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一儆百是我们司法上的惯例。
人一犯了错误就定罪，正如柏拉图所说[1]，那是愚蠢之举。因为，做过的事已不能改正；惩罚是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或者说不重蹈覆辙。
不能纠正已被绞死的人，只能通过已绞死者的先例纠正别人。我亦如此。我的错误几乎是天生的，不可改正的；不过，诚实人要别人仿效自己之所为是利民，我之所为也许只利于自己避免重犯：
你不曾见阿尔比尤斯之子多拮据，
巴路斯过得多么不宽裕？
意味深长的典范，
可不能丢掉这遗产[2]。
——贺拉斯
我公开非难我的不足之处，有的人便能学会惧怕那些缺点。在我身上我最引以为荣的是非难自己而不是推荐自己。这说明为什么我否定自己更经常，说得也更详尽。不过，一切讲述完毕之后，人再老谈自己便没有不招致损失的。自我谴责逐步增长，褒扬便随之递减。
可能有些人与我的气质相同，我这个人向来从对立中比从范例中，从回避中比从跟随中得到的教益更多。此种类型的训练与大加图有关，他曾说圣贤得愚人之教超过愚人得圣贤之教[3]。勃萨尼亚斯[4]谈及一位古希腊竖琴演奏者，说他习惯于强迫他的门徒去听住在他家对面的一个蹩脚音乐家演奏，从那里大家可以学会憎恶走调以及不合节奏的音乐。厌恶残忍使我更趋向于宽厚，连宽厚的主保圣人都不可能吸引我走得更远。精于骑术的优秀骑手纠正我的骑马姿势就不如骑在马上的检察官和威尼斯人纠正我的效果好；以错误的语言方式改正我的语言比正确的语言方式更具效力。别人的愚蠢举止日复一日地提醒着我，告诫着我。使人痛苦的东西比令人愉快的东西更触动人，更使人警觉。时间只有向后倒退才能使我们得到改善，通过不协调比通过协调，通过差异比通过相似更能使人得到改善。优秀范例教会我的东西很少，我运用的是坏典型，坏典型的惩戒作用更为普遍。我曾作出努力，让自己看见别人讨厌到什么程度，自己就让人喜欢到什么程度，看见别人多软弱，自己就多坚强，看见别人多粗暴，自己就多温和。我为此采取措施是不屈不挠的。
依我看，训练思想最有效最合乎情理的办法是与人交谈。我认为交谈是比生活中任何别种行为都更令人愉快的习惯，因此，我如在此刻被迫作出选择，我相信我会同意失去视力而不同意失去听力或语言能力。雅典人，还有罗马人，在他们的柏拉图学园里就曾以保留语言练习课为荣。在当代，意大利人还保留了这方面的某些痕迹，以我们的智力同他们的智力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作法对他们十分有利[5]。研学书本，那是一种毫无生气的、有气无力的运动，绝不会使人兴奋，而交谈却能使人一下子便学到东西，得到锻炼。因此，我一旦和一位厉害的对手，一位强硬的辩论者交谈，他会紧逼我的两侧，会从左边和右边戳我，他的想象力会刺激我的想象力；嫉妒、光荣感、思想集中会推动我，提高我，使我超越自己，而在交谈中意见一致则绝对令人讨厌。
同精力充沛思维有规律的人交往可以振奋精神，而同思想低下性格病态的人持续不断的往来则会降低人的思想并使思想衰退到难以言喻的程度。任何一种传染病都不像这种情况蔓延之严重。对此，我的经验足以使我明白其中的严重程度。我喜欢争论，喜欢与人交谈，但只限于少数的人，而且只为自己而争论而交谈，原因在于，我认为，无论是作此表演以引起贵人注意，还是争先恐后卖弄自己的才智和饶舌，这都与一个体面的人极不相称。
说蠢话在本质上是坏事，然而不能忍受蠢话，为蠢话而气恼而受折磨（我就有这种情况），这是另一种毛病，这毛病在令人厌恶方面不下于蠢话，因此，现在我愿意非难自己。
我很容易与人交谈与人争论，而且交谈争论都很随便，因为任何意见在我身上都难找到一处适合穿透并深深扎根成长的地盘。任何建议都不会让我感到吃惊，任何信仰都不会使我不快，无论这类信仰与我的信仰多么背道而驰。我认为，再无聊再荒谬的思想似乎都能配合人类精神产品的产生。我们这些人可以判断事情但无权作出判决，所以我们看待不同的意见是从容不迫的；如果说我们还不能判断那些意见，我们却能宽容地听取那些意见。如果天平的一端秤盘上空无一物[6]，我就任另一端摇摇晃晃，心里想着一杆旧秤。如果说我更喜欢单数，喜欢星期四而不喜欢星期五，我在饭桌上愿坐第十二或第十四个座位而不愿坐第十三个座位；如果说在我旅行时我希望看见野兔在我旁边跑过去而不要横穿过我走的路，我穿鞋时先穿左脚后穿右脚，我认为这些似乎都可以得到原宥。我们周围所有享受信誉的人进行的遐想起码都值得我们一听。我认为那些遐想只会使无益的东西消失，它们最终会占上风。带偶然性的普遍意见还是有分量的，在性质上也与一文不值是两码事。不去附和那些意见的人即使无迷信之嫌，却可能犯顽固的毛病。
因此，反对意见既不冒犯我，对我也无损害；它们只会使我得到启发，得到锻炼。我们爱躲避别人的矫正，其实应当主动迎上去并参与矫正，尤其在这种矫正以交谈的形式而不以教师爷上课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反对意见一来，有人不看意见本身正确与否，只看对方提反对意见提得有理没理，而且一味考虑如何摆脱那些意见。我们对反对意见不伸开臂膀，却张开爪子。我可以容忍朋友的粗暴冲撞：“你是个蠢人，你胡说八道。”在文雅的人们之间，我也愿意大家表达思想大胆，说话推心置腹。必须增强听话外之音的能力，并加以磨砺，以抵御对别人话语中客套浮夸之声的偏爱。我喜欢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交往牢固而大气，我喜欢友谊能以朋友交往中出现尖锐猛烈碰撞而自豪，有如爱情中总会出现互相攻击和带血的轻微抓痕。
友谊如无争吵而只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友谊如惧怕冲撞而且缩手缩脚，这种友谊便不够强劲不够丰满。
没有矛盾就没有争论[7]。
——西塞罗
有人与我对立时，他会引起我的注意而不是我的愤怒；谁阻挠我，谁教育我，我就向谁走过去。寻求真理应是双方的共同动因。他会回答些什么？愤怒的偏颇情绪已袭击了他的判断力，昏昧已先于理性攫住了他。这些办法或许都有用：大家用抵押品作赌注以解决争端，或以双方损失的物质标志供争论双方考虑，从而使我的仆役能对我说：“去年，您因无知和固执已有二十次损失一百埃居了。”
