手术都是必要的。例如，为了检验某一特定的视觉问题，就只需要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观察者，在视觉的物理条件以确定的方式被安排好之后，要求他报告看到了什么。牛顿利用棱镜对白光进行分解的方法，一直被自然哲学的学者们所遵循，大约在1800年，托马斯·杨（Thomas Young）描述了一些关于眼睛机理的非常重要的实验并提出了色觉理论，这一理论到现在仍拥有为数众多的拥护者。其他很多物理学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伦福德伯爵（Count Rumford），都曾偶然地对眼及其感觉做出过重要的观察。19世纪早期，关于眼的研究工作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加，在原有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新的事实，同时，很多新的问题开始浮现。作为生理学实验的成果，惠斯通（Wheatstone）在1833年发明的立体镜，以及普拉托（Plateau）在1832年发明的电影放映机的原始形式，可以说明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们在这一时期为心理学铺路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因为很明显，由这些仪器的成功运行引出的那些问题——比如第一种情况，两张精选的平面图片或图表，分别放在每只眼睛前，如何能够使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立体印象；再比如第二种情况，在不同位置的一个物体的一连串图片如何能让我们看到它在运动——显然都是心理学问题。
对于听觉的研究工作虽然不如视觉研究那么多，但其研究工作的性质与上述视觉研究相类似。而在1825年前后，韦伯（Weber）还针对皮肤的触觉、距离觉、温觉和压觉得到了大量重要发现。由于其关于感知差异的实验以及从中得出的公式，韦伯算得上心理学历史上一位特别杰出的人物。他发现，当两个物体很轻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察觉，而当物体变得更重，为了察觉两者之间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差别也要相应增加。从类似实验中，他总结出差异感觉量不是取决于两者差异的绝对值，而是取决于这一绝对值与标准重量值的比例。这一公式后来被称为“韦伯定律”（Weber's law），成为实验心理学这座大厦的主要奠基石之一。
一方面鉴于生理学家们所已经掌握的、事实上属于心理学性质的那些知识的大量增长，另一方面又鉴于一些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专门从事心理哲学的研究，我们或可以期望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这两种倾向可以结合成为一门现代模式的科学。但事实上，或许是因为实验的方法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解决心理哲学家们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所以，这一结合直到下一代人时才发生，尽管当时的心理哲学家们变得更加经验主义，这一点从贝恩（Bain）的作品中可见一斑，而一部分生理学家变得更加心理学化，赫尔姆霍茨（Helmholtz）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赫尔姆霍茨是位列第一流的科学家，他研究了有关视觉和听觉的全部现有知识，又对所有这些知识亲自加以检验，从而加入了很多新的发现，并将所有发现总结成两本著作，一本关于视觉，另一本关于听觉，大约出版于1860年。他还在神经传递速率的研究过程中，给出了“反应时”（reaction time）的第一次测量，这一研究主题立即被荷兰生理学家唐德斯（Donders）采纳。
与赫尔姆霍茨一起常被提及的另一个人是费希纳（Fechner），他是物理学教授，兴趣广泛，并具有对哲学的某种神秘主义气质。当他思考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关系的问题时，他无意中发现了前面提到的韦伯关于物体重量及其他刺激物的感觉差异的研究工作，并由此想到，这类实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以建立刺激物与由此产生的感觉之间明确的定量关系，其中刺激物代表物理世界，由刺激产生的感觉代表心理世界。沿着这一思路，他做了大量实验，设计出了适当的方法来开展这些实验并处理实验结果，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860年出版了《心理物理学纲要》。作者撰写这部著作是怀有其哲学的意图的，而且，著作的题名也表明了具有哲学意义，但事实证明，这部著作的哲学意蕴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相反，从心理学方面看，这部著作却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指明了针对某些心理学问题如何进行精确实验的方法。十至十五年之后，费希纳将相似的实验方法运用到美学问题上，提出美学作为科学应该是“自下而上”发展的：开始于对颜色、形状和其他简单物体的偏好的实验测定，然后逐步向上发展到对艺术的复杂对象之偏好的实验测定。
