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死亡降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没有什么是轻松愉快的，但第二天早上可能会非常有趣。在某次空袭的转天早上，身在美军营地附近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许多士兵有着喜剧演员的天分，他们通过自嘲获得笑声。
一天早上，我和十几名飞机修理工坐在帐篷里，听到来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克劳德·科菲中士说：“我听说，有个人说他昨晚一点也不害怕。我想见见那个人，跟他握手。然后我要把他打倒，因为他是个该死的骗子。”
“我，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那些炸弹一落下，我就开始追着一个神父跑。天哪，我需要做点心理建设。一个大炸弹呼啸而下。我跳进最近的战壕，正好落在一个神父的身上。很快，我就有了一个主意。我说，‘神父，你与我同在吗？’他说，‘兄弟，我在你前面。’于是我们走出战壕，朝山上走去。
“那些说‘吓破了胆的人没法以每小时50英里（80.5千米）的速度上山’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和神父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时不时地减速到每小时30英里（48.3千米）左右，仔细听飞机的声音，然后再加速。但在月光下，德国佬发现了我们，冲下来朝我们开枪。我跳进了一条灌满水的战壕里，躲在水底。过了一会儿，我说，‘神父，你还与我同在吗？’他说，‘与你同在？见鬼，我在你下面。’
“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意识到，我们从战壕里出来，在月光下奔跑，是多么愚蠢。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从此以后，从下午6点开始，我就在那最远山峰的山顶上待着。”
美国士兵遭受第一次轰炸的反应是你能预料到的。他们看待它的方式让你感到自豪。以下数字不是针对哪个特定的营地或哪次具体的轰炸袭击，而是我自己的概括，我相信会有一项真正的调查来证实它。比方说，有一个5000人的营地，假设他们经历了一次俯冲式轰炸和机枪扫射，那么，5000人中会有一人彻底崩溃、发疯。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康复。或许会有25人一时失去理智，愚蠢地四处乱跑。炸弹在身边爆炸时，会有几百人决定更换战壕，忘记了最安全的地方其实是他们所在的那个洞坑。剩下的4774个会待在自己的战壕里，害怕得要命，但还能控制住自己。他们做得完全正确。轰炸一结束，他们就会带着铲子和工具出去帮忙灭火，就像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样平静地工作。
这里的轰炸已经证明，深深的战壕作为避难所是很令人满意的。我看到一个特别大的坑，可以放进一辆福特汽车，离它不到40英尺（12.2米）的地方是一条躲满了人的壕沟。一棵棕榈树被炸得倒在壕沟上，人们身上都是泥土，却没有人被刮伤。他们的帐篷被炸坏了。一个大兵刚刚收到女朋友寄来的两磅（0.9千克）重的糖果罐。炸弹把罐子也炸碎了。
混乱中，几个奔跑的士兵发现壕沟里有个醉汉。他睡得很熟，鼾声不断。好笑的是，他们停下来嘲笑他，羡慕他。有些人没有听到警报，不得不穿着内衣光脚跳进战壕。一个小伙子给我看他的钢盔，前后都有弹孔。我傻乎乎地问：“你刚才戴了钢盔吗？”他显然没有。
当德国机关枪子弹击中他们帐篷周围的地面时，士兵们说那看上去像蛇洞一样。起初，他们寻找子弹碎片，想当成纪念品带回家。几天不到，他们就发现弹片到处都是，再也懒得捡起来。
最重要的是，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时，泥土开始飞扬，战壕也变得更深。
我越来越相信，美国士兵天生就是当家庭主妇的料。我敢打赌，世界上再也没有一支军队，能如此快地把自己的容身之处打造成“家外之家”。在美国、爱尔兰、英国和非洲各地的谷仓、城堡、营房和帐篷，我都看到我们的士兵努力营造家庭氛围。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比这座沙漠机场更让人有家的感觉。
