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其实不久之前，人们在这里也可以借助于一点点反讽蒙混过关，这一点点反讽能够补救所有其他方面的缺陷，帮助一个人道貌岸然地度过一生一世，使一个人看起来很有教养，头脑清醒，老于世故，标志着一个人是一个范围广大的精神共济会的核心成员。我们不时还可以碰到一两个这样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代言人，他的脸上挂着那种高贵的、意味深长的、模棱两可的然而又泄漏真情的微笑，说起话来便流露出那种精神贵人的口吻，他年轻时靠这种微笑和口吻走了运，并把他的整个未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希望他已经胜了世界。［10］哎，可这只不过是个幻觉！他四处窥望，寻找志趣相投的灵魂，可一切都是徒劳；如果没有一两个人对他的黄金时代还记忆犹新的话，那么他的挤眉弄眼对于当代就只不过是谜一般的象形文字，在当代他就是个外人和旅客。［11］我们时代所要求的要多得多，它的要求是：若没有高昂的激情；至少得有高嗓门的激情；若没有思辨，至少得有结果；若没有真理，至少得有信念；若没有诚实，至少得保证自己诚实；若没有感情，至少得能大谈感情。由于这个缘故，我们的时代也塑造了另外一种大家爱用的面部表情。它不允许嘴倔强地闭着，或上嘴唇放纵地颤动，它要求嘴应该大大张开：一个人要是一言不发，谁知道他是个货真价实的爱国者呢？谁能想象一个深沉思想家面孔布满教条，但没有一个能够吞下整个世界的大嘴呢？要是不张嘴，怎么可能口若悬河、说得天花乱坠呢？我们的时代不允许人静静地站着，深思冥想，走得慢一点已经够可疑的了，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这个决定命运的、人人认为孕育着非凡事物的多事之秋，人怎么可能会有心思静静地站着、慢慢地走路呢？我们的时代仇恨孤立，这个手拉手、臂挽臂（就像走南闯北的手工徒弟和大兵）为了集体观念而生活的时代怎么可能会容忍一个人鬼迷心窍、想独个度过一生呢？[1]
尽管反讽远不是我们时代的特色，这绝不意味着反讽完全销声匿迹了。打个比方说，我们的时代也不是怀疑的时代，人们还是有许多疑问，通过这些疑问，人们可以说能够学习怀疑，只不过在思辨的怀疑和对这件事、那件事的粗俗疑问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例如，在公众演说中就经常出现一个名为反讽的修辞格，它的特点是嘴所说的和意所指的正好相反。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个贯穿所有反讽的规定，即现象不是本质，而是和本质相反。在我说话之时，思想、意思是本质，而词语是现象。这两个环节都是绝对必要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指出思考就是讲话。［12］真理要求这种同一性；倘若我不用言词进行思考，那么我根本就没有思考，倘若我说话却不进行思考，那么我也根本没有说话，因此我们也不认为小孩和疯子真能讲话。其次，看一眼谈话的主体，我就发现了另一个贯穿所有反讽的规定，即主体是消极自由的。如果我说话之时意识到我自己，我说的话是我的意思，言辞是我的意思的确切表达，我假定听我说话的人在我的言辞中能全面而确切地把握我的意思，那么我就被我的言辞所约束，这也就是说，我在其中是积极自由的。有句古诗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句话一旦出口，它就飞走，追不回来了。”［13］（semel emissum volat irrevocabile verbum)就我自己而言，我也是被约束的，不能随时从中解脱出来。反之，倘若我的言词不是我的意思，或者和我的意思正好相反，那么对于他人和我自己我就是不负责任的。
