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六个月的奋斗与努力，在非洲的美国人终于实现了这一目标。当它真的到来时，仿佛是一场无法形容的雪崩。大批战俘堵塞了道路。缴获的物资占了好几英亩。
真的像过节一般，尽管每个人都继续工作。我们都突然感到内心自由了，心里的担忧已经解除了，就像小时候在农场，父母出人意料地说活干完了，要去州里的展会上玩一天。当我们整天盯着那么多德国人，这辈子都见不到那么多的德国人，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去了趟展会。
我们看到，有的德国人独自在公路上行走：有的德国人挤在我们的吉普车里，只有司机是美国人；几百个德国人像挤地铁一样，挤在他们自己的卡车里，司机也是德国人。在前线，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展会”上，德国人比美国人要多得多。到处都是德国人。站在人群中央，作为几十个德国士兵旁边唯一一个美国人，我感到有点晕眩。我不用害怕他们了，他们的88毫米大炮被遗弃在一旁。死去的德国人仍然躺在田野的草丛里。路边数十辆坦克和卡车仍在燃烧。垃圾堆也着了火，德军的指挥所一片狼藉。投降前，他们尽可能地破坏了一切。
但这些都是小意思，真正的大场面是，无数穿着奇怪制服的官兵，要么站在道路两旁，要么淹没了农家院落，要么黑漆漆一片站在田地里，等着我们告诉他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德国的高级军官们显然对战役的悲惨结局感到沮丧。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流泪。军官们为过去几天里死去的士兵而哭泣，他们在战场上没有做错什么，但此刻却只能沉默地站着。
而德国的普通士兵则不然。我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什么悲伤。跟兴高采烈投降的意大利人不同，他们只是接受了失败，尽管这场仗他们打得不错——为什么我这么肯定是这样的呢？因为他们很友善。非常友善。作为战俘，他们肯定要表现得友善，但他们的友善仿佛是真诚的。就像法国兵和美国兵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他们开始学习英语单词，还教我们德语单词。
但情况不允许他们和我们的部队有太多的交流。与他们直接接触的美国人给出必要的命令，把他们赶上卡车。其他美国人都好奇地盯着他们走过。我很少看到他们对战俘们有多亲善，却也没什么挑衅的举动，没有听到嘘声和欢呼声。但我确实听到过许多人说：“就应该这样。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
德国大兵对我们很好奇，就如同我们对他们一样好奇。每次我停下脚步，就会有人围上来。几乎每堆人里都有说英语的。老实说，我说不出他们的举止或性格跟类似的美国兵有什么不同。他们给我们香烟，也接受了我们给他们的，都是因为好奇。他们会查看吉普车，问我们关于制服的问题。如果我路过一个独自行走的德国人，他通常会微笑着跟我打招呼。
一位美国高级军官告诉我，他觉得自己为他们感到难过，直到想起他们是如何埋地雷杀死了他这么多士兵，又是如何在几天前用子弹将他压制住的，然后他开始憎恨他们。
我总是同情输家，但不知为何，我从来没有为那些战俘感到难过。他们也没有表现出需要我们为之悲伤的样子。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忠心耿耿，为自己的失败感到遗憾，但现在，对他们来说，一切已经结束了，他们似乎很高兴能够从战争中解脱。
在比塞特-突尼斯前线大投降的第一天过去之前，我相信，这里的美国人，至少有一半人都有了某种德国纪念品，但能称得上洗劫式的物资抢夺却几乎没有。德国人给出了头盔、护目镜和地图盒之类他们不再需要的东西。普通士兵得到一些战利品是合法的，因为根本不足以补偿他们在战争中的付出。
几乎每一辆美国卡车的散热器上都系着德国人或意大利人的头盔。我们的摩托车装饰得像嘉年华一样，挂着法国国旗和五颜六色的小旗子，上面印着黑黄相间的骷髅头，是德国人用来给埋雷区域做标记的。
许多士兵的枪套里都有了新的手枪。我们的许多人都戴着德国人的野战帽在周围打闹。德国人的护目镜经常出现在美国人的头上。我也有了一件纪念品，一件美妙绝伦的纪念品。那是一辆小汽车，是的，一辆真的能开的汽车。那天晚上，我开着我的德国“大众”回到营地。纳粹开大众，就好像我们开吉普车一样。这是一辆敞篷的双座车，发动机后置，车身是脏兮兮的棕色。它是第一装甲师送给我的，正如他们所说，“这辆车整个冬天都在法伊德隘口和我们一起奔波。”当我开着它从前线回来时，美国人看得目瞪口呆，惊愕不已，激动得想打起来。不过，看到开车的是美国人时，他们就笑着挥手。我一生中有过六辆汽车，开着它们上街时，从未像开着那辆嘎嘎作响的大众一样自豪。
