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战役结束了。我们的空军继续深入突尼斯,直至抵达将他们与近在咫尺的西西里岛、撒丁岛以及欧洲大陆分割开来的海洋鸿沟边上。我们和英国人挺进占领的港口,清理掉战后残骸,腾出地方供船只停泊。随着港口的用途不断增加,成千上万的士兵、船只和卡车蜂拥而至。我们的战斗部队远离了敌人的射程,回到后方城市,短暂地享受人们的欢呼和喝彩,休息上几天,就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入侵演习,除了不会被真的击中,其他都要像实战一样严格。

在秋天之前,我们这些在突尼斯的人肯定会深入新的战场。我们大多数人都意识到并承认,可怕的日子就在眼前。发生在突尼斯的杀戮有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明年年底之前我们即将看到的事情、即将做出的事情面前,也会变得苍白惨淡。

对我们来说,突尼斯绝不是终点,但如果没有突尼斯战役,我们就无法做好准备,投入更大规模的战斗。突尼斯被称为热身场所,我想,这个词很恰当。通过实战检验,我们知道了哪些武器、飞机和车辆是好用的,哪些是不好用的,哪些稍加改动就可以变得好用。我们在战斗中训练了士兵,发现了通信系统、补给线和组织方式中需要发现的缺陷。

在国内,你们很难意识到,战区实际上是一个多么繁重、复杂、庞大的机构。你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战争是件清楚明白的事,让这么多人在海外登陆,把他们从港口转移到战场,用枪炮向敌人推进,然后看他们是赢是输。

以这种方式看待战争,就像只看了一部电影的预告片,却觉得已经看到了整部电影。说实话,我不清楚我们在非洲的部队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前线上,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见过敌人,向敌人开枪,或被敌人袭击的人,相对还是少数。剩下的数十万人奋斗在后方补给线上,他们在公路上奔波,卸货,做饭,敲打字机,修路,画地图,修引擎,破解密码,训练预备队,推敲作战计划。

要让这些庞大而混乱的东西相互啮合并高效前进,就好比用一桶意大利面去织一块布。提前制订精密的计划并没有错,但很多东西我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学会。现在,我们的部队在北非历练了6个多月,我个人觉得,我们已经消除了大部分误解,抛弃了大部分错误的认知,并已经变成了一台劳累不堪、战战兢兢、影响巨大的机器,能够正确地吸收和引导那些对战争来说更为青涩的人,他们身后将会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追随。

在北非的所见所闻从某个方面改变了我的感受。有几天,我独自坐在帐篷里,绝望地认为我们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并因此而沮丧忧伤。现在我不再有那种感觉了。尽管国内充斥着罢工、争端和混乱,但美国正在生产、制造,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即便在这里,仅仅一条线的远端,涓涓细流也已汇成激动人心的河川。我们在国内生产,在海外壮大。显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全投入战争。我们不得不经历一个过渡期,先是自由生活,然后是新的战时生活,它会持续很久,并最终成为我们的日常。这是一种成长,我们无法压制。只有时间才能产生这种变化。我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如果我说得没错的话,我们已经改变了性格,成了一个战争国家。我还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取胜,在哪个地理位置上取胜,或者以哪种方式取胜。但我不再怀疑,我们终将胜利。

这里的士兵们也变了。也许,他们身在其中感觉不到自己变化。而我离他们也太近,无法完全捕捉他们的变化。但我毕竟比他们年长,又跟他们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能够更多地注意到他们的变化。

一年来,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被士兵们问到两个问题:“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曾经,他们回家的愿望是如此强烈,我相信他们会选择立刻回家——如果可以投票的话——即便这意味着对敌人的无条件投降。

现在情况变了。当然,他们还是想回家,我也是,但我们心里有了比这更深刻的东西,6个月前尚且没有的东西。我不太能用语言表达清楚,它不是“为了自由,必须消灭敌人”这种口号,而是一个模糊却日益让人接受的事实,我们必须赢得这场战争,而在大西洋上来回度假的思乡者是完不成这项艰巨任务的。

