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时,太阳已升起。由于握笔太久,右手关节僵硬,指头不能合拢。佛教风暴的袭击过后,我感到疲乏和空虚。

俯身拾起散落在地上的纸张,我无心也无力再去看它们。突如其来的灵感冲动,仿佛只是一场梦幻。我不愿看到它被文字俘虏而失真。

今天阴雨绵绵,寂静无声。出门前,左巴给我燃起了火盆。我整日坐在屋里,盘起腿来,伸手烤火,不吃东西,只静听时令的初雨徐徐降落。

我像只在潮湿泥土里蜷成一团的鼹鼠,什么都不想。我听到大地的轻微响动、啮食声、雨声和谷粒膨胀声。我感觉天和地在交配,犹如原始时代一男一女结成配偶,生育儿女。而在我面前,大海呼啸,波涛拍岸,像猛兽正伸出舌头饮水止渴。

我很幸福,我知道。人们往往在福中不知福。只有时过境迁,回顾往事,才会出其不意地突然感觉到昔日的幸福。而我,身处这克里特海滨,生活在幸福之中,却也意识到自己的幸福。

湛蓝的大海,烟波浩渺,直达非洲彼岸。被称为“里瓦斯”的炽热南风,不时从遥远的沙漠吹来。早晨,大海散发出西瓜的香气;中午,水面微波起伏,飘满未成熟的葡萄粒;傍晚,则吐出玫瑰、酒红、绛紫、深蓝各种颜色。

抓起一把金黄色细沙,热而柔软的沙粒从指缝间滑落。我的手化作计时的沙漏,生命从那里流逝。目视大海,耳边回响着左巴的声音,我感觉幸福似乎正在冲击我的太阳穴。

记得有一天,正值除夕,我四岁的小侄女阿尔卡和我正在观看玩具橱窗,她转过身子突然对我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大个子叔叔,要是我长出犄角来,那我该多高兴啊!”我吃了一惊。人生是多么奇妙,就像所有的灵魂一样,一旦深入寻根溯源,终将殊途同归!我顿时想起我在远方的博物馆中见到的用乌木雕成的佛陀头像。释迦牟尼经过七年的苦行和苦思,终于超脱而达到极乐境界。他额头左右两边的血管高高隆起,冲出皮肤,变成了像弹簧似的两只茁壮的卷须犄角。

傍晚时分,小雨停了,天空恢复晴朗。我饿了,我为感到饿而高兴,因为这时左巴就要回来,他将把火点着,开始每日的烹调技艺实践。

“这又是个没完没了的事儿。”左巴经常一边把锅放到火上一边说,“不光是该死的女人的事没完没了,还有吃的。”

我第一次感到用餐的乐趣,就是在这海滨。当左巴在两块石头间点上火做饭,我们开始吃饭、喝酒、聊天时,我发现吃也是一种心灵活动,而肉、面包和酒是制造灵魂的原料。

在晚饭之前,经过一天劳累的左巴总是无精打采,懒得说话。然而,正如他所说的,只要给机器加煤,他的身体—— 这部因筋疲力尽而停止转动的机器—— 就会复苏,振作起来,重新开始工作。于是他的眼睛发亮了,记忆力恢复了,脚上长出翅膀,跳起舞来。

“告诉我,你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什么?”有一次他这么问我,“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人。有的人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劳动和快活,有的人把它转化成肥肉和粪便,还有的人把它变成我听说的上帝。就有这么三种人。我呢,不好又不坏,在两者之间。我把吃下去的东西转变成劳动和快活。还算不错!”

他诡谲地看着我笑起来。

“你呀,老板,我猜你吃下东西一心要把它变成上帝。可是你办不到。你在折磨自己,你的遭遇和乌鸦一样。”

“乌鸦遭遇到什么了,左巴?”

“它吗,以前它规规矩矩、正正经经,像只乌鸦那样走路。可是有一天它想起要像山鹑那样神气活现地走路。从那时起,这可怜的家伙连自己怎么走路都忘了。从此晕头转向,走路一瘸一拐。”

我抬起头,听到左巴从坑道走上来的脚步声。不一会儿,我看见他走近了,耷拉着脸,皱着眉头,两条长胳膊像脱了臼一样来回晃悠。

“晚安,老板。”他勉强说了声。

“你好,老伙计。今天的活儿怎么样?”

