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步兵在突尼斯大举进攻时，每个人都分到了三块D口粮[1]的巧克力，够吃一天的。他不带别的食物，除了两罐水（平时是一罐），不带毯子，除了雨衣外，他不带多余的衣服。他的口袋里可能有几卷厕纸。有些人会带着钱，有些人则把钱交给朋友保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人过的日子是没有经历过的人绝对无法想象的。他们晚上不眠不休地行军、战斗，转天又躺在散兵坑里，或者躲在膝盖高的绿色麦田里。如果是在战场上，他们甚至不敢起身去挖散兵坑，因为那会被德国炮兵发现。就连想上厕所，也不敢站起来。德国人不断地用大炮搜寻他们。白天静止不动的拖沓是难以忍受的。来自印第安纳州摩根敦市的米奇·米勒中尉说，在麦田里等待，是整个战斗中最糟糕的部分。
袭击开始后的第二天晚上，天黑后，C口粮和5加仑（18.9升）装的水被用吉普车运到战场。一天晚上，德国炮弹落在附近，炮弹碎片划破了水罐。士兵们在黑暗中吃东西，他们看不见装食物的罐子，只能凭感觉吃。他们用冷水做冷咖啡。
每天晚上，充足的三餐罐装口粮都会送过来，但他们吃完晚饭继续行军时，大多数人要么丢失了第二天的口粮，要么留在原地没有带走，因为它们太重了，带不动。但他们说，战斗时，他们高度紧张、兴奋，根本顾不上饿不饿。
敌人的炮兵猖獗时，他们夜间作战，白天隐蔽。疲倦渐渐侵蚀了他们。他们只能在白天休息，但基本没法入睡，因为晚上太冷，白天又太热。炮火肆虐，也让他们睡不着。阳光也跟他们作对。有些人因酷热而昏倒。许多人因炎热而胃部不适。但到了第三天和第四天，疲劳战胜了所有的障碍。想着坐下来休息片刻的人在草地上睡了过去。还有人说，他们可以在睡觉的时候行军。查理·斯通上校站着打电话时睡着了，不是在听电话那端的人说话的时候，而是自己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有时，晚上，他们也能躺一会儿，但他们只有雨衣。天气很冷，露水让草地像下过雨一样湿。即使在白天，他们也不敢生火加热食物，因为烟会把敌人的火力引来。晚上，他们不敢在外面点烟，所以在挖好散兵坑后，他们用雨衣罩在头上，然后在雨衣下点烟。他们有很多香烟，自己的抽完了，可以找别人要。每天晚上，新的水和口粮都会由吉普车运送过来。
你无法想象在晚上行军和战斗有多困难。乡野的道路崎岖不平，地面坑坑洼洼。一切都是新奇而陌生的。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只能用脚摸索，一不小心就掉进洞里，或者四脚朝天地倒在小水沟或小溪里。他们在犁过的地上跋涉，穿过齐腰高的灌木丛。他们像被蒙住眼睛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感，无法平衡，但他们仍然继续前进。
除了这些，他们还害怕地雷。德国人在田野里埋下许多地雷。我们的部队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探雷器检查每一寸土地，他们只能小心翼翼用脚探查，或者驾车越过雷区。当然会有伤亡，但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多，每天只有几个人。最大的伤害是心理上的，我们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德国人肆意挥霍他们的地雷。美国人从一块地里挖出400个地雷。集中埋雷的田地，还有孤立埋下的地雷是如此之多，他们用来做标记的白色胶带都用光了。但他们还是继续。
轴心国和驻突尼斯美军之间的大部分战斗都是为了争夺通往突尼斯东部的山口。在其中一次战斗中，我们的士兵殊死搏斗，抢占了某个隘口的一侧，而意大利人抢占了另一边。他们在那里休整、挖沟，相距不超过200码（182.9米）。先前布设的雷区把他们隔开，双方都不敢通过，只能待在原地等待对方采取行动。
意大利人开始向美国人送便条。我听说一战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但在这次战争中却很少见。意大利人送来了一张便条，告诉美国人，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美国人没有赢的机会，最好投降。美国人送回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去死吧，你们这些讨厌的吃意大利面的人。我们迟早会把你们的耳朵撕下来。”
这样的纸条，写的都是这种话，被一个阿拉伯小男孩在双方之间送来送去。这个小男孩碰巧路过这里，收了几法郎，就做起了“邮递员”的工作。
一天，我们开车经过一个补给卡车车队，几分钟前，他们刚刚经受了几架德国飞机俯冲轰炸扫射。士兵们都去了散兵坑，没有人受伤，但有三辆卡车着了火。士兵们立即扑灭了两辆卡车上的火，但剩下那一辆就没希望了，因为那是一辆大卡车，上面装的是几十罐5加仑（18.9升）的汽油。它们开始爆炸，碎片四处飞溅。
突然，那辆车发生了更大的爆炸，一个汽油罐炸得飞上了天。它雄赳赳气昂昂地冲到了大约400英尺（121.9米）的空中，接着逐渐减速，似乎在天空中静止了片刻，然后直线下降。它的“飞行”路线基本上是直上直下的。坠落时，它擦伤了卡车的侧面，落在了距离上升点不到5英尺（1.5米）的地方。
在恐怖或勇敢的记忆淡忘之后，像这样的小事情——令人难以置信的汽油罐的笔直升降之旅——常常会在脑海中停留很久。
在突尼斯前线与我们的部队一起生活了几个星期后，我得出结论，他们心中最主要的两样东西就是，对寒冷的憎恨，还有对空袭的恐惧。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有多冷。你们会有共鸣，因为你们都知道寒冷的感觉。但是你们不知道，如果你们没有经历过，你们就永远不会知道，被高速飞行的敌机袭击的可怕感觉。
如果说有一件事能让我们的所有士兵都一丝不苟的话，那就是注意空中动态。没有人告诉他们必须要小心。但只要被空袭过一次，谨慎就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只要有飞机飞过，他们都要仔细观察。天空中马达的声音是一个信号，表明无论他们在做什么都要停下来，才能确保安全。
