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重要性
在哲学研究中，第一章的内容应当是无拘无束地考察一些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终极概念（ultimate notion）。我这里所指的是文献资料中、社会组织中、理解自然显相（occurences，一译事件）的努力中所固有的一般原则（generalities）。
这类概念没有定义，不能依据比它们本身的范围更为广泛的因素来对它们进行分析。它们之中每一个对于深度与其自身相等的不同意义的各组概念来说，都表现得是必要的。在讨论这样一组概念时，只要将语言稍加调整，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挑选出来作为中心概念。在这一讲中，“重要性”（importance）这个概念被作为中心概念。因此讨论各种问题时都将回复到这个概念。
在所有这几讲中，我的目的是考察我们的经验的一些一般特征，这些特征是人类的直接活动中所预先设定的。这里不打算编造出一种体系哲学。在一个简短的讲座中要抱这样的目标未免贪心太大。一切体系化的思想都必须从一些预先作出的假定出发。同时，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讨论中有时要利用一些较之以明确的目的表达出来的概念更为基本的概念。在任何体系化的过程中，对于这些材料的语言表达，都一定要加以整理、润饰，使之有秩序。
在一切体系化的思想中，都有一种学究气。人们把概念、经验和暗示（suggestion）抛在一边，一本正经地辩解说，我们当然不考虑这些概念。体系是重要的，它对于讨论、利用以及批判充塞于我们经验中的那些思想都是必要的。
但是，在做建立体系的工作以前，先要完成一项任务，如果我们要避免一切有限的体系所固有的狭隘性，那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今天，即使是逻辑本身，也在与体现在形式论据中的发现作斗争，因为每一套有限的前提都必然指示一些被排除在它的直接视野以外的概念。哲学不能排除任何东西，因此它决不应从建立体系开始。它的起始阶段可以称之为“收集”（assemblage）。
这样一种进程当然是没有尽头的。人们所能达到的一切就是强调少数几个范围广泛的概念，同时注意其他各种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在展示这些选择出来优先强调的概念时出现的。体系哲学是专家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应当对收集的哲学过程加以注意，以便避免他们本身的褊狭。
在西方文献资料中，有四位伟大思想家，他们对于文明思想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在哲学收集上所取得的成就，不过他们每个人都对哲学体系的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四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和威廉·詹姆士。
柏拉图把握了数学体系的重要性，但他的声誉靠的是他的各篇对话中大量含义深刻的暗示，这些暗示有一半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古体文字造成的误解所掩盖了。亚里士多德把他所收集到的东西系统化。他继承了柏拉图，将其纳入他自己的体系结构中。
莱布尼茨继承了两千年的思想。他所继承的前人的各种不同思想实际上比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人都要多。他的兴趣范围遍及从数学到神学、从神学到政治哲学、从政治哲学到自然科学的广大领域。这些兴趣以深刻的知识为背景。这要写一部书，其书名应是《莱布尼茨的才智》。
最后，还有威廉·詹姆士，他实质上是一个现代人。他的才智可以说是以关于过去的东西的学识为基础，但他的伟大本质上是由于他对当代的观念有惊人的敏感。他通过旅行、与世界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他自己所做的多种多样的研究而了解了他所生活的世界。他做过建立体系的工作，但他首先是从事收集。他的理智生活的特点就是反对为了体系而忽视经验。他通过直觉发现了现代逻辑现在正在仔细研究的伟大真理。
这个引言性的讨论已经涉及哲学的两个方面。体系化是用从科学的专门化得出的方法对一般性的批判。它以一组封闭的原始观念为前提。另一方面，哲学是对关于范围广泛（large）和适当的一般性概念的思考。这种精神习惯就是文明的本质。它就是文明。独居的鸫和夜莺能发出极为优美的声音。但它们不是有文明的生物。它们缺乏关于自己的行为及周围世界的适当的一般性的观念。高等动物无疑具有概念、希望和恐惧。由于它们的精神机能的一般性不充分，它们还缺乏文明。它们的爱、它们的奉献心、它们的姿势之美的确也会引起我们的爱和关切。文明要超出所有这一切，而就道德价值而论它可能比这一切要少。文明生物是那些运用某些范围广泛的关于理解的一般性来考察世界的生物。
2. 有两种形成对照的观念，它们看起来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切范围的经验的基础。其中之一是重要性概念，即重要性的感觉、重要性的假定。另一个是实事（matter-of-fact）概念。谁也无法回避纯粹的实事。后者是重要性的基础，重要性之所以重要正是由于实事的不可或缺。我们由于有一种重要性的感觉而全神贯注。当我们全神贯注时，我们注意实事。那些刻板地使自己的注意仅及于实事的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出于他们对这样一种态度的重要性的感觉。这两种观念既是相对立的，又相互需要。
有意识的经验的原始方式的一个特征是它将一种范围广泛的一般性与一种显著的特殊性融合起来。在经验的特殊性的特征描述中缺乏精确的分析。说用质的概念对个体的经验作特征描述是从对这种质的某种细节的分析开始，那是不对的。我们关于质的原始意识是基于一种范围广泛的一般性。例如，当我们第一次使自己回忆文明经验时，独特的思维方式是：“这是重要的”，“那是困难的”，“这是可爱的”。
在这样一些思维方式中，有一种用上面的“这”和“那”语词表示的显著的特殊性；还有一种范围广泛的含糊的特征描述，它指示外部世界的特殊事实引起的某种激动形式。这种含糊性使有教养的人感到失望。因为这种一般性一经表述，就已非常明显而毋需提及。它总是在那里，恰好处于意识的边缘。但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避免显示质的范围广泛的哲学的一般性。它紧扣那种势必掩盖质的一般性的偶然的精确性。文学作品是默默地预先假定分析与反过来明确强调关于我们素朴的一般直觉的基本情绪的重要性的巧妙结合。
语言总是要陷于动物的习惯与学者的精确表达之间的这个中间阶段的一般性之中。它总是在能够较为精确使用的语词的伪装下落入哲学的一般性。这样的差错是非教化的，因为它表达的是明显的东西，然而它又是哲学的，因为明显的东西体现了可变的细节的持久的重要性。文人们总是反对含糊地使用那些可以作精确表述的语词。
例如，科勒律治（Coleridge）在他的《传记文学》（Biographia Literaria）中谈到一群旅行者凝视一股急流，突然喊出“多美！”作为对令人极为感叹的景观的特征的一种含糊表达。他对此表示异议。在这个例子中，退化的词汇“多美！”无疑使多姿多色的整个景象失色。在此，实在很难用言辞的表达方式。语词总的说来指示有用的特殊属性，它们怎么可能用来描绘一切重要性所依的一般特性的感觉呢？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一个功能就是描绘隐于语词之后的生动的情感。
3. 对哲学来说不幸的是知识倾向于细节。尽管在企图去把握诸如“重要性”和“实事”之间的对比之类我们的基本假定时，我们无疑必须求助于我们所继承的知识，但是在智慧的发展中，有一条伟大的原则经常被遗忘了。为了获得知识，我们首先必须使自己不受知识的束缚。在我们使论题明确化并具有条理以前，我们必须大致地把握论题。例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思想为他所受的特殊教育所限制，这种教育使他在拥有相关经验以前就给予他以体系。因此他的体系是封闭的。我们必须有体系，但我们应当使我们的体系保持开放。换言之，我们对它们的局限性应当有所敏感。它在细节方面总会存在有待加以洞察的模糊的“在此之外”。
作为现代欧美西方文明的复杂的思想基础的一般概念，大都来源于对古代希腊人、闪族人和埃及人遗留给我们的基本观念的各种表达。所有这三个来源都强调我们周围的实事世界。但是我们所继承的他们的重要性的重点是各不相同的。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的主要是美学和逻辑方面的东西，从闪族人那里继承的是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东西，从埃及人那里继承的是实用方面的东西。希腊人留传下来的是享受，闪族人留传下来的是崇拜，埃及人留传下来的是实际观察。
但是，从地中海东部的文明继承的这种遗产有其特殊形态。我们关于“重要性”概念作为宇宙中的一个一般因素为这些形态所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古代世界的种种思想形态来考虑重要性和实事，是近代哲学的头等任务。
实事是单纯存在概念。但是当我们试图把握这个概念时，这个概念就将本身区分为一些关于存在的不同类型的从属概念。例如空想的存在和实际的存在以及其他许多类型的存在。因此存在概念包含了存在的环境概念和存在的类型概念。任何一种存在的情况都包含了与它相联、但又在它之外的其他存在概念。这个关于环境的概念引出了“或多或少”概念和杂多性概念。
“重要性”概念也牵涉到重要性的等级和重要性的类型。在此我们再一次碰到“或多或少”概念。还有必定“重要”的某种东西。在真空中没有重要性。因此“重要性”使我们回到实事。对于有限的理智说，实事的杂多性要求在研究它时做出选择。而“选择”要求有“要这个不要那个”的概念。因此理智的自由出于选择，而选择需要有相对重要性概念，以便使它有意义。所以，“重要性”、“选择”、“理智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意味着对实事的某种关系。
我们现在回到实事。让我们再一次来考察一下实事。环境在任何物理维度内都凌驾于我们之上。因此实事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决定论色彩。地球自转，我们跟着移动，并在日常生活中把日夜轮回体验为基本的必然性。第一个提到午夜太阳的记载的天主教徒不相信这个记载。他是一个非常了解自然界的必然性的有学问的人。按照这种方式，自然界的必然性很可能被夸大。不过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些必然性都一样存在。按照同样的方式，选择概念所预先假定的自由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存在。在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关于体系哲学的价值的实例。因为我们要么必须对自由和必然性得以并存的意义加以解释，要么我们必须通过对我们日常思维的这些或那些最明显的假定做出解释来将它们加以消除。
4.让我们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研究实事和重要性这两个论题。