他没有回答。

“我去生火做饭。”他说道。

他从角落抱起一捆柴火走出去,熟练地把柴放在两块石头中间码成堆,再点上火。他把陶土锅放到火上,往锅里倒水,放进葱头、西红柿、大米,开始做饭。我给低矮的圆桌铺上桌布,把小麦面包切成厚厚的片,把酒从坛子里灌进我们刚来时阿纳诺斯蒂老爹赠送的葫芦。

左巴在锅前跪下来,盯着火,一声不吭。

“左巴,你有孩子吗?”我突然问他。

他转过身来。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有个女儿。”

“结婚了吗?”

左巴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左巴?”

“这还用问吗?”他说,“当然结婚啰。她又不是个白痴。我在夏尔西迪克[1]的普拉维查一个铜矿里干活儿。有一天,我收到我兄弟亚尼来信,对了,我忘记告诉你我有个兄弟。他是个好管家,精明、信教、放高利贷、虚伪。一个体面人,社会栋梁。他在萨尼卡[2]开杂货店。他给我来信说:‘阿历克西兄弟,你的女儿芙洛索走上了歧途,败坏了我们的名声。她有个情人,还生了个孩子。我们的声誉扫地,我要到镇上去宰了她。’”

“那你怎么办,左巴?”

左巴耸了耸肩。

“啊,女人!”他说:“我看完就把信撕了。”

他搅了搅锅里的米,放上点盐,冷笑了一声。

“你别急,可笑的还在后头呢。过了两个月,我接到我那傻兄弟的第二封信。他说,‘我亲爱的阿历克西,祝你健康愉快!我们的名声恢复了,你现在可以挺起胸膛做人了。那个人娶了芙洛索!’”

左巴转过身来看着我。在烟卷的微光中,我看到他目光闪烁。

他又耸了耸肩。

“咳,这些男人!”他以一种难以形容的轻蔑口吻说。

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对女人能指望什么呢?给第一个遇上的男人生孩子。你对男人能指望什么呢?他们掉进了圈套。你记住我这话,老板。”

他把锅从火上端下来,我们开始吃饭。左巴陷入沉思,看上去心里惦记着一件事。他看看我,张了张嘴却又闭上。透过油灯的光亮,我清楚地看见他那烦恼和不安的目光,我忍不住了。

“左巴,”我对他说,“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就说吧。憋在肚子里难受,吐出来!”

左巴不吭声,拾起一块小石头,使劲朝敞开的门外扔去。

“别管那石头了,说吧。”

左巴伸长他满是皱纹的脖子。

“你相信我吗,老板?”他焦急地看着我的眼睛问。

“相信,左巴。”我回答道,“不管你干了什么事,都不会错的。即使你想做错,你也不会错。你就像一头狮子,或者说像一匹狼。这些动物的行为绝不会像绵羊或驴那样。它们永远离不开它们的本性。你也是这样,你里里外外直到神经末梢都是左巴。”

左巴点了点头。

“可我都不知道该奔哪儿去!”他说。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往前走吧!”

“你再说一遍,老板,好让我鼓起勇气!”他大声说。

“往前走!”

左巴两眼闪光。

“现在我可以对你讲了,”他说,“几天来,我脑子里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我们能去干吗?”

“还用问吗?我们正是为了实现一些想法才到这里来的。”

左巴伸长脖子,惊喜地看着我。

“你说清楚,老板!”他大声说,“我们不是为了挖煤才到这里来的吗?”

“煤是个借口,为了不叫当地人乱猜疑,让他们把我们看作是正经的生意人,不往我们身上扔西红柿。你明白了吗,左巴?”

左巴惊讶得目瞪口呆,似乎还没弄明白,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美事。很快,他醒悟了,向我扑来,把我搂住。

“你跳舞吗?”他热情地问我,“你跳舞吗?”

“不跳。”

“不跳?”

他感到吃惊,垂下胳膊。

“好吧,”他过了一会儿说,“那我跳,老板。你坐远一点,别碰着你。哟嘿!哟嘿!”