可是，反讽的修辞格自己扬弃自己，因为讲话者假定听众能够理解他，这样，通过对直接现象的否定，本质还是达到了与现象的同一。如果偶尔发生了这种反讽之言得到误解的情况，那么这并非讲话者的过错，只怪他和反讽这么一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交朋友，这个家伙既喜欢捉弄敌人也同样喜欢捉弄朋友。关于谈话中这种反讽的措词，人们也总是说：他是不把这种严肃性当真的。言辞极为严肃，令人悚然，但知情的听众了解暗藏其后的秘密。可正因为如此，反讽就又被扬弃了。反讽最流行的形式是，说严肃的话，但并不把它当真。另一种形式，即说开玩笑的话、开玩笑地说话，但把它当真，是不太常见的[2]。但如上所说，反讽的修辞格自己推翻自己，就像一个谜，一旦猜破，就没意思了。不过，反讽的修辞格具有一种亦为所有反讽的特色的性质，即某种高贵，这种高贵源于它愿被理解但不愿被直截了当地理解；结果是，这个修辞格不大瞧得起谁都能马上理解的直来直去的言谈；它就像个贵人隐匿姓名身份出外旅行，居高临下，以怜悯的眼光观察一般常人的言谈。在日常交往中，反讽的修辞格特别是在上层社会很流行，那里它是一种特权，和贵人口吻(bonton)属同一个范畴，这种特权要求人们对于天真一笑置之，把美德看做头脑狭隘，尽管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天真、美德这类东西还是有其价值的。
上层社会（这当然需要理解为一种精神上的等级）反讽地说话，就像王侯将相讲法语一样，旨在让外人听不懂，在这种意义上，反讽有将自己孤立起来的倾向，一般地不希望自己被理解。这里，反讽并不自我扬弃。这也只不过是反讽虚荣心的一种下属形式，它总是希望有人在场，以确保并证实自己的价值。反讽骨子里是孤立，但力求构成一个社会，由于它不能把自己提高到集体的观念，于是在地下团体中实现自己，这也只不过是反讽与所有其他消极立场所共有的不一贯性。因此，在一小撮反讽者中间也根本没有什么社会的凝聚力，就像在贼窝里实际上不会有诚实一样。如果我们现在离开反讽在圈内人中间的运作，而去观察它和圈外人的关系、它和它的矛头所指向的人的关系、它和它所反讽地把握的生存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它有两种表现方式。反讽者要么与他所攻击的坏事相认同，要么采取与之相对立的态度，但当然无时无刻不意识到他的表面行为与他自己的真相是截然对立的，并享受由这种反差所产生的快乐。
有的人自高自大，自以为无所不知，面对这种愚蠢行为，真正的反讽是随声附和，对这一切智慧惊叹不已，吹捧喝彩，从而鼓励此人越来越狂妄荒诞，越来越高地往上爬，尽管反讽者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这一切是空洞的、毫无内容的。面对空乏无聊的热情，真正的反讽不以响彻云霄的欢呼、颂歌为足，而是争先恐后、更进一步，尽管反讽者知道这种热情是世界上最大的愚蠢。反讽者越是装得像，他的伪作越是有长足的进步，他就越是欣喜。可这种欣喜他是独自享受，因为对他至关重要的恰恰是别人看不透他在蒙骗人。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反讽的形式，尽管比起以相反的形式出现的反讽，它是同样地深刻，而且更容易实行。它倒是不时被运用到下列人物的身上：眼看要患某种偏执狂的人；自以为漂亮特别是有漂亮连鬓胡子的人；自以为风趣、或者自以为至少曾讲过大家想一听再听的风趣话的人；其生活可以说只曾有过惟一的一件大事，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件事，只要有人按了正确的按钮就马上能使他陈述此事的人，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反讽者的欣喜本身颇似他人之沾沾自喜，有陷入同一泥沼之嫌。反讽者所乐此不疲的就是处处发现这样的弱点；具有这些弱点的人越是与众不同，反讽者就越是高兴能够愚弄他、操纵他，尽管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结果是甚至超群出众的个体也会在某些时刻成为反讽者手里的玩偶，成为一个木偶，只要反讽者一提系在他身上的操纵线，就能使他作他所想让他作的运动；真奇怪，比起人的强处，人的弱点更近似于音响的振动图形，只要振动得正确，它们就马上出现，就好像里面有个自然必然性似的，而至于强处，它们却很少前后一致，这个事实常常难免使人痛心。