我在无论何人手里寻到真理都会举手欢迎，并表示亲近，而且会轻轻松松向真理投降；当我远远看见真理向我走过来时，我会向它奉上战败者的武器。只要不是以过分专横过分盛气凌人的嘴脸申斥我的作品，对所有的申斥我都欣然接受，我对作品经常进行修改往往缘于客气胜过缘于改进作品。我还喜欢以轻易让步的方式奖励和培养无拘无束提醒我的人，是的，哪怕这种方式有损于我。然而吸引我的同代人提醒我又着实困难；那些人没有勇气纠正别人，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忍受别人纠正自己，所以他们当面说话总是遮遮掩掩。我那样喜欢被人评判被人了解，所以究竟是被评判或被了解，这于我都无关紧要。我自己在思想上就经常反对自己，谴责自己，所以让别人也这样做，那于我是一回事：我的主要考虑是，我只给评判者以我愿意给予的权力。然而我与高高在上的人却水火不容，比如，我认识一个人，如果别人对此人的训斥不以为然，他便竭力为自己的意见辩解；倘若别人抵制他，他便破口大骂。苏格拉底总是笑眯眯采纳别人对他的演讲提出的对立意见，可以说，促使他如此豁达的根源在于他的力量：既然优势必定在他这边，他接受意见便有如接受新的荣誉。反之，我们又见到这样的情况：最易使我们变得敏感而挑剔的，莫过于对方充满优越感和轻蔑的意见；推而论之，心甘情愿接受反对意见以纠正自己改善自己的多为弱者。事实上，我最希望经常探访我的人是严厉责备我的人而不是惧怕我的人。同欣赏我们的人，同给我们让座的人们打交道必定索然寡味而且有害。安提斯泰纳命他的儿女们永远别感激夸奖他们的人。在论战激烈处，我让自己屈服于对方论断的力量，这时，我为战胜自我获得的胜利，远比我为瞅准对方弱点而击败他从而获得的胜利更感自豪。
总之，我接受并认可各种不同的顺直线而来的打击，无论这些打击多么微弱，然而我对来之而又不成形的打击却太难忍受。所提意见的内容与我关系不大，对我来说，意见本身是唯一的，内容如何于我几乎无足轻重。倘若争论进行得井然有序，我会一整天平平静静进行辩论。我并不像要求争论有序那样要求说话有力量和思辩敏锐。在牧童之间，在小店伙计之间每天的争吵中都能见到秩序，但我们之间却从来见不到。假如小店伙计之类的人争吵时出了毛病，那是粗野，我们反倒干得不错了。然而那些人的喧闹和急躁并没有使他们脱离争吵的主题：他们仍在正常地谈话。如果说他们互相抢先讲话，如果说他们谁都不等对方把话说完，他们起码互相听见了对方说的是什么。倘若别人回答我正好答在点子上，我认为那就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回答了。然而，争论如果乱糟糟，毫无秩序可言，我便会离开争论的问题而带着气恼去冒冒失失纠缠形式问题，而且一头栽进顽固、狡猾、蛮横的争论形式里去，为此，我事后会感到脸红。
不可能同蠢人真诚谈论问题。在君主无论多么专横的干预下，不仅我的判断力不会变质，我的良心也不会堕落。
我们的争论恐怕也应像其他口头罪行一样受到禁止和惩处。争论只要一直受到愤怒的主宰，就会引起并积聚什么样的弊病！我们一进入敌视状态，首先受到攻击的是理性，随后才是人。我们学习争论只为反驳别人；而且人人都在反驳，都在被反驳，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争论的结果乃是毁灭真理，消灭真理。因此，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里提出禁止禀性不好的人和头脑愚蠢之辈参加此种活动。
何必去同一无像样规矩二无像样风度的人一道寻找问题的本质？当人们离开主题去寻找讨论主题的办法时，这对主题本身并无损害；我这里谈的并非学院式的人为的办法，而是自然天成的能使人正确理解问题的办法。那究竟是什么？一人往东走，另一人往西走；他们失去了主要的，把主要的东西隔离于一大堆次要的东西之外。历经一小时的激烈争吵之后，他们仍不明白自己在寻找什么：一个低了，另一个又高了，还有一个在一边。有的人为一句话或一个比喻争吵起来；有的人再也不能领会别人用来反对他的是什么，因为他一心一意在忙着争斗，并考虑着如何接着斗下去，心思根本不在你身上。有的人自己感到腰杆不硬，便惧怕一切，对什么都加以拒绝，一开始争论便把什么都搅作一团，使之模糊不清；或者，见大家争论十分卖力，便一反常态，为自己也感到气恼的无知而自我泄气，装出一副高高在上蔑视一切或逃避争吵的愚蠢而又谦恭的模样。这一位只要一出击，自我暴露到什么程度似乎与他无关。那一位字斟句酌，在陈述理由时将每一句话掂量一番。还有的人只会发挥他的嗓子和肺的优势。有人作结论时竟然自己反对自己。也有人以他的前言和离题千里的废话吵得你耳朵聋！还有人干脆以辱骂为武器，想方设法与人作德国式的争吵以摆脱同才气高他一筹而使他苦恼的人的交往和交谈。最后，有的人听不懂别人的道理，却用自己提出的非实质性的俗套，靠医生处方式的东西把你纠缠在论证的围墙之上。
在仔细考虑这句话：“从那些治不好任何疾病的文字[8]”的用途时，谁还会信任知识？谁能不提出疑问：从知识中是否能得到于生活有用的某些可靠的结果？谁通过逻辑学提高了智力？逻辑学作出的漂亮许诺能在哪里实现？“它既无助于更好地生活，也无助于更快地推理[9]。”你难道能发现在长舌妇的饶舌中比在这些人的公开辩论中的糊涂议论更多？我宁愿自己的儿子去小酒店学说话也不去语言学校就学。你去找一位艺术老师，去同他交谈：他怎么未能让我们通过欣赏他有力的论据和美妙的条理而领会那人为的卓越之处，也未能使女人和我们这些无知之辈为此而着迷？他怎么没有如愿以偿，主宰我们，说服我们？一个智力超群、品行卓越的人为什么击剑时掺进辱骂、鲁莽和狂怒？让他摘下自己的博士帽，脱掉身上的长袍，再扔掉拉丁语；让他别搬弄地道的亚里士多德，在我们耳边唠叨不休，那时，你一定会把他当成我们当中的一员，或更糟。我认为，他们用来折腾我们的纠缠不清的语言涵义与耍把戏好有一比：把戏的灵活性刺激并制服我们的感官，但怎么也不能使我们心悦诚服；除去这些街头杂耍，他们做的事无一不平庸，无一不低贱。他们越博学就越愚蠢。
我喜爱并敬重知识的程度并不下于拥有知识的人；从知识的实用性看，这是人类最高尚最宏大的收获。然而，在那些以知识建立他们的基本技能和价值的人身上，在那些从智力到记忆力都十分相似的人身上，在那些“拉外国大旗作虎皮”[10]，除了书本别的事一窍不通的人（以上这些人的数量无穷大）身上，我厌恶知识，我敢说，比厌恶愚蠢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我的国家，在我们这时代，知识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人的钱包，却很少[11]改善人的心灵。知识若遇上迟钝的心灵，它会使迟钝加重，并使心灵窒息，因为那是一大堆生硬的难于消化的东西；如遇上敏锐的心灵，知识便自然而然使之净化，精炼，使之精明到不能再精明的程度。从性质上说知识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它于禀性优秀之人是极有用的陪衬，于别样的人则既有害也招致损失；或者不如说，那是具有极珍贵极有用处的东西，用贱价是得不到的。知识在一些人手里可以是权杖，在另一些人手里则是宫廷丑角的人头杖。不过，我们还要谈下去：