他使劲一蹿,从木屋里跳出去,甩掉鞋子、上衣、背心,把裤腿卷到膝盖,就跳了起来。他脸上还沾满煤灰,黑黢黢的,双眼却白得雪亮。

他跳,拍手,跃起,在空中旋转,屈膝落下,再弯着腿跳起来,像个橡皮人似的。蓦地,他蹿起很高,仿佛要战胜自然规律,飞腾起来。你会觉得,在这具老躯壳里,灵魂在奋力地带走肉体,像一颗流星似的投身到黑暗中去。他抖动身体,终究不能在空中久留,落了下来。他再次拼命跃起,比前次跳得稍微高些,但仍掉落下来,气喘吁吁。

左巴皱着眉头,表情严肃,令人颇为不安。他不喊叫了,咬紧牙关,奋力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

“左巴,左巴,行啦!”我大声喊。

我忽然害怕起他的老迈躯体经受不起这样强烈的冲动,会被四面八方的风吹散了架。

可喊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左巴还听得见从地上发出的声音吗?他的五脏六腑已变得和鸟儿一样了。

我惴惴不安地注视着这种粗犷而绝望的舞蹈。童年时,我任凭想象自由驰骋,给小朋友们讲自己臆造的荒诞故事。

“你的爷爷是怎么死的?”有一天,小学的同学们问我。

我马上编造了一个神话。编着编着,自己也信以为真。

“我爷爷穿着一双橡胶靴。有一天,他蓄着白胡子,从我家房顶上跳下来。可是刚着地,他又像个气球似的蹦起来,蹦得比房子还高。他一直上升,越升越高,最后消失在云彩里。我爷爷就是这么死的。”

自从我编出这个神话,每次到圣·米纳小教堂,从圣像屏看耶稣升天,我就指着耶稣对同学们说:“瞧啊,这就是我那位穿橡胶靴的爷爷。”

很多年之后的今天,当看见左巴腾空跳跃,童年故事在心中重现,使我倍感惊惶,好像害怕左巴也会在云彩中消失。

此时,左巴蹲在地上,直喘粗气。他的面颊发亮,表情喜悦,灰头发贴在前额上,汗水混合着泥土从面颊和两腮流下。

我不安地弯下身去看他。

“轻松多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就像有人给我放过血一样。现在我可以说话了。”

他走进木屋,坐在火盆前,注视着我,脸上容光焕发。

“是什么让你高兴得跳起舞来?”

“你说我该怎么着呢,老板?高兴得受不了,我就得松快松快。可怎么松快呢?说话吗?那不行。”

“什么事叫你那么高兴?”

他的脸沉下来,嘴唇开始颤抖。

“什么事那么高兴?你刚才说的是糊弄我吗?连你自己都不明白?你说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挖煤。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消遣,消闲解闷。为了不让人家把我们看成神经病,往我们身上扔西红柿,我们得掩人耳目。可我们,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哈哈大笑。天地良心,我们总算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我还是没全想明白。有时候,我想的是煤;有时候想到布布利娜老婆子;有的时候想到你……乱成一锅粥。当我打开一条坑道时,我说‘我要的是煤’,于是我从头到脚都变成了煤。可活儿干完了,我跟那头老母猪玩上的时候,什么褐煤、老板都滚蛋,我把所有念头都搁在她脖子上那根丝带上。我乐得晕头转向,什么都忘了。可是,我单独一个人,待着没事干,我就会想到你,老板,想得心都碎了,灵魂都沉甸甸的。‘可耻呀,左巴!’我喊道,‘拿这个老实人开玩笑。把他的钱白白吃掉,多么可耻。你当无赖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够了!’

“我跟你说,老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边是魔鬼拉我,一边是上帝拉我,两边扯,把我从当中撕开。老板,你说明了道理,我看清了,我明白了,我们的想法一致。现在把事儿挑明吧,你还有多少钱?统统拿出来,全花掉!”

左巴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看看周围。小桌子上还摆着我们昨晚剩下来的残羹剩饭。

他伸出了长胳膊:“请允许我,老板,我还饿呢。”

他拿起一片面包、一个葱头和一把橄榄。

他狼吞虎咽,拿起葫芦把酒直接倒进嘴里,不沾嘴唇,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一面还美滋滋地咂嘴。

“我劲头全恢复了!”