1870年前后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的了。我们拥有这样一批心理哲学家，其最著名的代表有贝恩和德国的赫尔巴特派学者（the Herbartians in Germany），他们愿意致力于研究感觉和理智、情感和意志等这类问题，并且是因为这类问题本身值得研究而研究它们，而不是出于更高的哲学的考虑才研究它们。与此同时，在有关感觉和感官知觉、简单心理活动的速率以及其他相关主题上，我们拥有了数量庞大的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知识储备，同时还拥有许多充分发展了的且实用性强的实验程序。这两条发展线索最终在一个人身上最明确地汇合为一体，这个人就是冯特（Wundt）。冯特最初是一个生理学家，主要是在赫尔姆霍茨和费希纳的影响下，同时也受到哲学家赫尔巴特的影响，他很快转向了他称为“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的研究上。这个称谓意味着这样一种心理学，它应该运用生理学的方法，也就是实验的方法，并充分利用来自生理学的相关知识。1874年，他以此为题名出版了《生理心理学》一书。之后不久，他升任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于1879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公认的心理学实验室，并开始派遣在实验心理学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学生去其他各大学纷纷建立实验室。在接下来十五年的时间内，特别是1890年前后，很多实验室陆续建成。然而，如果我们据此就断定冯特是实验心理学唯一的创始人，那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几乎与他建立实验室的同时，相似的情形就已经在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是由一些受费希纳、赫尔姆霍茨和其他生理学家直接影响的人——而不是冯特的学生——完成的。
在1880年的时候，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远不及心理哲学研究范围那么广大。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们已经说明了如何研究感觉及某些特殊种类的感官知觉、如何测量简单心理操作的时间；此外，还有费希纳研究审美偏好的方法等。但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实验可以被富有成效地运用于记忆、思维、意志、情绪以及其他一些具有重大心理学意义的主题上。因此，实验心理学最初看起来似乎只是作为整个心理学学科整体中一个相当有限的专门部分出现的。然而，此后不久，艾宾浩斯（Ebbinghaus）就提出了他的记忆实验，并引导出数量巨大的后续研究工作。稍晚些，美国心理学家就发现，实践和习惯形成是实验研究富有成果的领域；而且，就其总体情况而言，学习过程显然已经进入了实验心理学的范围。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和观念的联想（association of ideas）也已经被发现经得起实验的检测；而且，情感和情绪，甚至思维和意愿，尽管难以捉摸，也已被实验主义者克服了，还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总之，现今的实验心理学家是不会在敌人面前放下武器的；实验心理学从成为一门科学的特殊分支开始，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已经在整个领域内赢得认同。的确，实验不是研究心理现象的唯一的好办法，但可能是所有可用方法中最有效的。现代化的标准所要求的，未必是实验的运用，而是一些特定的、值得信任的观察现象的方法的运用，以及通过特定的观察对任何假说的检验。
上述关于心理学现代化运动的起源与发展的概要说明，如果就以这个形式加以呈现而不给出必要的补充，那么，它或许代表了对于这场运动的普遍接受的一般观点，但是在一些重要方面，它又是相当具有误导性的。遗漏某些重要的贡献是错误的。新心理学并不是完全从心理哲学与生理学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起源要复杂得多。
几乎在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纲要》问世的同时，一部更伟大的著作，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于1859年）问世了。由这本书所引起的关于生物进化的巨大兴趣，不可能不延伸到有关心理发展的研究领域中。达尔文自己就著有《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而罗马尼斯（Romanes）以及其他人很早就进行过有关心理进化的专门研究。起初，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赖以进行的事实，大多是逸事性的（anecdotal），直到1899年，桑代克（Thorndike）指出了这类证据的谬误性质，并提出对动物智慧的实验研究，由此标志着实验心理学与心理发展的生物兴趣二者的结合。
进化关系着个人以及整个种族的发展；达尔文自己就曾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地研究过一个孩子的心理发展。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早年特别钟情于这一研究领域，并积累了大量的观察资料，虽然他的这些观察研究与实验心理学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受支配于对进化的生物学兴趣。但是，近年来，实验方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之中。
进化的主题与遗传和变异紧密相关。与达尔文关系密切的高尔顿（Galton），完全有资格与冯特相提并论而成为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研究过意象及其他各种心理特征的个别差异，收集过有关心理能力之遗传的资料，并力图发现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各自对个体的性格和心理特征的影响程度。他为研究变异和各种特质之间关系引进了重要的方法。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等很多人都继承了他的这一点。为了研究心理差异，高尔顿提出了心理测验（mental tests）的概念，由此在实验心理学与有关的生物学兴趣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他的这一思想动向立即赢得卡特尔（Cattell）的追随，之后又赢得一大批心理学家的追随，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自然也十分显著。综观当前心理学研究的整个领域，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虽然如前所述，心理学中经验观察的主导方法是来自物理学的，但是，就心理学所关心的主题兴趣而言，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回溯到生物学特别是进化论的研究中。