单纯实事这个概念乃是单纯存在的特性浮现于思维中，以便使其本身与外部活动的必然之物相协调。它是对我们以及其他一切类型的事物都淹没于其中的自然界的事态的认识。它起源于作为过程的我们自己的思维之中，而这种过程又淹没于我们自己之外的过程中。对事实性的这种掌握是思维的一个极端。这也就是说，它是震动的事物的单纯震动概念。
这是自然科学的理想，也是那些坚持唯有客观性有重要性的人们的潜在的理想。
“重要性”概念在文明思想中同样起支配作用，给它下一个不充分的定义，它就是“导致将个人感受公开表达出来的那种强度的兴趣”。在此我们接近了下一讲的论题。这个定义之所以不充分，是因为重要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宇宙的统一性为基础，另一方面以细节的个别性为基础。“兴趣”一词指的是后一方面，“重要性”一词倾向于前一方面。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兴趣总是改变了表达。因此为了使我们想到“重要性”的这一方面，“兴趣”一词有时被用来作为它的同义词。但是，“重要性”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不能通过有限的其他因素来充分解释。
作为一种清楚的思维，它与“事实”概念有不可调和之处。一个在技术上合理的办法是分析事实，而不问对它们的有关兴趣的主观判断如何。但是，重要性概念类似于自然界本身，它是怎么也取消不了的。科学思维中的客观性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坚持客观性的重要性。其实，“拥护一种理论”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坚持。撇开兴趣的感受，就会仅仅是指出了这种理论，而并未拥护这种理论。追求真理的热情以兴趣为前提。持久的观察也以兴趣为前提。因为集中注意意味着不顾不相关的东西，而这种不顾只能以对重要性的某种感觉来维系。
因此，对重要性（或兴趣）的感觉体现于感性经验的存在本身之中。一旦它失去了支配地位，经验就会变得琐碎，并接近于虚无。
5. 关于单纯事实的概念是抽象理智的成果。它已成了非婴儿和非动物的清楚的思维。婴儿和动物所关心的是作为他们对一般环境的反射的需要。这就是说他们沉浸于他们对细节的兴趣之中，而这些细节体现于外在性中。关于细节的抽象的痕迹很是微弱。处于孤立状态的简单事实是原始神话，它为有限的思维，即不可能掌握整体性的思维所需要。
这种神话特征之产生是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事实。联系性是属于一切类型的一切事物的本质。它之成为类型的本质，是因为类型都是相联系的。抽掉联系性，必将抹煞所考虑的事实中的一个本质性因素。任何一个事实都不仅仅是它本身。处于顶峰的文学和艺术的深透起于我们的一种模糊不明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们超出神话学，即超出关于孤立的神话的范围而具有的。
可见，在对一个单个事实的任何考虑中，都暗中预先假定了一个事实的存在所必不可少的同格环境。对这一事实来说，这一同格环境乃是它的视域（perspective，一译透视）中的整个宇宙。但是，视域按不同关联有不同等级，这就是说，它是重要性的等级。感受是把宇宙归结为相对于事实的视域的动因。除了感受的各个等级以外，在每一事实的构成中，无限的细节会产生无数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在略去感受时所要说的一切。但是，我们对于这些结果有不同感受，于是就把它们归结为一种视域。“成为可以忽视的东西”指的是“对感受的某种同格成为可以忽视的东西”。因此，视域是感受的产物，而感受的分级则是按照兴趣感的各种不同区分而为兴趣感所决定。
有限的理智用这种方式研究关于有限的事实的神话。只要我们记住了我们的所为，对这种做法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必须预先设定一种从其整体说我们不能给它下定义的环境。例如，科学一旦忽视了这种局限性，它总要犯错误。作为逻辑的出发点的前提的联结，预先假定了包含于这些前提中的各种未表现出来的假定的联结中不会产生任何困难。无论在科学和逻辑中，人们要做的只是充分提出他们的论证，他们迟早都要陷于矛盾，不管这是论证内部的矛盾还是论证所关联的事实外部的矛盾。
从欧洲科学史来看，大量有才能的人约三千到四千年的连续思维，足以揭露潜在于逻辑思维秩序中的某些矛盾。就自然科学来说，并非完满无缺的牛顿理论存在了三百年之久，而近代科学系统存在的时间大致为三十年。欧洲哲学之父在他的许多思维方式之一中提出了如下的公理：较为深刻的真理必为神话的阴影所笼罩。后来的西方思想史肯定充分证实了他的这个一掠而过的直觉。
必须指出，这些逻辑的或科学的神话，从错误一词的未加审核的意义来说，没有一个是错误的。它们不是完满无缺的，它们的真理为没有表达出来的预先作出的假定所局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一些这样的局限性。轻率地使用“对或错”的概念是理解取得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6. 因此，重要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它是感受的一个方面。由于这个方面，视域被置于所感觉到的事物的整个领域中。在我们更自觉地来接受这个概念时，我们知道按照对于周围事物的兴趣的程度来划分这些事物的效用的等级。我们以这种方式排除某些东西，把注意力引导到某个方面，我们毋需强调自觉地注意而完成必要的活动。重要性和视域这两个概念是密切地交织着的。
我们完全可以寻问，关于视域的理论是否不是一种把重要性这个概念归结为缺乏内在兴趣的单纯实事的努力。这种归结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说，视域是由所感觉到的事物的活生生的重要性而得的单纯事实的僵死的抽象。具体的真理是兴趣的变异，抽象是视域中的整个领域。由之而起的科学是一些物理定律的图式。这些物理定律借未表达出来的预先作出的假定表达了普通人所观察到的那种视域的模式。
重要性是一个种概念，这个概念由它无数个属中的少数几个属占压倒优势而弄得模糊了。“道德”、“逻辑”、“宗教”、“艺术”这些名词每一个都被宣布为包含了重要性的全部含义。每一个都表示一些从属的属。但是种的范围超出于任何一组有限的属。存在着道德与之无关、逻辑与之无关、宗教与之无关、艺术与之无关的整个领域的视域。由于这一虚假的限制，表达融入自然过程的终极目的的活动便变得琐碎，成了对道德观念或对思维规则的维护，或对神秘的情感和对美的享受的维护。这些分化的属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包括世界的目的的最后统一。过程的种的目的是：在这些属中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是可能的范围内获得重要性。
当然，“重要性”一词在通常使用中会使人不能不想到一种多少有些愚蠢的自傲。在此，这种自傲使重要性的意义极端琐碎化。这是哲学讨论长久的困难，也就是说语词必须超出它们在市场上的一般意义。但是，尽管有这种困难，哲学仍必须以日常生活中的预先作出的假定作为其基础。当我们开始接触哲学时，就应当排除知识。我们应当依靠从文明的一般社会关系中产生的淳朴概念。
我想用一件偶然碰到的逸事来描绘这种理论。这件逸事在我看来可能与道德无关。大约在11年前，我的一位少年朋友到了她的10岁生日。我不能说这里说的岁数精确无误。不管怎样，这位少女现在21岁。我们的友谊一直很亲密。这孩子的姑祖母在孩子生日这天带她去看英语歌剧《卡门》的日场演出。她的姑祖母还答应选两个同伴作陪。她选了另一个小女孩和（我很得意地说）我自己。当剧终我们走出剧场时，她望着姑祖母说：“姑祖母，您看这些人真的是好人吗？”她的姑祖母和我都用四处寻找载我们回家的小汽车的办法回避回答这个问题。
我现在提出来讲的是我们在剧场的享受与表演中的那些道德考虑无关。走私者当然是一些不正当的人，卡门就她的行为的细节来说是放荡不羁的人。但是，当他们在舞台上又歌又舞时，道德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美。
我不是说道德的考虑总是与舞台无关。事实上，有时它们就是剧本的主题。但是，在音乐声中、舞步中以及剧场的一般欢乐中，道德隐而不现了。这是一个使哲学家非常感兴趣而使官方检察人员困惑的事实。
7. 问题在于道德规则与涉及相关宇宙的系统特征的那些预先作出的假定有关。如果不应用这些假定，那特殊规则就成了关于抽象的非相关的东西的空洞命题。我们避免关于特殊规则的这种困难的办法，是保留它们的语言以及由于千百年来的社会变更引起的它们的意义的变更。翻译所必不可免的不完善之处也有助于实现这种避免。翻译总是受到译者所处的时代的影响。认为自然界的特殊规律以及特殊的道德规则具有绝对稳定性，这是一种对哲学已产生许多损害的原始幻觉。
例如，试考虑把我们关于家庭关系的道德概念运用于鱼这样的每年成百成千地产卵的生物。
关于道德规则的这一结论绝不能扩大，以致使它否定“道德”一词的任何意义。同样，在一个国家内的行为的合法性概念会使制定完善的法规失去可能性。法律这种工作绝不能被自动器所取代。
道德在于支配过程，以便使重要性增加到最大限度。这是属于它的各种不同维度之内的经验的伟大目的。这个关于经验的维度、关于每一维度之内的重要性以及它的重要性的最后统一的概念，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只要能够画出它的轮廓，我们就能够把握道德概念。道德总是达到和谐、深度和生动的统一的目的。这种统一包含了这种情境下的重要性的完满性。法规的制定使我们超出我们的直接的视野之外。它们包含了对那一时代日常情境的有效的日常判断。它们对文明是有用的，而且确是文明的极关重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过分抬高它们的地位，那只会降低它们的影响。
试以十诫为例来考虑。我们能不能真正认为安息日是七天一次，而不是六天一次或八天一次，是宇宙的一条终极的道德规律呢？我们能不能真正设想礼拜天不能做任何事情呢？我们能不能真正设想时间之划分为日是一切存在的本性的一个绝对因素呢？戒律显然必须与常识结合。换言之，它们是一些行为的准则，在通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最好采用这些准则。
就作为普遍的道德理想来说，并不存在任何属于宇宙本质特征的行为系统。普遍的东西是精神，当一种行为系统被采用时，精神就会渗入这种系统之中。因此，道德并不依据神话的抽象来指出人们应当做什么。它所注意的是一般的理想，这种理想可以证实任何客观的东西。一个人的毁灭、一条昆虫的毁灭、一棵树的毁灭或者巴特农神庙的毁灭，可以是、也可以不是道德的。十诫告诉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最好避免这种屠杀。在那些例外的情况下，我们也避免使用“杀害”一词。不管我们是否毁灭什么，是否保存什么，只要我们因此就经验以世界历史上的这种具体情况为转移而言保卫了经验的重要性，我们的行动就是道德的。
8. 思想上的长足进步往往是那些侥幸的错误的结果。而这些错误是过分简单化的结果。进步是由于如下事实：超越暂时与使用了简单化的概念无关。亚里士多德对于种属和亚属的分析是这种真理的主要例证之一。它是一个可能有的最好的想法，它澄清了由此以往的思维。柏拉图关于“分有”的理论是一种笼统而模糊的预知。他感觉到了它的价值。由于它缺乏充分的明确性，它并不那么完美。在有常识的人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是两千年来理性进步中的一种本质特征。