他向我递了个眼色。

“你为什么不笑呢,老板?”他问道,“你看我干吗?我就是这个样。我身上有魔鬼,我照他说的干。我心里一憋得慌,他就叫:‘跳舞!’我跳起来就觉得松快!有一回,我那个小迪米特利在夏尔西迪克死了,我就这样站起来,跳舞。亲朋好友看到我在尸体前跳舞,全跑过来拽住我。‘左巴疯了!左巴疯了!’可这工夫要是不跳舞的话,我会痛苦得受不了啊。这是我头一个儿子,三岁了,没了他我受不了。老板,你听懂我跟你说的吗?我不是在对着墙说话吧?”

“我听明白了,左巴。你不是在对墙说话。”

“还有一回在俄国,诺伏罗西斯克附近,我到那儿去还是干矿上的活儿。不过是铜矿。

“我学会了五六个俄国词儿,就是为了应付工作:不,是,面包,水,我爱你,来,多少钱?我和一个俄国人,一个狂热的布尔什维克交上了朋友。每天晚上我们都到港口的一个酒馆去,喝下不少伏特加酒。我们精神一来就想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他想跟我详细讲他在俄国革命时遇到的一切事儿,我也想让他知道我干过什么。我们喝得酩酊大醉,你瞧,就这样我们成了兄弟。

“我们尽量用手势比画。他先讲,我不明白时就对他喊:‘打住!’他就站起身来跳舞。你懂吗,老板?用跳舞来告诉我他要说什么。而我呢,我也是这样。凡是不能用嘴说的,我们就用脚,用手,用肚子,要不就用‘嗨!嗨!乌拉!噢嘿!’这种狂叫表达。

“俄国人先讲他们怎么拿起枪,战争怎么爆发,怎么到了诺伏罗西斯克。当我不明白他对我说些什么时,我就举起手,喊声‘停’,俄国人就站起来跳舞!他跳得像着了魔似的。我看着他的手、脚、胸脯、眼睛,我就全明白了。

“然后轮到我了。刚说几个字,兴许俄国人有点迟钝,脑子不灵,他喊:‘停!’这是我没料到的。于是我一蹿,把桌椅挪开就跳起来。嗐,老兄!人都堕落到这种地步了!真见鬼!他们让身体变成了哑巴,只用嘴说话。可你要嘴说什么呢?嘴又能说出什么呢?你要是能看见那个俄国人怎么听我从头到脚说话,怎么把一切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就好了。我用舞蹈向他描述我受的罪,我的流浪生涯,我结过几次婚,学过哪些行当:采石工、矿工、货郎、陶瓷工、非正规军士兵、桑图里琴手、小贩、铁匠、走私,怎样被关进监狱,怎样越狱逃跑,又怎么到了俄国。

“他尽管迟钝,可都明白了。我的脚和手会说话,我的头发和衣服也会说话,挂在我裤腰带上那把小刀都会说话。我跳完了,那大傻瓜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亲我,给我满满斟了杯伏特加。我们俩搂着抱着又哭又笑。天快亮时,我们分手,跌跌撞撞地回去睡觉。晚上,我们又聚到一起。

“你笑,老板?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心里说:‘喂,这个航海家辛伯达给我瞎吹些什么呀?用跳舞说话,这可能吗?’但我敢起誓,上帝和魔鬼就是这样对话的。

“我看出来你困了。你太娇嫩,经不起折腾。好啦,去睡吧,明天再聊。我有个计划,一个非常妙的计划,明天告诉你。我再抽一支烟,也许还得把头扎进海里去。我浑身烧得慌,得把火扑灭。晚安。”

过了很久,我才睡着。我心想,我这辈子算完了。要是我能拿一块抹布,把我所学到的、看到的、听到的一切统统抹掉,然后进入左巴的学校从头学起,那么我走的路将完全不同。我就能充分运用我的五种官能、我的全身去享用、去理解。我就能学会跑、搏斗、游泳、骑马、划船、开汽车和射击。我就能使我的灵魂附上肉体,使肉体附上灵魂。我就能使这两个永远对立的家伙终于在我身上和解……