当然，空袭在实战中是最糟糕的，德国佬们向我们的部队俯冲，那是一场噩梦，但这不仅仅发生在战斗中。在露营地和行军路上，也可能被空袭。我们的士兵一直都在承受风险，虽然数量不多，但危险总是存在，就像一条蛇藏在路上的某个地方。
因此，伪装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靠近前线时，人们每次都会把吉普车停在树下。如果没有树，我们就把它停在建筑物或墙壁的背阴处。如果根本没有掩护，我们就在车上面撒上伪装网。我们把风挡玻璃折起来盖在引擎盖上，并在上面盖上一块帆布，这样它就不会反光，也不会引来飞行员的目光。
德国飞行员喜欢偷偷躲起来。想要发现敌机，简直难之又难。有一次，我的一些军人朋友根本不知道几英里内就有一架德国飞机，直到它从头顶俯冲而下，20毫米的炮弹一拥而下，落在他们身边。
每天都有人在路上被轰炸，但实际上只有百分之一的极少数人在旅途中看到过德国飞机。我随着车队在突尼斯中部公路上行驶了数百英里，但看到的轰炸还是相对较少的。
正是因为这种危险总是隐秘又突然，人们才更害怕。这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地面火力下很镇定，却很讨厌轰炸机。只要看到飞机，营地里的士兵总会立即跳进狭长的战壕，而路上的士兵会像水一样从车里涌出来。十次中有九次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但如果我们等到确认了再跑，就已经太晚了。我不止一次飞快地减速，然后才意识到飞过来的只是一只鸟。
当我沿着前方的道路行驶时，遇到了数百辆车，从吉普车到大型拖车，车上的数百名士兵都在扫视天空，就好像是海上船只的瞭望员一样。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坐着吉普车从前线回来，我们遇到了一大队补给车。它们扬起的尘土令人窒息。第一个危险信号是我们身后天空中的炮弹爆炸声。我们立即停下来，一窝蜂地跑下了车。我记得自己回头一看，然后说：“有二十几架飞机跟在我们后面！”
我们在田野上跑了50多码[2]，来到一条小沟边，停下来再仔细查看。我说的二十多架敌机实际上只是炮弹的黑烟。我们根本没看到飞机。这说明，在兴奋状态下，我们的感官是多么具有欺骗性。我们开始憎恨绝对平坦的田野，因为那里没有沟渠可以跳进去，也没有山丘可以躲藏。我们甚至开玩笑说，去这样的田野要随身携带可折叠的散兵坑。
在营地里，我经常看到士兵们坐在狭长的战壕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有人。他们咒骂德国飞机，支持我们的飞机，就像在看足球比赛一样。
一个在前线待了两个月的部队指挥官告诉我，他们被扫射和俯冲轰炸的次数太多了，以至于不跳起来就听不到马达声。我知道的一个美军分队，一天内被德国佬袭击了23次。这种经历给人的影响会很深远。
如果我们能够反击，士兵们的恐惧就会大大减轻；如果我们自己的战斗机也在空中，士兵们就很少会感到不安。
是的，寒冷和德国佬是这里的人普遍憎恨的东西。但是随着春天的到来，寒冷即将消失，我们都希望德国佬也能领会到这一点。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和一个朋友把吉普车开到一棵树下，用树枝遮住它，然后沿着山坡走了大约500码（457.2米）。在我们南面半英里（804.7米）处，突尼斯中部乌塞尔蒂亚山口的战役正在进行。我们在一个被称为前方指挥所的地方停了下来，那里正在指挥着一场战斗。那是一个20英尺（6.1米）见方的帐篷，藏在一棵树下。不过，整个帐篷已经倒塌，只是像一块油布一样盖着军官的床单和袋子。所有的工作都是通过两部野外电话开展的，它们就放在离帐篷10英尺（3米）远的地上的皮箱里。
岩石密布的山坡上长满了小灌木和小枞树。太阳出来了，天气相当暖和。没有纸，没有桌子，什么都没有，只有三四名军官，或坐或站地围绕地上的两部电话。其中一个军官有一个大地图箱。这就是他们指挥战斗的所有工具。
我们的部队在离我们1/4英里（402.3米）的山脊上。敌人在远处的山谷里，还有些在1英里（1.64千米）外的平行山脊上。我们走过去看了，但什么也看不见。两边都藏在灌木丛里。
每隔一两分钟，我们附近的大炮就会开火，大概半分钟左右，我们就能隐约听到远处炮弹的爆炸声。“现在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一个军官说，“但至少他们打中一次，我们打中十次。”
不时有更大更近的爆炸声打断我们。当我问它是多大尺寸的火炮时，一个军官说那不是火炮，是敌人的迫击炮弹。我以为它们离我们有三四英里远，但他说它们离我们只有800码（731.5米）远。
偶尔，我们能听到远处的机枪声。一个年轻的中尉站在电话旁，一直在讲电话。事实上，他似乎在做所有的决定。他对他的工作非常了解，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里面个子最高的军官是一名中校，但他似乎把一切都交给了他的中尉。每当有信号表明有飞机过来了，他就跑进散兵坑，一直待在那里，直到飞机离开。其他军官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那位年轻的中尉什么也没说。
电话每隔几分钟就响一次。其他指挥所打电话过来，报告情况或请求指示。后方大约15英里（24.1千米）处的总指挥所不时打来电话，接收报告。军官和士兵不断从山下或山上过来询问有关情况。一名中士来询问某个哨所在哪里，他说他有两个吉普车轮胎和一个反坦克炮的轮胎要送去。
另一名身穿大衣的中士走上山，敬了个正式的军礼，并报告说某个炮台准备开火。他们告诉他开火吧。电话铃响了。一个炮台的队长说敌人在他的射程内，请求行动。他得到了批准。所有的对话都是日常而镇静的。
电话又响了。另一个指挥所的一名上尉请求他们做出决定，是否继续前进。这位年轻的中尉显然不想直接向上级下达命令，他用建议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每句话里都加上两三个“先生”。我认为他处理得很好。
中尉也时不时给别的指挥所打电话。
下午的太阳照在山上，傍晚的寒意也开始降临。战斗了一整天的军官们开始步行穿过灌木丛前来汇报。他们又脏又累，但这一天还算不错，他们默默地有点开心。