当然，柏拉图是对的，而亚里士多德是错的。在种中没有清晰的分有，在属中没有清晰的分有，无论在哪里都没有清晰的分有。这就是说，当人们把观察所得的材料推到它们所依赖的预先作出的假定之外时，没有清晰的分有。然而我们却恰恰总是在这些限制内思维。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亚里士多德是对的，而柏拉图是糊涂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没有恰如其分地想到研究每一时代思想中流行的那种重要性感觉的特征的必要性。一切分类都以重要性的流行的特征为转移。
我们现在有三千年到四千年文明的相当详细的历史。希腊人（正如修昔底德斯所揭示的）除了对于几乎是同时代的二三代人的历史外，对于历史是无知的。埃及人和犹太人不加批判地崇拜漫长的历史。如果希腊人对历史有所知的话，他们就会批判历史；犹太人如果不崇拜历史记载的话，他们就会批判历史；埃及人如果不是一些把自己局限于“纯历史”的有常识的人的话，他们也会批判历史。埃及人运用同样的良知未能概括他们的几何知识，因此他们就失去了成为近代文明创始者的机会。超越常识有不利之处。希腊人凭借他们的空想的概括，永远处于童年，这对近代全世界是非常幸运的。错误的恐慌是进步的死亡，而对真理的爱则是进步的保障。
9. 由于这些原因，对历史的批判应是最近四个世纪以来近代世界发展的事了。当然，这并不是突然开始的。这种批判的预期在较古老的文献资料中经常可以找到。但是，说近代思想特别注重历史，那还是对的。这种批判本身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强调记载的确切性。柏拉图的确写了这篇对话吗？康士坦丁皇帝作了这种赏赐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主要的论题。这个校正阶段注重细节，于是它被称为“校勘”（emendation）。这个《埃涅伊特》（Aeneid）的手稿是维吉尔（Virgil）写的真本吗？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但是，荷马与《伊利亚特》的关系则比较模糊。也许荷马和他的同道者可能没有写，即使他们可能写了，他们也未见得写了《伊利亚特》。纸草非常少，记忆下来是比较容易的。因此，这部诗就为一群群弹唱诗人代代相传。他们对于细微末节的改动漫不经心。后来我们就有了与原文面目全非的记载。一切社会认识与议事录的概念也同样是模糊的。精确地记载这个概念有其局限性。
现在西方历史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它正体现着行为的变迁。西方的历史学家现在所描述的是活动的类型、情感的类型，以及作过系统阐释的信仰的类型。它们显示于欧洲民族在他们首先越出欧洲、然后到达美洲以及其他洲和岛屿的边缘时所干的冒险活动中。这种重点的变化在18世纪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例如，典型的博学批评家本特利（Bentley）卒于1742年，研究罗马帝国的衰落以及使它的活动富有生气的种种动机的吉本（Gibbon）生于1737年。吉本没有校勘过著作物的版本，本特利没有描绘过行为的变迁。在欧洲，这种变化可用卒于1707年的马比伦（Mabillon）和生于1694年的伏尔泰（Voltaire）为标志。当然，历史阶段是彼此交叉的。我说的是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兴趣。在更早的时期，连兴趣很广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也发表了精确的版本。在19世纪，注意作历史的叙述更重于作精确的校勘。这种变化当然是有理由的，而一切历史研究的类型也是共存的。
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历史的任务近来越来越局限于对前后相续的事实的叙述。这种知识的理想就是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实事上。那些获得承认的关于因果关系的暗示被局限于对经济动机之类物质事物的陈述。
这种历史使它本身被局限于抽象的神话学。动机的多样性被排除了。谁没估计到宗教信仰的动力，谁就不能著述宗教发展史。天主教教会的历史不只是行为的前后相续史，它描绘从思维方式引申出来的因果作用方式。
因此，仅仅作为前后相续的历史研究慢慢失去了生命力。它是一种人为的信念。事实像汪洋大海，我们力图从各有关时代占主要地位的重要性的特殊形态中找出同格的线索。离开这些内在于每一时代的兴趣，就不会有语言，不会有艺术，不会有英雄气概，不会有虔诚。理想虽然处于实事之后，仍然给了实事的发展以色彩。
10.实事是一种抽象，它是在把思维限制于纯形式关系时达到的，而后者又假托为最后实在。正因为如此，完善的科学就退化为微分方程的研究。具体的世界从科学的网眼中漏过去了。
试以度量的科学概念为例来考察。我们能不能通过权重欧洲的独裁者、内阁总理以及报纸编辑来说明欧洲的混乱局面呢？尽管可以获得一些有关的信息，这个说法依然是荒谬的。我不是主张科学的无关联性。这样主张是愚蠢的。例如上面说过的人们的体温的常规记录可能是有用的。我所指的是这种知识不够完善。
每一种社会制度实现着各种不同方式的兴趣。其中有些是占优势，有些处于背后。18世纪不仅仅是理性的时代，16世纪也不仅仅是宗教狂热的时代。例如，研究宗教改革的混乱局面而不牵涉到美国、印度、土耳其，也不牵涉到民族主义的兴起，不牵涉到印刷术近来的普及，那是可笑的。这些因素的关联性在于它们改变了流行的重要性的方式，而后者是与宗教兴趣相交织的。
宗教和道德的盛衰无常的历史，是把它们撇在一边、而推崇科学的较为稳定的一般性的那种广泛愿望的主要根据。不幸的是，由于自负要把宇宙看作是平凡事物的体现，这必然对美学、宗教和道德概念产生冲击。这些概念既是瓦解又是促进文明的力量。它们推动人类走上升的路，也推动人类走下坡路。当它们的活力减弱时，一种慢性的衰退便发生了。新的理想接踵而至，并使社会行为的活力跟着它们增加。
注重实事意味着把枯燥乏味的东西抬到首位。对这种胜利的任何接近，就是给知识“一种不固定的和一种与世隔绝的品格”，这种品格避而不强调诸如宇宙对个人经验的影响而揭示出来的那些本质联系。
第二讲 表达
本讲涉及包含在表达这个概念中的各种不同观念。更为一般的重要性概念是由表达所设定的。某些东西必然会弥漫在可以造成某种区别的整个背景下。但这两个概念之间却有不同之处。就重要性与宇宙的关系来说，它主要地是一个一元概念。重要性如果局限于有限的个体情境，就不再是重要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重要性是从有限的东西中的无限性的内蕴中推导出来的。
但是表达是以有限的情境为基础的。它是有限性将自身印记于其环境之上的那种活动。因此它起源于有限的东西；它还将有限的东西的内蕴（immanence）体现于处于其自身之外的其众多同类者之中。这二者（即重要性与表达）一起，既是宇宙的一元方面的见证，也是它的多元特性的见证。重要性由作为一的世界通向作为多的世界，表达则是由作为多的世界给予作为一的世界的礼物。
选择从属于表达。有限事物的态势（mood）制约着环境。存在着一种活动的实有（entity），它形成自己特有的视域，被置于周围世界。自然规律是不受人影响而起作用的大量平均作用。而表达则与平均没有任何关系。它在本质上是单个的。一旦平均处于支配地位，表达便黯然失色。
在环境中，表达是起初在表达者的经验中所接受的某种东西的散播。它并不一定包含有自觉的规定，而只有散播的冲动。这种渴求是动物界最简单的特征之一。它是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假定的最基本的证明。
事实上，外部世界非常紧密地与我们自己的本性相交错，以致我们不自觉地把我们关于它的较生动的视域与我们自己同一起来。例如，我们的身体处于我们自己的个人存在之外。但是它们仍然是这一存在的部分。我们想象我们自己在有身体的生命之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人就是身体与心灵的复合的统一体。但是，身体是与它连在一起的外部世界的部分。事实上，它正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条河、一座山、一朵云）一样是自然界的部分。而且，如果我们做到可以吹毛求疵的精确，那我们就不能确定身体始于何处，外部世界终于何处。
试考察一个确定的分子。它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它移来动去以百万年计。也许它是从一个遥远的星云出发的。它进入人体内；它可能是某种食用植物中的一个因素，或者它是作为空气的一部分被吸入肺内。它究竟是哪一刹那进入嘴中或者通过皮肤被吸收呢？它是身体的一部分吗？以后，它究竟在哪一刹那不再是身体的部分了呢？确切性在此是谈不上的，它只能通过某些琐碎的约定才能获得。
于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就得出了这样一个定义：人体是作为人的表达的基本领域的世界的那个部位。
举一个例子。愤怒引起身体激动，这种激动又以适当的语言形式或者以其他激烈的行动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可以让生理学的各个不同部门的生理学家去分析由此引出的各种特殊的身体活动。哲学家应当力戒侵犯专门研究。它的职责是指出供研究的领域。有些领域多少世纪以来没有研究过。它们缺乏卓有成效的开端，或者人们对它们也许从来没有产生过兴趣。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给一种动物的身体，即高等动物的身体下过定义，并且指出了需要探讨的种类。当然，人类从事这一研究已有数千年。不过对它们的全部意义还缺乏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唤起这种意识，然后与所有这一切专门研究的结果协调起来。
到此为止，我们所考察的是有感觉和表达的显性中枢的动物的身体。我们现在可以把定义扩大，以便把包括动物和植物在内的所有生物的身体都包含在内，这样定义就是：
如果自然界的一个部位本身就是从它的各个部分中产生的表达的基本领域，那无论这个部位在什么地方，它都是有生命的。
在第二个定义中，短语“从它的各个部分中产生的表达”取代了上面所用的短语“人的表达”。新定义超出人类之外，超出了高等动物之外，因而较前面的定义广泛。还要指出：这两个定义包含了对行为主义的极端形态的直接否定。按照这种行为主义的理论，“重要性”和“表达”都必须排除，绝不可能合乎理智地运用它们。一个坚定的行为主义者不可能感觉得到驳倒我的命题的重要性，他只能有所行为。
高等动物的身体有两个方面。至此为止，我们还只提到了其中一个方面。第二个定义，即更广泛的定义使我们得以发现动物和植物的区别。对于这种区别，正像对于其他区别一样，不能要求它有一丝不苟的确切性。在动物中，存在着一种通过身体而表现其本身的经验。但这只说了一半。
要说的另一半是，身体由各种不同的经验中枢所构成。这些经验中枢彼此以其本身的表达加之于其他中枢。感受（在这里所用的意义上）或领悟（prehension）是对表达的接受。因此，身体是由相互表达和感受的实有所构成的。表达是散播在环境中的感受的材料，而一个生物是经验的这两个方面（即表达和感受）的一种特别紧密的调节。由于这种构成上的原因，在一种最高的实有内便产生了一种得到调节的感受的多样性，这种最高的实有就是被看作是一个经验主体的一个动物。