德国人成百上千地坐在田野里，等待着。他们躺在大衣上休息，脱下衬衫晒太阳，脱下鞋子歇歇脚。他们疲惫不堪，却并非不伦不类的部队。他们装备精良，制服也很好，还有许多私人物品、钱、香烟和食物。他们的装备是用最好的材料制成的。有个士兵长得像英国人，他的指甲钳上镶嵌着宝石。他说，这是他1939年在纽约花了25美分买的。
有些人胡子刮得很干净，有些人看上去三四天没有剃须了，和我们的士兵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缺乏睡眠而眼圈发黑。总的来说，他们似乎比我们的士兵年轻，但平均看来，他们的块头没我们大，这让我很吃惊。不过，他们看起来确实伙食很好，身体很健康。
他们认为美国人是优秀的战士，只是并无恶意地瞧不起他们的盟友意大利人，就像有个人说的：“不光是说意大利人不会打仗，而是德国人从一开始就不太喜欢意大利人。”
无论美国记者在哪里驻足，战俘们都会立刻围上来。他们的精神状态似乎都很好，就连那些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的人，都努力地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德国人投降的那天，有一个小场景让我很想家。成百上千的德国人在一个农家院旁边，或站或坐，零星有几个意大利战俘，还有一些美国、英国和法国士兵四处跑腿干活，的确是一派国际大聚会的景象。农家院里有一台风车，风车大风扇上印的字看上去很不协调，我不得不抄下来：“弗林特和沃林制造有限公司，印第安纳州肯达尔维尔。”少了我们印第安纳州人，一切就不够国际化。
一个会说英语的德国士兵问我为什么要抄下来，我告诉他，因为这台风车来自我的家乡。他笑着说：哦，是的，他也去过印第安纳州好几次！
德国战俘给我的主要印象是，他们和别人一样，是人，基本上都很友好，有点虚荣。当然，他们不是超人[1]。无论什么时候，他们聚在一起，美国士兵就会拿出相机，拍一张纪念照，每次旁边所有的战俘都会像孩子一样挤进画面。
一个德国大兵看到谷仓旁边靠着一把破旧的扶椅，他坐了上去。我经过时，他咧嘴一笑，指了指他的脚，又指了指椅子的扶手，头往后仰，好像在说：“兄弟，这椅子真舒服！”
那天晚上，成千上万的战俘仍在路边的田野里游荡。我们的卡车和他们的卡车都不足以立刻把他们运走。他们只能等着，被送到集中营。他们用不着守卫来阻止他们夜逃。他们已经跑够了，只是谦卑而怀着好奇的渴望，等着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德国的投降比别的一切都更好地提升了美国的士气。在战斗中获胜，就像打扑克牌赢了或者钓到很多鱼——真他妈的令人愉快，让人振作。因此，在北非的数十万美国人都成了幸福的人，在欢笑中工作，精神状态焕然一新。
战争的结束对每个人都产生了明确的影响。起初，人们热情高涨。几天之后，情况有所缓和。每个人都意识到，一旦放松下来，就会感到多么疲倦，就像是绷得太紧的橡皮筋。一种反高潮的感觉笼罩着他。我听到许多次这样的话，“我彻底神经了”“我没有一点力气了”和“我想动起来，不在乎去哪里，只要走起来”。
留在突尼斯，就像马戏团表演结束后继续坐在帐篷里一样。每个人都想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当然，德国人也想知道。我可以保证的是，如果他们对我们的计划知道的没有记者和大部分部队多，那他们就处在完全的黑暗中了。我们这些普通人对下一步行动一无所知。我们只能希望很快就会有所行动，因为那种中场休息的感觉让我们的心情越来越低落。
在一件事上德国人不太道德，那就是投降后他们继续破坏自己的装备和物资。车辆被纵火焚烧，士兵们沿途在桥墩上折断自己的步枪。有时，他们的疯狂破坏甚至是可笑的。我看到一个德军的露营地，他们把所有的大炮、十轮车、所有的重型装备都完好无损地留在那里，却把诸如个人收音机、如厕用具、椅子甚至手风琴之类的东西全都毁坏。不过，他们的举动也是微不足道的。德军的溃败来得太过迅猛，他们的大部分东西都完好无损地被拿走了。我们在突尼斯的高速公路上看到过长长的德国卡车车队，但开车的是美国人，车身侧面还画着美国军队的黄色星标。我们的宪兵迅速采取行动，在所有缴获的补给站周围设置守卫，并对其进行保护，直到我们的部队能够收集、整理和使用所有缴获物资。
大部分德国战俘都被赶出了突尼斯前线。我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只知道他们往西面去了。管理他们，为他们提供饮食，肯定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把数以万计的战俘从非洲送走需要很多的运力，但如果把他们留在非洲，我们就不得不占用宝贵的船运空间给他们运送食物。他们就像是我们手上的一头华而不实的白象。尽管如此，正如有人说的，我们想要的是五十多头那样的白象。