原因有两个：第一，这里的气候非常干燥，士兵们可以很有把握地修复一些东西，不怕第二天早上就被雨水冲走。第二，由于德国人不断地袭击，小伙子们在地上挖洞，建造他们的家。在洞里可以做的事是无穷无尽的，每个农场青年都知道。
最基本的避难所本来只是一个小帐篷，但士兵们在地上挖洞，再在上面搭帐篷。里面的配置仿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展示。在他们的帐篷里闲逛，比去博览会还要好玩，变化无穷。
地下有些精心设计的两室和三室“公寓”。一个军官在自己的帐篷里挖了一条窄沟，就在他的床脚下。他甚至在战壕里铺上毯子，这样他就可以躺在6英尺（1.8米）深的沟里，在敌人突袭时睡觉。有些人很幸运地拿到了有篷马车肋材和帆布，能建出最好的房子。他们挖上一个洞，把罩篷盖在上面。
有些人有固定的地点，就像酋长的宅第。地上是从附近村庄的阿拉伯人那里买来的垫子。有些人还有连着电池的电灯。有个士兵花3.2美元从某个法国人那里买了一个双头汽油炉。他和伙伴们用炉子烧水洗漱，偶尔煎个鸡蛋吃。此外，他们还把汽油罐改装成防护罩，安装在炉子上，这样就可以把热量从四周聚集起来，晚上给帐篷供暖。
有个军官把床单平铺在地上，在这样的“床”旁边挖了一个2英尺（0.6米）深的洞，这样当他坐在“床”上时，就可以把腿耷拉在洞里。许多防空洞的墙上挂着女孩的照片。几个小伙子还把阿拉伯草席糊在墙上。
一天晚上，我走进来自伊利诺伊州斯科基市奥克顿街4732号雷·阿尔托中士的防空洞。他是一名军械工，负责飞机上的枪支，但在战前，他是一名蒸汽锅炉工。阿尔托有一样营地里其他人都没有的东西。他在他的洞里弄了一个壁炉。他挖了一条隧道直通洞的一端，铺上汽油罐，做了一个双联烟囱，这样火花和火光就不会露出来了。他希望他的妻子能看到他的作品。
我看到的最深、最舒适的防空洞是一个战斗机中队地勤人员中的四个小伙子建造的。它有5英尺（1.5米）深，两边都有一个足够宽的窗台，可以放两卷被褥，做成两张双人床。入口是一条长长的L形沟渠，沟渠后面是几级台阶。门口挂着双层遮光窗帘。他们在里面准备了蜡烛和带遮光罩的手电筒。
大多数士兵在天黑后一个小时左右上床睡觉，因为营地有灯火管制，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只有那些在洞里有遮光“装置”的人才能熬夜看书、打牌或聊天。这四个小伙子在他们防空洞的墙上挖了一个方洞，并在里面装了一个带门锁的汽油罐，做成一个完美的墙上保险柜，可以放香烟、巧克力等。他们的防空洞很深，被突袭时也可以待在里面。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起床。
这个洞是他们四个人利用所有业余时间挖了三天，才挖好并“装修”好的。他们分别是北卡罗来纳州泽布隆的二等兵尼尔·钱布雷、北卡罗来纳州加斯托尼亚的二等兵W.T.明斯、印第安纳州蒙彼利尔的罗伯特·库克中士和阿肯色州韦纳的理查德·休斯中士。休斯中士对我的到来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他母亲写信告诉他我在非洲，她希望我们能遇上，但他从来没有想到真的遇见了。
我相信，一个性格分析专家可以在营地里走来走去，能了解到的士兵们的信息，要远远多于一千份填写好的调查问卷所能揭示的。许多人在他们的帐篷里什么也没做，但我觉得，至少有一半的人增加了一些家的感觉。除非他们有着独特的创造力，否则是不会想到这些东西，也不会在私人时间里拼命创造它们。
战争使大多数人变得粗糙。他们过得粗糙，说话粗鲁，如果内心不坚强，他们根本无法承受这一切。我的一位军官朋友，来自密尔沃基的伦纳德·贝斯曼中尉告诉我两个让他深受感动的战斗故事。
一天晚上，他和另一名军官来到一间小农舍前。农舍里面显然没有人，但为了安全起见，他在进去之前大声喊道：“谁在那儿？”居然有人回答：“布兰克上尉，谁他妈的想知道？”
他们走进去，发现上尉浑身是血，正在用汽油灯加热一个罐头。他们问是否可以和他待一晚上。他说他一点也不介意。他们开始铺毯子，上尉说：“小心那边那个人。”
角落里躺着一个死去的士兵。
上尉当时正在做晚饭，打算独自在那里待一整晚。那天，死亡的血腥和愤怒让他对生者的陪伴和死者的存在毫不关心。
另一个故事正好相反。有个上尉碰巧站在贝斯曼旁边。那是黄昏时分，他们在沙漠里。夜晚的寒意渐渐袭来。上尉望着远处的地平线，有点自言自语地说：“你在沙漠里打了一整天仗，而结果又是什么呢？黑夜就这样笼罩着你，让你窒息。”
过了一会儿，贝斯曼拿出随身携带的一瓶半满的杜松子酒，问这位多愁善感的上尉要不要喝一杯。上尉连手都没有动，只是简单地问：“你还有足够的酒给我的手下吗？”