因此，一个动物和本身看作是经验中枢的它的身体的各个不同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地位相同。也就是说，它们是彼此生动地表达本身、并且主要依靠这种相互表达而获得它们自己的感受的经验中枢。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作为经验的一个中枢的动物的地位，比它们身体的别的中枢的地位要高。因为这些从属的中枢是专门的东西。它们仅仅接受有限的情感类型，而感觉不到这些类型以外的东西。在整个身体内，各种不同的情感类型有一种复杂的协调。身体的组织使得感受的统一体（作为一种有知觉能力的存在的一个动物）从这些身体活动中取得了它的复杂多样的经验。因此，动物中枢的结合了的感受材料，其地位比它的身体的别的中枢的有关材料要高。
就植物的情况说，我们发觉身体组织显然缺乏一种比较复杂的经验中枢，无论是关于所获得的表达的，还是关于生来就有的材料的。植物的组织好像是一种民主制，而动物则为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经验中枢所支配。但是，这种支配是有限制的，是有非常严格的限制的。对中枢的主导者的表达与主导者从身体所接受的材料相关。
因此，动物的身体展示了它的成分的表达活动中至少一个具有有限的支配地位。如果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活动与身体的其他活动割裂开来了，那全部协调就会瓦解，动物就会死亡。而在植物中，民主制可以分为一些小民主制。如果机能的表达没有大量明显地丧失，它们不难存活下去。
我们的陈述显然太简单化了。第一，动物和植物的区别并不是截然的。在植物中可以找到一些统治的痕迹，在动物中也可以发现一些民主独立性的痕迹。例如，某一动物的身体的一些部分在与身体的主要部分割开时，它们还能保持生命的活动。但是，能力多样性和生命力总要衰竭，而植物即使有这种衰竭，它们还是表现出平等和独立的特征。因此，一般植物和高等动物代表了我们称之为“生物”的使人眼花缭乱的多种多样的身体的两极。
其次，我们忽略了在植物和动物中会同样发现的一些机能的区别。在植物的区系中，根、茎、叶、花和种子，所有这些按普通的观察是明显的东西，而植物学家的详细观察则给这些明显的区别的例证补充了成百种构成植物生命的生理学的其他机能活动。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动物身体，那对于支配经验的独一无二的统治概念就要加以限定。存在着一些实质上控制着身体活动的较低级别的主动者。心脏就是其中之一。从与足相比这点上来说，心脏的跳动是身体的活动所必需的。可以把一只足切断，这对内部器官的损害很小。而心脏则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最高级的动物的身体很像一个有一位君主的封建社会。
动物的智慧的最后统一体也是对新情况的反应器官，是导出所需要的新反应情况的器官。最后，君主有退化为那种加于较低级别的统治者（如心脏）之上的常规习惯。动物能够以常规的手段来应付常规的新情况。但是，支配原则缺乏巨大的力量来突然引出任何较重要的新情况。
高等动物的身体与一复杂的昆虫（如蚁）群体有些相像。但是个别的昆虫对于它们的问题的适应力似乎比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的适应力要强。动物的情况相反。例如，一条聪明的狗对于新的生活方式的适应力就大于它的心脏在身体内发生作用的时候的适应力。狗是可以训练的，但它的心脏却一定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本能地活动。
2. 当我们涉及人类的时候，自然界似乎会突破它的诸界限中的另一界限。享受和表达的中枢活动会在它的各种不同的功能活动的重要性中假定一条相反的路线。从概念上采纳未实现的可能性变成了人类精神活动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使人极为惊异的新事物就这样导入了。有时是赐福的，有时是诅咒的，有时完全是受到版权的特许或保护的。人类的定义是：在动物的这一个种中，中枢活动是在他们与新事物发生关系时发展起来的。这种关系是二重的。有的新事物得自身体的各种不同表达的聚集。就将这些新事物归结为表达的融合而论，它们需要加以确定。
其次，有一些感受的新事物是从采纳未表现出来的可能性中导引出来的。这个第二方面是人类概念经验的扩大。对这种概念感受的特征描述是对于可能有的东西和可能已有的东西的感觉。它就是采纳非此即彼的东西。它在其最高发展阶段上变成了对理想的采纳。它强调上一讲中所讨论的对重要性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表现于不同的属中，例如道德的感觉，宗教神秘的感觉，作为美的调节的微妙的感觉，作为相互联系的必要性的感觉，作为意识的每一个因素的区别的感觉。
同时，转向表达正是感受的本性。因此这些不同的感受的表达就导引出了不同于对动物行为的叙述的人类历史。历史是对人类所特有的感受的表达的记载。
但是，动物和人之间的转化有种种等级。我们在动物中可以看到情绪性的感受，那种感受主要是从身体的各种功能活动中衍生出来的，经常带有由概念的功能活动中导引出来的目的、希望以及表达的色彩。在人类中主要也仍然是依赖身体的功能活动。不过，人的生命的价值、它的重要性是通过未实现的理想借以使其目的具体化并使其行动具有色彩的那种方式取得的。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一种意义上不过是程度的区别。程度的大小引起了一切区别。跨过分界线，一切就不一样了。
因此我们在自然界中发现有四种现实事物的集合体。最低级的是无生命的集合体，其中的相互影响主要是可用形式科学（如数学）表达的一种形式特征的相互影响。无机界为平均性所支配。在它的各个部分中缺乏个别的表达。它们的选择的闪光（如果有的话）是不常发生的、无效果的。它的各个部分仅仅传递平均表达，所以结构残存着。因为这种平均性总是存在的，它使个体性受到窒息。
植物等级显现出一种从它的各个部分产生的合乎目的影响的民主制。有机体的主要目的是使它本身的协调的个别表现性存在下去。这种表现性有很大的平均性。不过这种平均性的本性是由它自己的身体组织的错杂性所支配的。它在无机界的非人格的平均形式上补充了协调的有机体的个体性。在无生命的物质中是纯粹潜在的东西，在植物中已因苏醒而得到了某种实现。不过，在每一种植物中，整个躯干的机体严格地限制了各个部分的表达的个体性。
动物等级中至少包含了一种为错综复杂的身体功能活动所支持的中枢现实事物。它显示出了超越（尽管是模糊地）单纯的生存目的的目标。对于动物生命来说，重要性的概念（就它的许多区别中的某些区别而言）有一种现实的关联性。动物中的人的等级无限地扩大了这个概念，从而引入了对各种重要性都极关重要的新的功能活动的事物。道德和宗教是作为人在每一情况下都朝向至善的这种动力的两个方面而产生的。道德在高等动物中即可看出来，宗教则不能。道德强调细节的情境，而宗教则强调宇宙所固有的理想的统一。
在从无生命的物质集合体到人体组织的每一社会集合体等级中，都有表达的必然性。由于平均的表达以及平均的接受，使纯粹物体的平均活动局限于与支配自然界的那些规律相符合。人体之显示出表达一个人的内心的感受（情感的和有目的的）活动，是出于个体性的表达和接受。
3. 这些身体的活动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具有强烈的选择性。一个发怒的人除非掺杂了其他情感，通常不会对着整个宇宙挥拳。他做出一种选择，把他旁边的一个人撞倒。然而按照引力定律一块石头却无偏无倚地吸引着宇宙。
自然科学具有无偏性，所以它不能作为动物行为的唯一解释者。诚然，这块石头落在一块特殊的地上。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周围的宇宙表示一个微分方程的特殊解法。这个人之挥拳是出于一种情感：寻求宇宙中的一种新特征，即他的对手的摔倒。就这块石头而言，为普遍规律所支配；就这个人而言，必须以个人的满足来解释。这些享受受到普遍规律的约束，但是它们与其强度相适应而超越普遍规律，它们还引起单个的表达。
意识是高等动物的享受的选择性的第一个例证。它是从将生理功能的各种活动协调起来的表达中产生的。有一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即：我们自觉地观察在我们周围起支配作用的自然界的那些活动。情况恰恰相反，感觉意识并不易于区分它对于具体的身体功能活动的依赖。做到这样的区分通常意味着身体不健康。如果我们观察我们内脏的活动，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出了毛病。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的无限复杂这一点看作是不成问题的。
认识论的第一原理应当是：我们对于自然界的关系的不确定的、易变的方面是自觉地观察的首要论题。这不过是常识。因为对于它们我们知道如何对付。有机物的持久性是依靠它们自身的动量来维持的：我们的心脏跳动、我们的肺呼吸、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胃消化。对于这些基本活动加以注意，需要有高级思维。
高等动物已经显示出了一些对自然界的表面关系。例如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这些联系可以相应于它们的高级性质而改变。例如，只要我们闭住双目，视觉经验就消失了。我们可以遮住我们的耳朵，听觉因此消失了。
作为精密科学基础的经验完全是表面的东西。瞎子和聋子能够做出人类生活中许多了不起的事情。他们被夺去了人类生活的拐杖。公路上的交通信号灯对于执行现代任务是有用的。但是没有汽车，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有伟大的文明。
然而，虽然这些感性经验之中任何一种对于有机体的存在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其整体则是高等动物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人类与具有类似能力的动物的区别在于他们有直接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这要求有一种能够想象的概念的力量和一种能够发生作用的实际力量。感性经验的作用在于它们是易于驾驭的。
动物引发和加强了它们与自然界的联系的表面方面，它们由此获得了一种了解世界的易于驾驭的手段。人的心灵是有机体的核心，它所关心的主要是人的存在的细微末节，它并不轻易去沉思身体的基本功能。它不是注意身体对植物性食物的消化，而是抓住阳光照在叶子上的光彩。人的心灵是诗歌的源泉。人是宇宙的产儿。他们具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进取心和不合理的希望。一棵树的不移的活动仅仅是为了活下去。一只牡蛎与此有了一些细微的区别。依此，活下去的生活目标在人那里就变成了为了各种各样有相当价值的经验的生活目标。
哲学的陷阱在于专门注意这些易于驾驭的关系，而忽视了自然界的基本的必然性。于是思想家们拒绝我们内心的模糊的经验，而喜欢仅仅玩弄与对基本实在的虚构相联系的各种不同的感觉。我现在认为，在我们的整个经验构成中包含了我们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及由行将产生的事物构成的新关系。现在继承了过去，建构了未来。但是，持久性的程度和必然稳定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许多世代以来，人们试图把我们的终极见识解释为仅仅能说明感性印象的东西。的确，这个思想派别可以直接追索到伊壁鸠鲁。它可以援引柏拉图的某些词句。我认为这种哲学理解的基础类似一种阐述完全是由公路上的交通信号灯衍化过来的现代文明的社会学的努力。车辆的行驶是由这些信号灯调度的。但是这些信号灯不是交通的原因。常识证实了这一结论。因此这种说明绝大多数是没有必要的。
