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什么箴言比这句说得更明确了，撰写便纯属徒劳。业已由神阐述得如此完美的东西[1]理应得到有识之士周密而持之以恒的思考。
谁看不出我走上了一条道路，而且世上只要墨、纸犹存我会沿着此路走下去，不停顿也不劳累？我不能用自己的行动翔实记述我的生活：命运已将我的行动贬低到一文不值；我靠自己的思想记述。我曾见一位绅士只用自己肚子的活动通报自己的生活情况；你去他家可以见到按顺序陈列的管七、八天的便盆。那是他的论著，他的演讲；别的什么都惹他厌恶。这里是，说文明些，一位老才子的粪便，时硬，时软，常年消化不良。狄奥迈德以同一个语法主题写了六千本书[2]，我又何时才能描述完毕我的思想遇到无论什么问题都会发生的躁动和变化？口吃和开口讲话尚且令人感到累得窒息，喋喋不休的废话又会产生什么结果？有多少为说而说的空话！啊，毕达哥拉斯，你为何不曾防止这场争论！
有人指控古时的伽尔巴[3]游手好闲，他回答说，人应该作出解释的是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休闲。他错了：因为法庭对不工作的人也拥有审理权和惩戒权。
对无能而又无用的作家应绳之以法，惩治游民与无所事事者正是如此。为此可能假人民之手对我和上百个别的人实行驱逐。这并不荒唐。粗制滥造的作品似乎是无法控制局面的政权的一种症状。在我们身处乱世之前我们什么时候写作过？罗马人在帝国崩溃之前又在什么时候写作过？此外，才智之士磨练举止以图高雅，这并非锤炼理性以治理国家，此种无事忙产生于人人在职务岗位上懈怠、苟且。促成本世纪堕落，我们人人都有个人的贡献：一些人献上背叛，另一些人献出不公正、不信教、专制、悭吝、残酷，献出什么取决于个人的权势；而无权无势的弱者则奉献蠢行、虚妄、懒散，我属此类。招致损害之事困扰我们之时似乎正是无谓之事趁机而兴之日。在作恶盛行的时代，光做无用之事仿佛值得称赞。令我自慰的是，我将属于最后一批必须逮住的人。在人们准备应付最紧急情况的同时，我将有权自我改正。因为在大弊端侵扰我们之时去追究微小弊端，这恐怕违反情理。菲洛提玛斯医生从一位请他包扎手指的人的面部和口中气味看出了肺溃疡症状[4]，他对病人说：“我的朋友，此刻不是玩手指甲消遣的时候。”
几年前我也见过类似的事：某君——此人在我记忆里曾留下奇特的印象[5]——在跟当今一样内患频仍既无法律也无法庭法官行使职权的时期，竟散布什么衣着、烹调、诉讼改革之类的毫无意义的言论。那都是些安抚受虐待人民的逗乐玩意儿，目的是说明人民并没有被彻底遗忘。别的人所作所为也与他无异，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腔调坚决禁止跳舞和游戏，而百姓却因各种可憎的恶癖而变得无可救药。对正在发烧的人来说，洗脸去污还不是时候。只有斯巴达人在即将奔赴他们生命的危险极点时才会梳理头发[6]。
至于我，我有另一个更坏的习惯，如果我把浅口皮鞋穿歪了，我就让我的衬衫和短披风也歪着：因为我不屑于半半拉拉纠正自己.我在心境不佳时反而喜欢对自己过不去；绝望时我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而且如俗话所说，灰心丧气；我顽固坚持使事情每况愈下，认为自己不值得再为自我多费苦心：要么全好，要么全坏。
国家惨遭蹂躏恰逢我溺于忧伤的年龄，这是天赐的恩典：我可以容忍我的坏处并为此而振作，却不能忍受我的好处并为此而受到干扰。我遭不幸时所说的话皆为气恼之言；我的勇气不仅不会屈服，倒会奋起。我与别人恰恰相反，我在幸运时比不幸时更虔信上帝，这么做的依据是色诺芬尼的箴言，尽管我并不遵循他的道理[7]。比之向上苍索取，我更乐意为感激上苍而取悦上苍。身体状况颇佳时，我更注意强身，而身体已无健康可言时，我倒无心去着意恢复健康了。我从成功中接受训戒和教育，他人却从逆境和遭受的攻击中引出教训，仿佛顺境与良心不能并存，而只有逆境能造就好人。幸福偏能激励我稳重、谦逊。请求可以征服我，威胁却只会遭我严词拒绝；爱悦使我柔顺，恐惧使我强硬。