除非他手下的士兵也能喝上点，否则他自己是不会喝的。
并非所有的军官都是这样，但战场上确实会产生兄弟情谊。共同的死亡纽带将人们拉向彼此，越过了人为的等级壁垒。
我在突尼斯中部时，气温并没有降到冰点以下，但我们都遭受了寒冷的折磨。白天阳光明媚，非常温暖，但夜晚却冷到没有人性。
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内衣和能找到的所有毛衣，外加大衣、手套和针织帽，但还是很冷。那里的山上都有雪。
士兵们总是对一件事感到愤慨：家乡的人们都认为，我们在非洲，肯定会在炎热下昏倒。许多士兵给我看了他们家人的来信，信中充满了同情，以为他们在忍受酷暑的折磨。
我会用一件小事来告诉你，这里有多冷，以及和身体必需品相比，钱是多么微不足道。一天，在路上，我遇到一个士兵，他有一个煤油炉，是以前用来加热教室的老式炉子。我出价50美元，在国内，它大概只值3美元。他毫不犹豫地说：“不行，先生。”然后就走了。
即便我给他500美元，结果也会是一样。他没地方花这笔钱，但没有了炉子，他就会很痛苦。
我们前线的士兵很快学会了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填饱肚子。通常，士兵的食物是部队食堂准备的。但在前线，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小分队外出几天，必须自己携带干粮。在前线，厨房的卡车只在夜间出现，有时甚至在夜间也不会出现。部队在行军，厨房卡车不可能总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因此每个士兵都学会了如何喂饱自己。从吉普车到坦克，每辆车上都藏着一些备用干粮。
行动的时候，士兵们会自己做饭。有两种生火的方法，每种都要用到汽油：需要用火的时间不长的时候，他们会在地上挖一个男人手掌大小的洞，往里面倒汽油，在上面撒上沙子，然后把火柴扔进去。沙子能够阻止汽油燃烧过快。在这样的小火炉上，他们可以加热一个罐头或一杯咖啡。想要生一堆大火时，他们在一个小罐子里装满汽油，放在地上，再在周围堆起石头，放上炊具，然后把火柴扔进去。
我从未见过他们用真的平底锅或炖锅。士兵们用5加仑（18.9升）汽油罐做各种各样的炊具。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用5加仑的汽油罐做不出来的。
士兵们还学会了在保持餐具清洁方面绝对不能松懈，因为他们从痛苦的经历中发现，脏餐具是食物中毒从而导致剧烈呕吐的罪魁祸首。为了清洁餐具，他们用沙子擦洗，然后用卫生纸擦亮——这是我用过的最好的抹布。
尽管士兵们的烹饪方式很原始，但他们确实吃得很好。他们要么分到英国的口粮，要么分到美国的口粮，要么两者都有。事实上，那些正在行军的士兵更喜欢英国的“战地组合口粮”，而不是我们著名的C口粮[1]，因为C口粮种类很少，吃上三顿，人们就吃腻了。
英国的战地组合口粮则更加多样化，里面有香肠、布丁、巧克力棒、盐、果酱、黄油和奶酪，甚至还有卫生纸。
虽然部队颁布了禁令，不允许从阿拉伯人那里购买食物，否则会耗尽他们的供给。我们还是会从他们那里买吃的。军士长在乡村走街串巷，带着鸡蛋、羊和鸡回来。你可以说我们某种程度上是住在乡下。
当然，我们给阿拉伯人的价格是高到荒谬的。这激怒了北非的欧洲人，因为我们抬高了他们买东西的价格。但美国人的态度通常是这样表达的：“是这样的，钱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而从大多数阿拉伯人的外表来看，多给他们几法郎，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在整个欧洲和非洲战场上，我们前线的鸡蛋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美国人对鸡蛋的喜爱几乎已成为传奇。在我们的车队不断经过的道路上，甚至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都有阿拉伯人站着卖鸡蛋。当地人买鸡蛋，1法郎一个。食堂的军士们批量买时，3法郎一个。士兵自己去买，则5法郎一个。
有一天，我在一个茂密山谷里的农家院改建成的指挥所。场院里挤满了刚到的官兵。突然，一头巨大的白猪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谷仓。
欲望的浪潮席卷着士兵们，我看了觉得又心酸又好笑。每个人都渴望地看着那只猪。每个人都想过过嘴瘾。
“哦，你这个又大又肥的小白白！我真想吃掉你！”