然而另一方面，反讽常常通过一种对立关系出现，这也是它的重要特色。在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智慧面前，无知、迟钝，简直像个最大的大傻瓜，可又总是虚心好学，脾气温顺，以至智慧的租用者很高兴地让他也挤到他们肥沃的草地上；在多愁善感的激情面前，傻头傻脑，不知使他人动情的到底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可又总诚心诚意地想了解迄今对自己一直是谜团的事物——这些情形也是反讽极为正常的表现形式。反讽者的愚蠢越是显得真诚，他诚实正直的追求看起来越不像伪装，他就越是高兴。可见，尽管自己知道自己是知道的，但装作自己不知道，这是反讽的；同样反讽的是，尽管自己知道自己并不知道，但装作自己知道。反讽也可能以一种较为间接的方式通过对立关系出现，例如，反讽选择单纯、头脑简单的人，不是为了嘲笑他们，而是为了嘲笑有智慧的人。［14］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反讽主要是作为把握世界的反讽出现，它故意迷惑周围的世界，与其说是为了把自己隐藏起来，毋宁说是为了使他人显出真相。然而，若反讽者为了自己而误导周围的人，这其中也不乏反讽。在我们这个时代，民间及公众社会的状况使秘密的恋爱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在牧师首次祝福新郎新娘之前，邻里乡亲早就多次从教堂得知了这对年轻人的喜事［15］；在我们的时代，如果公众没有决定恋爱关系成败的绝对权力——联结爱情的纽带并依自己的（不是牧师的）看法对此予以反对——它就会认为有人剥夺了自己最喜爱的特权，这意味着只有公众的赞同才给予一个恋爱关系其有效性，隐瞒着邻里而结成的姻缘几乎被看做是无效的，或至少是对公众权力的可耻的侵犯，就像承办丧葬者把自杀看做是未经允许逃出了世界一样。我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大抵有人不时会觉得有弄虚作假的必要，除非他希望邻里承担为他求婚这么一个值得尊敬的职务，而他自己只需要出面作出通常的求婚者的模样，就像(ad modum)彼德·爱里克·马得森［16］一样，戴着白手套，手里拿着描写自己光明前途的书面材料，并且随身带着其他用于最后冲击的迷醉人心的魔法、符咒（不得忘记一个恭敬的备忘录）。如果主要是外在因素使得保密极为必要，那么迷惑他人的行为就只不过是纯粹的伪装。然而，个体越是把这种对他人的迷惑看做他自己恋爱史中的章节，他越是由于把别人的注意力误引到不相干的地方而乐不可支，那么反讽就越是明显。反讽者享受爱情的整个无限性，别的恋人总把自己的恋情告诉知心朋友，以扩展自己的爱情，反讽者扩展自己爱情的方式是，让知己的朋友什么也不知道。同样的故弄玄虚有时在文学里也是很必要的；在文学里，到处都是警觉的文人，忙碌着发现新作家，就像牵线搭桥的媒婆做媒一般。越不是外在的理由（养家糊口、升官发财、怯懦胆小，等等）致使一个人来玩捉迷藏，越是某种内在的无限性希望把自己的著作从一切与自己的有限关系中解放出来、希望把自己从难友们的安慰中以及从温情脉脉的作家盟友们的祝贺中解脱出来，反讽就越是明显。如果反讽者能找到某个咯咯叫着、急不可待地想下蛋的母鸡，以便把父亲的角色推到自己的身上，对大家的错觉故意躲躲闪闪，半逃避、半证实——如果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反讽者的把戏就成功了。每个人依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必须按照等级规章［17］毕恭毕敬地穿着自己该穿的衣服；在我们的时代有人大抵很容易有脱掉自己特定衣着的欲望，如果一个人有时的确想这么做，如果他至少一时心血来潮，想知道自己比起罪犯来到底还是优势的，那就是他敢于穿着与狱服不同的衣服出面：这里，某种故弄玄虚也是很必要的。致使这种故弄玄虚的一般是某个有限的目的，譬如一个商人隐姓埋名外出旅行以促使他的投机买卖有个好结果，一个国王隐匿身份以当场逮住掌管银财的官员，一个警察官为了消遣自己夜里做贼［18］，国家的一个低级官员由于害怕上司而求助于伪装，等等。越是有限的目的致使一个人故弄玄虚，这就越接近于简单的伪装。与此相反，一种不想时时刻刻、一生一世地做职员而且也想偶尔做一会儿人的内在渴望越是占主导地位，这里面有越多的诗意无限性，迷惑他人的手法越具有艺术性，反讽也就越是明显。如果反讽者甚至成功地把别人引入歧途，说不定涉嫌被捕，或者介入有趣的家庭纠纷，那么他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这些以及类似的情形中，反讽里最突出的是主观的自由，这种主观自由掌握着随时从头开始的可能性，不受过去事情的牵挂。