告知你的敌人，说他不能战胜你，你还想得到什么比这更大的胜利？当你以你的建议取得优势时，那是真理的胜利；当你以你的条理和你的品行取得优势时，那是你本人的胜利。我认为，在柏拉图和色诺芬尼的作品里[12]，苏格拉底在进行争论时考虑争论者比考虑争论本身多，与其说他教育厄提代姆斯和普罗达哥拉斯认识他们辩术的不精当，不如说他教育他们认识自身不得体的言行。他抓首要问题的目的比阐明这些问题更为有益，比如，是为了纯净思想，他要塑造要锻炼的是人的思想。争论和追求正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若这样的事都进行得不好，不得体，那就得不到谅解。从缺少到获得，这是两回事，因为我们生来便注定要寻求真理，而掌握真理则属于更强大的力量，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说，真理并未深藏于渊之底，真理已升华到无限的高处，为神所认识[13]。人世仅仅是一所探索的学校。不看谁进入与否，而看谁跑得最好。讲真话讲假话傻子都可以做到，因为我们谈论的是说话方式而不是说话内容。按我的脾性，我既注意形式也注意实质，既注意律师也注意案件，阿尔西巴德便命人如此行事[14]。
我每天都阅读一些作者的作品消遣，我并不关心他们的知识如何，只研究他们的写作方式，不管作品的内容。如同我继续与某位知名人士保持联系，目的不为他指点我，只为我了解他[15]。
任何人都可以说真话，然而要说得条理分明并富于智慧，要说得巧妙，则只有少数人做得到。因此，我对由无知产生的假话错话并不感到恼火，那只是愚蠢而已。我曾多次中断于我有利的交易，原因是与我谈判的对手提出异议时出言不逊。我在一年中没有一次为弱于我的人犯错误而激动，然而一些人作断言时的固执和愚蠢，他们又笨又唐突的借口和狡辩却没有一天不让我恨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既不听别人在说什么，也不懂别人为什么那样说，回答问题也如此：纯粹为了让人灰心丧气。我的头只有碰在别人的顽固脑袋上才感到撞得痛，我宁可与下人的严重毛病妥协也不愿与他们的冒失、纠缠不休和他们的愚蠢妥协。只要他们能办事，干少点也无不可。你期待着振奋他们的心志，但对一个老树桩你既不可能抱什么期望，也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收益。
那么，我看待事物是否与事物的本来面貌有所不同？有这种可能，不过我仍应责备我的急躁，而且首先应当坚持认为这种急躁对有理之人和无理之人同样有害（因为急躁永远是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之人特有的专横和乖戾表现），而且，事实上，对别人的无聊动不动就生气就恼火，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无聊，是最经常最荒谬的无聊，因为这种无聊将我们格式化了，危害的首先是我们自己。昔日那位哲人从不放弃哭泣的机会，因为他是那样看重自己[16]。七贤之一的米松[17]兼有提蒙[18]和德谟克利特[19]的性格，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自个儿发笑时，他回答说：“就为这自个儿发笑而发笑。”
在我看来，我每天不知说了并回答了多少蠢话！在别人看来，我说的蠢话自然还多得多！倘若我为此而忍住不说，别人又该如何？总之，应当在活人中生活，让桥下的河水不受我们的照料自己长流，或者，至少不受我们自己变化衰老的影响。是的，不过，为什么我们遇见某个身体畸形或身材不佳的人毫不生气，而见到一个思想混乱的人却不能容忍、怒气冲冲？这种有害的激烈态度应归咎于审视的人而不怪有缺陷的人。让我们随时念叨柏拉图的这句话：“我认为什么东西不正确，岂非因我自己不正确[20]？”我自己不就有错吗？我的训斥岂不可能倒过来对准我自己？神圣而睿智的重复老话鞭挞着人类最普遍最共同的错误。不仅我们之间互相的指责，连我们在辩论中各自提出的理由和论据通常都可能绕回来反对我们自己，而且我们常作茧自缚。在此方面古代给我留下了极严肃的先例。想出这句话的人说得既巧妙，也十分贴切[21]：
人人喜欢自己大便的气味[22]。
——伊拉斯谟
人的眼睛看不见身后任何东西。一天当中我们成百次谈论邻居其实是在自己嘲弄自己，我们憎恨别人身上的缺点，而那些缺点在我们身上更为明显，出于一种不可思议的恬不知耻和疏忽，我们竟对那些缺点感到惊讶。昨天我还亲眼看见一位明白人，一位和蔼可亲的贵人嘲笑别人的愚蠢举止，他说得既有趣也很正确，说那人向大家吹嘘他的家谱和姻亲关系，而其中大部分是假的（只有身份更可疑更难令人相信的人才会对这类愚蠢的话趋之若鹜）；这位贵人如果退后几步看看自己，他会发现自己在散布和夸耀他妻子那一族如何享有特权时也同样缺乏节制而且令人生厌。啊！讨厌的自负，妻子竟通过自己的丈夫亲手培育这样的自负！假如那些人懂得拉丁文，他们应该说：
勇敢些！如她自己荒唐不尽兴，
再给她的荒唐加把劲[23]！
——特伦克
我不明白，人不清白不告状，因为不会有不清白之人告状；甚至在同一种罪行里不清白也如此。但我明白，在审判另一个当事人时，这审判并不吝惜它对我们内心的审判权。不能去除自身严重毛病的人却设法去除别人身上同样性质的毛病，这是善举，在别人身上找出毛病的根源可以让他自己感到少些凶险，少些苦涩。谁提醒我说我有错误，我却说他身上也有此错误，我认为这回答毫无道理。为何如此？提醒永远有效而且有益。倘若我们嗅觉灵敏，我们应当感到自己身上的气味更臭，因为这气味是我们自己的。苏格拉底的意见是[24]，谁犯了暴力和凌辱罪，同时还有他的儿子和另一个外人，他应当首先自簿公堂，听候法院审判，并恳求刽子手协助他赎清罪孽，其次再为他的儿子，最后才为外人。如果说这个告诫调子太高了些，他起码应该带头去要求受到良心的惩罚。