另一个士兵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杀过猪，但我敢打赌，我能用刺刀一下找到它的颈静脉。”
另一个，显然是个城里人，说：“但我们要怎么才能剥掉它的皮呢？”
一个卡车司机轻蔑地回答说：“不用给猪剥皮。用滚烫的水烫它，刮干净毛就行。”
这要是在一年前，我们谁都不会多看猪一眼。但现在，光是看到一头猪呼噜呼噜地穿过谷仓，士兵们就有了这么多贪婪的评论。
我在突尼斯的一个山坡上第一次见到查尔斯·P.斯通时，他还是一名少校。不到两小时，他就成了中校。他的团长走上前告诉他这件事，就完成了晋升手续。斯通毕业于西点军校，是个正规军。他父亲也是如此。
“我比我父亲快了13年。”他自豪地说，“他当上中校时，已经40岁了。”
人们都叫斯通中校的名字，查理，他也直呼手下军官的名字。他又高又瘦，短发，留的是平头，一颗门牙不见了。他装过一颗假牙，但在战斗中掉了，再也没有找到。
斯通随身带着几十张妻子的照片，她住在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不管身在何方，他坚持每天写一封信，并且想方设法每三四天刮一次胡子。虽然他的军衔很高，但他还是露宿在地上，只有一条毯子。
他为人友善，但做起决定来果断而积极。而且他是个很难糊弄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因为整个复杂而瞬息万变的战场在他的脑海中都像水晶一样清晰。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卡尔弗市的杰克·马普尔中士也是个有趣的家伙。步兵连的士兵们都说，马普尔的搞笑，简直能打120分。他是那种能拿自己开涮逗乐的人。有人来访时，人们聚在一起只是为了看他耍宝。马普尔中士说，每次战斗，他都特别想当英雄，但不知怎么的，散兵坑里总是有太强的吸力，他根本无法摆脱。他还说，他希望成为二战的“约克军士”[2]，但由于起步有点慢，他只能给自己起个外号叫“科克军士”。
“科克”说自己运气特别不好。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弹片。它薄得像纸一样，只有针头那么点大。“这是我的战利品。”他说，“它掉在我的手上，连皮都没有擦破。”
然后他继续模仿说，“科克·马普尔，你这个倒霉的婊子养的，如果是别人，他的手都会被炸掉，他会搭下一艘医疗船回家。而你居然88秒钟就康复了，连血都没流一滴。”
底特律的查尔斯·米勒少校从一名讲英语的意大利战俘那里买了一台罗莱克德相机和十卷胶卷。在他提出要买时，战俘惊呆了：“为什么，我只是一个俘虏。你想要，它就是你的。你不需要买，直接拿走就好。”但米勒少校告诉他，我们不是这样做事的。意大利战俘最后报了一个价，他给了三倍。在国内，同样的相机要花200美元。
不止我们喜欢收集敌人装备，德国人也是这样。许多德国战俘有美国餐具和汤米逊枪，有的还穿着美军军装。
德国人十分佩服我们的大炮的惊人准确度。它太完美了，让他们心痒难耐。有个被俘的德国军官，被带进营地时说：“我知道你们要杀了我，但在杀我之前，能让我看看你们的自动火炮吗？”
当然，我们没有杀他，也没有给他看我们的自动火炮，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只是运气好，仅此而已。
我认识的一位战斗机飞行员——一位中队长——把将近200个德国人送上了西天。他刚执行完任务，返航的路上，他飞得很低，换句话说，几乎是擦着地面飞行。他看见一个小山丘，稍微提高了一点高度。就在前面，一辆德国卡车后面跟着一支夜晚行军的队伍。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秒钟之内。德国人没有时间躲避。我们的飞行员只是按下按钮，炮弹就源源不断地射出，德国人被炸得血肉横飞。
这位中队长回来时在报告中几乎没有提到这一点。他说这让他恶心。杀人是他的工作，但他喜欢的是在空中杀死对手。我甚至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对这件事感到很难过。
庞大的军事车队在夜间穿越突尼斯的山脉和沙漠，这是任何一个曾经经历过的人都无法忘记的。
一天傍晚，我访问的前线部队突然接到命令，当晚就要彻底转移。它不得不撤出战斗阵地，对各分队计时出发，融入高速公路上第一个控制点的交通流，然后整夜行军，去另一条战线上展开行动。