从头开始总有某种诱惑力，因为主体还是自由的，反讽者所渴求的就是这种享受。在这些时刻中，现实对他失去了其有效性，他自由地居于其上。罗马天主教会也时而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中世纪它常常在特定的时节推翻自己绝对的实在性而反讽地看待自己，驴子节、愚人节、复活节玩笑等等便是很好的例证。古罗马士兵可以肆无忌惮地唱戏谑小曲、嘲弄凯旋而归的将军也是基于同一种感觉。这里，人们一时间意识到了今生今世的辉煌以及荣誉的实在，但同一瞬间却又反讽地超越了这一切。同样地，即使没有卢基安的嘲讽［19］，希腊神话中也隐藏着许多反讽，神们天上的现实也逃脱不了反讽刺骨的寒风。不可否认，有许多生存并不是现实，在人格中有某种东西至少在短时间内会与现实毫不相通，因此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反讽蕴含着一丝真理。此外，就我们至今对反讽所作的理解而言，它主要是被看做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所以我们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还没有能谈到纯粹的反讽，或者说作为立场的反讽。不过，这里也间或对现实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做了观察和思考，如果我们把这种观察和思考推而广之，我们就会慢慢接近另一番天地：这里，反讽在其篡夺的总体性中展现出来。
一个外交家对世界的看法在许多方面是反讽的；塔莱郎有句名言，大意是人有语言不是为了揭示思想，而是为了掩盖思想［20］，这句话蕴涵着对世界的深沉的反讽，就治国之术而言与另外一个真正的外交箴言遥相呼应：世界想要受骗，那就让它受骗吧（mundus vult decipi,decipiatur ergo)。不过，这还绝不意味着外交家们反讽地看待生存，正好相反，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他们是极为当真的。——这里所勾画的反讽的不同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量的差别，只是个多一点和少一点的问题；与此相反，根本意义上（sensu eminentori)的反讽与这里所描绘的反讽有质的区别，正如思辨的怀疑与庸俗的和经验的怀疑之间有质的区别一样。根本意义上（sensu eminentori)的反讽的矛头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单个的存在物，而是指向某个时代或某种状况下的整个现实。因此，它蕴藏着一种先天性，它不是通过陆续摧毁一小块一小块的现实而达到总体直观的，而是凭借总体直观而来摧毁局部现实的。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对存在的总体从反讽的角度(sub specie ironiæ)予以观察。由此可见，黑格尔把反讽刻画为无限绝对的否定性是正确的。
在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发挥之前，看来最好还是先了解一下反讽者家乡四周的概念环境。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反讽，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作执行的反讽[3]和静观的反讽。