虽然他们通常都很友好、愉快，但我们发现，战俘们基本全都认为，德国会在二战中获胜。他们说他们现在输了，是因为我们在突尼斯战场上的兵力超过了他们。但他们嘲笑我们入侵欧洲大陆的想法。总的来说，他们根本不理解美国为什么要参战，认为这不关我们的事。这究竟是出于纳粹处心积虑的宣传，还是纯粹的传言，我不清楚。但战俘们脑子里有许多错误的消息。比方说，有些人听说，日本和俄罗斯打了六个月，已经把俄国人赶出了西伯利亚。还有人听说，德国空军轰炸了纽约。当被告知这些消息有多荒谬时，他说他自己并不明白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
来自布鲁克林梅纳汉街183号的二等兵比尔·康奈尔与一个会说英语的战俘聊过一次，发现了一件事，用二等兵康奈尔的话说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熟人”——意思是，他们曾经在布鲁克林是邻居，康奈尔住格罗夫街251号，那个德国人住格罗夫街253号。但这一巧合并没有唤起他们的老伙计情谊，因为这名战俘是个顽固的纳粹分子，康奈尔感到非常厌恶，甚至没有问他的名字。
我们部队与战俘的初次接触非常愉快，实际上，愉快到美国军官们开始担心，因为士兵们觉得德国人很讨人喜欢。但如果美国人和他们交谈得足够久，就会发现我们打这场仗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他们的种族优越感，他们自负地认为，自己拥有管理世界这部分地区的神圣权力。跟一个德国战俘有一点点接触，就好像只掌握了一点点知识一样，是件坏事，但我想，我们部队中那些有机会与德国人长谈的人，事后都会更加憎恨这些敌人。
缴获的物资表明，德国人在所有装备中都使用了优质的材料。但在我们看来，他们自诩的效率还有改进的余地。他们在设计上的重复和杂乱比我们多。他们有十轮的大型运兵车，座位是交叉的，但对于它提供的服务来说，这种设计太多余了。除了运送士兵，它不可能另做他用。即便如此，它也很容易被攻击，因为人们都是露天坐着，而且车速很慢。他们也有一种类似摩托车的小玩意，后面不是两个车轮，而是两条小履带。这个设计很新颖，但正如有人说的，它只能载三个人，而浪费的材料足以制造一辆小坦克。
在某个供给站闲逛时，我发现了一堆小册子，叫作《一千句意大利语》。我拿起几本，想学点蹩脚意大利语，没想到这些小册子把意大利语翻译成了德语。我们不得不承认，德国人做事很认真。原来，我手上的几本并不是简单复制同样的内容，而是一套供部队学习的教材，足以跟大学里的意大利语课程媲美了。
这看上去是在烧钱，但我觉得，这样一来德国人能更好地侮辱自己的盟友了，用的还是人家的语言。
之前我描述过冬天的突尼斯战场，说到战争过去后，乡村并没有留下多少战斗的痕迹。当时我说的是突尼斯中部的战场，我们整个冬天都在那里。但是在大投降之后，我们有了一个新战场，那就是北部战场，它留下的战争痕迹比中部要多得多。原因有两个：这里的战斗更加集中，规模更大，德国人溃败得太快，没有时间像在中部战场那样撤回车辆、打扫战场。
在马特尔战役后，突尼斯北部的一些道路上到处都是被烧毁的车辆。有时坦克或大卡车的残骸就直接停在路中间，我们不得不绕过它。有些地方，我们还看到二三十辆毁坏的坦克散落在一英里（1.6千米）宽的山谷中。许多地方的道路到处都是弹坑。
战斗结束后的一两天里，我们偶尔还能看到盖着毯子的尸体躺在路边，经常能看到一两个德国坟冢，埋葬着在飞机扫射中死去的人。一路开着车，我们的鼻子不时地告诉我们，掩埋尸体时漏掉了一两个。
在高速公路上被大炮和飞机扫射杀死的狗和骡子，多到让我不断感到惊讶和难过。基本上，突尼斯北部所有的桥梁都被炸毁了。遇到小溪流，我们可以绕着走，但碰到更大的河流，只能由美国和英国的工程师们临时搭建钢桥，或者铺设浮桥。
在突尼斯中部，只有少数城镇真正被炮火摧毁，但在突尼斯北部，战线沿途的所有城镇都被摧毁了。比塞特是我见过的破坏最严重的地方。那是一座大城市，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它被摧毁后的样子。如果你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凡尔登之类的城市的照片，比塞特就是那样。遭受了长达数月的轰炸之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存下来。那些说城市不可能被轰炸摧毁的人，应该去看看比塞特的惨状。
突尼斯战争一结束，阿拉伯人就开始涌回家乡。先前双方都把他们从战区清理了出去，一是防止他们受伤，二是双方都不信任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被疏散到后方的安全山丘，但那些可疑的人被抓了起来，在战斗进行时被关在室外的拘禁营地。