医疗队的一位少校来到山上说：“那些坏坯子！他们毁掉了我两辆运送伤员的救护车。红十字会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没有人对他说什么。他发疯似的跑下山。
军官们一直在谈论白天被杀的三个同僚，另外一个失踪了。其中一个死者显然是个人缘很好的人。当时在他身边的一个军官发现了他衣服上的血迹。“我们一起倒在了地上，”他说，“但当我爬起来时，他却没有。子弹正好打中了他的头部。他没机会感到疼痛。”
“把帐篷支起来，收拾好他的东西。”一名军官告诉一名士兵。
另一个说：“该死的，他妻子马上要生孩子了。”
就在这时，一名中士走了过来。当天早上，他和现在失踪的那个军官一起离开的指挥所。“某某上尉在哪里？”他们都问。
中士说他不知道，他自己也被俘了。“被俘了？”军官们问道。
“是的，”他说，“意大利人抓住了我，又把我放回来了。”
这位军士名叫弗农·格里，来自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西纳瓦拉街305号。他已经结婚了，战前是一名律师。他是个年轻健壮的小伙子。他似乎对自己的经历没有太大的震动，但他说他一生中从未如此害怕过。
他坐在地上跟我讲述他的经历。早上9点半，他和失踪的上尉还有吉普车司机前去寻找一名遇害军官的尸体。他们把吉普车停了下来，上尉让他们待在那里直到他回来。上尉走后，他们用树枝盖住吉普车，然后躲在灌木丛中等待。当他们躺在那里时，司机对格里中士喊道：“看，他们在撤退！”
他看见8名士兵向他们走来。他以为他们是法国人，但实际上是意大利巡逻队。司机的喊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开始射击。这两个美国人还击。吉普车司机当场被击中身亡。格里说，司机被打中时，只来得及喊了一声。“这声叫喊会久久回荡在我耳边。”他说。
很快意大利人就抓住了格里。显然，他们是在执行一项明确的任务，因为他们中的七个人继续执行任务，只留下一个人看守格里。他们缴了他的枪，搜了他的身，把他的身份证还给了他，但他们留下了他的香烟、烟斗、烟草、口香糖和电话本。
“他们拿走了你的钱吗？”我问。
“我没有钱。”格里说，“我已经三个月没领津贴，口袋里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一分钱了。”
在那一个小时里，那个意大利人坐在离格里10英尺（3米）远的地方，用步枪指着他。格里说，那个意大利人一定对美国步枪很熟悉，因为他无聊地把它拆开又组装起来，又快又准确。他没有跟格里说话。
突然，我们的炮兵开始在附近扔炸弹。意大利人吓坏了。他赶紧站起身，消失在灌木丛里。格里逃回了家。
格里讲完故事后，上校完成了下午的巡视，回来了。他坐在地上，军官们围着他听报告和当晚的指示。上校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戴着眼镜，一副中学老师的样子。不过他骂起人来滔滔不绝，做出决定干脆利索，看得出来，他颇受下属的尊敬与热爱。他对所有人都直呼其名。他戴着一顶棕色的帆布帽，没有任何徽章。前线的军官尽量打扮得不像军官，因为敌人喜欢先把他们干掉。
有人问上校要不要来杯茶。他说他想喝。一声命令响起，一个身穿制服、戴头盔的华裔小伙子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盖着破布的茶壶。
飞机又来了，几个军官跑向散兵坑，但上校表现得好像没看见他们。我们其余的人留下来继续谈话。军官们告诉他，他的三个下属牺牲了。
“天哪！”他说，“嗯，我们正在战时。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我们必须努力，不要太难过。”然后他下达了指示。“今晚11点半我们就可以松口气了。吉姆，你要开始接电话线，其他人在天亮前一步都不要动。乔，你一直开炮，直到出发时间，这样他们就不会知道我们要撤退。我们已经打败他们了，我希望我们能留下，但我们已经接到命令了。”
每个人都去执行自己的新任务，我们记者也回到了山下的吉普车上。
2月的早晨，德国人开始向驻突尼斯的美军发起大规模进攻，我们在该地区的前沿指挥所藏在离西迪布济德镇约1英里（1.6千米）的一片仙人掌丛中。指挥所在那里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我三天前才亲自访问过那里。我和我们的前线部队在山里待了很长时间，大多数军官我都认识。
指挥所实际上是一个作战单位的总部。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会是一位准将。他的下属包括情报和S3（制订计划）官员、分队指挥官、医疗分队、负责厨房和各种零碎物品的后勤官。
这种规模的指挥所有几十辆车和两三百人。它的工作都是在卡车、半履带装甲车或帐篷中完成的。在前线时，它随时准备移动，每隔几天就会转移一次，这样敌人才不会发现它。这个特别指挥所距离已知最近的敌军阵地大概只有10英里（16.1千米）。我们的炮兵、步兵和坦克就在它和敌人之间。
那个星期天早上，成群结队的德国坦克和军队从法伊德隘口蜂拥而出。我们不知道有那么多坦克在后面，也不知道还有那么多德国人在后面，因为我们的巡逻队在突袭后俘获了许多意大利人。
这次袭击如此突然，没有人相信它是火力全开的。我们的前沿部队还没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阵地就已经被占领了。指挥所直到午饭后才开始撤退。那时已经太晚了——或者说太迟了。
指挥车、半履带装甲车和吉普车向西穿过半耕地化的沙漠，因为那时通往北方的好走的路已经被切断。当德国坦克从两侧向无助的车辆发起冲锋时，纵队已经移动了大约8英里（12.9千米）。
总部指挥所并非全副武装。它几乎没有什么装备可用来反击。人和汽车所能做的就是躲闪，拼命逃跑。没有所谓的战线，一切都混在一起，有10英里（16.1千米）或更大的范围。这完全是一场混战。每辆吉普车都各自逃跑。坦克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被击中。坦克的机组人员随后下车步行前进。坦克指挥官说，至少他们从着火的坦克上跳下来时，德国人没有用机枪扫射他们。