感觉是我们个人的首批法官，但感觉只能从事件的外部瞥见事物。如果说，在我们社会的各个行政部门都存在无休无止的普遍的客套和表面现象的大杂烩——这正是政府最杰出最有效的职能之所在——这并非不可思议的怪事。与我们打交道的永远是人，人的状况则具体到令人惊异的程度。前些年有些人想为我们创立一种宗教修炼形式，一种纯精神的静修方式[25]，如果修炼者中有人考虑，这样的沉思若不更为重视人们的地位、标志、头衔和党派之类的东西，就可能在他们的指缝间消散、消失，但愿那些创立人别为此感到惊异。这正如交谈中的情况：讲话人的重要性，他的官职和他的财富往往使他愚蠢无聊的话受到信任。用不着去推想，一个人们言听计从而且十分惧怕的先生个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能力；一个经常被委以重任而又不可一世的人并不比另一个远远向他行礼而又未曾受录用的人能干。不光这些人说的话，就连他们装模作样的表情都受到重视，得到考虑；人人都会煞费苦心对那些表情作出精彩的有根有据的解释。倘若这些人屈尊参加一些寻常的交谈，而人们又报之以赞许和崇敬之外的东西，他们便以他们经验的权威把你吓得半死：他们之所闻，他们之所见，他们之所为都会使你被一大堆例子压得疲惫不堪。我愿意对他们讲，外科医生的实验结果并不等于他实践活动的历史总结；可以记住他治愈了四个瘟疫患者和三个痛风病人，但如果不善于从运用医术中总结一些东西以形成判断，如果不善于让人意识到他已因此变得更精于运用医术，那些经验也不能算他实践活动的历史总结。有如听乐器演奏，我们听的不是诗琴声，不是斯频耐琴声，也不是笛声，我们听的是所有乐器整体奏出的和谐乐音，是结合体，是积聚起来的成果。如果说旅行和公职使人得到改善，那么使这种改善显现出来的就是他们智力的产品。拥有经验是不够的，还必须权衡各种经验并使之互相配合；需要消化经验，提炼经验，从而得出经验固有的理性的东西和结论。历史学家向来为数不多。听史学家讲话却永远是一件有益的好事，因为他们可以向我们提供许多储存在他们记忆中的值得称道的可贵教益。当然，那是使我们生活获益匪浅的重要部分，然而此时此刻我们研究的还不是这些，我们探索的，是这些历史的汇集者和讲述者本人是否值得称道。
我憎恶各式各样的专横、能说会道和装腔作势。我乐意集中精力对付以刺激感官欺骗我们判断力的虚浮现象，而且十分警惕一些极不寻常的显贵，在我看来，那至多不过是些与别人完全一样的人。
春风得意中罕有常识[26]。
——尤维那尔
也许，人们在小觑他们，因为他们揽的事太多，露面的次数也太多：他们适应不了他们承担的重负。承受重担者应具有超过重担要求的力量和能耐。连要求的力量都达不到就会让人猜想他是否可能具有超过要求的力量，猜想他是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承担重负中倒下的人会让人看见他能耐如何，看见他双肩何等孱弱。这说明学者当中蠢人何以如此之众多，多到比学者本身还多：他们本可以成为优秀的管家人，能干的商贩，能工巧匠，他们与生俱来的能量正是按此尺寸剪裁的。知识是分量极重的东西：他们会被知识压扁。要想展开并支配如此高超如此重大的课题，要想运用并求助于这样的课题，他们的才智还不够强劲，还没有足够的驾御能力：这样的课题只能由天赋极佳的人承担，而这样的人却很罕见。苏格拉底说：“智力欠佳者搞哲学会败坏哲学的尊严。”哲学一旦被胡乱关在匣子里，会显得无益而且有害。上述那些人便如此这般自我糟践自我贬值，
像猴学人样，
儿童玩耍贵重丝绸遮身上，
可是屁股脊背亮光光，
惹得众人笑断肠[27]。
——克洛地安
那些管理我们指挥我们的人，那些操纵世界的人也一样，他们拥有一般的智力，能做我们谁都能做的事，这还不够；倘若他们不能远远高过我们，他们就远远低于我们了。他们既然比我们更有指望，就应做得更多。缄默不仅使这样的人显得举止庄重可敬，而且会给他们带来事半功倍的好处：如墨伽彼斯[28]去阿佩尔的画室看阿佩尔，起初，他呆在那里好久一言不发，之后便滔滔不绝谈论起画家的作品来，为此他遭到了严厉的责难：“你在保持沉默时，你戴的项链和你的排场还让你像那么回事，可是现在大家听到了你说的话，便再也没有人不蔑视你了，连我店里的伙计都不例外。”他华丽的梳妆打扮，他贵族的身份不允许他像平民百姓一般无知，也不允许他侈谈绘画，唯有沉默能使他继续保持他外表上的那份自诩的才干。在当代，显示智慧和才能的冷冷的沉默外表帮了多少蠢人的忙呀！
爵位与职位的获得总是靠运气大于靠功劳，人们为此还往往错怪国王。相反，国王们才疏学浅却幸福无边，这才真不可思议呢：
王公的首要品质在于了解臣民[29]，
——马提亚尔
国王们却在本质上不可能具有千里慧眼以识别众多臣民的卓越之处，也不可能透视我们的胸臆以了解我们的心志和最出众的才华。他们必须通过猜测、摸索，凭对方的家族、财富、学识和百姓的呼声进行挑选：这是些极不充分的依据。谁能找出办法使人凭公正判断人，凭理性挑选人，单靠这一点他就可以建立一个完善的政府管理形式。
“对，他办这件大事办得正在点子上。”这话说得不错，但还不够充分，因为正好有这条箴言被普遍认可：不应以结果判断主张。迦太基人为军队头目出了坏主意而惩罚那些头目，尽管战争的结果已纠正了头目们的错误[30]。罗马人民经常拒绝为一些对他们有利的巨大胜利喝彩，因为军事头目的所作所为与他这样的运气不相称。在人类的活动中，我们通常会发现，命运之神为了告诉我们她对万事万物具有多大的威力，她很乐意打掉我们的傲气，使蠢人得到幸福——即使不能使他们变得聪明，以此和德操展开竞赛。命运还主动参与优待实施者，因为在实施过程中更能清楚看见纯命运的脉络。因此，每天都能见到我们当中头脑最简单的人干完一桩桩大事，无论是私事抑或公事。人们奇怪，以西拉内斯[31]言谈之聪明而又富于哲理，他怎么办起事来会接二连三遭到失败，对此，他回答说他只能主宰自己的言谈，而主宰他事务成就的却是命运，上述那些人也可以作同样的回答，不过是从相反的角度。世间多数事情靠事情本身做成，
命运自有通途[32]。
——维吉尔
结局往往使愚蠢之至的行为找到借口。我们的插手几乎只是一种例行公事，考虑更多的通常是习惯和示范，理性的思考较少。当我对一件事情的重大意义感到吃惊时，过去我老通过把这事干到底的人们了解他们的动机和做法：我从他们那里只听到很一般的见解。而最一般最常用的恐怕也是最可靠的，它们即使不太适于装门面，起码最便于实践。
