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系网 10

克莱尔·富尔芒没有留下画像，我不知道她是否更像伊莎贝尔婶婶或埃莲娜婶婶。但我们有她儿子达尼埃尔-阿尔贝·阿德里安森的画像（取名达尼埃尔是为了纪念富尔芒朝代，而阿尔贝则是为了缅怀一位深受爱戴的大公）。这个身着深红色骑兵服的骑士同他父亲一样是个军人，是西佛兰德部队的军官，他生性活泼开朗，热情洋溢，浓眉下的一双大眼含着笑意，活灵活现。而下一代则没有他那么热血沸腾了：约瑟夫-达尼埃尔·阿德里安森身着贵族市政长官的红色长袍，不怒自威，头上戴着摄政时期的满是金黄色发卷的假发，长及腰际。这位法官年纪轻轻的就死了，留下了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克里纳韦克（后者也是他的表妹，是克莱伊昂古尔地产的买主之女）和三个小女孩，其中的大女儿我已经描述过了，就是那位穿着享有薪俸的修女服，手里拿着一朵玫瑰的小女人；两个幸存的妹妹，一个嫁给了比埃斯瓦尔家的人，因而列入了谱系网中，死后无嗣；另一个名叫康斯坦斯·阿德里安森，是我的一位祖先，她在出了第二和第四父系亲等之后，嫁给了她的堂兄米歇尔-多纳西安·德·克莱伊昂古尔。她不仅给他带去了一大笔阿德里安森家族的陪嫁，还带去了米歇尔-多纳西安的后裔为了装饰自己资产者的纹章而争得你死我活的阿德里安森家族的狮形纹章，以及可由女人继承的西班牙一个微不足道的贵族头衔。我们以后再谈老年的康斯坦斯。

米歇尔-多纳西安曾任国王顾问，一七五三年结婚时可能是个帅小伙子，身材健美，随着婚礼的小提琴翩翩起舞。一七八九年，这位五十七岁的一家之主与路易十六一样地丑了：一双苍白的大眼睛毫无生气，活像金鱼眼似的暴突着；厚而突出的下唇折成一条令人望而生厌的褶皱；领口未扣，让人看到一个粗大的脖颈，似乎要挨刀砍似的。这位先祖倒是逃过了断头台，但是仍逃不过一场革命所带来的麻烦。我们有他的两封信，一封是一七七八年前后从卡塞尔寄给他的，信封地址上仍写有他所拥有的采邑的贵族头衔；还有一封是一七九三年的信，原先的克莱伊昂古尔、德拉努特尔、伦巴第和其他地方的封地贵族，在信封上写成了公民克里纳韦克，也就是克莱伊昂古尔公民。收到这封信时，他那厚而突出的苦涩的下唇上的褶皱大概更加深了。

一七九三年五月，在伊普尔附近的格斯家族的一处领地上，一伙人在一个绿树棚下低声聊着。米歇尔-达尼埃尔·德·克莱伊昂古尔和他的妻子泰蕾兹穿着一身旅行装，他们的五个孩子最大的才六岁，正在保姆的注视下在运河边上玩耍，他们的客人，泰蕾兹的兄弟雷奥纳尔·德·格斯通过当时盛行的并且旨在巩固家族财产的浪漫的“换婚”娶了米歇尔-达尼埃尔的妹妹塞西尔。在我无法确认模特儿到底是谁的几张家族画像中，我挑选了那张最好的，它无论在年龄上还是在服装样式上都与我的高祖父最相配：米歇尔-达尼埃尔完全可能就是那个有点傲慢，脸上扑了香粉而显得苍白的小主人。他弟弟夏尔穿着一件马车夫式的半敞着的大衣。他们的父亲米歇尔-多纳西安脱下了用缎带把头发扎在颈后的假发，很像自己的佃户。我不知道他是否跟随着被流放的两个儿子，要是跟着去了的话，那他就是由当时已年届六十的康斯坦斯陪着去的。康斯坦斯无论是随着去了还是留下来了，肯定都是很平静的。我想象着她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她的珐琅质镶银的小盒子，最后替泰蕾兹缝好她裙子的一个边饰。

陪着全家的那个和蔼可亲的本堂神甫穿着普通百姓的衣服。这个神甫——我父亲还保存着他的紫晶戒指——看来曾是替米歇尔-达尼埃尔管理小教堂的神甫和他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可是这些孩子当时年岁尚小，无需家庭教师，而且我对家里会摆谱儿弄个管理小教堂的神甫也表示怀疑。这个没有宣过誓的神甫在画像上风度翩翩，想必是一位远房亲戚，或者是这些人的一个朋友，他是陪着他们一道前往德国碰碰运气的。

一个个子矮小但活泼的人，表亲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刚刚骑马绕道跑完了伊普尔到巴约勒的那几法里，前来打听去荷兰所必经之路，他选择在荷兰等待暴风雨的结束。我想他将在根特乘去鹿特丹的长途马车。雷奥纳尔·德·格斯和塞西尔作为奥地利的臣民，没有移居；原则上他们没什么好害怕的，尽管长裤党们的蜂拥人潮让他们同所有的人一样感到害怕。在城堡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藏了起来。一个仆人送饮料来，大家立即闭口不言了，因为他们已不再相信自己的仆人。