那天下午几乎每辆车都报告了汽油有问题。显然汽油里有水，但没有人觉得这是蓄意破坏。他们说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麻烦，但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
我的一个朋友，来自得克萨斯州大学城的罗纳德·（“贫嘴”）·埃尔金斯少校，他的半履带装甲车三次被德国炮弹击中。第三颗炮弹击中时，他们正站在那里清洗化油器的过滤器。它把他们点着了。有些机组人员最终安全返回，有些却失踪了。埃尔金斯少校说，“如果那该死的引擎没有坏掉”，他们本来可以把车开回去的。
那天下午，德国人碾压了我们的部队。他们用坦克、大炮、步兵和飞机持续不断地轰炸我们的部队。我们的炮兵在第一次冲锋时就被碾压了。我们被德国人的突然袭击淹没、分散、消耗殆尽。
暮色中，我们的人和装备散落在西迪布济德后方约10英里（16.1千米）的地区。黑暗拯救了那些被拯救的人。夜间，在距离第一个阵地约15英里（24.1千米）的另一块仙人掌地上，指挥所重新聚拢了剩下的东西。那天晚上，以及随后的几天，疲惫不堪的人们从沙漠中蹒跚而来。
那天晚上，德国人撤出了他们占领的地区，第二天早上，我们派卡车回去埋葬死者，并尽可能拖走损坏的车辆。但第二天下午，战斗又开始了。
在德国人出其不意冲出法伊德隘口的那天早上，我和我们的另一支分遣队一起来到了沃斯拉提耶山谷。
中午边上，我们得到消息说，德国人正从法伊德向斯贝特拉进发。于是，我赶紧收拾好东西，爬上吉普车，独自出发，用熟悉的85英里（136.8千米）时速向南往斯贝特拉开去。天气晴朗，一切似乎都很平静。快到斯贝特拉时，我本以为能看到德国飞机，但没有。我在日落前一个小时开车进入了仙人掌丛中的目的地。我去情报帐篷打了个招呼，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发现随着黄昏的到来，一切都很平静。于是，我支起帐篷，吃过晚饭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天不亮我就起床了，在日出之后搭上了一辆车，和两名军官前往我们前方指挥所的新位置。我们开得很慢，大家都密切注视着天空。我没有枪，因为记者不应该携带武器。偶尔我们会停下吉普车，躲在远离公路的仙人掌后面，但德国俯冲轰炸机只对我们前方的部队感兴趣。
最后，我们在离公路半英里（804.7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小块仙人掌地。我们认为这就是前线指挥所的新家，确实如此。仙人掌地占地约两英亩（0.8公顷）。其中隐藏着六七辆半履带装甲车、几辆吉普车、三辆轻型坦克和几辆摩托车——这是总指挥所18小时前逃离西迪布济德时剩下的所有东西。
指挥官已经再次出发，坐着坦克去参加当天的战斗。指挥所的其余人员坐在地上。他们一半的同志失踪了。他们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了。
当我走进这片仙人掌地的时候，我认识的军官们跳起来跟我握手，好像我们已经多年没见面了，其实我们四天前才刚分开。士兵们也是如此。起初我觉得这很奇怪，但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曾经远去，沿着无可返回的道路，而现在他们还奇迹般地活着，就像是远走多年后的回归，我们很自然地握起手来。
马萨诸塞州沙龙市的杰德·戴利上尉在德军突破后乘吉普车安全返回，但他遭遇了可怕的事情。他正和指挥所的其他人员一起在沙漠中后撤，突然，他看到，在不到100码（91.4米）远的地方，一辆马克4型坦克正盯着他。坦克停了下来，乘员们打开了炮塔的门，一个德国人站在那里，看着戴利上尉，眼神冷得像冰一样。他感到毛骨悚然。
杰德发动吉普车，但另一辆马克4型也盯着他。他不停地转向躲闪，但无论他转向哪里，坦克们都盯着他不放。它们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就这样突然出现了。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老鼠，试图从一屋子沉默的猫的包围圈里突围。
最后，杰德做了唯一可做的事。他把心一横，从两辆德国坦克之间开过去，他们的乘员坐在那里，枪炮对准了他，看着他走过50码（45.72米）。他们没有开枪，直到今天，他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开枪。
他猛踩油门，在沙漠里狂飙，飞越各种以往低速穿过的沟渠。德国炮兵追上了他。他们在他右边丢了一个炮弹，在左边又丢了一个，然后在前面也丢了一个。他们把他合围了。一般炮兵做到这样时，再丢一个炮弹就能完成任务了。但他们没有发射第四颗炮弹。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奇迹。
终于，天黑了，一种安全感降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安全，因为德国巡逻队正在沙漠中搜寻掉队者。杰德开着吉普车直接越过山顶，然后从山的另一边下来，逃脱了。他差点就开上了几处陡峭的悬崖。从那时起，他就恨上了德国人。他发誓要抓住那个可能正睡在他床铺上的德国人。杰德还丢失了相机和几个月来拍的十几卷胶卷。其中一张照片看上去很傻，最清醒的成年人有时也会犯傻。他摘了一些沙漠里的花，把它们别在耳朵后面，摆出一副傻傻的表情对着照相机。“为了获取情报，德国会把这些照片洗出来。”他说，“当他们看到那张照片，美国军官的耳朵后面别着花，他们可能会告诉戈培尔，在广播中说美国人都是娘娘腔。”
在斯贝特拉战役的第一天，在德国人的突袭中幸存下来的人里，大多数都失去了一切。“萨奇”·埃尔金斯少校逃脱时只背着衣服，但他最痛恨的是把300片剃须刀片留给了德国人。
有个士兵很伤心，因为前一天他克服惰性，写完了6封早该写的家信。但是那些信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他不得不重写一遍。
另一名士兵告诉我，那天下午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一辆美国大卡车的10个崭新的轮胎烧着了。“国内橡胶那么短缺，轮胎都是定量配给的，”他说，“看到那些崭新的轮胎被烧掉，我心里很难过。”