我坐在褥子上,回想白白浪费掉的一生。透过敞开的门,在星光的照耀下,能模模糊糊地看见左巴,他像只夜鸟似的蹲在一块岩石上。

我很羡慕他。我想他找到了真理,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路。要是在创世记的原始时代,左巴一定是部落的首领。他会拿起斧头,披荆斩棘,开山辟路。或者他会成为一个名闻遐迩的行吟诗人,到处游历。高官、贵妇、仆从,老少咸聚,一字不漏地听他吟唱……在这个无情的时代,他得忍饥挨饿,像饿狼在围墙四周徘徊,或沦为某蹩脚作家的侍从小丑。

突然,我看到左巴站起来,脱掉衣服扔到卵石上,跳进海里。在初升月亮的微光下,他那颗硕大的头颅时而露出水面,时而消失。他不时地发出一声喊叫,如狗吠、如马嘶,又像公鸡啼鸣。在这荒寂的夜晚,他的灵魂返璞归真,返回动物的状态。

我不知不觉慢慢地睡着了。第二天清晨,我看到的左巴笑容可掬、神采奕奕。他走过来拽我的腿。

“起床吧,老板,我要跟你说我的计划。你听吗?”

“我听。”

他盘腿坐在地上,开始解说怎样从山顶到海边架起一条空中索道。这样就能把建坑道所需的木材运下来,并把余下来的木材作为建筑材料卖掉。我们之前已打算租下一片属于修道院的松林,只是运费昂贵,又找不到骡子。因此,左巴琢磨出了用粗钢丝绳、支柱和滑轮建造一条架空索道。

“你赞成吗?”他说完后问我,“你签字吗?”

“我签字,左巴。我赞成!”

他点着火盆,把烧开水的壶放到火上,为我煮咖啡。又怕我受凉,扔给我一条毯子盖脚,然后高高兴兴地准备离开。

“今天,”他说,“我们开挖了一条新坑道。我找到一条好矿脉,是真正的黑钻石啊!”

我打开有关佛陀的手稿,钻进自己的坑道。我写了一整天。随着工作的进展,我感到解脱,又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宽慰、自豪、厌恶。但我让自己全神贯注到工作中去,因为我知道,一完成这部手稿,把它封扎起来,我就自由了。

我饿了,吃了葡萄干、杏仁和一块面包。我等待左巴回来,带来使人欢欣的一切—— 爽朗的笑声、关切的言语、美味的饭菜。

傍晚,左巴出现了。他做饭,我们一起吃。但他心不在焉。他跪下来,把一些木头片插到地上,拉上一根细绳,把一根火柴挂在小滑轮上,给绳子寻找一个适当的倾斜度,使东西倒不下来。

“要是坡度过大,”他向我解释说,“那就完蛋。坡度小了,也完蛋。要找到恰到好处的坡度,要做到这一点,老板,那就需要葡萄酒和智慧。”

“酒有的是,可是智慧……”

左巴哈哈大笑。

“你不笨,老板。”他边说边深情地看着我。

他坐下来休息,点起一支烟,兴致勃勃地打开话匣子。

“要是架空索道成功了,我们就把森林里的树全运下来,开办一个工厂,生产木板、支柱、支架,我们就该发财了。然后造一艘三桅船,收拾东西走路,去周游世界!”

左巴眼睛闪耀,看见了远方的女人、城市、五光十色的景物、高楼大厦、机器、船舶。

“老板,我头发白了,牙齿开始松动,没有时间可浪费了。你呢,你年轻,你还可以耐心等待。我不能了,说真的,我是越老越放荡!别跟我说年老使人性情温和,使强烈的欲望平息!并不会看到死神就伸出脖子说:‘请把我脑袋砍下来,让我上天堂!’我嘛,越活越反叛。我不偃旗息鼓,我要征服世界!”

他站起身,将桑图里琴从墙上拿下来。

“到这儿来,魔鬼,”他说,“你不声不响待在墙上干什么?来唱一唱!”