这些先生太太们可没少担忧。一七八九年，各市镇的陈情书是温和的；自那时起，对适龄入伍者的总动员和对教士的迫害使农民们对共和国大大地寒了心。巴黎的消息当然是很可怕的，而桑泰尔的阵阵鼓声也使被安置在好的位置上的人发颤。但是巴黎毕竟很远，大家并未亲身感受到危险。自从在杜埃立起了断头台之后，大家明白了，巴约勒市长是第一批掉脑袋的人中的一个。约瑟夫·比埃斯瓦尔预料到动乱时期女人没有男人的风险大，便决定把他的妻子留在当地。他的妻子是个聪慧而有魄力的女人，名叫瓦朗蒂娜·德·古斯马凯，后来也许是在一位公证人的帮助之下，靠变卖或者虚拟典当摆脱困境，或者说服佃户将来会补偿他们而让他们用指券赎回已经贬值了的土地，后来这些土地又全都回到了他们的主人手里。

夏尔帮助车夫更换了那辆轿式马车后坐了上去，随身携带了一些假证件以防万一。他们全家被允许前往斯帕消夏。泰蕾兹怀抱着还在吃奶的小夏尔-奥古斯丹，保姆坐在车后，与行李在一起。像通常那样，忽而点少了一个提包，或者一个孩子要下车捡球，忽而一个孩子要尿尿，以致启程时间拖了很久。欢笑声和焦急的呼唤声与离别的叹息和哭泣声交织在一起，泣不成声的塞西尔挥动着罗纱头巾，向远行者们抛去飞吻。

米歇尔-达尼埃尔及其家人度过了将近七年的流亡生活，先是住在普鲁士的卡尔卡尔城堡，然后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奥尔芬城堡。住在那些整天吵嚷着要在法国恢复秩序或者努力要为外国人效力的移民们周边的是那些因生活所迫而在干剑术教师、家庭教师后当作通货师或糕点师的移民，还有一些缺少情趣而却有一些现钱在身的移民，他们租上一些地，靠着地里的收获物过着乡下人的生活。看来，我的高祖父和他的妻子就是这后一种移民。苦日子终于来了。米歇尔-达尼埃尔的那套漂亮的蓝礼服终于破旧了；大家都在省着往面包片上抹黄油，因为用包心菜叶包裹的大块黄油在城里市场上卖得很贵。不时地有一些移民路过拜访，稍许减轻了那沉闷的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他们很少去拜访周围上流社会的人家，因为语言是一大障碍，尽管懂点佛兰德语稍许有助于憋几句德语。教士和医生来的时候（医生是经常不断地前来），同这帮先生说拉丁语。

像通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谈话便转到各自所来自的地方和现在生活的地方在饮食起居、爱情和礼仪等方面的差异上去了，在现在的地方，大家正接受着严格的评判。在不得不在饭桌上硬着头皮吃了德国式的酸甜调味汁之后，大家便来到客厅；为节约起见，天很黑时才点上蜡烛。精明的表兄比埃斯瓦尔觉得荷兰并不保险，于是跑到卡尔卡尔去待了些日子。他还以假名去了一趟法国，然后又在奥斯纳布鲁克和不来梅作了停留，以至于戴上了半真半假的新政客头衔。至于他的那个勇敢的妻子瓦朗蒂娜，她在成功地至少把其流亡的丈夫的一部分财产转入自己名下之后，钻新近出台的一项使她胆战心寒的法律的空子，提出离婚，以更好地保全其夫的财产。此前名为比埃斯瓦尔·德·布里亚尔德的古斯马凯女子大概因为其适应新潮流的表现而受到共和国军官们的赞许。尽管她的行为得到了她常偷偷地去拜访的未宣过誓的那位教士的赞同，但她仍因不得不违背女基督徒和妻子的义务而感到痛苦。幸好她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们弄到奥地利去了，特别是小王后，得到了一位流亡的修女慈母般的爱。来访者瞥了一眼那个在玩陀螺的小夏尔-奥古斯丹。即使在恐怖时期，想到未来门当户对的联姻也不算是太早的。

从开着的窗户传出的一声轻微的咳嗽声使泰蕾兹抬起头来。她已怀胎八个月，身子重重的，她脚步迟缓地爬上楼去；她的大儿子小米歇尔-康斯坦丁躺在床上，浑身是汗，一名德国女佣在照看他，但医生已再无任何药方来治这种肺痨了。除了泰蕾兹以外，大家都认为这孩子熬不过夏天了。母亲因忧伤而冲着听不懂她的叮嘱的女佣大发雷霆。