为什么最平常的道理却最牢靠，最低廉，最不严谨，而经过最多敲打的道理却更于事有益？为了保持枢密院的权威，不需要普通人参加进去，也不需要他们看得比第一道栅栏更远。要想维护声誉就得放心大胆自我膜拜。我这些意见只把此问题作了大体的勾勒，而且只随随便便从它的基本方面加以考察；此工作最重要最主要的方面，我按习惯将它留给上天：
其余的留给诸神[33]。
——贺拉斯
依我看，幸福和不幸是两种至高无上的强大力量。认为人类智慧可以充当命运的角色是不明智的。谁预测自己可以把握起因也可以把握结果，谁预测自己可以亲手推进自己的活动，他的预测举动纯属徒劳，在审议战争问题时作此类预测更是白费心机。军事行动中的审慎和明智从来超不过我们当中有时出现的审慎和明智：也许因为大家害怕途中出事故，所以还是保存实力以抵御预测的灾祸吧。
我还要进一步谈谈：我们的智慧本身和我们的鉴别能力大都受偶然性的左右。我的意愿和我的见解动来动去，看上去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其间有许多意念的流动是自动控制的，并没有我的干预。我的理性每天都受到我内心激情和躁动的冲击：
内心的情绪变化无常，
此刻被这种激情冲撞，
当风一转向，
那种激情又替代着上[34]。
——维吉尔
看看城里人谁最有权，谁的活干得更好：你通常会发现，都是些最不精明的人。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女人、儿童和精神失常的人在指挥一些大国，足以同最英明的王公媲美。修昔底德说，在治国者中，最常见到的是些粗鲁浅薄之人而不是细致敏锐之人。我们则把那些人好运气的作用归之于他们个人的聪明。
人只因命运的厚爱，
才得以青云直上，这一来
谁都夸他是干才[35]。
——普劳图斯
由此，无论如何我也要强调，结局是人的价值和能力的浅层次见证。
在这方面我甚至认为，只须审视一位飞黄腾达的人就清楚了：三天前我们认识他时，那还是个一无可取的人。不知不觉间，在我们的印象里悄悄塞进了高贵和精明能干的图景，于是，我们便相信，随着他排场和势力的增长，大家已认为他有功于世了。我们评判他并非根据他的个人价值，而是以计筹码的方式根据他的地位带给他的特权。运气也会转，当他由高处再摔下来，重又混进百姓的行列里时，人们这才一个个不胜惊讶地去打听是什么原因把他抬得那么高。“这是他吗？”大家说，“他在台上时难道就不懂得别的事？王公们就这么容易满足？原来我们是操在这样一个可靠的人手里！”在当代，这种事我亲眼见过的不在少数。连戏台上表演的高贵的脸部表情有时也能触动我们，欺骗我们。我最欣赏国王们的地方，是他们拥有一大群崇拜者。世上所有的俯首帖耳都归他们，可他们就是得不到智力的俯首帖耳。我的理性不习惯弯腰曲背，只有膝盖习惯弯曲。
有人问梅朗提乌斯对德尼的悲剧有何感想，他说[36]：“我根本没有看见这出戏，那么多论调把戏全遮住了。”因此，评判大人物讲话的人们应当说：“我根本没有听见他说的话，那么多的庄重、高贵、威严把他的话全遮住了。”
有一天，安提斯泰纳向受人指挥的雅典人建议说[37]，驴同马一样可以用来耕地，对此，雅典人回答说，驴天生不是派此用场的。“这是一回事，”他反驳说，“这取决于你们的安排。你们起用了一些最无知最无能的人指挥战争，这些人一旦被你们起用也会立即变成合格的指挥员。”
这与许多民族的习惯有关，那些民族的人民把他们从自己人中培养出来的国王加以圣化，他们不满足于只给国王荣誉，他们还需要崇拜国王。如墨西哥人民在国王的加冕典礼圆满完成之后便再也不敢正面看他了：似乎有了王权他便成了神，原来，人民曾让国王起誓保持他们的宗教、律法，保持他们的自由；国王还起誓做到英勇、公正和宽厚，而且要让太阳按国王习惯的光亮照射，要让云层在合适的时候才变成水；他还起誓让江河长流，让大地给他的臣民提供一切必需的东西。
我与一般人的态度截然相反，我一见伴随精明能干而来的是发迹、显赫和普遍的推崇，我便格外提防这种精明能干。我们必须留意，该说话时说话，选择合适时刻说话，这有多么重要；打断别人的话，或以权威的专横口气改变话题，或在见你就崇敬得哆嗦的人面前以摇头、微笑或沉默否定别人的反对之词，这会有什么后果。
一个春风得意的走运之人参加他饭桌上随随便便松松垮垮的谈天说地并发表意见，他准定以这样的口气开始：“与我这意见相左的人只可能是骗子或白痴，云云”。你们就拿起匕首跟着这颇富哲理的刻薄话走吧。
下面这个提醒对我大有用处：在争论和商谈中，并非每一句我们认为正确的话都能立即被人接受。大多数人都不乏从外部得来的机敏。某个人有时可能说出一句精彩的俏皮话，一句恰当的答辩，一句有益的格言，尽管他在说话时并没有认识到话的分量。借来的东西不一定都能掌握，也许还得靠我们自己进行核实。那些话无论多么实在多么精彩，都没有必要老是一听便诺诺连声。必须自觉与之斗争，或往后退，借口未听见而从各个方面揣摩此话如何到了讲话者口里。我们有时可能作茧自缚，给对方的攻击助一臂之力，使之超过攻击的限度。过去，我曾竭力强调对对方进行反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反击的胜利竟超过了我的意图和期望；我本来只在数量上进攻，而对方接受的却是分量。正如我和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辩论，我喜欢先声夺人，抢在他的结论之前剥夺他自我解释的可能，我试着防止他正在产生尚未完善的想法出笼（他的理解一旦有序和贴切，那会是对我极严重的警告和威胁），对其余的人我则反其道而行之：必须让他们自己去理解，千万别事先假定什么。如他们以一般的话作出判断：“这个好，那个不好”，如他们意见略同，便看此种意见一致是否由偶然性促成。
愿人们对他们的警句规定一些范围：为什么如此，根据什么如此。所有屡见不鲜的一般性意见都一文不值，有如人们向一个民族的群体致敬[38]。真正了解那个群体的人会从中认出某一个人，从而指名道姓地专门向他敬礼。但此种举动要冒风险。在这方面我每天都见到一些思想基础薄弱的人出毛病，他们想附庸风雅，在阅读某个作品时指出其中优美之所在，可是他们极低的鉴赏水平使他们选中的地方不仅不能向我们展示作者的长处，反而展示了评论者自己的无知。在听人念了一整页维吉尔的作品之后，发出这样的惊叹是万无一失的：“瞧这多美！”然而，通过这一惊叹，其中的精华便逃之夭夭了。但要想一点接一点听下去，要想作出专门而且精辟的评论，要想指出一名优秀作者在什么地方超越了自己，在什么地方有所提高，要想斟酌其中的每个字，每个句子，每个虚构的情节，你就得离开那里！“不仅必须研究人人都在使用的措辞，而且应当研究作者的见解及其见解的依据[39]。”每天我都能听到一些蠢人说不蠢的话：他们谈的是美好的东西。那就让我们去了解他们是在哪里知道的，去看看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应用他们尚未掌握的那些美丽的字词和精彩的道理，因为他们还只是那些美好东西的保管者，他们也许有一天会摸索着进行创造，我们则让他们了解美好东西的价值并信任它们。