上世纪流行的认识论所否定的正是这种直接的见识。它就其细节说虽然模糊，但仍是一切合理性的基础。兴趣和重要性是精确地区分感性材料的主要原因。交通信号灯是交通的产物。
重要性产生兴趣，兴趣导致区分。这样兴趣就增加了。兴趣和区分这两个因素彼此推动。最后，意识逐渐地、断断续续地发展起来了。它成了推动的另一动因。
4. 这一讲的主题是表达。因此我们现在来谈一个突出的例证，说明人类怎样把他们与世界的易于驾驭的联系虚构成一种表达手段。语言是人类天才的胜利，它甚至越出错综复杂的现代技术。它表现出了维持了两万年之久的普遍的理智。值得注意的是：在看和发声这两个不可兼得的东西中，发声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媒介。也许曾经存在过手势语言。这种语言的确有迹可寻。但是手势语言有一个弱点，即人们在使用这种语言时不能做很多别的事。发声的优点在于我们在讲话时四肢可以自由活动。
但是，不自觉地利用发声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手和臂是身体不那么必要的部分。我们没有它们也能生存。它们与身体的存在并不休戚相关。而在发声时肺和咽喉都发生作用。所以在说话时，就有肤浅、并易于控制的表达散播开来，而且，有机体存在的模糊的内在性的感觉也被激发出来。因此发声是有机体存在的深层经验的天然符号。
这种实在的感觉对于符号论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当面交谈比听录音更有价值。如果大学里的各个系可以被五十部留声机和几千张唱片取代，那是最经济不过了。我们的确可以认为16世纪出版的书取代了大学。其实恰恰相反，16世纪和17世纪是教育基础发展中的一个积极时期。实在的感觉单靠感性材料（无论是听觉或视觉材料）绝不可能恰如其分地证实。存在的联系性所涉及的是理解的本质。
语言有两种功能：与他人交谈和与自己交谈。后一种作用往往被忽视了，所以我们打算首先来研究它。语言是从一个人的过去到一个人的现在的表达。它是与过去的实在紧密相联的感觉在现在的再现。因此过去的经验在现在仍然清晰。这种清晰性得之于非常确定的感觉材料。这样，清晰的记忆是语言所赋予的，而语言被看作是从一个人自己的过去到一个人自己的现在的表达。
其次，通过接受说话人的连贯的句子，可以利用共同的语言将听众的以词表现的片断的过去的经验重新结合成为一种新的、富有想象力的经验。因此，在语言的两种作用中，直接的、富有想象力的经验大大增加了，并且带有实现或可能实现的标记。
当我们考察语言的内容时，即考察它所表示的经验时，值得注意的是它怎样大大地偏离高级感觉的抽象。它的意义包含了彼此为起因的现实事件的具体关系。笛卡尔在他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中称之为“客观实在”（realitas objectiva）的东西包含于大多数句子中，特别是那些记录较为简单的经验的句子中。
例如，试考察一下本讲开头举过的关于一个发怒的人撞倒他旁边的人的平常例子。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样一番景象做出一个图画想象。但是，想象的感觉之流并不是我们的思维的本质所在。一个事件能够以许许多多方式引起感性图式。它既可以在白天引起，也可以在夜晚引起；它既可以在大街上引起，也可以在家里引起。各种各样的态度中每一种对于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是无偏的。但是，在所有这些模糊的感觉材料中，都肯定了接连不断的事件之流。这样就使发怒的人的拳头完全扰乱了他的被害者的身体的稳定性的功能活动。这不是一种受到肯定的感觉之流，而是作为发怒的人的表现结果的身体的摔倒。
同时，一个人发怒无疑会影响到他自己的身体的活动。用显微镜作精密的生理观察能够给观察者提供许多视觉材料。其次，试考察由一个人打倒另一个人的概念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感性图像。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是什么呢？它们本身不过是视觉材料的不同的结构。它们的统一性是由它们所暗示的世界的联系过程的类型所构成的。
如果抛开这个专门的例证，那从同一种行为得出的不同的感性经验就有统一性，也就是行为的同一性中的统一性。解释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可以加之于视觉或听觉材料的各种不同的转化形态上。但这些解释仍是指同一种行为，而行为也可以不是纯物理的。英雄气概、勇敢、爱憎都可以描绘发生的事物的特点。
语言的本质在于：它利用了经验中的这样一些因素，后者最易于抽象出来供人自觉接受，也最易于在经验中再现。经过人类长期利用，这些因素与它们的意义联系起来了。这些意义包含了极为多种多样的人类经验。每一种语言都记载了一种历史传统。每一种语言是利用这种语言的社会制度下表达的文明。语言是表达的系统化。
在所有这些表达思维的方式中，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人们甚至认为语言就是思维，思维就是语言。例如句子就是思维。许多学术著作都默认了这一理论。有不少学术著作明白地阐述了这一理论。
如果采纳了关于语言的这种极端理论，那为什么可以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或为什么在同一种语言中可以将一个句子转述为另一个句子，就难于理解了。如果一个句子是一种思维，那另一个句子是另一种思维。诚然，任何翻译和转述都是不完善的。但是，如果一个词，或者一个音节、一个词序不是同一的，那怎样达到这种不完善的翻译或转述呢？如果人们求助于语法，那就是求助于一种处于词、音节，或词序之后的意义。我们有些人力图发现表达我们的观念的词。如果词和词序结合起来构成观念，那这种努力如何产生呢？这样我们就会一方面力图获得观念，另一方面又意识到未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观念。
现在让我们承认语言不是逻辑思维的本质所在。但是这一结论必须仔细加以限定。如果没有语言，思维的维持、思维的从容恢复、思维的交织为更为复杂的东西、思维的交换，都要大大地受到限制。人类文明是语言的结果，而语言又是向前发展的文明的产物。思维的自由是由于语言才得以可能，因为正是由于语言，我们完全摆脱了主观心情和客观条件的直接性的束缚。我们西方关于自由的概念是从雅典人那里继承过来的。他们运用了一种因其精致的变化而最为优秀的语言。这一点绝非偶然。
否认语言是思维的本质所在，并不是肯定离开与语言协调的其他活动思维是可能的。这些活动可以称为思维的表达。如果这些活动满足了一定条件，它们就被称为一种语言。这几讲的总的题目是讨论思维与它的各种表达活动的相互制约。
这些情感的和物理的活动的历史比思维的历史悠久。当思维处于胚胎中时，这些活动就已为我们的祖先所有了。思维是与它同时发生的这些活动的产物，而当思维出现时又改变了这些活动。与表达脱离的纯思维概念是知识界的虚构。思维是兴奋的一种巧妙的方式。它像一块石头投入水池一样激起我们整个存在的波澜。不过这个比喻不恰当。因为我们应当把波澜看作是投石入水引起的东西。波澜引起思维，而思维扩大和歪曲了波澜。为了理解思维的本质，我们必须研究思维与思维在其中发生的波澜的关系。
5. 但是，撇开关于思维的起源和结果的这些细微的区分，而就通常以最单纯的方式所理解的而论，语言表现为思维在习惯上的结果和思维在习惯上的显现。为了理解思维的方式，我们必须努力返回到心理学。因为心理学造成了语言的文明。如果人们想反过来表述，那就是造成文明的语言。
首先需要指出，我们现在运用两种形式不同的语言，即有声语言和可见语言。人们既有口语，也有书写语。书写语的出现为时不久。即使我们承认原始的图像中有书写语的模糊的先兆，书写语的历史也不过一万年。但是书写语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思维的有效工具，大概顶多只有五六千年。
作为人类经验中的一个因素的书写语可以与蒸汽机相比。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不久的、人工的因素。口语的历史和人性本身一样悠久。它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因素之一。不过我们不要夸大。现在，如果口语在意外的情况下丧失了，还可以用其他办法把人的全部经验引导出来。但是，口语由于发展成了一种一般的社会成就，因而仍是人类的成长中一个主要的创造因素。口语是人性本身，它没有一丝一毫书写语所有的那种人工因素。
最后，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我们现在已非常习惯地把书写语和口语混杂在一起。当我们讨论语言时，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指的是口语还是书写语，或者二者的结合。但是，口语和书写语的这种结合是非常新近的事。大约在五百年前，能够阅读的只有少数人，至少在欧洲人当中是如此。这一点是宗教的象征意义以及客店和商店挂有图的招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大贵族的纹章是书写的代替物。书写对于语言的心理学的影响是文明史上被忽视的一章。
口语在它表现于动物和人类的行为的胚胎阶段，其变化是在情感表达和信号之间发生的。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它很快变成二者的混合物。在语言的越来越精确的发展中，口语保留了这三个特征，即：情感表达、信号以及二者的相互结合。但不知为什么，在发达的文明的理性化了的语言中，这些特征却消退到背后了。它们使人想到失去了其支配地位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不注意语言的功能中的这种微妙的变化，我们就不能理解三千年以来的新近的文明中的思维方式。对于语言预先作出的假定是各式各样的。
语言在产生时对于直接境况有一种起支配作用的关系。不管它是信号还是表达，它首先是对于这一环境中的那种境况的这种反应。在语言的起源中，直接当下的特殊性是所表达的意义中的一个突出因素。种名“鸟”仍以未分辨的意义为基础；在某种另外的机缘下，即使这些特殊的鸟也不过是模糊地被感觉到。语言首先所表达的是此时此地在这些环境中注意力指向这些鸟。
语言从某种特殊环境下作出的假定中逐渐达到了它的意义的抽象。法语辞典于一定日期在巴黎出版这个事实与词的意义在辞典中所得的解释是没有关系的。与英语“绿色”这个词同义的一个法语词的意义正是“绿色”，而这与欧洲或行星系的状况没有关系。“绿色”就是“绿色”，此外别无意义。人们一旦按照这个词的意义理解了这个词，就没有什么再可说的了。
当然，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文明得多。他们只能想象与某一特殊的春天的早晨有关的绿色。我们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记忆能力以及推测能力无疑是不断提高的。我们不能以生于能够撇开春天来谈论绿色的人当中这一点而过分沾沾自喜。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一条警告：什么都不要过头（Nothing too much）。