对心理学而言，与其生物学来源的研究兴趣紧密相关的，是其人类学来源的研究兴趣，这两个学科都关心种族的心理发展。显然，正是得益于语言知识的急速增长以及关于印度语和欧洲语言之间密切关系的发现，这方面的心理学研究才得以开始。既然语言被普遍认为是思想的表达，那么就可以根据语言的历史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追溯人类思想的历史。大约在19世纪中期，盖格尔（Geiger）、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格拉德斯通（Gladstone）等人就尝试根据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的资料，来撰写人类心灵历史的不同章节。19世纪60年代，在德国甚至还出版并连续刊行过数年的一本含有“民族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一词的杂志，这或许是第一本带有“心理学”这一名称的科学期刊。老一辈的民族心理学家们，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预设都没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因为现在已经得到公认，语言绝不是思想和意识的清晰明确的表达，而且，语言在种族间极易传播，这也使得通过语言史来追溯种族史变得不可能。当然，尽管如此，民族心理学对于心理学的普遍的现代化运动的贡献仍不容忽视。至少就下面这一点而言，即民族心理学也是以在经验上得到确定的事实作为它的研究的出发点的，它和整个心理学现代化运动中的其他因素是类似的。它掌握了大量资料，只要能设计出好的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开发利用，就必定能极大地丰富心理学这门科学。
另一个对心理学的现代化运动做出的重要贡献仍需一提。异常心理学（abnormal psychology）或病理心理学（pathological psy-chology）的起源，基本独立于上文已经提到的那些影响因素。在这里，我们拥有的，是促进心理学之现代化的来自医学的一系列影响。
1791年之前，精神病人很少能引起科学研究的兴趣。他们总是被忽略或者被限定为危险的人群，总而言之，他们处于凄惨的境地。也就在这一年，在巴黎的萨尔帕特里哀（Salpétrière）医院，皮内尔（Pinel）迈出了伟大改革的第一步：正如一幅著名的油画中所描绘的那样，他解除了被监禁的精神病人身上的铁链。换句话说，他减少限制，寻找一种人性的、合理的治疗方法，他认为精神病人是病人，他们需要的是医疗照顾而不是惩罚。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医学专业，即精神病学（psychiatry），或者说心理疾病的治疗。这项改革很快传到其他国家，连续几十年不断得到支持，尽管时至今日这项改革工作仍未完成，因为在有些地区，甚至是在我们美国的一些地区，在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上仍然不比18世纪时的标准先进多少。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项改革工作的重要性在于，伴随新的治疗方法而兴起的，是对精神错乱现象的新的关注、对作为病理现象而存在的不同的心理类型的认识、对疾病进程的探查、对发病根源的探究等。我们发现，在19世纪中叶，莫罗（Moreau de Tours）和莫兹利（Maudsley）等人都著书立说，这些著作从本质上说都是关于变态心理学的，而且近年来对于这方面的关注度大幅增加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运动也同实验心理学建立了联系，乃至于现在我们发现，很多心理学家们成了隶属于一些先进的精神病医院的专职人员。
1800年左右，才有了对心理缺陷者的第一波科学研究的兴趣，在此之前，他们完全被社会忽略。伊塔（Itard）认为，只要教学方法选择得当，傻子也能教好；他的尝试尽管不是非常成功，但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引导着医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至18世纪中叶后不久，沈干（Seguin）认真努力并成功地设计出一些方法，用来教授心理缺陷者们有能力学习的东西。结果，社会对这类人群变得更加理解和人性化，虽然我们对待心理缺陷者的方式要想达到对待精神病人那样，仍有许多事要做。在这个发展方向的较近的历史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当比奈（Binet）为确定智力水平和诊断心理缺陷而设计了非常有用的系列测量工具之后，他就又一次建立了实验心理学与变态心理学在现代心理学运动中的联系。第二，近来在优生学方面兴趣的发展，虽说主要是生物学问题，但也在向心理学方面延伸，特别是心理缺陷及其遗传性问题，这就将三者结合到一起并有望成为一项重要的运动。