你这是在支援他们。何苦乃尔？他们对你不会有丝毫感激之情，他们因此还会变得更蠢。别去协助他们，让他们走自己的路。他们将来再涉猎此方面是因为他们害怕受骗上当，他们绝不会对此类问题的基础和解释角度作任何改变，也不会把涉猎深入下去。你将此类问题稍稍偏离，他们就抓不住了；他们就会放弃这个领域，尽管此领域强劲有力美不胜收。那是些有效的武器，但武器的柄装得太糟。我经历过多少这类事情！如果你偶尔对他们的话作进一步阐明和确认，他们会马上抓住你，使你话中的优越之处脱离你自己的说法：“这正是我原来要说的；那恰巧是我的想法；如果说我讲得不如你，那只是我语言上出了毛病。”吹吧！[40]对这种傲气十足的蠢行就得狡黠些。赫热西亚的信条，即不必仇恨，不必控诉，只须教育，在别处有道理，然而在此处，援助和纠正那些不需要并贬低援助和纠正的人乃是不公正不人道之举。我喜欢让那些人越讲越糊涂，越讲越尴尬，超过原来的程度；让他们能走多远走多远，到最后他们便会再一次认识自己。
蠢行和感觉错乱不是通过一次提醒可以纠正的。对这种纠正举动我们只能重复居鲁士说过的一番话。有人在战役即将打响的时刻催促居鲁士[41]去激励他的军队，居鲁士回答说：“在战场上，士兵不会因一次精彩的训话立即变得英勇善战，正如人不会听一支美妙的歌立即变成音乐家。”学艺活动必须事先进行，必须通过长期的坚韧不拔的教育方能完成。
我们只应把这样的关怀给予自己人，只应对自己人作如此勤奋的纠正和教育，但去对过路人说教，对初遇的无知之辈或蠢人进行教育，这可是我最不愿养成的习惯。即使在同别人闲聊时，我也很少这样做；我宁肯放弃一切也不愿参与这种人为的专横的教育。我的脾性使我不适于为初出茅庐者讲话和写作。但对大家谈论的一般问题或别人正在谈论的问题，无论我认为多么错误、荒谬，我从不以话语和示意动作横加阻挡。总之，愚蠢而又沾沾自喜，自喜到超过任何正常头脑合理自喜的程度，这种愚蠢比任何别种愚蠢更让我气恼。
明智禁止你自足、自豪，而且在别人靠倔强和大胆而快快活活信心十足的地方，明智却让你非但不快乐而且诚惶诚恐，这是不幸。最不聪明的人才傲视别人，才在从战场归来时风风光光兴高采烈。语言的自负和面容的快活往往使人们面对听众时占下风，因为听众通常判断力较弱，不能正确判断和分清真正的优势。固执和热烈坚持己见是愚蠢的最可靠明证。有什么东西像驴那样自信、坚决、蔑视一切，那样一脸沉思、庄重、严肃？
我们难道就不能将朋友之间互相开心互相嘲弄时打打闹闹、亲密无间、快快活活的争吵和互相打断话语的闲聊掺进交谈和交往中去？我的快活天性很适于这样的锻炼；如果说这样的活动不如前边谈到过的活动紧张，严肃，它却同样富于洞察力，同样妙趣横生，也同样有益，吕库古斯便认为如此[42]。就我的情况看，我在这样的交谈会友中自由不拘多于机智幽默，快乐多于创造，不过，我的忍耐力是无懈可击的，因为我能忍受别人的反击，不仅忍受激烈的，而且忍受冒失的，只要对方的话没有歪曲我的意思。别人向我发起冲锋时，如果我不能马上进行凌厉反击，我也不会有兴致靠疲疲塌塌、令人生厌的争论去凑热闹，否则就接近顽固了：我让对方的冲锋自行结束，并愉快地低头，把制服对方的行动推迟到更合适的时刻。没有老赚钱的商人。在自己力量不足时，大多数人会改变脸色和声音，但如果愤怒不得当而使人讨厌，不仅不能报仇，还会暴露自己全部的弱点和急躁。在快快活活时，我们往往可以弹拨我们的缺点中的那几根秘密的弦，而在一本正经时，我们一触这些弦就得互相顶撞，而且也不可能互相有效提醒各自的毛病。
还有另一种打闹游戏，鲁莽而又粗暴，纯法国式的，我恨它入骨：因为我的皮肤娇嫩而又敏感；我这一生曾看见这种游戏埋葬了两位血亲王公[43]。在玩耍中打架是令人厌恶的。
此外，我想评判一个人时，我会问他自我满意到何种程度，他的谈吐和他的工作到何种程度才能中他的意。我希望能避免这种漂亮的借口：“我干这活是在闹着玩，
这活计还在铁砧上，
别人便已把它抢[44]。
——奥维德
我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小时[45]，此后再也没见过这活计了。”“可是，”我说，“让我们别去管那几件，您给我看能代表您全貌的那一件，通过这一件可以让大家衡量您的能耐。”这之后：“在您这件作品里，您认为什么地方最精彩？是这里？是那部分？还是那里？雅致吗？是材料好？是想象力，是见解还是知识出众？”因为我经常发现，人们不仅评判自己的作品有所失误，评判别人的作品同样有失误，不光因为有感情搀杂其间，也由于他们不具备对作品的认识能力和鉴别能力。作品本身的力量和机遇可以帮助作者超越自己的想象力和知识，使他走在想象力和知识的前面。至于我，我判断别人作品的价值并不比判断自己作品的价值更糊涂，我对《随笔》时而估计低，时而估计高，极不稳定，极不可靠。
有许多书都因为主题好而成为有益的书，但作者却并未因此而受到推崇，而且一些好书，有如优秀的工程，它们的作者还会为之蒙受耻辱。我在将来要写我们宴席的方式，写我们的服装，当然会写得毫无优雅可言；我今后还要发表当代政府颁布的赦令、公告以及传到公众手里的一些王公的书信”我还要缩写一本好书（一切好书的缩写都是愚蠢的缩写），这本书可能碰巧会砸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后代会从这些作品获得奇特的益处；而我，如果这不是我的运气，又会是什么体面的事呢？大多数闻名遐迩的书都属此种状况。
好几年前，我读到菲利普·科米内[46]的文章，那当然是一位优秀的作者，我当时注意到了这句我认为不俗的话：“千万别为主人效力太多，多到妨碍你获得公正的奖赏。”我应当称赞这句话的创意而不称赞他本人，因为前不久我在塔西陀的作品里见到了下面这段拉丁文：“好事只有在得到回报的范围之内做起来才令人愉快；倘若大大超过了这个限度，仇恨便会代替感激[47]。”塞涅卡说得更加铿然有力：“以有债不还为耻的人愿意不欠任何人的债[48]。”西塞罗则从更宽松的角度看待此问题：“谁自认为没有还清你的债就不会作你的朋友。”