“为什么，你这个该死的傻瓜。”他的一个朋友嘲笑道，“这里天上全是飞机，田野里都是坦克，到处都是炮弹，而你还在担心轮胎！”
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市的乔治·萨瑟林中校和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罗伯特·西蒙斯中尉当晚在沙漠里穿行了29英里（46.7千米）。他们有一个指南针，它救了他们。他们失踪时，我们一直在谈论他们。“乔治会出现的，”一个军官说，“我敢押上所有的钱打赌。见鬼，用不了两天，德国人就会把他放了，在他把他们烦死之前摆脱他。”
他真的回来了。他和西蒙斯说，他们觉得指南针是陆军配备的最有价值的装备。不过，那天晚上他们的经历太可怕了。他们在沙漠中遇到的一个阿拉伯人差点把他们交给了德国巡逻队。在离他们几码远的地方，德国人在巡逻，他们死死地躺着，差点不敢呼吸，一个小时后才得以逃脱。但另一个阿拉伯人很好，他半夜爬起床给他们拿水喝。他们口渴得厉害，等不及用药片净化水。但我上次看到他们时，他们依旧好好的。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穿过沙漠走到安全地带的大多数人都得到了阿拉伯人的帮助。我只听说过两个阿拉伯人不肯帮助美国人的例子。一个阿拉伯人把“贫嘴”·埃尔金斯放进沟里，用一根井绳子把他拴住；另一个阿拉伯人走了25英里（40.2千米），把一些士兵带到安全的地方。许多士兵用大衣跟阿拉伯人换长袍来伪装自己。在我们的士兵中有很多关于阿拉伯人的讨论，普通士兵似乎有一种感觉，阿拉伯人是不可信的，除非你能抓住他的小辫子。但是数据不会说谎，在那些可怕的逃离、爬行和躲避死亡的夜晚，有数据表明，99%的阿拉伯人是支持我们的。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的帮助，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就无法心怀感激地活到现在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在仙人掌地听了几十个关于个人逃生的故事。每次我听到别的军官或士兵的声音，他准是在讲前一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说到从别人身上挖掘故事，以前我或许要费点力气，但现在我根本无法阻止他们说话。这种情形让人既心酸又感动。他们以为自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但他们看到了，他们的情绪不得不倾泻出来。因为我是他们逃出生天后唯一出现的新面孔，所以我就成了一个完美的留言板。
每个人一开始讲故事，都会用鞋子或棍子在地上画线，说明当时的地形和他是怎么逃脱的。我敢打赌，那天上午，他们在沙子上给我们画了50次战场地形图。他们的举动如此一致，不由得我忍俊不禁。
按理说，那天上午应该是新闻记者梦寐以求的，有关于逃生的奇妙故事，有关于恐惧和喜悦的亲密叙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成报纸的头版头条。然而，我被打败了。我一直听着，直到所有故事最终融合、重叠、平行和自相矛盾，直到整个冒险变成了一首大合唱。直到今天，在我的脑海里，就像在他们的脑海里一样，它成了模糊一片。
太阳出来了，晒得暖暖的，仿佛是为了抚慰他们喜忧参半的情绪。中午时分，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躺在地上，疲倦地睡着了。而我，对这一天感到心满意足，也躺下来睡觉，等待新一天的战斗开始。
美国人在西迪布济德战役中反击，并最终导致我们撤军时，我目睹了彼时彼地最盛大的一场坦克大战。在出发前往战场之前，我在距离前线大约10英里（16.1千米）处与指挥官聊了会儿。他把我带进他的帐篷，向我展示了当天的作战计划。他指着一个靠近预期战区的地点，说这是一个瞭望的好地方。他说，这个地点唯一的危险就是被包围和切断，如果战况对我们不利的话。“不过不会的，”他说，“因为我们今天就会把他们踹走，我们有足够的东西做到。”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把他们踹走。事实上，我们才是被踹走的那一方。
我在新挑选的、严重受损的前线指挥所度过了一个上午。整个上午，我都想爬上坦克，但哨所周围已经没有交通工具，他们的通讯也在中午被切断。我们坐在地上，吃了一些果酱夹心的英国饼干，喝了一些热茶。天气晴朗。午饭后不久，一位年轻的中尉挖出一辆备用吉普车，说要带我到前面去。
我们沿着一条公路向东行驶了几英里，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那里是我们部队露营地的中心。德国空军整个上午都在这个路口的上空盘桓。就在我们到达的前几分钟，他们又攻打了一次。路上有一个巨大的坑，几码远的地方有一辆坦克在燃烧。
那个地方的路很高，远远望过去，路很长。看起来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半灌溉沙地，很像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山谷，没有树木，到处都是野生的、人肩膀那么高的仙人掌。山谷里有耕地和用灰泥砌成的阿拉伯农舍，四周是连绵起伏的大山。
在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内，在被交叉道路像分“馅饼”一样分成四块的沙地里，有好几百辆乃至几千辆美国坦克、半履带装甲车、火炮、步兵装载车，绵延好几十英里，所有东西都静止不动。我们及时赶到了，战斗还没有开始。
我们把吉普车挂上超低挡，在沙地上、坦克间行驶。东面和东南面大约10英里（16.1千米）处是德国人，但他们没有任何动静，地上没有烟雾，天上没有飞机。一切都像饭后午睡的样子，不过我们没有人睡着。
我们驶过一辆又一辆坦克，发现每个乘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驾驶员在方向盘前，指挥官把头伸出敞开的炮塔门，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向前看着，就像日历上的印第安人一样。