他们赶着长长的大篷车回来。每一群都有几十个阿拉伯人，还有他们的羊、牛、驴子和孩子。他们看上去脏兮兮的，神情沮丧。破烂物品堆在两轮手推车上。我看见一辆大车上拴着十四头牛。妇女们通常背着大包袱。偶尔会有拉伯人比画着胜利的手势用法语说：“你好”。但大多数人都是沉默地走过，因为德国人在突尼斯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
美国人和英国人解放费里维尔和突尼斯时，这两个地方举办了盛大的仪式。
我和联合新闻社的克里斯·坎宁安共用一个帐篷，在北方战役中，我们经常一起出行。克里斯身材魁梧，留着黑胡子。他看起来很强硬，实际上很害羞。当他开着吉普车驶入费里维尔时，他立即被欢呼雀跃的男男女女和孩子包围，他们向他扔鲜花，高喊着“法兰西万岁！”和“美国万岁！”。
在这喧闹声中，一个衣着华丽、神情端庄的老派法国绅士来到现场。他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用不赞成的目光审视着人们热情爆发的场面。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用双手左右开弓，把人群扒拉到一边，好像在游泳一样。他把身子探进吉普车，先在克里斯一边脸颊上吻了一下，接着又在另一边脸颊上吻了一下。这一切都做完后，他转身大步离开。克里斯至今不明白是为什么。
自从跟那帮开“飞行堡垒”的朋友分开后，发生了许多事情。我经常看到他们在数英里高的突尼斯天空中艰难跋涉，我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他们的情况如何。战斗结束后，我再次拜访了他们。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不过不是很多。实际上，每个人的军衔都提升了。有些人被派回国训练新的团队。许多人已经完成了分配的任务，完成了一段时间的战斗飞行，被分配了地面任务。
几乎所有人都戴着勋章，大多都是杰出飞行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2]。有些小伙子看上去很疲惫，而那些还没飞够任务的老飞行员们则急于完成任务，然后休息。
我的许多士兵朋友都拿到了津贴。1月份留起来的胡子大部分被剃掉了，机械师们过去穿的厚重的呢子大衣也换成了无袖上衣，他们晒得皮肤黝黑。小狗们也长大了。
这里有了许多新面孔。他们的到来，填补了牺牲的人和完成飞行任务并开始执行地面任务的人的空缺。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都比以前了解得多。我感觉他们更加自信了，无论是在地面上还是在空中，这种信心是因为他们长期做这件事，已经很熟练了。
突尼斯战役结束后不久，飞行员们被放了三天假，这是他们抵达北非以来的第一次休假。有些人坐吉普车或卡车到最近的城市去玩了玩。其他人则乘飞机去后方更远的大城市。许多人去海滩游泳，消磨时光。许多人去了突尼斯，亲眼查看整个冬天他们谨慎又冒险地造成的大破坏。
他们发现，在地面上观看这个地方——以前他们只在几英里高的天空中看过，周围满是高射炮弹和战斗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他们去了被他们摧毁的比塞特，还有他们在无数次突袭中摧毁了码头的费里维尔和突尼斯。对所看到的一切，他们感到欣慰，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精准的破坏工作方面做得很好。
“杰克逊之家”——在离开英格兰之前我就一直跟随的“飞行堡垒”机组，已经不再是一个“家庭”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被分散并被吞噬了。两名老成员牺牲了，有些人晋升了。其他人完成了指标，开始执行地面任务。剩下的几个人被指派到别的机组。
他们现在都是老兵中的老兵，以前开的“堡垒”也不复存在了。将近一年前，一个痛苦的日子里，他们从美国一路开来的“地狱恶魔”在帕勒莫坠毁，但当时飞机上只有一个“杰克逊之家”的成员。
这艘忠实的飞机坠毁时，执行的是第42次任务。它参与了多次突袭任务，鼻子上都没有地方画白色炸弹标记（每个标记代表着一次任务）了。它曾经战绩累累。
我以为，小伙子们会对它的离去感到痛苦悲伤，但他们似乎没有。
曾经，我认识在北非执行战斗任务的每一组飞行员。但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团队迅速地壮大，没有一个人能全部认识他们了，即便他投入所有的时间。
当我在机场四处走动时，我觉得自己老了。那些最初手捧火炬的人，现在仍然留在这里的已经很少了，而且成了现在飞翔在天空中的那群人的“祖辈”。这是好事，因为它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