一本书的主题按自身的情况可以让人发现一个博学的人，一个记忆力强的人，然而要判断此人身上哪些部分更具自己的特点，更可贵，要判断他心灵的力量和美好之所在，就必须知道什么东西是他个人的，什么东西不是他个人的；而在不属于他的东西里，则应考虑书的选材、布局、华丽辞藻和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贡献。为什么？因为援引素材而弄糟形式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这些人与书打交道缺乏经验，我们处于这样的困难境地：当我们在一位初露头角的诗人身上发现某种卓越的想象力时，当我们发现一位传道者的某些论据强劲有力时，在向学者打听那些东西是他们本人的还是外来的之前，我们不敢恭维他们：直到目前我都十分警惕这点。
我刚一口气通读了塔西陀的历史书（我从未这样读过书，还在二十年前我已没有连续阅读一个钟头的习惯了），我是听了一位贵族子弟[49]的意见才读这本书的，法国很器重这位贵人，为他本人的价值，也为这几兄弟身上显示出的恒久不变的才能和善心。我不知道有哪位作者能像他那样在政府文件汇编里搀进如此之多的对民风民俗的思考和他个人的爱好[50]。他必须专门注视与他同时代的帝王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生活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的极度的多样性；尤其是他们残酷对待臣民的一些突出行为，因此，他有比一般战役和骚乱更重大更吸引人的题材供自己谈论和描绘，这一来他便一笔掠过一些人英勇赴死的事迹，仿佛他害怕此类事迹过多过长会使我们感到不快，这就必然使我经常感到他的作品枯燥无味，这似乎与他自己的看法大相径庭。
而这种撰史形式却最有益。公众的活动取决于偶然性的引导，个人的行为则取决于自己的命运。这本书与其说是演绎历史，无宁说是一种评价；其中箴言多于叙述[51]。那不是供阅读的书，而是供研究和学习的书；那里面处处有警句，所以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那是一个伦理和政治见解的苗圃，可以为操纵世界的行列中人提供储备和增光添彩的资料。它为谁辩护总有可靠而又强劲有力的理由，而且辩论措辞尖锐，洞察入微，并遵循那个世纪十分讲究的文风；操纵世界的人们喜好自我膨胀，因此，只要他们处理事务时措辞无法尖锐也无力洞察入微，他们便借助这本书上的一些话。此书与塞涅卡的作品有相似之处，它显得更厚实，塞涅卡的书则更激烈。这本书更适合为动乱频仍的病态国家所用，比如当代的我国：你可以常说，那是在写我们，那是在刺痛我们。怀疑此书忠实性的人正好暴露出他们对此书不怀好意。书中的见解是正确的，而且在罗马发生的各种事件里它都倾向于正确的一方。不过我也有些抱怨他对庞培的评价，他的评价比同庞培一起生活并共过事的好人们对庞培的评价更为严厉，他认为庞培与马略和塞洛[52]毫无共通之处，除非说他更为隐蔽[53]。人们并不否认他有野心，企图治理国家事务，也不否认他有报复心，他的朋友们甚至害怕他的胜利会促使他逾越理性的界限，但绝不会认为他会发展到丧失理性的程度：在他一生，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感到他有明显的足以威胁人的残忍和专横。没有必要以怀疑抵消明显的事实：要那样做，我是不会相信的。他的描述朴实而平直，他那样写史也许有他的根据，即这种描述并不一定全都准确符合他所作评价的结论，他作评价的依据是他个人立场的倾向，而此种倾向往往超越他向我们展示的素材，他从不愿以任何方式使素材适应他自己的倾向。他服从法律的指挥棒而赞成当时的宗教并无视真正的宗教，他没有必要为此而感到抱歉。这，是他的不幸，不是他的过错。
我最重视他的评价，同时又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弄得十分清楚。比如提比略在耄耋之年体弱多病时写给元老院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54]：“我给你们写些什么，先生们，怎样写，或者此刻不该写给你们的又是什么？诸神和仙女们要我死得比我每天意识到——如果我能意识到的话——的死亡更糟。”我看不出为什么作者要把这些话如此肯定地放在折磨提比略良心的令人心碎的悔恨上；起码在我有可能看出时，我也不去看。
在有必要说明他在罗马执政时期作过一些体面的事情之后，他接着解释说，他说这些话并非出于卖弄，我认为这似乎也不大可靠。这一笔似乎使这样的人物显得太怯懦了，因为不敢坦率谈论自己，这暴露了某种心病。凡判断事物鞭辟入里、高屋建瓴、正确可靠的人都善于全面利用自我和外界的一切实例，他会像说明别的事情一样说明自己。必须冲破礼仪的一般规矩去维护真理和自由。我不仅敢于谈自己，而且敢于只谈自己；我在写别的事情时却经常迷失方向并脱离主题。我对自己并非不分良莠什么都爱，我不会自我喜爱自我依恋到根本不能退后几步像邻人看我，像我看一颗树那样辨别自己审视自己的程度。看不清自己究竟价值几何，或谈自己的价值比别人看见自己的价值高，这两种失误不分轩轾。我们应给上帝而不是给我们自己更多的爱，而我们对爱知之甚少，所以谈得十分尽兴。
这部作品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那是一位大人物，正直而又勇敢，不是那种具有迷信色彩的英勇，而是一种旷达高贵的勇气。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提出证词不免冒昧，比如，他说一个背负沉重木材的士兵双手冻僵了，粘在木材上的那双手已经坏死并从手臂上脱落下来[55]。凡遇这类事情我习惯屈服于伟大证人的权威。
书上还说，韦伯芗[56]托萨拉匹斯神[57]的福，在亚历山大城把唾沫涂在一个盲女人眼睛上从而治愈了那个女人[58]，还有别的不知什么样的奇迹。作者写史所遵循的是优秀史学家们的范例和历史家的职责：史学家记载所有的重大事件；在公众中发生的大事里还可以见到民间的传闻和舆论。史学家的职责是以照本宣科的方式复述普遍的信仰而不是调整那些信仰。调整信仰的工作属于良心的指导者神学家和哲人。不过，他的同伴，那位同他一样伟大的人说得十分明智：“实际上，我报道的事实比我相信的事实多，因为我既不能肯定我有怀疑的地方，也不能取消流传下来的东西[59]。”还有，这位说得也很聪明：“不必费力去肯定或反驳那些事实……应当信赖名声[60]。”塔西陀是在人们对奇迹的信仰已经开始减弱的世纪写史的，他说，他可不愿意把一些来自他十分敬仰的古代善良人士的东西写进《年鉴》从而使那些东西站稳脚跟。说得太好了。但愿他们为我们描述的历史根据自己得到的史料比根据自己的敬仰之情多。我是我自己写作素材的主宰，从不按别人的意思写作，但也绝不自负；我常常试着写一些幽默的俏皮话，但我自己都不相信那些话，我还曾尝试运用某些珠玑妙语，但我自己也对其嗤之以鼻；不过我听任它们去碰运气。我见有些人却以此类玩意为荣。这种事不该由我一个人去评判。我自己描绘自己既有站姿也有睡姿，绘前胸也绘后背，写左边也写右边，而且写我全部习惯的真实面貌。人的头脑即使能力相同，也并不一定在运用和审美观上都相同。
