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X酒店干了五六个星期之后，鲍里斯忽然不声不响地消失了。晚上，我发现他在里沃利街等我，他兴高采烈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终于自由了，哥们儿！明天早上你去辞职吧，餐厅明天要开业了。”
“明天？”
“嗯，可能我们还要花一两天准备准备。不过不管怎么说，再不用管什么备餐间了！咱们要发达了，兄弟！我都已经把燕尾服给赎回来了。”
过了三天吧，我肚子开始疼得要命，就去看医生。‘你平时都吃什么？’医生问。我说，‘每天喝四升牛奶，吃半升奶油。’‘四升！’，医生说，‘赶快别这么吃了，再这么下去你就完了。’‘我在乎什么？’我说，‘原则就是一切。我就要继续喝牛奶，喝死也要喝。’
十天过去了，真是太糟了。我是真的身无分文了，房租也拖了好些天了。我们在空空荡荡、一派萧条的餐厅里闲晃，饿得连剩下的活儿都做不动。现在，只有鲍里斯一个人相信餐厅会开张。他一心要当侍应领班，还发明出一种理论，说是老板的钱给套在股市里了，他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抛售。到了第十天，我饭也没得吃，烟也没得抽，我跟老板说，要是不给我预支薪水我就罢工。老板还是一如既往的和气，答应给我预支薪水，然后采取了他一贯的做法，溜之大吉。我朝着家里的方向走了一段路，但我觉得如果F太太要我付房租，我肯定没法应付，所以就在大街的长椅上凑合睡了一晚。睡长椅很不舒服，椅子扶手会硌在背上，而且天气比想象中要冷。从黎明到上班之前我都无所事事，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胡思乱想，觉得自己真是傻得可以，才会任由那群俄罗斯人摆布。
接着，到了早上，终于转运了。显然老板跟他的债权人达成了某种共识，因为他兜里揣着钱来了，还预支了我的薪水。我和鲍里斯买了通心粉和马肝，这是十天来我们吃的第一顿热饭。
工人也请来了，改建也完成了，工赶得很快，质量也差得惊人。举例来说，桌子上本来要盖台面呢，可是老板发现台面呢价格不菲，就改为用废弃的军毯，上面的汗味怎么也去不掉。当然，军毯上还会盖桌布（方格图案，为了搭配“诺曼”装修风格）。到了最后一晚，我们一直忙活到凌晨两点，才把一切准备妥当。餐具到八点才送来，因为是全新的，所以都需要清洗。刀具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送来，亚麻布也是，所以擦餐具的时候，我们只能用老板的一件衬衫和门房的一个旧枕套。我和鲍里斯把所有的活儿都包了，朱尔斯鬼鬼祟祟不知在干什么，老板夫妇坐在吧台里，跟一个讨债的和几个俄罗斯朋友一起喝酒预祝餐厅成功。厨师在厨房里，伏在桌上哭，因为她要做五十个人的饭，可厨房的罐子和平底锅都不够十个人的量。大约到了午夜，我们跟几个讨债的来了次颇为惊悚的正面交锋，他们打算拿走八个老板赊来的铜锅。最后我们塞给他们半瓶白兰地，把他们打发走了。
我和朱尔斯错过了回家的最后一班地铁，只好睡在餐厅的地板上。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就看见两只老鼠待在厨房桌子上啃火腿。这可不像什么好兆头，我比之前更加笃定，让·克塔尔餐厅会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