来自密歇根州兰辛的罗伯特·汤普森中士是一个“飞行堡垒”机场的摄影组组长，他手下有四个人。他们配合得很好，为以后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其中一个人会说意大利语，还有一个会说德语。
我之所以提到他们，是因为他们打造了一个暗室，这在非洲可是独一无二的。那是一个10英尺（3米）深的地下掩体。大部分都是坚硬的岩石，他们没有用到任何爆破设备，五个小伙子花了十天时间手动挖掘。
从入口往下走几层台阶，沿着一条又深又窄的壕沟，右转，再右转，在地下有一片3英尺（0.9米）厚的土石方作为屋顶，用于轰炸防护。那片区域从未被突袭，而他们以前驻扎的地方经常遭到突袭。
暗室里的一切都是自制的。流动水是从一架B-17飞机液压系统的弯管里过来的，管子末端是一个酒桶的水龙头。他们所有的显影化学品都保存在旧香槟瓶里，显影托盘是用汽油罐切割而成的，胶卷盒是用炸弹碎片做成的。他们的红色安全灯是吉普车的车灯。投弹手控制箱盖上的电气开关，用“飞行堡垒”驾驶员座位的橡胶垫垫着。
除汤普森外，这组人员还有圣路易斯的班尼特·塔克下士、新泽西州卡特雷特的二等兵哈罗德·哈林顿（他是爱尔兰人）、威斯康星州普利茅斯的一等兵奥托·辛格拉夫（他是德国人）和纽约的一等兵约翰·马丁尼（他是意大利人）。
他们都住在同一个帐篷里，虽然是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家庭，但他们对五个人共同的成就表现出的自豪感是你从未见过的。
另一个特别优秀的，是田纳西州马利维尔（诺克斯维尔郊区）的A.D.豪威尔上尉。在这里，人们都叫他迪克西·豪威尔，但在参军之前，从没人这么称呼他。我们早在1月份就认识了，每次我碰到他，他都有新鲜事。他接二连三地受了好几次轻伤，得到过一枚紫心勋章，发明了一种清理雷区的新方法，因为勇敢被授予过勋章，还晋升为队长，在一次俯冲式轰炸中，被炮弹碎片伤到了拇指。
战前，豪威尔上尉为美国铝业公司工作。他的岳父是美国铝业的区域经理。年轻的豪威尔本来用不着吃苦受累，虽然他的生活境遇很好，但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他就志愿加入了加拿大陆军，并在两年多前去了英国。1942年秋天，他转到了美国陆军。
他一直在最前线，是地雷和诱杀装置方面的专家，手下有一个战地工程师团队。他和北非的所有人一样，对德国人那些更为凶残的爆炸物了如指掌。他有一卡车各式各样的地雷、诱杀装置、照明弹、火箭、手榴弹、恐吓口哨和其他装置，用来教人们该如何应对。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将军亲临前线，我看到他在给将军展示他这些本领。
豪威尔上尉已经有两年半没有见到他的小女儿和美丽的妻子了。他说要是能看到她们，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但他不想在下次战斗结束前回家，不管那是什么战斗。
他有许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远远超过了他应该承受的份额。他在持续不断的炮火下工作了一个小时，在一座桥上安装爆炸装置，桥被炸毁时，正在急冲锋的德国人离他只有400码（365.8米）远。他因此获得了银星勋章[3]。
他只是这里成千上万的人中的一个，他们做了你们在国内的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疲惫不堪，却仍然愿意继续做下去。
我最喜欢的轶事之一，是一个士兵在前线站夜岗，那是他的第一次。他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立即朝它开枪，然后喊道：“谁在那里？”
在突尼斯战役期间，我只有一次机会拜访第9师。那个师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开车进入他们隐蔽的指挥部，带着一种孤独的不安感，就像一个人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大城市时一样。但当我走下吉普车，一个宪兵走了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篇我写的专栏，那是一篇关于宪兵的文章。他笑着说，他已经等了我很久，还说他知道宪兵很好，但没有我写的那么好。
这个特别的士兵就是二等兵沃尔特·沃尔夫森，家住在纽约西181街714号。他以前是咖啡经销商，喜欢演广播剧，战事兴起后，他当了兵。沃尔夫森的家族在纽约市有一家咖啡进口公司。实行定量配给后，报纸上刊登了人群在他家公司门口排队买咖啡的照片。他离开后，他的母亲和兄弟经营着这家公司。沃尔夫森的中士谈到他时说：“如果他卖咖啡时能像他拦停汽车一样出色，他的生意一定不错。”