只要语言主要是口语，那对于环境的某种特殊性的关系就是最主要的关系。试考察“一个温暖的日子”这句话。在按标准辞典解释的书籍中，这些词具有与地球转动、太阳存在以及科学的湿度理论相关的一般化意义。现在我们撇开辞典，忘却一切科学的枝节，那样，根据专门知识得出的这种抽象，用“一个温暖的日子”这个不由自主说出口的话表示的经验，与得克萨斯的说话人或者北海之滨的英国的说话人的经验就会大不相同。但是意义的同一性仍是存在，什么都不要过头。
我们必须把语言理解为对作为知识的基础的有同一性的东西（identities）作出表达，理解为对与环境相关联并作为存在的本质的特殊性作出假定。口语耽于社会交际的直接性。书写语藏之于册，它抽出了显著的环境而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被打开阅读。在此我们发现了写和讲融合的例证。朗读是一种艺术，读者可以读得大不相同。这样环境的直接性与书写的抽象性就发生关系了。
语言的发展所固有的抽象有其危险。它使人脱离直接世界的实在事物。它脱离了平衡的重点，而终结于那些机敏的人士的琐事之中。然而，尽管有许多危险，文明的最后兴起还是由于这种抽象。这种抽象对概念经验作出了表达，概念经验潜在于整个自然界，尽管是以与平均事实非常符合的形式保持下来的。在人类那里这些概念经验是协调的。它们通过其整个环境表达自己。这种协调有审美的和逻辑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将成为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最后需要对我们今天下午讲的作个总结。这一讲不外是将一些古老的文明思想加以翻新，而这些思想所涉及的是从地球上生命视域中所看到的宇宙的发展。在比较近代思维和古代记录时，我们必须记住翻译的困难，以及任何一个力图获得处于市场的日常语汇之后的思维的语言表达的思想家的困难。例如，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英语木材（wood）一词来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词汇 [1] ，并且一定要给这个词以最准确的意义，那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认识就会大不相同。显然，在三千年以前就有一些深刻的思想家，他们的想象受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肤浅的表现形式的束缚。
但是，我们能够从缺乏想象力的学者所编辑和改编的记载中识别从地球上生命视域中所看到的宇宙进化概念。我们能够识别包含了大量的物理等级、植物和动物等级的分类，识别最后产生的人类生命。
我们也能够识别根据给事物命名的天真的、幼稚的想法而把语言和人类经验的产生交织起来的概念。事实上，整个古代的想法都是极为单纯的。但是，近代翻译的夸张的一般性所达到的不外是避免各个不同阶段之间的过分确定的区分以及对所包含的动因的过分简单化。
本讲是根据内蕴，根据作用和反作用而写成的。它关于人性的最后结论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和人类的语言彼此创造。如果我们想肯定语言的产生是一个给予的事实，那说人类的心灵是语言给予人类的礼物就一点不是夸大。
第六天的状况应当写出来，上帝给人类以语言，人类于是就成了万物之灵。
* * *
[1] 指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概念。这个概念希腊文为 hele，有木材之意。——译者
第三讲 理解
上面两讲讨论了重要性和表达。理解这个概念是我们力图以之来分析人类理智的三个概念中的第三个概念。我们探求的是理解理解。
我提请大家注意，整个说来，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可以阐明理智的片断方面。但是，总是有一种理解不能为我们所领悟。其理由是：脱离被理解的事物的纯抽象的理智概念是一种神话。因为全面的理解乃是完全掌握整个宇宙，我们是有限的存在，我们不可能有这种掌握。
这不是说，有一些事物的有限方面在本质上不可能纳入人类认识范围之内。任何存在的事物，就其与其余事物的联系的有限性而言，都是可以认识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根据任何事物的某种视域来认识任何事物。但是，整个视域则包含了有限的认识之外的无限性。例如，我们可以根据“绿”色的某种视域来认识绿色。但是，在宇宙的其他时代，当其他的自然规律起作用时，绿可能是什么，则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不过没有任何事物在本质上不可认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可能获得一种洞察自然界其他可能性的想象力，从而获得对于其他想象的时代的绿的可能性的理解。
有一首关于约80年前剑桥三一学院院长休厄尔博士（Dr. Whewell）的诗。这首诗是人所共知的。其中写道：
我是这所学院的主事，
我所不知道的东西，
就不是知识。
这种态度在知识界中一直流行。它使想象的思维枯竭，从而阻碍了进步。
在我们对理解的讨论中，这是我想反对的第一个异端。我并不把这个异端之名加之于休厄尔博士，虽然据说他由于博学而自高自大。我要说的是理解从来不是一种完全静止的精神状态，它总是带有不完全的和局部的渗透过程的特征。我完全承认理解的两个方面都涉及我们的思维方式。我的论点是，当我们在渗透过程中来体认自己时，我们所具有的自我认识比我们对理智工作的一种完成感受到的要更为充分。
当然，从一种意义上说有一种完成。但这种完成预先假定了与某种特定的未确定的环境的关系，它置于一种视域之上并有待探索。这就像我们有大量关于“绿”色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受到世界在现时代的视域的限制。它与一种确定的、未探索的广泛性相关。而这种广泛性本身只能由它与其他广泛性的关联来理解。
雪莱在他的戏剧诗《古希腊》的一段合唱词中写道：
世界之上的世界永远簸颠，
从创造到毁灭，
有如江河上的水泡，
晶莹劈啪地流泻。
在这条创造的通道中，理解受到其有限性的限制。另外，在无限的有限事物中，没有任何有限的东西实质上是否定无限性的。这样的无知是偶然的，而认识的这样的可能性揭示了它与已知事物的未探讨的方面的关联性。任何有限的东西的认识总是包含了对无限性的一种关联。
文明的思想发展所必要的专门化在上一世纪对于学者的哲学见解、从而对于促进学术工作的机构的发展，发生了最为不幸的影响。大学中各个系都自此强调各自的独立性。一个大学所获得的声望，也与它的这种专门化的扩大成正比。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理解的宽度变窄了。十九世纪是一个取得了伟大成就的时期，这些成就可谓数不胜数。但它未能产生对于各种各样的兴趣、各种各样的潜在的东西都有敏锐的认识的学者。它在应当力求理解的地方却做了批判和推翻的工作。每一个时代的兴趣的详细状况，从这个时代以外的眼光来看，是理解的深度和状况的琐碎的一种粗糙的混合。但是为了理解存在的本性，我们必须把握这样一种深度的本质特征，这种深度超出一切错误的细节，它是该时代可以识别的生活的上升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此必须补充另外一种限制，那就是如果有上升的话。
上世纪是文艺复兴时代在产生它的后继者时所受的种种痛苦中的最后阶段。文艺复兴时代本身就有一些妨碍智慧的兴趣正常扩展的限制，它起源于看作是文明的生父的希腊人的学识。毫无疑问，欧洲之受惠于希腊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但是，希腊思想，即使扩展为希腊－希伯来－埃及思想，毕竟只代表重要性的多方面的方式的一个有限的方面，而重要性一直在人类意识的边缘产生推动力。
我们必须进一步努力来求理解。在十九世纪，希腊学者显得比最优秀的希腊人狭隘，基督教学者显得比最优秀的早期神父狭隘，科学家显得比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创始人狭隘。总的说来，十九世纪所知道的比希腊人、神父和科学的创始人加在一起所知道的多得无可比拟。但是，现代人对于潜藏于背后的大量可供选择的东西（伟大的或令人憎恶的，伺机推翻我们的肯定时间不长的传统的）失去了感觉。如果文明需要存在下去，那扩大理解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2. 什么是理解呢？我们怎样得以说明它的特点呢？首先，理解总是包含了结构概念。这个概念能够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出现。如果被理解的事物是结构的，那就可以按照这一事物的因素以及将这些因素构成这一整个事物的交织的方式，来理解这一事物。这种理解的方法会显示出一事物为什么是一事物。
第二种理解方式是把事物看作是一个统一体（不管它能否作分析），并获得关于它对其环境起作用的能力的证据。第一种方式可以称为内在的理解，第二种方式可以称为外在的理解。
但是，这种说法还只说了事情的一半。两种方式是相通的。即一者预先假定它者。第一种方式把事物看作是一种结果，第二种方式把事物看作是一个表示原因的因素。按照后一种阐述我们的意义的方法，我们把宇宙的过程纳入到了理解概念之中。对于过程预先作出的假定的确好像涉及我们以前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这两种解释意义的方法当作是运用来理解自然的历程的方法。
诚然，只要与过程的关系未弄清楚，任何事物最后都未被理解。但是，撇开了与无理性的事实的通道的关联的那种理想关系的理解是存在的。就这种关系概念而论，不存在转化。
例如，从一种意义上说，在全部数学中都没有转化产生。相互关系表现于它们的超时间的永恒性。诚然，在数学讨论中有时间概念、接近概念和近似概念。但是运用于科学中时，时间的时间性和接近的运动都被撇开了。照一般理解，数学中的理想事实是自明的。
即使在数学家中，范围广宽的理解也很少。存在的是关于理解的片断的知识以及这些片断之间的联系的片断知识。这些联系的细节也被理解了。但是这些知识的片断是彼此连接的。它们并不是结合成为一种广泛的自明的并列关系而存在。对于近来已受注意的细节，充其量只有一种模糊的记忆。
自明的细节的这种连接被称为“证明”。但是，数学的广泛的自明性是人类所达不到的。
举一个例子。１和４相加所得的和等于２和３相加。这个知识片断在我看来是自明的。这是一种初等的浅显知识。但是，除非我自欺，对它我是看得清楚的。如果引入了较大的数字，那我就不大会肯把任何这样的知识说成是自明的。我不得不对证明有所轻蔑。其他人具有更广泛的力量。
伟大的印度数学家罗摩努间（Ramanujan）的早死如同伽罗瓦（Galois）的早死一样，是科学的一种损失。就以他为例来说吧！据说，第一百个整数的每一个他都很娴熟。换言之，他对于自明的见识以及他对这种见识的喜悦，在性质上与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到５这个数字为止的整数所感觉到的相同。从个人来说，我所娴熟的不可能甚于这个数字。按照我自己的情况，这个数字的限制也多少妨碍了罗摩努间所享有的那种喜悦感的增加。
我承认对于关系模式有很大的兴趣。在这种关系中，数的关系和量的关系完全是次要的。我提及这些我个人的细节，为的是强调自明性可以假定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特征。这种假定既可根据自明的结构的范围，也可根据其特征。上面已经提到的“完成”感是出于我们的理解的自明性。自明性实际上就是理解。
渗透（penetration）感也系于我们对可理解性的经验之上，它必然与理解的增加相关。离开某种增加的感觉来感受完成实际上不能达到理解。因为这不能朦胧地感受到与外在事物的未探讨的关系。在某种完成感之外来感受渗透也不能达到理解。因此渗透本身的意义不完全，它缺乏成就。
