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日子持续了两周左右，客人多了，工作量也稍稍增加了。我本来可以在餐馆附近租间房，好每天省下一个小时，不过我好像不太可能挤出时间搬家，说起来，我也没时间剪个头发，看看报纸，甚至没时间脱光衣服。十天之后，我终于挤出十五分钟，写信给在伦敦的朋友B，问他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干什么都行，只要能让我每天睡五个小时以上。我真的受不了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没什么。当一个人超负荷工作时，治疗自悲自怜的方法就是——想一下有成千上万在巴黎餐馆打工的人，他们也工作这么久，而且还会继续干下去，不是几周，而是几年。我所住旅店附近的小酒馆里有个姑娘，她一年到头每天从早上七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午夜十二点，只有吃饭的时间才能坐下来。我记得有一次我邀请她去跳舞，她笑了，说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走出过这条街了。她患了肺痨，就在我离开巴黎的前后，她去世了。
仅仅过了一周，我们都累得有点神经衰弱了，除了朱尔斯，他一直在偷懒。争吵起先还是断断续续的，现在变得没完没了。大家会连续几个小时不断地发无用的牢骚，每隔几分钟牢骚就会演变成暴风雨般的骂战。“把那个长柄锅拿给我，傻瓜！”厨师会喊道（她个子不够高，够不着放长柄锅的架子）。“你自己去拿吧，老婊子。”我会回敬她一句。这种话好像自然而然地从厨房的氛围中酝酿出来似的。
我们经常会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比如垃圾桶，它永远是争吵的来源之一。垃圾桶是应该放在我想要放的位置（那样就挡住了厨师的路），还是应该放在她想要放的位置（那就挡住了我去水槽）？有一次，她为了这事儿唠叨个没完，最后，我完全是为了泄愤，把垃圾桶放到地板中央，那样肯定会把她绊倒。
“现在，你这头母牛，”我说，“你自己搬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