在参军之前，沃尔夫森参加了“彩虹之家”项目。他背诵了很多诗歌和歌剧，经常在营地周围朗诵吟唱。
沃尔夫森的中士是查尔斯·哈林顿，战前是印第安纳州加里的面粉厂工人。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挖圆形散兵坑而不是方形散兵坑的人。他说，挖圆形的散兵坑，从字面上看，扫射子弹很难击中他，因为魔鬼无法把他逼到“墙角”。他说，他确信这句话是真的，毕竟“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
认识了这两个人，我进入这个指挥所就很方便了。跟他们分开后，我就去了帐篷，记者们总是在那个帐篷里逗留，打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在那里看见谁都很合理，除了鲍勃·罗伯少校。他是我在旧金山博览会上认识的一个好朋友，那时他正在报道这个盛大的博览会。我上一次见到他，还是一年半以前，在金门大桥。当时他还是一名中尉，在普雷西迪奥的部队公共关系部门工作。很快，他就被那里的喧闹混乱逼疯。为了逃离那个环境，他要求去海外工作——天哪，他居然得到了批准！他正好赶上了突尼斯战役后期战事最吃紧的时候，有了生命中的高光时刻。
二等兵沃尔夫森、哈林顿中士和罗伯少校和部队里每一个士兵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分支部队是最好的。我是没有编制的人，所以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同意。
二等兵约瑟夫·洛伦兹是我在第一师的好朋友，他的家在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市霍利街963号。他是个亲切、安静、友好的家伙，战前在一家家具厂工作。步兵师夜以继日地在马特尔西面的山丘上作战时，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把洛伦兹写进文章里，但我告诉他，要想把他写进文章里，就得有一些让大伙儿都感兴趣的小故事。因此，当炮弹在我们头顶上不停地飞来飞去时，一等兵洛伦兹和我坐在散兵坑里想啊想，看是否能想到一个跟他有关的故事，即便他经历了四场大战。最后，我说：“好吧，不管怎样，我都会把你写进去的。你住的地方离我的朋友卡瓦诺只有半英里（804.7米），所以我会想办法把你跟他挂上钩的。”
你们可能还记得我的朋友卡瓦诺。一战时，他才16岁，在法国打仗。二战中，他报效祖国的方式是，给我写许多有趣的信，讲述国内前线的情况，鼓舞我的士气。在其中一封信中，他说：“现在这里变成了一个适合居住的国家。没有汽油，没有轮胎，没有推销员，没有小工具，还有足够的威士忌。钱变得一文不值，我很高兴我能活着看到这一天。跟你说话的每个人，都怀揣着军事机密。我已经做好了战后的生活计划，里面没有你。祝你那虚弱的身体有个好运气，我的朋友，找个时间回英格尔伍德吧，给我带罐鲑鱼也不错。”
所以有一天，一等兵洛伦兹和我会脱掉鞋子，躺在卡瓦诺家后院的草地上，跟他讲述我们在428号山上死里逃生的经历，如果他试图插话，给我们讲他在凡尔登和维米岭作战时的情景，我们会做出根本不想听的样子。
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和机器都没法再混日子，至少在北非是这样。不能胜任工作的士兵基本上都被淘汰，被分配了别的工作。办公室里仍然有一些不称职的人，但在一线部队中，经验丰富的人让那些脆弱的人、古怪的人和不适应的人没有了立足之处。
设备和武器也是如此。事实证明，有些东西几乎毫无用处，有些东西则异常完美，要想改变设计，工程师们不得不绞尽脑汁。
在非洲战场的机械设备方面，有三种美国设备脱颖而出，那就是吉普车、GMC两吨半卡车和道格拉斯DC-3货机。DC-3货机在部队里被称为C-47，我想它是最能干的飞机。它不仅载重量令人难以置信，还承受了崎岖田野、野蛮搬运和过度使用的巨大打击。几乎所有的飞行员都会告诉你，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飞机。
GMC卡车在自己的领域也是如此。它可以运载大量货物，易于驾驶。在外面，卡车司机可以用它做任何事情。它很少卡住，即便卡住了，自己也能出来，再踉踉跄跄往前走。
还有吉普车，天哪，我觉得，没有吉普车我们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它什么活都干，到处奔波，像狗一样忠诚，像骡子一样强壮，像山羊一样敏捷。它承载的重量，总是两倍于设计的承载量，甚至更多。开习惯后，我甚至不觉得它开起来费劲了。我开着吉普车，行驶了好几千英里，如果有人要求我为新车型提建议，我可能只能想到一两件小事。一个是手刹，它根本没用。他们应该设计一个能用的手刹，或者干脆不要，还可以节约一点金属。