我们首先谈我们大胆地称作执行反讽的反讽。由于反讽强调对立关系的种种细微的差别，人们大概会觉得反讽和伪装没有什么两样。[4]为简洁起见，人们一般地也把反讽翻译为伪装。然而，伪装主要是指实现本质与现象之间不一致的客观行为，而反讽除此之外也指一种主观的享受，因为主体通过反讽把自己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对他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反讽者是无所顾忌一身轻。此外，就其与主体的关系而言，伪装是有目的的，可这个目的是个外在的目的，与伪装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与此相反，反讽是没有目的的，它的目的就在自身之中，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别的，乃是反讽自身。当一个反讽者弄虚作假、不以自己真正的面貌出现之时，他的目的似乎的确是想让他人受骗上当；但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感觉到自由，可他恰恰是通过反讽才感到自由的，所以反讽没有其他目的，它自己就是目的。显而易见，反讽与“目的是正确的，手段也就是正确的”这种信条是不同的，因为在这个信条中，主体固然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手段以达到他的目的，但绝不是在与反讽相同的意义上自由，原因便是在反讽中，主体根本没有目的。
对于反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内外不一，由于这个缘故，它看起来似乎和虚伪无别。在丹麦语里，反讽也时而被译作“油滑”，虚伪者常常被称作“滑头”。然而，虚伪其实是个道德领域之内的问题。虚伪者假装是个好人，其实是个坏人。与此相反，反讽是个形而上学领域里面的问题，反讽者时时刻刻所关心的是不以自己真正的面貌出现，正如他的严肃中隐藏着玩笑，他的玩笑里也隐藏着严肃（就像锡兰的自然声音一样［21］），这样，他也会故意装作是坏人，尽管他其实是个好人。我们不得忘记，对于反讽来说，道德的规定其实是太具体了。
反讽也有理论的，或者说静观的一面。如果我们把反讽看做一个从属性的环节，那么它就是能看透生存中的乖戾、谬误以及虚荣的锐利眼光。由于反讽的矛头是指向这些东西的，所以它看起来似乎和讥嘲、讽刺、揶揄等等无别。它与此当然是不乏相似之处的，因为它也看得到虚荣；但就其做观察的方式而言，它却与此大相径庭，即它并不摧毁虚荣，不像正义惩罚并摧毁罪恶那样，它也不像喜剧那样具有和解的因素，它强化虚荣，使虚荣者更虚荣，使疯狂者更疯狂。这就可以说是反讽对离散环节进行中介的尝试，这种中介所达到的不是更高的统一，而是更高的疯狂。
反讽的矛头也可能指向整个生存，就此而言，它也坚持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对立、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对立。作为绝对的否定性，它似乎与怀疑无别。但是，我们首先不得忘记，怀疑是一种概念的规定，而反讽是主观性的自为的存在；其次，反讽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它如果是理论性的，那也是为了再次成为实践性的，换言之，反讽所关心的不是事物，而是自己。如果反讽发现了在现象背后藏着的东西和居于现象之中的东西大不一样，那么对于反讽最关键的是主体感到逍遥自在、现象不得对主体有任何实在性。因此，反讽和怀疑可谓是南辕北辙。在怀疑之中，主体坚持不懈地想进入对象，他的厄运是对象总是逃避他。在反讽之中，主体坚持不懈地想走出对象，他也能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他无时无刻不意识到对象是毫无实在性的。在怀疑之中，主体目睹一场掠夺战争，所有现象都被摧毁，因为本质必定藏在一层层现象的背后。在反讽之中，主体一步步地往后退，否认任何现象具有实在性，以便拯救它自己，也就是说，以便超脱万物，保持自己的独立。
最后，反讽意识到生存是毫无实在性的，从而提出了和虔敬的心灵同样的命题，由于这个缘故，反讽似乎是一种虔诚。在虔诚之中，可谓是低级的现实，也就是说尘世，也的确丧失了其有效性，可这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神的境界在同一瞬间获得了绝对的实在性。虔诚的神志也讲凡事都是虚空［22］，但这无非是说，这种否定将驱除所有搅扰人心的东西，永恒实在的东西将显现出来。此外，当虔诚的神志认为凡事皆虚空之时，它并不是对自身另眼相看，不去摒弃它，恰恰相反，它也驱除自身，以便神圣的东西不被自身抵挡回去，而是径直灌注到由虔诚所打开的神志中去。