左巴小心翼翼、温柔体贴地打开包袱。他取出桑图里的动作,我真是百看不厌,就像给无花果剥皮,给女人脱衣服。

他把琴放在膝上,弯下身去,轻拂琴弦,仿佛在同它商量唱什么曲调,唤醒它,对它柔情款款,使之与他在孤寂中疲惫、苦闷的灵魂做伴。他开始唱一首歌,但唱不出来,便放弃掉,又唱另一首。弦声刺耳,仿佛疼痛,不愿鸣响。左巴靠在墙上,拭去突然从额上渗出的汗水。

“它不愿意,”他边注视桑图里边说,“它不愿意。”

他小心翼翼地把琴重新包起来,好像这是一头野兽,害怕被它咬着,然后慢慢地站起来,把琴放回原处。

“它不愿意,”他低声说,“它不愿意……不能勉强它。”

他坐回地上,把几颗栗子埋到炭火里。他往杯子里斟满酒,喝了一杯又一杯,并剥了一颗栗子递给我。

“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吗,老板?”他问我,“我可不明白,什么东西都有灵魂。树木、石头、喝的酒、脚踩着的地……一切,一切,老板。”

他举杯一饮而尽,又把酒杯斟满。

“这婊子生活!”他咕哝,“婊子!婊子,也就像布布利娜老婆子一样。”

我笑了起来。

“你听我说,老板,你别笑。生活,就像布布利娜老婆子一样。她老了,不是吗?是的。可她并不缺少辛辣,她有叫人迷惑一阵的诀窍。你闭上眼睛,就想象着怀里搂着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我发誓,老伙计,要是你劲头足,灭了灯,她才二十岁。

“你会跟我说她都腐烂一半了,过了一辈子放荡不羁的生活,跟什么海军上将、水手、士兵、农民、江湖艺人、神父、渔夫、宪兵、教师、传教士、治安法官鬼混。那又怎样?这有什么关系?她很快就忘光了!这娼妇!她连一个情人都记不起来了。这不是开玩笑,她又变成了一个天真纯洁的姑娘,一只白鹅,一只小鸽子。她羞得脸红,你相信吗,她羞得脸红,颤抖得就像是第一次。女人就是种怪物,老板。她可以倒下一千次,再站起来一千次,永远是处女。这是为什么,你说说看?告诉你,因为她记不得了!”

“那鹦鹉,它可记得,左巴。”我故意逗他,“它老喊一个名字,可不是你的名字。这不叫你发火吗?当你跟她一起上了七重天的时候,听到鹦鹉在叫:‘卡那瓦洛!卡那瓦洛!’你难道就不想抓住它的脖子,把它掐死?到了是你教它喊‘左巴!左巴’的时候了。”

“哟,得了,得了!你还耍这老花样!”左巴边用两只大手捂耳朵,边大声说,“你为什么想让我把它掐死呢?我喜欢听它喊你说的那个名字。夜里,她把它挂到床头上面,这婊子。因为这混蛋有夜眼,我刚要开始,它就叫起来:‘卡那瓦洛!卡那瓦洛!’

“我发誓,老板,可你没法理解这个。你脑子里塞满了那些该死的书本!我发誓,我觉得自己那会儿脚上穿着锃亮的鞋子,帽上插着羽毛,软得像丝绸的胡子散发出龙涎香。‘你好!晚安!’我当真就变成了卡那瓦洛。我登上那千疮百孔的旗舰,锅炉点火,开炮!”

左巴哈哈大笑,他闭上左眼,看着我。

“请你原谅,老板,”他说,“可我就像我爷爷阿历克西队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他一百岁了,还坐在门前斜着眼看年轻女孩子到喷泉去打水。他眼力衰退,看不太清楚了,他就招呼那些姑娘:‘喂!你是谁呀?—— 雷妮奥,马斯特朗多尼的闺女!—— 到这儿来,我摸摸你。来吧,别害怕!’姑娘忍住笑,走过来。我爷爷于是伸出手来,一直摸到姑娘的脸,慢慢地、轻柔地、贪婪地摸。然后他流泪。‘爷爷你哭什么呀?’有一次我问他。‘嗨!你以为没有什么可哭的吗,我的孩子?当我快要死去的时候,我身后留下多少漂亮姑娘?’”

左巴叹了口气。

“唉!我可怜的爷爷,我是多么理解你!我心里经常想,要是这些漂亮女人都能和我一起死去多好呢!可这些娼妇们全活着,活得挺自在。男人们把她们搂在怀里,亲她们。可是左巴却变成了泥土,让她们在上面走!”

他从炭火里取出几颗粟子,剥去皮,我们碰杯。我们久久地待在那里,不慌不忙地喝着、嚼着,就像两只大兔子。我们听见,屋外,大海在呻吟。

[1]希腊的一个半岛。

[2]爱琴海上的希腊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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