人间万象，其中一种状态却相当普遍：对与己无关之事的兴趣超过对本人私事的兴趣，人热衷于动，热衷于变。
我们喜欢白日只因钟点在奔跑时更换马匹[8]。
——佩特罗尼乌斯
我属此类。走另一极端的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什么好便重视什么，不承认有比他们见过的更美好的生存方式。如果说这类人不比我们思想深邃，他们却实实在在比我们更幸福。我不羡慕他们的智慧，但羡慕他们的好运。
这种贪新好奇的脾性大有利于在我身上孕育旅行的愿望，不过还有不少别的情况也助长这种愿望。我心甘情愿放弃治理家务。指挥别人有令人舒服之处，哪怕只在谷仓里发号施令呢；家里人对自己服服帖帖也很惬意，然而那种乐趣太千篇一律太缺乏生气。而且必然夹杂许多令人不快的思虑：时而是你的子民的贫困和抑郁，时而是邻里之间的口角，时而是他们对你的侵犯，使你伤心；
或葡萄惨遭冰雹
土地欠收，树木被水泡
或干旱燎原
冬季过分严寒[9]
——贺拉斯
只需半年，使农庄总管满心欢喜的季节便会自天而降，季节对葡萄有利，但愿对牧场无害：
或太空的骄阳将牧草晒干
或突发暴雨使其毁于一旦
或霜冻及猛烈旋风将他们摧残[10]
——卢克莱修
再加上那位古人拥有的造型美观的新皮鞋，那双弄伤了脚的皮鞋[11]；还有，外人并不了解这种乐趣让你付出多少代价，为了维持你家井井有条的外观你又作了多大让步，也许你购买这样的乐趣价钱太昂贵了。
我家务缠身为时较晚，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们为我代劳的时间很长。此前我早已养成了另一种习惯，那样的习惯更符合我的气质。不过，依我之见，家政乃是与其说困难不如说令人尴尬的事务；会干别种事情的人干家务都能得心应手。倘若我谋求发财，我恐怕会认为这条道路将极为漫长，那我就该去为国王们效力，因为那种买卖的进益高于别的任何行当。根据我在有生之年既不宜干好事也不宜干坏事的特点，我只求谋得既不曾获取也不曾挥霍的美名，凡事过得去足矣，既然如此，谢天谢地，我可以管家，但并不特别专心。
最糟时也不过受受穷，扣除些花销之后你还可以干下去。对此我有所预料，而且在被迫受穷之前就在改造自己以求适应。总之，我在心里已建立了“满足于比自己拥有的更少”的足够的思想准备，我说“满足”时，心境是满意的。“衡量财富的尺度并非由收入的估价确定，而是由家庭开支确定[12]。”我的实际需要并未准确消耗我所拥有的财富，因此，财产侵害不了我的基本需求，也就对我无可奈何。
我的参与无论多么不懂行，无论多么眼高手低，对我的家务仍然大有裨益。我作了努力，但效果使我扫兴。加之这一切都发生在家里，我自己在这边节约；那边却不省分文[13]。
旅行中唯一使我不快的是保护问题，保护队伍庞大而且超出我的能力；我已习惯于轻装旅行，装备不仅必要，还得适当，而为庞大的护卫我不得不大大缩短旅行时间，次数也大大减少，而且我在旅行中只花帐外的钱和我个人的储蓄，因此我得视帐外之钱何时出现而等待并推迟旅行。我不愿让散步的乐趣败坏我休息的乐趣，但我明白二者相辅相成。我这一生最大的习惯是活得懒懒散散，既不忙碌，更不努力。在这方面命运之神帮了我的忙，免去了我增加财产以供养众多继承人的必要。我唯一的继承人[14]如不能满足于我已有的相当丰富的一切，她就活该遭殃！她的轻率不值得我再想为她挣得更多。按照佛西荣[15]的榜样，人人都应充足供养自己的儿女，之所以供养，是因为他们都酷似自己。我绝不会赞同克拉特斯[16]所作的事。他把自己的钱交给一个银行家，条件是：如果他的儿女是些傻瓜，可以把钱给他们；如果他们很机敏，就把钱分给百姓中头脑最简单的人。仿佛傻瓜因更不能缺钱便更善于使用财富似的。