在噪声方面，我希望他们能改进一下，这样在一定的速度下，沉重的轮胎发出的声音听上去不会像飞机正在接近我们。这个声音不止一次吓得我魂不附体。除了这两个小问题，吉普车是战时的交通工具之神。
我开吉普车开了很长时间，体验都不错，只有一次出了问题。那天，传动装置坏掉了，卡在低速挡上，换不了别的挡位。那时我们还在马特尔附近战斗，所在的道路遭到了德国炮弹的猛烈袭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穿过乡村，在炮火肆虐的地方绕一圈。我们开车穿过齐肩高的麦田，沿着一英尺（0.3米）宽的羊肠小道，翻过小山，沿着陡峭的河岸走，穿过小溪，越过巨大的岩层。就在我们终于走上主干道，马上又能自由行驶的时候，传动装置坏了。
我们还有20英里（32.2米）的路要走，除了继续低速行驶，我们别无选择。幸运的是，开了一英里（1.6千米），我们就看到一个小标记，那是一个装甲部队的修理站。我们只是去碰碰运气，果然，他们说能修好我们的吉普车。他们不仅修好了车，还给在一旁等待的我们提供了晚餐。这一切，他们都做得心甘情愿。
这个小组的组长是来自肯塔基州路易莎的乔治·P.卡特中尉。他本来打算当医生，甚至学完了医学预科课程，最后却成了重型机械的“医生”。他的团队给坦克做检查和维修，让装甲师里的重型设备运行得井然有序。对他们来说，修理吉普车，就像是锅炉工修理手表，但他们能修好。
给我们修传动装置的机械师是明尼苏达州瓦德纳的沃尔特·哈罗德中士。就在那天，他们小组已经被迫转移两次了。一次是他们进入了德国炮弹的射程，一次是遭到俯冲式轰炸。哈罗德中士一整天都在干活、转移、躲闪，那天晚上，他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他对我们的吉普车却兴致勃勃，就像那是他自己的车一样。你可以从内心信任机械师，即便是在战场上，或者我应该说，尤其是在战场上。
突尼斯战役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第一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身上。那是因为他们是最早抵达战场的部队，我对他们最为熟悉。但突尼斯也有其他部队，在最后阶段，所有部队都为摧毁德国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第一装甲师是专门负责杀戮，并获得大量战俘的部队。不过，跟他们的战斗一样激烈、精彩的并不少，比方说在清理山区时损失惨重的第一步兵师，攻占了关键的609号山头，让最终的大胜成为可能的第34步兵师，在北部崎岖不平的沿海地区驱逐敌人的第9师，还有那些让敌人腿软的炮兵，或是给溪流架桥、让公路通行的战地工程师，还有无数的分支机构，没有他们的每一份努力，其他战斗单位可能都赢不了。
我们的前线部队从德国人那里得到许多小物件。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某种纪念品，从机枪到信纸都有。
许多士兵用被击落的德国飞机的风挡玻璃给自己制作了新的手枪把。与常规的枪把相比，它的主要优点是透明，士兵们可以把心爱女孩的照片放进去，便于四处炫耀。
来自亚拉巴马州特洛伊市的吉布森·弗莱尔中士在他的点45手枪枪把两侧各放了一张妻子的照片。弗莱尔中士发现德国人在某些方面非常整洁，他们会在口袋里放小包的厕纸。他的战利品里有一把修指甲的剪刀，是远在大投降之前从一个战俘那里得到的。
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天，弗莱尔中士有过一段经历，值得讲给以后的孙辈们听。当时，他在一个陡峭山坡上的散兵坑里。点88的炮弹落在离他3英尺（0.9米）远的地方，把他从洞里炸了出来。他失去了意识，从岩石山坡往下滚了50码（45.7米）。他似乎没有受伤，却没有了呼吸。他动不了，也发不出声音。他的胸口剧痛，腿也动不了。
一个医生走过来捅了捅他。弗莱尔中士什么也说不出来，所以医生没再管他。很快，弗莱尔的两个好朋友经过，听见有个人在说：“那里有个弗莱尔中士，我想，他已经死了。”他们赶紧跑过去。过了一个多小时，弗莱尔才能动弹，不过几个小时后，他又恢复了正常。他说，如果他的妻子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故事，肯定会觉得他是个英雄。
一天，在突尼斯的一个山坡上，我坐在一个箱子上，一个士兵理发师给我刮胡子、理发。剪好后，在这里为全美教育协会做战地速写的卡罗尔·约翰逊过来给我拍了张照片。我上一次在理发店拍照是在6年多以前，在白令海沿岸，阿拉斯加唯一的女理发师给我刮了胡子。那次，我也坐在一个箱子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似乎没有任何进步。