泰蕾兹在卡尔卡尔墓地留下了两个孩子：那个肺痨病患者和摇篮中的新生儿。奥尔芬的空气也不行了，另外三个孩子在那儿死去。流亡归来的夫妇只带回来他们的小夏尔-奥古斯丹。

共和八年雪月富歇写了一封信通知北方地区总督，克里纳韦克之妻德格斯夫人获准回到自己的庄园软禁，并准许她享有自己的财产，但先前被国家拍卖的财产不在其内，那是不允许提出任何索赔请求的。第二天，一份由拿破仑签署的文件把手工工厂厂主克里纳韦克兄弟从流亡者的名单上划掉了，文件末尾同样写明对已失去的财产不得讨回。我们没有找到涉及米歇尔-多纳西安和康斯坦斯的类似文件。

对那兄弟俩冠以手工工厂厂主的头衔是因为一间小陶器厂新近盘到他们的名下。这么做也许是为了便于他们回到法国。这家小企业只有七名工人，向当地市场提供一些粗糙的盘子和杯子。我们不太清楚这家人家是依靠这个小厂来解除困境呢还是米歇尔-达尼埃尔和夏尔不愿面对上述往事，企图混入这个不管怎么说反正是从动乱中获得好处的商业资产者的行列，反正纨绔子弟从来就没有从事工业和商业的天分，那间工厂很快就关门大吉了。

令人怜惜的离婚女人瓦朗蒂娜·德·古斯马凯没能熬过那悲惨的年代，共和五年，在她丈夫第二次流放期间，她去世了，死时年仅三十七岁。泰蕾兹·德·格斯在从德国凄惨归来之后不久便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四十二岁。亦称作克莱伊昂古尔的克里纳韦克女人康斯坦斯·阿德里安森活得稍长些，她于一七九九年以七十高龄辞世。如果说她远去德国的话，她是在与其儿媳分担流亡的忧伤与丧事之痛；如果相反，她留在当地，也许是因为她太柔弱，无法忍受鞍马劳顿，或者像瓦朗蒂娜那样，受命尽力保护家族利益，那她的余年就是在一种秘密的、提心吊胆的、受审问受检查的、共和派的拉拢以及充斥于该小城的保皇分子胆怯的叹息声中度过了。我们无法肯定她是否又见到了她流亡的孩子们，在笨拙的米歇尔-多纳西安身边的四十六年也不会让人产生任何羡慕。总之，她也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女人一样，在这个自然淘汰率很高的年代，目睹了自己的几个孩子夭折的全过程。但是，任何生命都不能单看外表，特别是女人的生命，她那幅老年女人的画像并不阴郁。

“永别了，粉红色衣裙和金色鞋子……”康斯坦斯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盛装打扮，而是穿着革命年代的深色裙子，披着大围巾，唯一的首饰就是挂在胸前的一个十字架。不过，她的帽子却是一件精品，它与那个年代所有女人——从卡佩寡妇到夏洛特·科尔代——的帽子几乎一样，只是她的那顶又大又轻，多褶皱且鼓起，不期然地给予这位女公民一种巨大的薄纱光环戴在头上。她的脸上爬满了细皱纹，下巴变得窄小，如同很老的女人的脸；双眸明亮，发红的眼皮下眼睛仍很活泛，以一种冷峻的亲切看着我们，亲切中含着风趣和善良；嘴唇缩进，与眼睛的笑容不太相称。这个女人的样子并不蠢。

从一七九三年起便震撼着法国社会一部分人的“地震”没有离开过这些回到老家来的流放者。我们看到，他们临时地丢弃了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带贵族色彩的名字。帝国时期，特别是复辟时期，他们心里踏实了，又回到通常的习俗中去，请柬和婚丧嫁娶的通知信等老一套又时兴起来。但是，正常地大大方方地这么做是在合法化之后，在官方文件正式批准之后。

米歇尔-多纳西安活到一八〇六年才去世；米歇尔-达尼埃尔和夏尔享年八十岁，分别于篡权者路易-菲利普治下的一八三八年和一八四五年辞世。这几位还记得路易十六加冕礼的老人想必到死都在同神甫玩惠斯特，但愿这位神甫也能看到王位和祭坛的复兴。我们设想一下一八二四年前后他们有时乘着轻便马车前往黑山，那里的细沙曾是那间倒霉的小陶器厂的原料之一，而且“大骑士”夏尔-奥古斯坦在那儿监督建造一幢很具特色的路易十三-查理十世式的别墅，也许是要替代一幢失去了的别墅。

的确，似乎家族的某些田产被作为流放者的财产卖掉了，米歇尔-多纳西安又让出一些田产以应付艰难的日子。但是大革命过程中遭受损失的故事大部分是不可信的：公证书和我们所了解的这些被掠夺者的生活方式表明他们生活得很宽裕。在动乱年代，和大家一样受苦是一种值得夸耀和吹嘘的事，人人都在哭穷。至于那种要求农民们不求任何所得地主动退还从拍卖中买来的某些财产的虔诚传统，纯粹是无稽之谈。在佛兰德的这个角落里，地主与佃户几乎仍并肩生活着，由于地主制主要是少数宫廷贵族的事，羡慕、仇视、怨恨常常是有利的，但是有时候，爱和忠实的情况也是有利的。似乎这些克里纳韦克不管是否在名字上加有贵族的“德”字样，还是较为受人爱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