何况在我尚有能力承担由我不在而引起的损失时，我似乎不值得为此损失而拒绝接受摆在面前的机会以避免亲自操持那些费力的事。总会有什么零件歪歪斜斜。一会儿是这幢房屋的买卖，一会儿又是那幢房屋的买卖在拉你。你了解什么事都太详尽，你的洞察力在此处便对你有所损害，在别处倒会相当有用。我老躲开引我生气的场合而且不去了解进行得不顺利的事；不过，我还做不到在家里任何时候遇上任何使我不快的情况都不顶撞别人。别人对我隐瞒得最深的诈骗行为正是我最清楚的诈骗行为。因此，为了少伤害别人，就得自动帮助别人隐瞒。无谓的刺伤，有时无谓，但永远是刺伤。最细微的妨碍最令人受不了。正如小字体更损害眼睛，更使眼睛疲劳[17]，鸡毛蒜皮的事更惹人生气。多次微小的伤害比一次猛烈的伤害更得罪人，无论这一次伤害多么巨大。家庭荆棘愈茂密锐利，刺伤我们的程度愈剧烈，而且刺伤之前从不预示危险，总趁我们不备轻易进行突然袭击。
我非圣贤；伤害越重我的压力越大；形式上重，实质上也重，往往实质上的伤害更重。我比一般人更了解什么是伤害，所以我更有耐心。总之，伤害虽不致刺痛我，却使我感到不快。生活是脆弱的，容易受到干扰。自从我面向悲伤，“假如他屈从于最初的冲动，任何人也无法抵挡[18]。”无论受到多么愚蠢的原因驱使，我都由此而刺激情绪，情绪获得养料之后便自动激化，吸取材料，积累材料以自我充实。
滴水穿石[19]。
——卢克莱修
这寻常的滴水檐槽消耗着我。麻烦虽寻常却从不轻松。麻烦连绵不断而且无法补救，尤其当麻烦来自家庭成员时，总是连绵不断，难解难分。
我在远处将我的事务作粗略观察时，我发现——也许我的记忆不够准确——那些事截至此刻一直兴旺发达，超出我的公帐和日记帐上的记录。我的收益似乎比帐上的多；帐目上的成功并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但只要我深入事情的内部，只要我看清事务的所有细节，
我们的心便在各样忧虑之间徘徊[20]。
——维吉尔
便有成百上千件事让我感到不尽如人意，让我害怕。甩手不干，这于我易如反掌；干而不费心血，难而又难。呆在所见的一切都让你忙，让你牵肠挂肚的地方多么可悲！住外边的房舍并使其更具野趣，这样的享受似乎更惬意。有人问第欧根尼哪种酒最好，他的回答正合我意：“外国的。”他说[21]。
我的父亲喜欢建设蒙田田庄，他是在这里出生的。在我管理家务的全过程中我都喜欢效法他并沿用他的规矩，我还要尽我所能让我的继承人致力于此。如能为父亲做得更好，我也在所不辞。他的意愿得以通过我而继续实施并发挥作用，我为此感到自豪。从今以后，但愿我不会让任何足以向慈父回报的生活图景在我手中发生差错！我参与修缮某段旧墙，参与整理某间乱糟糟的房屋，这些事当然大多出于对他的意图的考虑，很少去想我自己是否满意。我还责怪自己懒散，没有立即使他在家里开了好头又遗留下来的事臻于完善，要知道我完全可能是这个家族最后的领地拥有人，是最后一个亲手建设蒙田田庄的人。就个人参与而言，无论是建设的乐趣——虽然有人认为这种乐趣富于魅力——，还是打猎、园艺或隐居生活的其他种种快乐，我都不能将其视作消遣。这些事都是我不情愿做的，正如我不情愿接受任何让我感到别扭的见解。我并不关心见解是否强劲有力，是否博大精深，我只希望它们听起来易懂并适用于生活。一切见解只要有用而令人愉快就必定真实而正确。
有些人一听见我谈到我在料理家务中的不足之处便悄悄对我说，那是因为我光考虑高深的学问，不屑于了解农具、农时、农序；不愿过问别人如何为我制酒，如何嫁接树木；也不想弄明白草和水果的名称、形状以及我赖以生活的肉类的烹调术，我穿着所需料子的名称和价格，这些人让我讨厌之至。这哪里是恭维我，这是胡说八道，荒谬绝伦。我宁愿当优秀马厩总管也不愿当优秀逻辑学家：
你为何不醉心于有益的事，