催眠术（hypnotism）的历史一般被归入心理治疗的历史，它与现代心理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不管有多少人以多少种名义进行过多少种实践，我们暂且不考虑其差异性，所有这些实践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被统称为催眠术。关于催眠术，我们要从麦斯麦（Mesmer）的“动物磁力说”（animal magnetism）开始说起。麦斯麦是一位有着科学兴趣的维也纳医生，尽管他性格中的神秘元素表现得更加明显，1770年左右，他提出人与人之间传递的磁性影响能产生治疗效果的理念（某种程度上说，这其实是个很古老的理念）。他发现这种磁性在他自己身上特别强烈，并声称要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1778年，他移民去巴黎，他的疗法引起极大的震撼，治疗过程很像魔术师的表演，他让一些易受影响的受治者产生精神恍惚和惊厥，似乎还治愈了一些如今被称为神经症的疾病。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包括拉瓦锡（Lavoisier）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调查他的疗法是否属实，结果对他的动物磁力学说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他治愈病人的事实问题却悬而未决。催眠术的治疗实践一直得不到科学的认同，直到1830年左右，这次由巴黎医学院指定了第二个委员会调查催眠术，并报告部分治愈情况是真实的，但没有对动物磁力理论做出判断。然而，事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现象确实引起了注意，如易受暗示性的恍惚状态，以及之后频繁的记忆缺失。晚些时候，英国外科医生布雷德（Braid）第一次对催眠现象做了科学的解释，给出了比动物磁力说更加合理的解释。从此以后，催眠术被一些神经科专家采用；但是，直到沙可（Charcot）和李厄保（Liébault）登上历史舞台时，即在19世纪70年代，催眠术才得到彻底的探讨，它的心理学意义也才得到强调。有一群年轻人追随沙可，利用催眠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试图以此获得对有关现象进行心理学解释的线索。
沙可的名字在神经症，尤其是歇斯底里症的历史上也是很著名的。他的学生们，其中特别是让内（Janet）和弗洛伊德（Freud）尤其值得注意，他们试图彻底了解这些令人困惑的现象的心理学原理，并从中推演出据以理解常态心理的有关信息或线索。因为那时人们已经感觉到，这些异常的心理状态，无非是正常的心理功能以一种夸张的和不平衡的方式得到表现而已。
近年来，心理学正在经历着一种新的影响。前面提到的那些影响，都来自古老的学科，而现在这些新的影响则来自生活实践的领域，并包含对心理学提出的要求，要求它抓住机会提供实际应用。心理学在历史上最长久和最广泛的应用领域是教育实践。教育心理学从一开始仅仅是尝试利用已有的一般心理学结论来指导教育实践，现在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利用它自己的实验来解决它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从而有助于增加而不是仅仅利用心理学的知识储备。目前看来，工业心理学、商业心理学、法律与犯罪心理学等，都还没登上独立发展的舞台，但是，鉴于这些领域都急需心理学家们的加入，我们可以期待，在这些分支领域很快就会涌现出专业的心理学家，而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开展的工作，也必将有助于普通心理学的发展。由此可以预期，将来构成心理学作为整体之主流的那些支流，与目前构成心理学的支流相比，将在数量上更多，在性质上更加多元化。
由如此众多的支流汇合而成的现代心理学，它本身必然是错综复杂的。当然，尽管有其复杂性，仍然有一个强大的趋势引导这些不同的支流汇集成一个主流。它们趋向于统一，主要表现在方法上的统一，因为实验的方法正被越来越广泛地采用，虽然它本身因为要适应各种不同的要求而变得多样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心理学的不同的研究兴趣也显示出一种统一的趋势，这个统一的趋势就是普遍地把遗传问题的解决作为所有分支领域的研究工作的共同目标。关于起源和发展的问题，显然是儿童心理学和心理遗传研究的主要兴趣，同时也是关于学习过程的多种多样的研究工作的主要兴趣；现在，这些问题也已经成为病理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兴趣所在。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时常可以碰到那些固执到自欺欺人程度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不仅希望检查他当下的心理状态，并探明他的固执是不是因为在错误的前提下进行正确推理的结果，而且，我们还希望能够超出他的当下状态，进一步探究他是如何接受那些错误的前提并根深蒂固地将这些错误的前提当作他的世界观的。即使是在传统的实验心理学领域，也表现出这样一个越来越强劲的趋势，即对于一个行为表现，更加强调从其发展的历史来理解它，而不仅仅是简单地从其表现的实际情况来理解它。
或许可以说，没有其他任何人能比已故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更好地阐释了现代心理学的全貌和趋势。他将古老的心理哲学，特别是英国的联想主义学派作为其研究背景，却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不足，并同样敏锐地意识到要从德国心理哲学中找到必要的补充来弥补这种不足。詹姆斯是经由生理学实验室的道路进入心理学的，在改行专治心理学之后，他依然保留着对心理学的生理学观点，对新的实验心理学抱持完全友好的态度，而且很早就亲自进行实验。费希纳、冯特及其学生们早期的实验工作并没有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些工作在他看来都相当形式化、迂腐，甚至缺乏真正的心理学洞察。他经常蔑视地称之为“铜管乐器心理学”。尽管如此，他还是留意了他们的研究并从中汲取有用的信息。从他的《心理学原理》整部著作的大意以及关于本能和习惯的特别值得称道的章节中，都可以看到他对遗传学问题的兴趣。他强烈赞同法国的变态心理学派，并能从这一学派成员的著作中找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一言以蔽之，他在他的科学事业中显然一直都保持着国际主义视野。事实上，每个优秀的心理学家都应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的伟大著作《心理学原理》，比其他任何心理学著作都要出色很多，可以同时被看作对古老心理学的总结和对现代心理学观点的导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