以上是我的记忆为我再现的大致情况，相当靠不住。一切大致的意见都不可靠，不完善。
[1] 见柏拉图著作一五四六年版《法律》卷十一，第八九一页和《普罗塔哥拉斯》。此思想经常得到古人的发挥。
[2] 原文为拉丁语。
[3] 见普鲁塔克著《监察官加图生平》第四章。
[4] 勃萨尼亚斯系十一世纪希腊地理历史学家，曾著希腊《游记》至今一些希腊考古学家还依据此作进行考古。
[5] 蒙田在此可能想起了他在意大利小住的情景。此外，此种看法也曾展示在斯特法诺·加佐的著作《世俗交谈》里。
[6] 蒙田曾把两端平衡的天平当作标记。
[7] 原文为拉丁语。
[8] 塞涅卡语。
[9] 西塞罗语。
[10] 此话摘自塞涅卡的《书简三十三》，原意为“打着外国幌子装饰自己”。蒙田在书的白边上写了引语的译文。
[11] 在此书的一五九五年版本里，此处为“完全没有”而不是“很少”。
[12] 此处指以厄提代姆斯和普罗达哥拉斯两人的名字作书名的两本对话集。
[13] 约生于公元前四六〇年的德谟克利特为希腊哲学家。此处根据公元前三世纪护教士拉克丹斯著《神的教诲》卷三，第二十八章。
[14] 阿尔西巴德（约公元前450—前404），系伯罗奔尼撤战争时期雅典的一个反复无常的将军。
[15] 在本书一五九五年版还在此加了一句：“了解他之后，如果值得，我会模仿他。”
[16] 指古代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17] 根据狄奥热纳·拉尔斯著《米松生平》卷一，第一〇八章。
[18] 提蒙（愤世者）系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人，由于祖国历遭劫难和他本人失去财富，他十分仇恨人类。
[19] 哲人德谟克利特主张人应从节制欲望中寻求幸福。
[20] 根据普鲁塔克著《应如何听》第六章和《怎样才能吸取敌人的有益之处》第五章。
[21] 根据普鲁塔克著《应如何听》第六章和《怎样才能吸取敌人的有益之处》第五章。
[22] 原文为拉丁语。
[23] 原文为拉丁语。
[24] 根据柏拉图所著对话集《戈尔吉亚斯》。书中谈到苏格拉底的理论在修辞学方面反对希腊诡辩家的修辞原理。
[25] 指宗教改革。
[26] 原文为拉丁语。
[27] 原文为拉丁语。
[28] 故事摘自普鲁塔克著《如何鉴别阿谀者和朋友》。阿佩尔系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最著名的画家，曾画亚历山大大帝肖像。
[29] 原文为拉丁语。
[30] 蒙田摘自茹斯特·李普斯所著的《政治》。
[31] 根据普鲁塔克著《古代国王中之所谓显要者》。
[32] 原文为拉丁语。
[33] 原文为拉丁语。
[34] 原文为拉丁语。
[35] 普劳图斯（约公元前254—前184），系拉丁语诗人。
[36] 根据普鲁塔克著《该如何听》。
[37] 根据狄奥热纳·拉尔斯著《安提斯泰纳生平》。
[38] 此比喻来自普鲁塔克著《论苏格拉底习以为常的机智》。
[39] 西塞罗语。
[40] 即吹掉那个子（指国际跳棋中将对方能吃而未吃的己方子取出棋局）。
[41] 故事摘引自色诺芬尼著《居鲁士全书》。
[42] 吕库古斯（约公元前396—前323〉，演说家及雅典政治家，主持雅典财政。
[43] 指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在一五五九年的一次骑士比武中被对手长矛刺中重伤而亡。昂基安公爵于一五四六年在赌博时被从窗户扔进去的一只银箱击中身亡。
[44] 原文为拉丁语。
[45] 这令人想起奥隆德和阿尔塞斯特之间的对白：“再说，您该知道，我在市场上只呆了一刻钟”。奥隆德和阿尔塞斯特是莫利哀喜剧《愤世者》中的人物。
[46] 菲利普·科米内（死于1511年），系法国历史学家，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宫廷顾问。
[47] 见塔西陀著《年鉴》。
[48] 见塞涅卡著《书简八十一》。
[49] 可能指蒙田的邻居和朋友特朗侯爵的三位公子当中的某一位。三位都于一五八七年在内拉克附近进行的蒙特拉波战役中牺牲。
[50] 见塔西陀的《年鉴》，
[51] 在此问题上，蒙田与让·波丹的观点不谋而合。波丹很欣赏醒世历史学家。
[52] 马略（公元前157—前86），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塞洛（公元前138—前78），罗马军人和政治家。
[53] 这是蒙田引用塔西陀的一句话：“更为隐蔽，但并不更优秀。”
[54]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帝国皇帝。蒙田从拉丁文准确译出了这一段话。
[55] 故事摘自《年鉴》卷十三，第三十五章。
[56] 韦伯芗（公元7—79），罗马皇帝（公元69—79在位），曾以他的雄才大略恢复了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在谈到罗马的茅厕税时他曾说出“金钱没有气味”的名言。
[57] 萨拉匹斯神系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神灵，后受到希腊宗教的影响。据说埃及法老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05—前282）为沟通其治下的希腊人和埃及人之间的关系，对此神倍加尊崇。
[58] 此情节摘自《故事》卷四，第八十一章。
[59] 见与塔西陀同时代的公元一世纪历史学家坎特·库尔斯的《亚历山大的故事》。
[60] 见底特·里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