用柳条或软灯心草编篮子[22]？
——维吉尔
我们思考一般事物：一般起因和一般行为是在束缚我们的思想，因为没有我们它们照行不误；我们却把我们的具体行为和米歇尔[23]抛到脑后，而与抽象的人相比，其实具体行为和米歇尔却与我们联系更为紧密。尽管目前我常住家里，但住家里比在别处快活却仍是我的愿望。
愿这是我安度晚年之乡，
愿这是我结束海上陆地的困乏，
结束我戎马生涯劳顿的地方[24]。
——贺拉斯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坚持到底。我但愿父亲别留给我其他什么遗产，只须把他晚年对家务的酷爱传给我就够了。把自己的全部愿望重新寄托在自己的财富上，并善于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中找到乐趣，这乃是一种幸福。倘若我能有一次像他那样对家务兴趣盎然，政治哲学家指责我作这些事低俗枯燥便会枉费口舌。我赞同这样的意见，即最光荣的职业是为公众服务，为众多的人作有益之事。“只有同最亲密的友人分享，我们才能最全面享受天才、德操和一切优越性产生的成果[25]。”至于我，我与此相距甚远：部分原因出于良心（因为我凭良心认为有些工作太重大，而我却鲜有对付的办法，何况连柏拉图这位一切政治统治的创造大师也同样不涉足其间），另方面出于怯懦。我满足于不慌不忙享受人生，只求过一种可以得到宽恕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既不使自己不悦也不使别人不悦。
倘若有一位第三者为我理家，世上便永远不会有人比我更全面依赖于他。我此刻的愿望之一也许是找一个女婿，这女婿必须善于使我在晚年过得宽裕、舒适、无忧无虑。我可以把我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权全部托付给他，让他像我亲自处置一样处置我的财产，他最好比我理财更胜一筹，只要他对这一切有真诚的朋友式的感激之情。可是我在说些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连亲生儿女的忠诚都感受不到的世界！
在旅行中谁管我的钱袋都跟自己拥有钱袋一样不受监督，因此在结帐时他便可以欺骗我。如果他不是魔鬼，我便以我听其自然的信任迫使他好自为之。“许多人出于害怕受骗而学会欺骗，出于怀疑而鼓励人犯错误[26]。”对我家佣人可靠性的最通常的担保是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我只在亲眼看见坏事之后才推定是谁干的坏事，而且我对年轻人更为信任，我认为他们更少受坏榜样的腐蚀。比之每天晚上听他们唠叨说我花了三个、五个、七个埃居，我更乐意在两个月之后听他们说我花了四百埃居。我遭这种类型的偷窃跟别人一样少。的确，我这是在促进无知。有时，我有意识让自己对银钱状况的了解处于混乱和不确定状态，到一定的程度，我就会为可以怀疑而感到满意了。必须给你随身仆役的不忠实或不谨慎留一点余地。只要剩下的大体上够我们达到目的，便可听任他去大手大脚摆布我们的钱财，那不过是拾穗者的一小份而已。总而言之，我既不特别赏识我家仆役的忠实，对他们的错误我也不屑一顾。啊，着意琢磨自己的银钱，乐滋滋抚弄银钱，掂了又掂，数了又数，那是怎样讨厌的蠢行！悭吝正是从这里扩大它的地盘。
我理财凡十八载，既未在财产证书上也未在主要事务中获得进展[27]，因为这些事必须通过我的学识和精心照料才有可能长进。这并非对临时性的世俗之事冷静的蔑视，我没有如此高雅的趣味，也并非我低估此类事务的价值，而实在是无可原宥的大而化之的懒惰和疏忽使然。只要不看契约，只要不去抖那些无聊文件——我生意的奴仆——的灰尘，我什么事不愿干？像许多人那样花钱去抖别人的无聊文件的灰尘，那就更糟了。操心和辛苦是唯一使我付出高昂代价的事，我但求随遇而安，漫不经心。