3. 我们现在来讨论“证明”（proof）概念。从“证明”一词的严格意义来说，我所提出的这个论题把“证明”当作是一种薄弱的第二位的程序。如果用了“证明”一词，那进入人心的下一个概念就是半心半意（half-heartedness）。除非证明引起了自明性，从而使它本身成了不必要的东西，那它就会导致一种二等心态，引起缺乏理解的行动。自明性是一切伟大之处得以支撑其自身的基本事实，而“证明”则是人们经常借以获得自明性的途径之一。
作为这种理论的一个例证，在哲学著作中证明应当尽量少。应当把全部力量用之于表现关于事物的本性以及它们的联系的基本真理的自明性。应当指出，逻辑证明从前提出发，而这些前提以证据为基础。因此证据是以逻辑为前提的。它至少以逻辑具有某种重要性这个假定为前提。
哲学是将事物的本性的基本证据显示出来的基本尝试。一切理解都以这种证据的假定为转移。一种正确地用语言表现出来的哲学将会调动一切前提所假定的这条基本经验。它使人心的内容成为易于驾驭的东西；它给片断的细节增加了意义。它揭示结合和分离、一致和不一致。哲学是对支配特殊思维方式的抽象的批判。
可见，无论从哲学这个名词的何种意义来说，哲学都是不可证明的。因为证明以抽象为基础。哲学总是自明的，否则它就不是哲学。任何哲学论说的尝试都应当产生自明性，而达到这样的目的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不管怎样，哲学中的一切推论都标志着一种不完满，而这种不完满与人的一切努力相伴随。哲学的目的是纯粹的揭示。
哲学的最大困难是语言的失误。人类的日常交际所涉及的是变化万千的情况。没有必要提及自明的事实。因此，在比较固定的空间关系成了自觉分析的题目以前，狩猎场成千年被描绘于洞壁上，当希腊人需要表达自然界的现实事物的终极特征的名词时，他们就不得不利用水、气、火、木之类的名词。
当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巴勒斯坦、从巴勒斯坦到埃及的古代世界的宗教思想需要用之于表达宇宙的方向的最高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为一切秩序所依赖，它给重要性以意义）的名词时，他们除了模仿统治尘世帝国的暴戾的、自负的和专横的暴君的特征外，找不到更好地表达本身的办法。在文明宗教的起源中，神类似于专制君主。我们现代的礼拜式仍有这种痕迹。这种陈旧概念的最有力的否定散见于佛教教义和基督教福音书中。
语言处于直觉之后。哲学的困难在于表达自明的东西。我们的理解超出了语汇的日常应用的范围。哲学与诗相类似。哲学是寻找诗人作出生动暗示的惯用语汇的努力。它力图把密尔顿（Milton）的力息达斯（Lycidas）简化为散文，从而力图创造一套可以用于思维的其他联结的语言符号。
哲学的这种关联性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理解主要不是以推理为基础。理解是自明的。但是我们的直觉的清晰性是有限的，而且明灭不定。因此推理是我们用以达到我们所能达到的那些理解的手段。证明是扩大我们的不完满的自明性的工具。它们预先假定某种清晰性，它们也预先假定这种清晰性表现了我们对于周围世界（事实的世界、可能性的世界、价值的世界、目的的世界）的模糊不明的认识的一种不完满的渗透。
4. 讨论到这里，我们要注意明白地认识事物的另一方面。这就是一种一般特征，其特殊形式有“无秩序”、“罪恶”、“错误”这些不同名称。事物在某种意义上会脱轨。于是，由坏变好的改正概念或者由好变坏的衰败概念就会进入到我们对于事物的本性的理解之中。
哲学家们受了一种诱惑，即他们要编造关于对诸因素加以调整的神话。然后作为补遗引入破坏（frustration）概念作为第二方面。我认为，这是根据十九世纪的，甚至是伟大的斯宾诺莎的一元论的唯心主义而作的批判。说一元论哲学中所设想的绝对会引起其自身的细节的混乱是完全不可信的。
没有理由认为混乱不及秩序那样重要。我们的任务是得出一般概念，这种概念为二者都留有余地，还指出了扩大我们的渗透力的道路。我建议我们从宇宙的两个方面的概念出发。这个概念包含了一个统一性因素。按其本质说，这个统一性因素包含了事物的联系性、目的的统一性和享受的统一性。重要性的整个概念与这个终极的统一性相关。在宇宙中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东西，即杂多性因素。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现实事物，每一个都有单独享受的经验，但又彼此需要。
对统一性的任何描述都要求有许多现实事物，而对许多现实事物的描述需要得出重要性和目的的统一性概念。由于许多事物在本质上有个别性，于是有限的实现就有冲突。因此将多加总为一以及重要性从一到多的导引，就包含了关于无秩序、冲突、破坏的概念。
这些是宇宙的基本方面，对存在的各个方面进行思考的常识将这些基本方面赋予哲学，以便阐明理解的某种连贯性。如果哲学简单地忽视了难题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规避自己的责任。我们绝不可能完全理解，但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渗透力。
如果存在着一种完全的理解，那任何特殊项目就属于已经清晰的东西。这样它就不过是已知的东西的重复。在这种意义上存在着同语反复（tautology， 重言式）。同语反复是在理智上对无限者的逗乐。
也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选择特殊项目来加以强调同样是随意的。它是无限者用以控制它的注意中心的约定。
对于有限的个人来说，存在着根据其本身的经验对于新事物的渗透，而对于细节的选择则服从个人由以诞生的因果关系。哲学有在属于无限者的观点和属于有限者的观点之间摇摆的倾向。因此，尽管理解是不完满的，只要模式已被识别出来，它就是模式的自明性的证明。同样，对于有限的经验来说，推理是进一步渗透这种自明性的成就。
部分地被理解的模式，按照它所排斥的东西较之按照它的完成所蕴涵的东西，要更为确定。按蕴涵而言，完成的其他方式是无限的。但是，只要存在着加之于未完成的发现的任何确定性，就肯定有一些因素被排除在外。逻辑之以不相容性概念为基础，是大约在二十年前由哈佛大学的亨利·舍菲尔（Henry Sheffer）教授发现和提出的。舍菲尔教授还强调指出模式概念是逻辑的基本概念。这样，就使数理逻辑获得了一个重大的进步。
第一，如果把逻辑建立在不相容性概念的基础上，那肯定引入了关于有限者的概念。因为正如斯宾诺莎所指出的，有限者就是排斥了可与其本身比较的其他事物的东西。因此，不相容性把逻辑建立在斯宾诺莎的有限者概念的基础上。
第二，正如舍菲尔指出的，从这个不相容性概念中可以得出否定概念和推理概念。这样就为整个逻辑运动做了准备。我们可以指出，逻辑的这种基础意味着破坏这个概念更加类似有限的精神，而和谐的结合这个概念则是从一元论的宇宙这个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哲学的任务是使世界所表现的这两个方面协调起来。
第三，逻辑的这种基础启发了我们对于过程的理解，而过程是我们经验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处于现在，这个现在是变化不居的。它源于过去，孕育未来，而且正在通向未来。这就是过程。而在宇宙中，过程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5. 但是，一切事物如果能够结合起来，那为什么会有过程呢？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体现了一种对过程的否定。按照这种回答，过程不过是现象，对于终极实在来说没有意义。在我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不适当的，为什么不变化的事实的统一能够引起变化的幻想呢？可以肯定地说，满意的回答一定体现了一种对于将变化和永恒（二者相辅相成）交织起来的理解。这种交织是一个基本的经验事实。它是我们关于人格的同一性、社会的同一性以及一切社会学上的功能活动的概念的基础。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不相容性和过程之间的关系的另一方面。不相容性指的是：构成一对命题各自的意义的事物的两种状态不可能并存。它否定了这些意义之间的一种可能的连接。但是，这些意义却结合于关于不相容性的判断本身之中。这是一种混乱。当柏拉图让他的著作中的一个人物说“非存在是一种存在”的时候，他提到了这种混乱。
我所得出的结论是：“结合”（together）一词以及所有表达一般连接的词，如果没有一定的说明，就是非常混乱不明的。例如，“和”（and）这个普通的词就是含混不明的所在。使人感到非常惊异的是：对于表达连接的词的含混性作的分析太少了。这些词断送了推理的确切性。遗憾的是：在用最完美的文学形式表达的句子中这些词用得很多。因此，一种美妙的文学体裁并不能保证符合逻辑上的相容性原理。
在阅读哲学文献时，对于表达连接的每一个词都必须仔细加以思考。如果它在同一个句子中用了两次，我们能不能肯定这两次运用体现了至少足以进行讨论的同样的意义呢？
我认为，古代和近代逻辑中的一些有名的矛盾是从这种含混不明中产生的。许多形式上非“连接词”的词表达了连接的意义。例如，“类”（class）这个词具有“和”这个词的各方面的含混不明之处。对于模式的理解以及对于包含于各种不同的模式中的连接词的理解，以对这些含混不明之处的研究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哲学文献是非常天真的。许许多多的有力的和使人信服的论证都落进了这个陷阱之中。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关于“不相容性和过程”这个论题上来。两个命题（我们可以称之为P和Q）不相容这种说法的意思是：按照以某种预先假定的环境所勾画出的结合方式，命题P和Q的意义不可能都显示出来。二者之一的意义要么不可能显示出来，要么能够显示出来，不会两种情况都有。于是过程就成了宇宙借以避免排除不相容性的方式。
这种排除属于情况的有限性。由于过程，宇宙摆脱了有限者的局限性。过程是有限之中的无限的内蕴。由于它，一切界限都打破了，一切不相容性都消融了。
任何特殊的有限性都不是加于宇宙之上的最高限制。在过程中，宇宙的有限的可能性通向它们的实现的无限性。
按照事物的本性，不存在用逻辑名词表达的终极的排除。因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整个时间的推移，就会看到两种实有。由于它们是在漫长的过去的某一天在地球上发现的，因此是不相容的；是在不久以前的过去的另一天发现的，因此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从所包含的整个时期考虑，那这两个实有可能相容。一个实有出现较早，另一个实有出现较晚。这样，不相容性是相对于与所包含的抽象而言的。
只要我们满足于高度的抽象，就可以达到一种不难的理智的相容性。纯数学是依靠这种严格的抽象而获得成功的主要例证。其次，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最后揭示出来的数学的重要性阐明了一种理论，即：有限的人类理解的进步主要依靠某些适当的抽象以及这种抽象中思维的发展。由于这种方法的发现，最近三千年间产生了作为现代文明的进步的科学。
6. 但是，这种发现是逐步获得的。这种方法甚至到现在还没有被破解。学者们以极其轻率的态度来对待思维的专门化。人们几乎一致认为，专门化的增加使关于环境的视域的假定（这对开创阶段已足够了）成了单纯而自然的东西。人们也不可能清楚地了解任何专题的扩大会使全部意义发生彻底的变化。科学的对象扩大了，它对宇宙的关联性就会缩小。因为它预先假定了一种更为严格限制了的环境。