实际上，在深刻彻底的修身读物中我们也看到，虔敬的神志恰恰把自身的人格看做万物中最可恶的东西。与此相反，在反讽之中，万物被看做虚空，但主观性是自由的。万物越是虚空，主观性也就越是轻盈、越是无所牵挂、越是轻快矫健。当万物皆成虚空之时，反讽的主体却不感到自己是虚空，其实他拯救了自己的虚空。对于反讽来说，万物皆为无，但是“无”可被这样看，也可被那样看。思辨的无是时时刻刻逃避具体化的东西，因为它自己是具体物的冲动，是具体物的创造冲动（nisus formativus)；神秘的无是对于表象来说的无，虽是无，却又有丰富的内容，就像黑夜的缄默对于有耳可听的人来说［23］是高声的呼唤；最后，反讽的无是死寂，反讽在这种死寂之中徘徊，像个幽灵，开着玩笑。［24］
* * *
[1] 本人绝对无意对这个时代的严肃追求视而不见，也无意小看它，不过但愿这种严肃追求变得更为严肃。
[2] 这种反讽要是大量出现，就大致总和某种绝望联系在一起，因而我们常常在幽默家那里发现它们，例如海涅曾以极为开玩笑的口吻考虑是牙疼还是内疚更难受。然后声称还是前者更难受。（参见Heinrich Heine,“Über die französische Bühne［1837］”,Sämtliche Werke，München 1978,第三卷，第287页。——译注）
[3] 执行的反讽亦可称作戏剧性的反讽，这种执行的或戏剧性的反讽也包括自然界的反讽。自然界中是没有有意的反讽的，只对于长着能听得到反讽的耳朵的人，自然界才像个人似的和他开玩笑，或者向他倾诉它的忧愁和痛苦。这种反差不存在于自然界之中，因为自然界过于自然、过于天真，只有对于反讽感充分发达的人，它才会自然界中展现出来。舒伯特在他的Symbolik des Traumes(《梦的象征》，Bamberg 1821)中便列举了许许多多这种自然界中的反讽特征，任他选择。他指出，大自然以深刻的讥讽“把哀诉与乐趣、欣喜与悲伤紧密结合起来，恰如锡兰的空中音乐那样的自然的声音以哀痛欲绝、令人心碎的声调唱着欢天喜地的小步舞曲（第38页）”。（原文为德文。——译注）他强调说，自然界把最遥远的极端反讽地安排在一起，参看第41页：“在自然界的联想中，紧接着理性的、温和的人类的是乖张狂放的猴子，紧接着智慧的、纯洁的大象的是龌龊的猪，紧接着马的是驴，紧接着丑陋的骆驼的是身材修长的鹿子、狍子，而在许多方面紧接着不甘为哺乳动物、模仿鸟类的蝙蝠的是不敢把头探出洞外的老鼠”（原文为德文——译注）。然而，这一类事物并不在自然界之中，只是反讽的主体无中生有罢了。以这种方式，人们也可以把感官上的错觉看做自然界的反讽。不过要意识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反讽的意识。一个个体越是具有发达的论战意识，他也就能在自然界中发现越多的反讽。可见，这种自然观主要属于浪漫主义思想，而不属于古典的思想。希腊的和谐很难在自然界中发现挖苦讽刺的东西。我想举一个例子以对此予以说明。在幸福的希腊，自然界里不会有别的，只可能有和谐的灵魂的婉转悠扬的歌声，甚至希腊的忧伤也是美的，因此回音是个友好的仙女。与此相反，在北欧神话中，哀嚎悲歌响彻自然界，夜不是明亮、晴朗的，而是黯黑的、雾茫茫的，阴森可怕的，忧伤不能通过静静的回忆而只能通过深深的叹息和永远的遗忘得到缓解，在这里，回音是个怪妖。因此，在北欧民间信仰中回音叫做Dvergm或 Bergm（冰岛语，意为“侏儒话”，“山话”。——译注），参看Grimm，Irisches Elfenmärchen (格林，《爱尔兰童话》)Leipzig 1826，第78页。 Færøiske Qvæder (《法罗群岛史诗》)，Randers 1822,第464页。这里只用一个脚注来谈自然界中的反讽，是因为其实只有对于幽默的个体这个问题才存在；其实对自然界的反讽理解只有通过思考世上的罪孽才会真正出现。
[4] 德奥弗拉斯特就是这样来理解反讽的，参看Theophrasti Characteres，ed.Astius (阿斯特编：德奥弗拉斯特的《人的性格》)，Leipzig 1815,第4页，第一章：“论反讽”（）。这里对反讽的定义是：“”(simulatio dissimulatioque fallax et fraudulentia)（希腊文及拉丁文，大意为：假装、掩饰以达到误导、欺骗他人的目的。——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