战区所有的转运车队都在夜间行动。白天，我们的车队可能会被德国飞机发现并袭击。然而，夜间在漆黑、陌生而崎岖的道路上行军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们的车队很庞大，有好几百辆车和好几千人。我们花了7个半小时才通过一个控制点。黄昏之前，车队在傍晚5点30分才开始行动。最后一辆车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才动身。
我和来自弗吉尼亚州伍德斯托克的帕特·里德尔伯格上尉以及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二等兵约翰·考夫林一起，坐一辆吉普车。在我们前面的是一辆小型有篷卡车，是里德尔伯格上尉麾下的自行反坦克炮分队。我们自己组织了一个两辆车的小车队，排在大队伍的尾端。所以在出发前，我们有半个晚上的时间要消磨。我们站在卡车旁边，在谷仓里，一两个小时，在黑暗中聊天。然后我们走进农舍的厨房，那里曾是一个指挥所，现在空无一人。里面有一盏电灯，我们用纸盒子在厨房的壁炉里生火。但是烟囱排不出烟，我们差点被呛死。
有些军官在地上留下一堆10月和11月的《纽约时报》，我们读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看了一些关于书的专栏还有电影广告。没有人知道现在有些什么新书或者电影。它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离开了多久，我们与家的距离又有多遥远。其中一个小伙子说：“等我们回国后，他们只要把所有的电影重播上一年就又可以赚一次钱了。”
看完了报纸，我们还有三个小时要打发，只能从卡车里拿出毯子，躺在水泥地上。睡得正香的时候，里德尔伯格上尉在凌晨1点叫醒了我们，说要出发了。
月亮刚出来。天空晶莹剔透，夜晚寒冷刺骨。吉普车车顶的帐篷已经放下。我们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除了我平日的北极熊装备——厚厚的内衣和两件毛衣——之外，那天晚上，我还穿了一件工作服，一件坦克兵借给我的厚重的战斗服，一双套鞋，戴了两顶帽子，一顶套在另一顶上，还戴了一副护目镜。我们三个人在吉普车里裹着毯子，尽管如此，天亮前，我们还是差点冻僵。
我们开出谷仓，开了半英里（804.7米），在专门指挥交通的摩托车手的指引下，走上了主路。渐渐地，我们的眼睛习惯了半明半暗，沿着这条路前进倒也不难。我们得到命令，队形要很紧凑，所以我们与前后车的距离保持在50英尺（15.2米）之内。
几英里后，我们不得不穿过一条山脉。那里有陡峭的斜坡和转弯处，有些卡车不得不先倒车并加大油门再转弯。这耽搁了很长时间。法国的卡车和马车还时不时经过，阻塞交通。就在这些蜿蜒山脉的中心，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美国医疗队。他们有几十辆卡车，要赶去前线。他们在路的外侧，有好几次，车轮差点要滑入峡谷。
我们等了很久，前面的交通堵塞才得以疏通。我们关掉了发动机，夜色沉寂，只有远处马达发出低沉的声音。有时，我们可以听到大卡车在远低于我们的陡坡上低挡呻吟，或者坦克在我们身后急转弯时发出的愤怒的叮当声。
最后，在高原上，路终于变直了。我们遇到了一支庞大的法国军队，他们默默地向我们刚刚撤离的前线行进。夜里行军的士兵看上去像黑暗的鬼魂。几百匹马驮着他们的大炮、弹药和补给。
我情不自禁地感受到这场灾难是多么巨大。战争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我们在内的数百万人，在漫漫长夜中像机器一样精确地移动，而这些人本应该在家里温暖的床上舒舒服服地睡觉。战争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小人物变成了奇怪的巨人。
出发时，我们的吉普车排在队尾，但没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超过了许多缓慢行驶的车辆，我们一路向前驶去，在整夜埋头前进的时候，很难意识到我们是这么一长串战争机器中的一部分。车队在我们前面蜿蜒几十英里，当然，我们看不到它们，唯一陪伴我们的，就只有前面的五六个红色尾灯。我们都不开前灯，但开着尾灯，这样前面的车停下时，我们就能知道了。
偶尔，我们会抽根烟，我给其他人点烟。我们没想遮住火柴的光，因为它只是闪一下，很快就会消失。有时，我们会碰上一辆引擎熄火的卡车，或是一辆拖着半条履带的大拖车。但我们美国的设备是很好的，在这个庞大的车队中，只有少数几辆车在长途旅行中遇到了麻烦。