环境的定义正好就是特殊的抽象所省略的东西。这种定义是一种无关联性。其所以无关联，是因为它要求有对事物的无限性的理解。因此它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够做的充其量是提出一种抽象，预先假定它是相关的，并在这个假定的范围内前进。
有限的科学的清晰性和其外的黑暗的宇宙之间这种绝然分裂本身就是一种撇开了具体事实的抽象。例如，我们可以探讨我们预先作的假定。就专门的自然科学来说，我们假定几何学。然而是哪一种几何学呢？存在着许多种几何学。事实上，可供选择的几何学的数目是无定限的。我们要选择哪一种呢？
我们全都知道，这是最近三十年来使自然科学感到厌倦或者受到鼓舞的论题。许多科学家最后都在得出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论。但是，这当中也发生了一种怀疑。我们怎么知道只有一种几何学适合于自然界的复杂的事件呢？也许三维几何适合于一类显相，十五维几何为另一类显相所需要。
我们的比较明显的感性知觉，特别是视觉，看来显然要求三维。另一方面，虽然声音很广，但按其音量的度（比如说在十三度和十五度之间）而言，仍是非常不清楚的。范围的任何变化，无论是最大的变化或最小的变化，都会使我们所能观察到的那些被发现的事件的特征发生惊人的变化。
我们已经提出了非常特殊的感性观察类型，于是我们就墨守一套相应的特殊结果。如果我们加上适当的限制，那的确够了。但是，由于我们的科学扩大，对于自然界的其他方面的关系的范围，就变得愈益重要了。
除非我们能够领会我们的知识与包含了十五维空间关系的事件的本质联系，我们的知识也许要被曲解。独断地把自然界的三位一体看作是它的唯一重要的维的方面，在过去是有用的，现在则变得危险了，到将来也许会成为知识发展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地球或太阳所在的星云也可能逐渐产生一种在其空间关系上的一般特征的变化。在遥远的未来，如果人类还存在，他们将回顾产生了更高尚、更高大的存在的古怪的、萎缩了的三维宇宙。
现在，这些想法既没有证明，也没有推翻。但是它们具有一种神话的价值。它们的确表现了用连贯的语言表达人类经验的某些方面会怎样阻碍理解的上进。从系统化的知识之树上摘下的苹果太多了，会使进步衰退。
上进感和渗透感对于保持兴趣至关重要。上进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运用既定模式上的上进。这种模式的作用是使日益增加的各种各样的细节协调起来。
但是，既定模式的类型限制了对细节的选择。这样，宇宙中的无限性就会被当作不相关的东西而忽视过去。从黎明时的清新气氛中开始的上进，沉落成了协调的雕虫小技的枯燥积累。思想和艺术史说明了这种理论。我们不能规定进步的模式。
诚然，这种上进部分是将细节集合成为既定的模式。这是愚蠢已极的有独断论倾向的人平平稳稳的上进。然而历史揭示了进步的另一种类型，那就是将新模式引入概念经验中。按照这种模式，迄今没有区分或者作为没有因果联系的东西而忽视了的细节就上升为协调的经验。这是关于伟大的未知世界（beyond）的一种新见解。
7. 由此可见，理解的推进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把细节集合于既定模式之内，一种是发现强调新细节的新模式。在联系模式上，人类理智被独断论弄得停步不前了。宗教思想、美学思想、对社会结构的见解、对观察的科学分析，同样被这种致命的毒害弄得不成样子了。
当欧洲思想的辉煌基础开始建立的时候，这种独断论就已侵入了欧洲思想中，伊壁鸠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同样相信他们的经验中、他们理解这些经验的精确的形式中的各种不同因素的确定性，这是从他们理解这些因素的那种精密形态而说的。他们没有意识到抽象的危险。后来，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我们为什么应当如此确定的原因作出了一种巧妙解释。对于这种确定性，天才的意见是一致的。
从这些伟大人物都抱着这样的信念这种意义来说，他们的理论没有一种比上两个世纪的更为广泛的知识存在的时间更长。这是历史的悲剧。从柏拉图所设想的那种意义上说，数学是不对的，从伊壁鸠鲁所深信的那种意义上说，感性材料并不是清晰的、明白的、第一性的。
思想史是充满活力的发现和无声无息的封闭的悲剧性的混合物。渗透感失落于完满的知识的确定性中。这种独断论是知识上的反基督教。
在事物的全部具体联系中，联系起来的事物的特征成为将它们结合起来的那种联系性的特征的组成部分。
友谊的每一个例证都显示了两个朋友的特殊性格。另外两个人与这种完全确定的友谊是不一致的。又如，图画上的颜色形成了一幅构图，它部分是几何学的构图。如果我们仅仅考虑抽象的几何关系，那红点可以用蓝点代替。按照这种几何学的抽象，红色和蓝色与其他色点同样一致。但是，如果我们更为具体地考察这幅图，那这样做也许会破坏一幅杰作。红色对这幅图的具体作用同蓝色所产生的作用是不一致的。
因此，随着我们向具体的理解渗透，不相容性就起支配作用了。这就是说，除了一个实有以外，一切实有都与这个实有将引起的特殊作用不一致。随着我们返回抽象，许多实有会各自另外产生同样的抽象效用。因此，相容性是随着从具体到抽象的增加而增加的。
这样，不相容性概念就有了一种模糊不明之处，绝然的差别是由实有之间的不同引起的。如果斑点是深红色，那它不可能同时是浅蓝色。这两个概念之不相容是由于红和蓝是两种绝然不同的颜色。在美的享受上也有不同。蓝色也许是作为一幅杰作的图中的一个因素，从而在同样的几何位置上以红代替会破坏整个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感兴趣的是几何关系，那红和蓝都同样可以标出这个范围。
我们现在应当知道，不相容性有两种类型。它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逻辑类型和美学类型。逻辑类型以不同事物之间的区分为基础，而不同事物被看作是构图中的不可兼得因素。这两件不同事物中哪一件在这个复合实有的模式中起一种既定作用，这一点对于构图的整体不可能是无足轻重的。因素中的区分会产生不同的构图，而因素的增加也会破坏基本假定。
我们绝不可能按一幅构图对环境的一切可能性的全部效用来理解这幅构图。我们所意识到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由于这种抽象，因素的变化或增加可能无足轻重。不同事物的等值或相容之上总是悬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一旦我们增加自明性，抽象就会减少，我们的理解就会渗透到具体事实。因此，知识的增加迟早要证明包含在区别中的对抗。
8. 这一讲提出的关于理解的理论适用于逻辑以外。审美经验是自我证明的享受的另一种方式。这个结论的历史同欧洲思想一样悠久。数学的比例理论的运用与音乐和建筑学的关系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派中激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样，在数学家中广泛流传的关于某些证明较另一些证明好的感受也会激起哲学家的注意。
我觉得，美学和逻辑学之间的类比是一个尚未充分展开的哲学论题。
首先，它们都涉及对一个结构的享受，而后者得自结构的诸因素的相互联系。存在着一个整体，它是由许多细节的相互作用产生的。重要性是从对于一与多的相互作用的生动掌握中产生的。如果这两个相对的方面有一个方面退到了背后，那无论是逻辑经验还是审美经验就都会变得琐碎浅薄。
逻辑和美学的不同在于它们所包含的抽象的程度不同。逻辑注重的是高度的抽象，而美学则根据有限的理解的必要条件的允许而与具体的东西保持接触。因此，逻辑和美学是有限的精神部分地渗透到无限者中这个难题的两极。
这些论题中无论哪一部分都可以从两种观点来考察。在此存在对逻辑复合体的发现，也有在发现这种复合体时对这种复合体的享受。还存在美学作品的结构以及在构成这一作品时对这一作品的享受。创造和享受之间的这种区别切忌过分强调。但是这种区别却又是存在的。本讲末尾所论及的是享受，而不是创造。
逻辑理解的特有态度是从细节开始而及于所达到的结构。逻辑的享受是由多而一。多的特征被理解为允许有这种结构统一。
逻辑运用符号，但又仅仅是作为符号。例如，行间的空白、栏外的宽度、幅页的大小（八开本、四开本或十二开本）上的差别还没有涉及符号论。
逻辑的理解是对于允许有这种抽象的统一的抽象的细节的享受。随着享受的发展，就会发现结构的统一。我们面对着宇宙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抽象按其本性如何把这种方法隐于具体的东西之内。逻辑从一些原始观念出发，并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美的享受的迁移方向相反。我们为建筑物的美，画的动人、为文学的优美协调而倾服。整体先于细节。
我们现在来谈区别。在片刻之间，细节使我们不得不把它们当作是作用的整体原因。在美学中，存在一种显示出其结构部分的整体。
在欧洲思想史上，由于强调细节的和谐，美学讨论几乎被破坏了。对希腊艺术的享受总是纠缠于寻求细节，它们显示出没有强制的和谐的某种严格的独立性。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最伟大的范本都达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平衡。整体展现出它的结构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提高了的价值。部分构成整体，整体在这部分之外，但并不损害它们。不过值得指出，对于细节的初步研究（如果保留了的话）比在完善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最后的细节，更使人感兴趣。即使是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也不是完美无缺。
由于审美经验有更大的具体性，因此它的论题比逻辑经验要广。的确，如果美学论题得到了充分的探讨，那是否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讨论就是可疑的了。然而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好的经验的本质在于渗透到未知的、未经验过的东西之中去。
逻辑和美学都关注封闭的事实。我们的生活则是在关于发现的经验中度过的。一当我们失去了这种发现感，我们就会失去心灵所是的那种活动方式。我们就会沉落到仅仅与过去的平均值相符合。完全的符合意味着生命的丧失。剩下的是荒芜的无机界的存在。
在现在结束的三讲中，我们已试图将哲学思想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收集起来，系统化的工作做得很少。在这三个标题名义下，引入了各种各样的概念。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离开细节，离开体系，哲学观是思维和生活的真实基础。我们所注意的那些经验以及我们推到不必注意的背后的那些观念支配着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恐惧、我们对行为的控制。只要我们思想，我们就活着。这就是为什么哲学观念的收集超出了专家的研究范围。它铸造了我们的文明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