给我理发的是二等兵帕特里克·菲茨吉布斯，以前住在纽约西97街315号。他做了17年的理发师，在远洋班轮上、好莱坞、百老汇。二等兵菲茨吉布斯把理发说成“剪头发”。他说：“我从15岁起就开始剪头发。当你习惯了剪头发，一天不剪，你就会想念。”
我告诉二等兵菲茨吉布斯，我可能会把他的名字写在我的报道里，他忙来忙去，在我身上多花了半个小时。他给我涂上剃须膏，清洗我的脖子，用剪刀一次又一次地剪我的头发。我想，如果我不注意的话，他可能还会给我洗个澡。
说到洗澡，在突尼斯战役结束后的几天里，我洗了六个星期来的第一个澡，打破了我冬天五个星期不洗澡的纪录。我发现，我是一个可以洗澡，也可以根本不洗的人。当然，不讲卫生并没有损害我的健康，因为在那些脏兮兮的日子里，我的感觉好得不得了。
在前线，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如果长时间不洗澡，跳蚤就不会来烦我们。显然，我们要么就是已经有了一层保护层，跳蚤们咬不透，要么就是太脏了，连跳蚤都嫌弃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知道有些轻率的人偶尔洗个澡，就立刻被跳蚤袭击，而我们这些肮脏的人却可以免遭伤害。
有些小伙子的确觉得清洗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生活与时代》杂志的威尔·朗某天下午剪了头发，洗了头，第二天早上又去了同一家店，又洗了一次头。当我对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表示惊讶时，他说，为什么，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还看见过《科利尔》杂志的摄影师鲍勃·卡帕坐在椅子上，洗了三次头，一次接一次，每次都用不同香味的香皂。
威尔和我开着吉普车从前线回来，因为部队带走了我的德国大众轿车。最高司令部下达了一项命令，所有缴获来的车辆都必须上缴，所以我的车就被上缴了，虽然它曾经被正式地交给过我。
听到这个命令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卸下它的轮胎并埋藏起来，拆下引擎，在前排座椅下放一颗手榴弹，为的是向军队表明，他们不能这样对我。但在见过我的律师后，我知道了，部队可以随意处罚我，所以我优雅地妥协了，把它停在一块耕地上，等着部队去处理。我不是真的在乎，那该死的东西也跑不到哪里去。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吉普车被偷了，但12个小时后，宪兵队把它找了回来。真是太幸运，因为吉普车被偷掉后通常就永远消失了，因为它们长得都一个样子，宪兵队也区分不出来。不过，我们的车很容易识别，因为右侧风挡玻璃上的玻璃没有了，我们知道，偷走车的人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曾经想要修好它，但那个地方根本没有玻璃。
吉普车盗窃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基本上不算违法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吉普车从司机屁股底下被偷走，让司机悬在空中驾驶，但我听说过许多跟这同样糟糕的例子。我有些朋友站在人行道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吉普车被小偷偷走。在某个城里，士兵们偷走了一辆车身满是“宪兵”字样的吉普车。更糟糕的是，有个不开眼的士兵偷走了吉米·杜利特尔少将的车。
在突尼斯战役的后期，我从未听到过一句批评我们的战士的话。他们像老兵一样战斗。他们处理得很好，具备了必需的能力。一切都很完美，胜利的结局不可避免。我们永远不必为我们的美国战士感到羞耻。尽管他们一开始表现不太好，但人们从来没有质疑过美国人的勇敢。我们在失败中变得坚强，变得经验丰富。
突尼斯是我们部队一个很好的热身场地。在未来的战斗中，我们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国内的人们对身在此处的我们造成的最大伤害就在于，他们认为我们终于渡过了难关。而事实上，在这里，我们都知道，最糟糕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1] “超人”概念来自德国哲学家尼采，美国人借此蔑称德国士兵。
[2] 杰出飞行十字勋章授予在飞行任务中表现英勇或有特殊功绩者，紫心勋章授予在战斗中受伤的人。
[3] 银星勋章颁给战斗中表现英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