我认为我过去更适合靠别人的财富生活，条件是有可能既不为此承担义务也不奴颜婢膝。因此，仔细考虑起来，我真不知道按我的性情和命运，我为生意、为下人奴仆而忍受的痛苦，其下贱难堪和令我恼怒的程度是否比当某个比我出身高贵之人的随员所感受的下贱难堪和恼怒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跟随那样的人也许倒不那么拘束。“奴役是怯懦、卑下、毫无个人意志的人的被征服状态[28]。”克拉特斯做得更过火，为了摆脱家庭丢脸的事和对家庭的牵肠挂肚，他干脆投身贫困以图自由自在。我不会如此行事（我既厌恶贫困也厌恶痛苦），但我愿意改变生活，使生活中少些豪言壮语少些忙碌。
我一离家便摆脱了这一切思虑，那时即使一座塔倒下来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连掉下一片瓦都要考虑再三。一人独处时我容易理清心绪，但与人共处时我忧心忡忡不下于葡萄种植人。马缰绳歪了，马镫皮带打了我的腿，我会为此心烦一整天。我培养自己的心对付麻烦较为成功，但未能训练好我的眼睛。
感觉！啊，上帝！感觉[29]！
在家里，我是一切不妙之事的担保人。很少有一家之主（我是指像我家一样的中产之家，假如有这样的一家之主，他们便比我幸福）能像我一样信赖一位副手从而不必承担大部分差事。在待客方式上这自然会失去一些我个人的特点（我有时能留住一些客人，不过与其说靠他们对我的好感，不如说靠我家的烹调，难以相处的人都如此），同时也使我失去不少高朋满座的乐趣。绅士在家时最愚蠢的表现是他一感到自己的治家之道受阻便一边向这个仆人悄悄说话，一边用眼睛吓唬另一个仆人：他的治家之道原该在不知不觉中静静施行并体现为日常生活过程。有人对客人谈起招待周与不周时半是辩解半是吹嘘，我认为这很恶劣。我爱秩序和整洁，
杯盘反映
我个人的形象[30]，
——贺拉斯
为此花费多大也在所不惜；我在家只考虑准确的需要而不考虑炫耀。仆人如去别家打架，如有一盘菜打翻了，你不过笑笑而已。你在睡觉时，这个老兄正同膳食总管一道收拾家什准备明天招待客人呢。
我说这些只根据我自己的情况，不过一般说照样可以由此而估计出一个安宁、昌盛、治理有方的家庭对一些人是怎样一种甜蜜的乐趣。我并不想把我个人的错误和缺点同这些事联在一起，也不想否定柏拉图的话，他认为人只要公正地干自己的事便最成功地利用了时间。
旅行时我只须考虑我自己，考虑如何用钱：一条箴言便可解决问题。要求涉猎的学问太多，我因此一窍不通。花销方面我略知一二，并用以指导我的开支，实际上这是它的主要用途。然而对此如要求过奢，我的开支反而会不平衡不正常，而且在无论哪方面都毫无节制。开支一露头，只要觉得有用，我便冒冒失失开支下去，如开支不恰当不顺利了，我紧缩起来也冒冒失失。
无论谁人为地或自然地将我们的生活状况与别人联在一起，这对我们都弊多利少。为了给公众舆论造成假象，我们会无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自身实际情况如何倒与我们的关系不大，而公众对我们的看法如何却至关重要。在我们看来精神财富本身和我们的智慧如果只由我们个人享用而不在外界露面并得到赏识便宛若无果之花。有些人的黄金在地表之下沸腾流淌，外人难以觉察；另一些人却把黄金拉成叶片和叶板，因此一些人的铜板与埃居同值，另一些人却恰恰相反，因为社会是根据外表估计用处和价值的。对财富过分细心的关注都透着悭吝；对财富的管理本身，过分有序的和人为的大方亦复如是：不值得如此费劲地关怀和操心财富。谁想正确花钱，谁就花得小手小脚，拘拘束束。存钱或花钱都无关紧要，它们是否具有好和坏的特色取决于我们如何实现自己的意愿。
促我走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同我国当前的世风格格不入。从公众损失着眼，我对国内道德败坏的忧虑也许容易得到缓解。