我们停下来，问了几个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他们不知道计划是什么，他们只是做好准备，等待命令。在战斗开始前，他们早早就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排起了长队。那时，他们已经完成了为期好几个星期的训练，战斗装备是完美的，现在这几分钟的静止不动，只是他们等待已久的伟大斗争前的短暂静默。
突然，在短暂的“午睡”中，命令来了。我们没有听到，因为它是通过无线电传到坦克上的。但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因为在整个沙漠中，坦克开始轰鸣，气缸中喷出蓝色烟雾。接着它们出发了，尘土飞扬，发出我们早已熟悉的、特别的“坦克声”。它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向前冲去。它们没有连在一起，可能相隔几百码，没有排队或者任何特定的队形，它们到处都是。它们覆盖了沙漠的左右两侧，在我们能看到的前方和后方，把渴望的尘土甩在后面。就好像是某个正式的发令员打响了信号枪，战斗开始了。
我们被裹挟在向前冲的坦克中间，却不知道战斗“比分”如何。于是，我把吉普车往旁边开，慢慢地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决定找到一个高点，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在沟渠之上跳跃躲闪，最后爬上了一座石山。
在一条隐蔽的战壕里，我们找到了指挥官，他站在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前。我们站得离收音机很近，可以听到司令官在指挥坦克进攻的声音。同时，从双筒望远镜里看去，我们看到了战斗装备在滚滚尘土中向前移动的奇特画面。
在沙漠的另一端，前面是西迪布济德镇。透过望远镜，我们只能看到它是一片巨大的绿洲，绿树与裸露的棕色沙漠形成鲜明的对比。远处是高山，在前一天德国突袭后，我们的一些部队仍然被困在那里。
在我们的坦克后面，其他装甲车冒着蓝烟，他们在带头进攻。新的编队开始迅速前进。炮兵先行，随后是半履带装甲车甚至是吉普车装载的步兵。整个沙漠在巨大的行军中隆隆作响。
广播中传来了指挥官的声音：“我们在西迪布济德的边缘，没有遇到抵抗。”
听了坦克部队平静的报告，指挥车周围没有人说话。他们的表情非常严肃：没有抵抗，是不对劲的，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诡计……
突然，褐色的尘土和烟雾开始喷涌。我们用望远镜查看。远处传来了爆炸声。收音机里又传来一个声音：“我们被炮击了，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接着，一阵长长的静默，尘土继续喷涌，“我不确定，但我想是炮火，有些是沿着镇子北边的路来的，有些是南边的。”
透过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在前进。他们离得很远，也许有10英里（16.1千米）——卷起一道窄窄的尘土，像羽毛一样，沿着低坡平原从山脚向西迪布济德疾驰而下。我们看不到德国人的坦克，只看到尘土不断向前涌来。
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们正站在将军那天早上在地图上指出的那座山上。这个位置还不够好。我对年轻的中尉说：“我们接着走吧。”
“我准备好了。”他说。
于是我们上了吉普车，颠簸着朝原来的方向开去，朝着截止到当时突尼斯发生的最可怕的装甲车混战开去——只不过，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而已。
奇怪的是，我们就这样开着吉普车，朝着战况激烈的地方开去。我们没有依赖任何人，没有问别人是否可以去。我们只是踩下油门就走了。在我们前面的车辆穿过了沙漠，穿过了灌溉过的田地，我们紧随其后，在前进的队伍中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我们只是一辆吉普车，里面两个穿着棕色衣服的人，跟其他车辆并无区别。
队伍在谨慎地移动，不时会停下来。有几次，我们也停了下来。我们关掉发动机，听飞机的声音。不过最后，我们厌倦了缓慢的前行，快速冲出沙漠和阿拉伯人犁过的田地，经过了许多仙人掌地与小农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焦虑感涌上我的心头。我感到恐惧，刚耙过的地里可能有地雷，只要碰到，我们就会被炸得灰飞烟灭。我和中尉说起，但他觉得德国人没有时间埋地雷。我心里想，见鬼，埋一颗地雷又不需要一晚上。
我们没有踩上地雷，显而易见。
战场上总会有许多不协调的事情，总会有许多荒谬可笑之处。那天是阿拉伯人。他们像往常一样赶着骆驼。有些人继续耕地。孩子们赶着驮着麻袋的小驴子向前走，坦克和火炮在他们身边轰隆作响。空中全是飞机，呼啸的炮弹涌出浓烟。
当我们在一片新的耕地上颠簸前行时，一个愚蠢的想法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军队在发动进攻之前是否得到了使用这块土地的许可？
双方在过去24小时内一次又一次穿越这些农场。田野上布满了深深的、宽阔的车辙，那是神话般的马克6型坦克留下的。前一天战斗的证据仍然四散在沙漠中。我们经过许多烧焦的半履带装甲车，还停下来查看一辆烧坏了的坦克，它的名字是得克萨斯。在这之前，我的一位中校朋友和他的车组人员开着它击毁了四辆德国坦克。
我们还经过一辆装满美国弹药的拖车，它已经被遗弃了。我们回头查看时，年轻的中尉想把我们自己的吉普车挂在它上面当拖车，但我劝他不要这样做。我担心德国人夜里在上面安了饵雷。
我们离前面的坦克大战越来越近，但从没有卷进去，因为开着吉普车过去无异于自杀。据我判断，我们停在了离最前面的坦克大约1英里（1.6千米）的地方。