我们的车队像马戏团一样完整，有弹药车、厨房、修理店、装有电话交换机和营地照明发电机的卡车、装有炸弹的卡车。有载着将军们的吉普车，有能拖起一整辆坦克的大拖车。这与我们在夜间路过的阿拉伯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只有骆驼和驴子驮着重重的东西。
月光足够亮，我们能看见路，不过，那些早在月亮升起之前就出发的大部分车辆是如何翻山越岭的，我就不清楚了。他们不得不在一片漆黑中前进。向导们继续研究路况。他们发现了所有的急转弯和陡峭的山坡，并用手电筒指示交通方向。
大约每一个半小时，我们就停下来，跟卡车司机们一起舒展身体。停车后，司机们会检查自己的里程数。我们在路上走了3个小时，却只走了27英里（43.5千米）。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山脉上蜿蜒行进，着实是一件缓慢的事情。
不过，前面就是开阔的平原了。我们到达那里时，时速已经开到了每小时35英里（56.3千米）、40英里（64.4千米）。晚风开始刮得更猛烈了。我们没怎么说话，因为天气太冷了。我的护目镜里一直冒着蒸汽，我不得不把它摘下来擦一擦。最后，除了司机，我们所有人都把毯子裹在头上打了个盹儿，但睡得不多，因为司机很难看到碎石路上的坑洞，吉普车经常会猛烈颠簸。
在休息站，士兵们会下车在路上跑来跑去，或者在一个地方跺跺脚，想要暖和一点。我最心疼的是步兵。他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敞篷卡车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来抵御严寒。他们冻得脖子缩得紧紧的。
午夜过后几个小时，车队发出了咆哮。在一个休息站，很明显前面的某个司机睡着了，忘了出发。我们等了半个小时。然后，不耐烦的司机们发动了车，开始超车。这是致命的。两条车流堵塞了道路。在每一条沟壑和每一个转弯处，它们都会咆哮起来，其中一条不得不停下来。最后，就像国内假日糟糕的大堵车那样，我们一次只能移动几英尺。“我很惊讶，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我对里德尔伯格上尉说，“我觉得这样可赢不了这场仗。”
我们都是这样想的，但后来，我为说过这样的话感到不好意思。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那时我们已远离群山。我们穿过了寂静的阿拉伯小村庄，向没有树木的平原开去。
大约4点钟，我和里德尔伯格同后座的两个士兵换了位置。我们躺在军用背袋上，用毯子盖住自己，打算睡一会儿。很快，里德尔伯格说：“这些毯子可真难闻，我睡不着。”
我的毯子闻着也不香。
“好吧，该死的，”上尉说，“这些可怜的家伙从来没有机会洗澡。”
显然，他忘了，我和他也从来没有洗过澡。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们也很臭。
我的脚又冷又痛，最后我脱下套鞋和鞋子，把冰冷的脚趾放在手里，想要暖和一下。大约半个小时后，脚就不疼了。最后我睡着了。醒来时，我看到天空中有一道微弱的光。当时才7点钟。很难相信我昏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卡车一直在颠簸、弹跳、开开停停、停停开开。疲劳是治疗失眠的良药，又或许，我是被那些毯子熏得晕过去了。
天刚亮，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又换了位置。帕特·里德尔伯格上尉坐在卡车后面，在那儿睡了几个小时。我回去解救了吉普车上一个快冻僵的士兵。再次出发时，我们都非常清醒，非常警觉，因为危险时刻就在眼前。白天我们还得开好几个小时的车，这可是德国人用机枪扫射、摧毁我们的绝佳机会。
太阳慢慢地从光秃秃的山脊上升起。这片乡野地势平坦，像沙漠一样，目之所及的地方没有一棵树，看起来有点像得州西部。我们路过几个阿拉伯人，他们被冻得脸色发青，有的在放羊，有的在散步。地上有白霜，有时我们看到沟渠里有薄冰。
天亮时，在命令与长期经验之下，我们的车辆开始分散开。现在我们与前后车相距大约200码（182.9米）。我们所能看到的沙漠前方和后方，道路上全是单调的棕色的车辆。
来自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夏延街1541号的詹姆斯·伯内特中士正在驾驶我们的吉普车。我也坐在前面。二等兵约翰·考夫林坐在后面。他拔出一把机枪，夹在我们之间的一根柱子上。我们密切注意天上是否有飞机。过了一会儿，我们看到前面的卡车停了下来，士兵们像蚂蚁一样蜂拥而出。但因为寒冷和疲劳而昏昏欲睡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其他人也没有。