离家一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对那些从未离家的人来说,我们部队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如此。起初,思乡病差点把人折磨死,但时间会治愈他。人们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个状态。渐渐地,和家乡有关的记忆变得不那么生动,与它的分离不再那么痛苦。终有一天——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渐的——夕阳西下,动人心弦的云朵变换了颜色,人的身心都归到了所处之地,无论他在哪里。他过上了彻头彻尾的战时生活,而不是单纯的美国生活转换成非洲生活。

这就是我们的士兵现在所处的阶段,他们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它好像就是要花这么长时间。直到最近几个礼拜,我才开始经常听到人们热情而真诚地说起,要是能看到巴黎,能在柏林街头游行,他们将会多么激动。他们曾经的目标是自由女神像,现在变成了菩提树下大街[1]。当所有部队都跨越了这一鸿沟时,我们将踏上最后的征程。

在从普通平民转变成战士后,我们的士兵不可能还是从前那个人。即便是在一般的情形下,离开这么久,他们也会日渐成熟日渐改变,再回家时,他们不可能是从前你认识的那个人,更别提他们陷入了那个不正常的世界,他们不得不接受或在内心消化的新哲学,他们经历过的恐怖、快乐和怪异、奇妙的事情,让他们注定不再是你送别时的那个人。

他们比你们初识时更粗鲁。杀戮本身就是粗鲁的。他们的日常语言已经从亵渎变成了淫秽。最重要的是,他们想念女人。他们表现出的渴望、他们的对话还有所有行为,都显示出他们需要女性的陪伴,女性魅力对他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已经缺失太久太久。

我们的士兵远不像以前那样在意财物。对他们来说,钱财毫无意义,不管是对个人还是总体而言。他们很慷慨,不管是对陌生人,还是彼此之间。他们捐出或扔掉自己的钱,而且很自然的,比起大宗财物他们更关心自己辛苦赚来的东西。他们经常需要放弃无法随身携带的装备。战争的紧迫性让他们在处理车辆和物资时无法保持正常的谨慎。对我来说,关于战争,最令我震惊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骇人听闻却又必要的浪费。在前线,人们根本没有时间节约开支。此外,在物资匮乏却依然残存繁文缛节的战区,人们渐渐学会靠“征用”获得需要的东西。这不是偷窃,而是获得某些东西的唯一途径。战争的压力改变了人们对旧时美德的看法。当一切恢复正常时,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基本常识。不过,在杀人成为最终目标时,小小的“征用”又有什么错呢?

我们的士兵,依然思念着家乡,已经对他们目前所在国家的奇怪的民族和习俗感到不耐烦。他们说,回家后他们永远不想再出国。但我知道以后会怎样。总有一天,他们会回顾过去,吹嘘自己是如何学会了一点阿拉伯语的,英国的女孩们是多么地漂亮,德国的山丘是多么地美丽。他们的视野每天都在扩大,一旦他们都带着全球化的视角和异域色彩的观点回国,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再成为孤立主义者。他们现在感觉不太国际化,但战争的影响正在发挥作用,那一天终会到来。

说实话,我不能说他们现在对战争以外的海外事务很感兴趣。不久前,我在华盛顿的一个朋友给我写了一封热情的信,告诉我参议院有一条法案,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国组织,协调战争诉讼,管理被重新占领的国家,养活被解放的国家并为它们重建经济,组建一支联合国军事部队,镇压未来的所有军事侵略。

我的朋友告诉我,这项法案在国内是多么让人兴奋,称赞它是赢得战争与和平的第一步,并恳请我发回一份报告,说说前线人员对这项法案的看法。

我没有发送任何报告,因为前线的人对此几乎没有任何想法。我怀疑他们中是否有1/10的人能把这件事记上两天,尽管他们可能在《星条旗》上读过相关文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值得他们发表意见并争论起来。它听上去跟《大西洋宪章》或别的委员会会议没什么分别。