在我们身后的沙漠里，人员和车辆依然滚滚向前。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些德国坦克在后面，对我们的半履带装甲车和吉普车发动攻击。但幸运的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轻型美国坦克从后方驶来，停在我们附近。他们将停在那里，随时准备加入战斗，虽然这个战场对他们来说过于重型过于激烈了。一停下来，机组人员就跳下坦克，开始挖散兵坑，以防俯冲轰炸机不可避免地到来。
很快，俯冲轰炸机就来了。它们在我们身后开火。美国和德国的坦克在我们前面燃烧。我们的飞机也过来了，对敌人发起扫射和轰炸。
我们的一辆紫红色的半履带装甲车，装满了弹药，火焰在它周围跳跃和摇摆。每隔几秒钟，它就会发射一颗炮弹。炮弹划破天空，发出奇怪的嗡嗡声。炮兵在我们右边停了下来。他们开始轰炸德国的炮兵。没过多久，德国人就反击了。炮弹快落下时发出的尖叫声是可怕的。我们可以听到它们飞了过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几百码外的尘土飞起。这些炮弹击中地面并像穿甲炮弹一样反弹，却不会立即爆炸，而是沿着地面跳跃，直到它们最终失去冲力或击中某物。
战争有其独特的声音。它们与和平世界中的声音没有多大区别。但它们把自己伪装得很凶猛，令人难以忘怀，因为它们本就是在危险和死亡之中滋生的。坦克发动时发出的哐哐声，炮弹在空中发出的尖叫声，轰炸机俯冲时不断上升的恶魔般的呜咽声，它们在正常生活中都有对应的声音，如果蒙着眼睛，人们很难分辨出来。但是，一旦在战争中听到，人们就永远不会忘记。
它们重现的方式可能会有一千多种——卡车低速启动时发出的摩擦声，屋檐下的大风，某个人吹的口哨声。就连酒店房间天花板上鞋子掉落的声音，也会让人误以为是远处微弱的炮弹爆炸声。窗帘沙沙作响，也能让一个充满战争记忆的人全身发麻。
西迪布济德坦克大战战败的那天晚上，我驱车返回斯贝特拉附近的仙人掌种植区。在那里，我把帐篷搭在了几天前我挖的那个洞里。指挥所周围气氛很紧张。因为还没有收到完整的报告，没有人知道当天的战况如何。我们似乎要站在斯贝特拉附近的新战线上，仙人掌种植区在它西面两英里（3.2千米）处。
就在我准备睡觉时，斯贝特拉的东面被轰炸。我本来就没指望能睡多久，的确没有。凌晨1点钟，威廉·尼科林下士把我摇醒，还叫醒了整个营地。他让我把吉普车收拾好，准备出发。在寒冷的午夜时分，即便是在战时，人也会非常困倦。我偷偷向外望去，发现指挥官的帐篷还没有收起。我知道我可以比他更快地收起我的小帐篷和行李，所以我翻了个身，躺在那里，昏昏欲睡不想动弹。
大约10分钟后，尼科林下士回来了，他只说了一句：“德国坦克在斯贝特拉。”
兄弟们啊，我收拾帐篷、打包行李的速度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不过，最后的行动命令还是没有下来。大家都准备就绪，只能站在黑暗中等待。仙人掌地和原先搭满帐篷的坑洞变得空空如也，在昏暗的月光下显得很奇怪。突然，一团巨大的火焰出现，朝着东面黑暗的天空冲去。我们点燃了自己的汽油堆放场。不一会儿，红色的照明弹也窜了出来——那是弹药库。
那时我们才知道，斯贝特拉的一切都结束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弹药都在那里，那些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运来的弹药，就这样徒劳地射向天空，就像7月4日庆祝活动的烟花一样。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可怕的战斗。我们只能看着，不怎么说话，也没有走动一下让身子暖和一点。
过了好几个小时，疏散的命令还是没有下来。我把我的铺盖卷从车上拽下来，铺在前轮旁边的地上，躺上去，把厚呢大衣盖在头上，防止脸被冻僵。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是我一生中睡得最香的三个小时。
我醒来时，天刚蒙蒙亮。许多卡车正从我们仙人掌种植区的边上开过，连绵的车辆驶向高速公路。看来我们已经开始撤军了。餐车和补给车之类的先走了。
我们的战斗队伍还坚守在斯贝特拉的这一侧，所以撤退的时间真的很充裕。但是我们都觉得会有一场可怕的战斗在我们眼前展开。前景似乎很黯淡。我认识的一个少校从我身边走过。他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去厕所呢？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于是我们就去了。
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天大亮之后，飞机来了，不过是我们的飞机。整个上午和下午，它们在我们头顶盘旋。那天的天空是属于我们的。
最后，很明显，德国人不太阻拦我们的撤退。少校和我终究会看到另一个日落。
后来有消息说，在西面45英里（72.4千米）处的费里亚纳，双方正在激战。我立即发动吉普车，向斯贝特拉山谷挥手告别，然后滑入向西缓慢行驶的车流中。那天又黑又冷，我出发的时候，天上下起冰雹来。
是的，非洲下冰雹——撤退的时候，老天都在跟我们作对。
从广阔的斯贝特拉山谷撤退，途经卡斯林隘口，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庄严的事情。它持续了24个小时，没有间断。它没有任何以退为进的考量，如此平静，如此地有条不紊。除了规模之外，它与正常的部队和补给车队没有任何区别。车辆之间的间距非常大，在宽阔的碎石路上，我在它们之间穿行并不费劲。而且，因为我不需要保持队形，所以我能时而超前，时而放慢速度，可以更好地看到行军的全貌。
据我所知，德国人没有对我们撤退的纵队进行任何扫射。他们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们为什么不攻击，对我来说，时至今日仍然是个谜。
我们的棕色大车轰隆隆驶过，大约每30秒一辆，持续了24小时。首先，在天亮之前，餐车和工程师先来了，准备好了装备。接着来了车载火炮，一些步兵沿着道路设置了保护带。接着是大量的长长的补给车、野战医院、指挥所、弹药车、步兵、炮兵，最后，当夜幕再次降临时，坦克再次出动，并继续前进，直到第二天黎明。一切都是机动的，没有人步行。