突然，考夫林喊道：“小心！小心！”
这下我们都知道他什么意思了。前面的人都在拼命奔跑。伯内特猛踩刹车，速度快到惊人。我被毯子缠住了，挣扎了几秒才挣脱。考夫林等不及了。吉普车还没停稳，他就从我头上跳了出去，落地的时候踩到了一只脚，他摔了个正着。他直挺挺地趴在路上，腹部硌在石头上，伤了一个膝盖，一瘸一拐地跑起来，是我见过的速度最快的瘸子。
我们奋力穿越沙漠，直到在离公路100英尺（30.5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小壕沟。我们没有跳进去，而是停下来确认方位。我们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听不到任何声音。等了大约5分钟，士兵们在公路两旁的沙漠上列队行进。大家这才认定是虚惊一场。于是，我们一边咒骂，一边松了一口气，回到了路上。
我们又冷又脆弱。一个高个子士兵一瘸一拐地回来说：“我的脚太冷了，落地时，脚指头断掉了。”
那句话似乎触发了我们的幽默感，突然，事情变得有趣起来。“我奶奶腿脚也不太好使，”一个士兵对考夫林喊道，“但她已经很老了。”
考夫林觉得一点也不好笑。他对自己的摔倒非常生气、认真。伯内特中士和我只能窃笑。当一个人特别冷，又卸下心头重担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我们再也忍不住了，看到考夫林又生气又吃痛的滑稽样儿，我们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嗯，部队就是有这一点好处，”伯内特说，“笑上一分钟，很好。”
黎明时分，在非洲的沙漠里，我们窃笑不止。死亡就在天边。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警报是真的，在我们前面很远的地方，在我们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车队被扫射，有很多人受伤。
剩下的旅程和以往一样。道路上尘土飞扬，风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冷。但被袭击的危险总是伴随着我们，我们好几次停下来，躲进壕沟，然后才意识到看见的飞机是我们自己的。
不到上午11点，我们把车开进了新的站点。我们先给坦克和卡车做了伪装，然后分发了一些罐装口粮。我们在吉普车引擎盖上用汽油炉煎香肠吃。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一辆餐车旁，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然后，在其他人忙着安顿自己，清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时，我把床单摊在地上，沉沉地睡了三个小时，明亮的阳光温和地晒着我脏兮兮的脸。
我在北非战区见过的最好的美军营地，是一个大约100人的营地。他们在一个大港口的周围，工作是用烟雾来迷惑德国空袭者。
我遇见他们完全是意外。那段时间，我和另一个记者驾车在陌生的乡村间穿行。一天傍晚，我们来到一个镇上。一个无聊的记账员告诉我们，镇上没有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只能对这个朋友说声再见，反正我们都好几个月没在屋顶下睡觉了。我们随身带着自己的床，我们讨厌城市。于是，我们又驱车离开了小镇，打算在树下找个地方过夜。
就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经过路边一个看起来非常整洁的美国营地。一时冲动下，我们开车进去，问看见的第一个军官，我们是否可以把床单扔在地上，跟他们待一晚上。
他说：“你为什么要把床单扔在地上？”
我们说：“好吧，我们是不想给你添麻烦，我们已经习惯了……”
“胡说！”他说，“我们会在我们的房间里给你们腾出地方。你们吃晚饭了吗？”
“没有，不过我们带着口粮。”
“胡说！”他说，“先来吃饭，然后我们给你找个地方住。”
这位军官就是来自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萨姆·凯斯纳中尉。他穿着工作服，头戴野战帽，除了肩章，没人能把他和二等兵区别开来。他念的是得克萨斯州农工学院，在同一天获得了化学工程学位和军职。