当然,在我们的部队里,如果我们刻意挖掘,还是可以找到许多具备政治和国际意识的人,从将军到普通士兵都有,他们的确花了大量时间思考,胜利后会发生什么,以及我们将如何应对。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在非洲的大部分士兵,即便在听说这项法案之后,也没有多想什么。我相信,他们对和平的想法可以概括为一句简单的话,那就是,在这场战争胜利后,他们希望国际争端能够和平解决,希望战争不会再次发生,能有帮手解决问题,但我们普通人除了说希望能有某种全球性的武装力量之外,没有更多的概念。比起关于战后世界的法案和决议,人们说得更多的是“国内那些卫道士,最好不要在我们不在家时强加什么禁令给我们”。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士兵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想,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的士兵像我们的海外士兵那样,受到如此体贴的关注。我们的食物很好。当然,我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说百老汇的牛排有多好吃,但当士兵被困在战时,他会毫不客气地承认,他想念的不仅是牛排,更多的是百老汇,而这里的食物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此外,这场战争中部队的烹饪也很好。一战时,好的食材都被糟糕的烹饪糟蹋了,这次没有。当然,有几次,好几天里,士兵们靠着冰冷的罐装C口粮过活,有时候甚至一两天没有吃的,不过这都是偶尔的。总的来说,从家里的来信可以看出,我们可能比你们吃得要好。

良好的饮食和优秀的医疗,让我们的士兵健康状况很好。有数据显示,当时大部分士兵的健康状况比他们在国内时更好。

他们有充足的衣物、交通工具、邮件和报纸。在后方,他们可以在军需站买到香烟、糖果、厕纸,等等。如果在战区,这些东西都会免费发给他们。

作战装备是我们唯一一样没有超过其他国家的东西,那是因为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两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什么是好装备,什么是不好的装备。我们的许多武器已经是别的国家无法媲美的。再给我们一年时间,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士兵的武器会比所有其他军队拥有的更好,同样,还有更好的食物、健康状况和衣物。

现在是1943年6月,从1942年11月在奥兰登陆以来,似乎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当然,即便是在刚到非洲的日子,我们也有几千个人,仿佛一个小家庭。尤其是在艰苦的1月,去突尼斯的时候,我们的部队规模太小了,我基本上认识每个分支的所有军官,还有士兵。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特别正式的,没有什么繁文缛节。在前线的记者很少,部队把我们当成公司的合伙人一样看待。我们建立了长久而深厚的友谊。

冬天,我经常去兵团总部,它藏在特贝萨外的一个深沟里。他们给我搭了一个小帐篷,我试着在里面工作、睡觉,但都没有成功,因为一天24小时里,我一直都觉得特别冷。我们在一个铺着石块地面的帐篷里吃饭,帐篷中间有个火炉。那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暖和地方。在初到非洲的那些日子里,晚饭后,我们经常围坐在火炉边,跟当时我们在突尼斯的总指挥官劳埃德·弗雷登达尔中将畅谈,像是在乡村商店一样。我很喜欢弗雷登达尔将军,钦佩并敬重他。不知为何,我总是把他当成弗雷登达尔“爸爸”,虽然我觉得别人肯定不这样想。到现在,我还穿着他给我的装甲兵战斗夹克。

不管什么事情,起初的日子总是最美好的。一切都是全新的,充满活力的,人们很容易熟识,每个人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突尼斯战争后期,对我们记者来说,情况也一样好——我们有更好的设施,战斗部队对我们来说很庞大。但在战争结束时,部队规模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当然,记者或许就应该是这种角色,但过去的亲密感已经消失了。

终于,突尼斯战役结束了,在我们战区经历了最惨烈的战斗之后,战事戛然而止。直到最后那些日子,我才真正明白,战争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些经历过山丘大屠杀的士兵们怎么能再像以前一样。突尼斯战役的结束,给人们带来了兴奋,接着是失落,然后是高潮退去后的不安。大投降来临时,我可以看到这种不安成倍地增长。对许多人来说,回归正常的生活,和由正常生活转到战时生活一样困难,有些人永远也无法完成。

现在,我们处于平静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短暂地休息。我试过在城里生活,但还是无法忍受。两天之后,我回到了乡村,那里的一切似乎都更干净、更体面。我在我的帐篷里,坐在新买来的帆布床上,在一张德国折叠桌上写字。桌子是我在大投降那天捡到的。这里的日子是如此平静,如此完美,我们差点对那些永远安息在突尼斯的十字架下面的人有了一种不忠的感觉,因为他们最后的意识里充斥的是冲天的火焰、噪声和喧闹。