这简直再好不过了。宪兵开着吉普车和摩托车在道路上巡逻，确保没有人超车，没有交通堵塞，没有懒散游荡的情况。美国卡车出故障的并不多，少有几辆坏掉的，也被立即拖走了。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事故。
身在其中，我们很难意识到，这次大撤退，是美军在海外战场上为数不多的一次撤退。我们不禁感到一丝屈辱。然而，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对于能够如此有序地撤退，我们却感到自豪，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自豪战胜了屈辱。
从费里亚纳和莱普特机场的撤退是分开的，而且比我们的规模要小。他们在黎明时分被疏散。弹药堆被引爆，所有无法带走的汽油都被点燃。当天黎明起飞去执行任务的飞机没有返回，而是在其他地方降落。所有因轻微损坏或需要维修而无法起飞的飞机都被烧毁。
莱普特机场没有任何地上工程，因为它得承受太多轰炸。一切都在地下，办公室、宿舍和别的东西。地面上什么也没有，除了飞机本身和齐膝高的小土堆，土堆下面是防空洞。
有个军官在离开时，在防空洞门口钉了一张俄罗斯最新战线的地图，德国人来时就能看到。
路上偶尔有法国难民，不过没有阻碍交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步行，手里拎着棕色的手提箱和包袱。我注意到，他们携带的东西不多，显然对我们终究会回来很有信心。车流里几乎没有阿拉伯人。他们通常待在原地不动，不管谁来接管他们的国家，他们都能与之融洽相处。
法国炮兵和步兵也在撤退。在我们安全返回卡斯林山口，道路变得狭窄和破旧之后，他们确实阻碍了交通。在松软的沙地上，成千上万的法国马和马拉着的弹药车排在道路两旁。我们知道，法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士。但是，这些高轮马车走得太慢了，像过了一个世纪，似乎象征着法国的灾难。卡斯林郊外的法国大医院也被疏散，法国主管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美国士兵。
我和一个士兵——布鲁克林第四大道666号的唐纳德·斯齐亚沃尼中士——聊了聊，他刚刚收到一个闹钟、一柄银色的开信刀、一篮鸡蛋、三十多个橄榄和一瓶桃子白兰地。我们聊天时，一卡车士兵正好经过。看到那瓶酒，他们开始对斯齐亚沃尼大喊大叫。斯齐亚沃尼的血管里流淌的显然不是吝啬的血液。他追在卡车后面，把酒送给了那些士兵。
这种每天都在发生的小插曲，说明了我们的撤退是多么平静，多么不像撤退。
在国内的你们，肯定会对我们这些美国部队在突尼斯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失望。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的困境是一种耻辱，正如乔·史迪威将军谈到我们去年被赶出缅甸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损失了大量的装备，牺牲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失去了许多领土，更不用说面子了。但是，这里的人都毫不怀疑，德国人终将被赶出突尼斯。这是注定的。
我们的失败甚至可能无法推迟隆美尔的出走，因为实际上我们的军队只占盟军在突尼斯总数的一小部分。前线的人们估计，打完突尼斯战役需要两到六个月的时间（那时是2月底）。
在国内的你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到那时为止，突尼斯主要是英国的舞台。我们的角色很小。因此我们这一次的失败对整个局势并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我们美国人在北非登陆，获得了所有的美誉，尽管英国人确实帮助了我们。英国人在突尼斯大展身手，他们也会得到荣誉，而我们也帮助了他们。这就是一直以来的计划。这就是一直以来的现实。而真正将隆美尔赶出突尼斯的也将会是英国人。
我们在这里陷入困境，根本原因有两个：像往常一样，我们没有合作伙伴；再一个就是，我们低估了隆美尔的力量，尤其是他的胆量。
这里的军人和记者都知道，我们在战区里兵力投入太少，根本不足以应对，如果德国人真的发动大规模攻击的话。而且，每个人都错误地认为，德国人没有能力这样做。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挫折对我们来说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虽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它悲惨且又为时过晚。自我感觉良好并没有错，但我们美国人总是很自大。不知为何，我们以为，就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就可以虎入羊群一样战斗。我们才刚刚意识到，只有生产制造，才能赢得这场战争。
有两件事我们还需要学习：我们在前线必须更加努力，必须精简指挥，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而积极地行动。
至于我们的士兵，你不必为他们的能力感到羞耻或担心。我看过他们在战斗中及战斗后的样子，美国士兵并没有任何问题。他们的战斗意识很好，士气不错，越是深入战斗，就越像个斗士。
我见过几个坦克兵，先后在两辆坦克里被袭击，而他们唯一的想法是，再找一辆坦克，“一定要给德国佬一点颜色看看”。
诚然，他们并不像英国人和德国人那样经验丰富。但在那之前，他们也有了一些战斗经验。我不认为所谓的青涩是失败的原因。我只知道，一人难敌四手。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战线上，在前进（而不是撤退）之前，我们都需要更多的人手。
[1] D口粮每份包括 4 盎司（113.4 克）的巧克力棒。
[2] 50 码约为 45.72 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