凯斯纳的上司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克林顿的J.保罗·托德上尉。战前，他是一名教师。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洛克希尔和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教数学。他们的装备是毒气部队的，但他们释放的不是有毒气体，而是无害的烟雾，遭到空袭时，他们的烟雾可以作为掩护。由于工作性质，他们夜里工作，白天睡觉。黄昏前，他们在城镇周围围成一个大半圆，一小群一小群地在各个站点站岗，一直保持警戒状态，直到天亮。午夜时分，他们会有一辆卡车载着三明治和热咖啡四处送餐。托德上尉每天晚上都亲自巡视这些站点，直到凌晨2点。
他们的任务很固定，足以让他们把营地安置得像家一样。他们从码头区搬来旧木板，建造了30多个小木屋，有点像国内的度假木屋。它们有木质地板、木墙和帆布屋顶。
他们用木头做了铺位，挂上蚊帐，把木板钉在一起，做了椅子和桌子，在木屋门前放上了小台阶和门廊。他们给小木屋起名字，“麦克铁匠的酒馆”“非洲情人”“乡村谷仓”“鸦片馆”。
凯斯纳中尉的门外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与得克萨斯州中心相隔6500英里（10460.7千米）”。这颗心是画出来的，而不是拼写的。
托德上尉在家里有个妻子叫玛丽金，还有一个女儿叫宝拉金。他是在女儿四周大的时候走的，差不多是一年半以前。不过，他一直都想着家人，因为他小屋的墙上钉着34张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他是我见过的最爱拍照的人。
营地里的100多个人就像一个大家族。他们都在一起很长时间了，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和使用的设备都有着家族式的骄傲。
在厨房工作的一个小伙子说，他在克利夫兰《快讯》上读我的文章，已经好几年了。他就是来自克利夫兰葡萄园大道8322号的爱德华·杜德克下士。战前，他是一名化学品工人。军队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让他进了毒气部队，但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现在他是一个厨子，而不是化学品工人。但我想，当他想家的时候，他可以在炉子上洒一点油脂，自娱自乐。
我们跟这个分队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夜晚，第二天上午也待了几个小时，只是聊天，因为每个人都很友好。然后他们连问都没问我们，就给我们加满了汽油。我们走的时候，觉得这是来了非洲后，最让我们有家的感受的地方。
火炬行动期间，一艘登陆艇上的盟军士兵准备在奥兰登陆，1942年11月。
迪耶普突袭后，部队返回码头，美国游骑兵参与了这次行动。
陆军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在北非西部沙漠的一个站点投递邮件，1942年4月28日。
1944年音乐剧《吉普车里的四个女孩》的海报，凯·弗朗西斯、玛莎·雷伊、米齐·梅菲尔和卡罗尔·兰迪斯在剧中扮演自己。
英国皇家空军装甲车连的吉祥物布奇坐在罗尔斯·罗伊斯1920型装甲车上，1942年3月，利比亚。
来自纽约的护士伊莎贝尔·马勒在突尼斯前线后方几英里的转运医院里照顾来自纽约州斯凯勒维尔的约翰·贝特拉利亚。
美国空运司令部的一架C-47飞机在埃及吉萨金字塔群上空飞行，1940年代。
德国二号B型坦克在北非前线，1942年12月。
在利比亚的比尔-阿克姆，一名法国外籍军团士兵手持军团旗帜，大致时间1940年。
图卜鲁格的高射炮向夜袭者猛烈开火。
英国第8集团军，1944年。
来自肯塔基州的士兵欧内斯特·G.汤普森在非洲前线一条狭长战壕里舒服地看书。他的枪当然已经准备就绪。
晚餐时间，厄尼·派尔用勺子从食品罐头里舀东西吃。
两名来自达勒姆轻步兵团的英国士兵在马雷特防线战役中受伤，1943年3月22日。
意大利步兵拆除英军在阿拉曼地区所谓的“无人地带”埋设的反坦克地雷，1942年8月。
一名英国士兵搜查在突尼斯塞杰南附近战斗中被俘的德国士兵，大致时间1943年。
[1] C口粮主菜有三种：肉和豆类，肉和马铃薯泥，肉和蔬菜。
[2] 阿尔文·约克（1887—1964），一战中获得勋章最多的美国陵园军士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