在这里,100码(91.4米)外,地中海的海浪拍打着沙滩,仿佛是一首催眠曲。海水蓝得令人难以置信,就像我们经常听说的那样。天空万里无云,一片蔚蓝,只有鸟儿在灌木丛中歌唱,而灌木丛就生长在沙滩上,依偎着大海。小水龟们在旁边爬来爬去,我用绳子绑在一只水龟的后腿上,在摄影师查克·科尔特外出时,把它拴在他的帐篷里。我只是想跟他开个玩笑,但后来我发现自己每隔几分钟就要偷看一眼那个小俘虏过得怎么样。它拼命地想逃走,我觉得这小家伙挺可怜的,只能给它松了绑,跟摄影师的玩笑也泡汤了。

偶尔,沙地上会有蟑螂走来走去。两个小时了,我一直盯着一只蟑螂,它挣扎着想要挪动一个烟头。昨天,一条沙地蛇从我的帐篷门外爬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蛇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突如其来又令人惊讶的同情。不知为何,我同情它,因为它是一条蛇,而不是一个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也同情所有的人,因为他们是人。

或许是战争改变了我,正如它改变了所有人一样。人很难剖析自己。我知道,我越来越想独处,但矛盾的是,我觉得,我对人类有了全新、前所未有的耐心。当你生活在人类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非自然、宏大的残忍战争中,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再苛责可怜的人们犯下的琐碎过错。我不明白战争的幸存者怎么还会残忍对待任何事物。

是的,我希望战争结束,就像在北非的所有士兵一样恳切。地中海海岸边这一小段美好的时光是一种诱惑,一种催眠。我渴望我的人生每天都能这样快乐,无穷无尽。但很快,我们就要收起帐篷,坐上叮咣作响的坦克再次行进,在大炮轰鸣的“摇篮曲”中入睡。这才是战时的生活,愿望并不能改变它。

或许,是我无意中把战争描述得比实际更加可怕。战争是残酷的,这么说也许是错的,因为如果战争如此残酷,人类的意志就无法撑过两年、三年或四年。战时也有很多欢乐。甚至在这里,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度过了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幽默和活力依然存在。正如有些士兵曾经说的,军旅生活还不错,因为每分钟就能大笑一次。我们的士兵一如既往地幽默。他们很容易笑,尽管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多值得笑的东西了。

我不想否认战争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前线,生活的节奏都在加快。战争像美酒,普通人有时可以在危险情绪中振作起来。但这是错误的。当我们离开这里进入下一个战场时,我知道自己是多么地不情愿。

在和平终于到来的那天,我们称之为“大局”的最后一笔将描画出来。我没有写任何关于“大局”的东西,因为我对它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从我们狭窄的视角中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画面里,只有疲惫肮脏的士兵,他们还活着,不想死;在深夜黑暗里前进的车队;战斗后从山坡上走下的惊恐与沉默的士兵;等待领取食物的队伍,疟疾药片,散兵坑,燃烧的坦克,举着鸡蛋的阿拉伯人和高处飞过的炮弹的嗖嗖声;吉普车、汽油站、臭烘烘的铺盖卷、C口粮、仙人掌地、被炸毁的桥梁、死骡子、医疗帐篷和穿了几个月后油腻的、黑乎乎的衬衫领子;还有笑声、愤怒、美酒、可爱的花朵和不断的咒骂。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坟墓、坟墓和坟墓。

这就是我们的战争,我们将带着对它的记忆从一个战场走到另一个战场,直到大战彻底结束,我们中的有些人会永远长眠在某个海滩、某片田地。最初跟我们一起抵达突尼斯的人,有些永远留在了这里。我不知道,在这场游戏中,他们这么早出局是幸运还是不幸。我想,既然已经死去,幸与不幸也没什么分别了。勋章、演讲和胜利对他们来说再也不重要了。他们牺牲,别人活了下来,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牺牲了,并且因此剩下的人可以继续活着。当我们离开这里前往下一个海岸时,对那些留在木头十字架下面的人,我们无能为力,除了停下来喃喃地说上一句:“谢谢你,朋友。”

[1] 柏林的一条大街,社交、文化活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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