在比铁器时代更坏的世纪，
连大自然本身都找不出名称和材料
给世纪的罪恶下定义[31]。
——尤维那尔
但从我个人的角度，不行。我对这一切太难于忍受。因为在我的周围，在一个无法控制局面的国家，我们会很快被肆虐多年的内战催老，
正义与非正义交织其间[32]，
——维吉尔
事实上这样的局面能延续下去都是奇迹。
大家耕地却全副武装，时刻想
以掠夺为生，再去抢[33]。
——维吉尔
其实我从我们的例子看出，社会上人人都不惜代价互相依存，互相拼凑。无论将他们放在什么位置，他们都会动来动去，挤来挤去，压来压去，互相调整，就像连结欠佳的物体被胡乱放进口袋之后，它们会自动找出办法互相衔接，各自找到位置，往往比人工安排更为合适。菲力普国王找了一大批他能找到的最邪恶最不可救药的人，让他们全部住进他命人为这些人建造的城市，这城市就以他们而命名[34]。我认为这些人以恶行本身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和一个对他们合适而公正的社会。
我看见的不是一种、三种或一百种行为，而是根深蒂固的习俗，这种习俗是如此之畸形——在不人道不忠实方面尤为畸形，而我认为不人道不忠实乃恶行之最——，因此我一想到这些习俗便没有勇气不感到憎恶；而且我对它们感到惊叹的程度几乎与我诅咒它们的程度相同。这种显著的恶的练习标志着魄力和精神力量，也标志着同等分量的错乱和谬误。必要性组成人群，聚合人群。偶然的拼凑随后便成为法律，因为有些法律之残酷是不可能产生于任何人类主张的，而它们的主要部分却与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可能制订的法律同样健在而且同样长寿。
其实，所有关于政体的由人工虚构的描述都是荒谬的，而且不可能付诸实施。那些关于社会最佳形式以及最易束缚我们的规章制度的长期大争论都只适于我们锻炼头脑；同样，艺术上有许多主题其本质也在于吵闹和争论，除此之外便毫无生气。对政体的那种描绘可能适用于某个新世界，然而我们谈的是业已承担义务的，业已养成某些习惯的人群，我们不能像庇拉或伽德缪一样使大地重新产生人[35]。无论我们有权用什么方法纠正人们的错误，使他们重新规矩起来，我们总不能打破我们绝不能打破的习惯再造他们。有人问索隆他是否给雅典人制定了他所能制定的最好的法律。“是的，”他回答说，“我制定了他们可能接受的法律[36]。”
瓦罗也以这样的方式辩解说，“如果他写宗教文章能够有什么新意，他会说出他相信的东西，然而宗教既已形成而且已被认可，他只好更多按习惯更少按自然说活[37]。”
不必靠主张，事实上各个民族最优秀的政体乃是该民族能赖以生存的政体。政体的根本形式和适应性取决于它的实用性。我们自然不喜欢目前的状况，然而我认为，希望在人民作主的国家由少数人发号施令，或在君主专制国家实行另一种政体，那都是邪恶，是荒唐。
照国家的原样爱国家吧：
是王国，就爱君主政体；
少数人统治，或共同管辖
都必爱，因是上帝创造了它[38]。
——德·庇布拉克
善良的庇布拉克先生就是这样谈政体的，我们不久前失去了这位人格高尚、见解正确、作风温和的精英，他的逝世，加上保尔·德·富瓦先生[39]的同时亡故，给我们王国带来了重大损失。我不知道在法国是否还有哪两位人士给国王们出主意能在诚恳和充分上替代这两位加斯科尼人。他们是各具异彩的精英，当然，就本世纪而言，是表现形式不同的罕见的卓越人物。那么是谁把他们安排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使他们与当前的腐败和战争风云如此格格不入？
没有什么东西能像革新那样使一个国家不堪重负：唯有变革会形成不公正和暴虐。什么东西散架了，人还可以去支撑：我们可以抗争，使一切事物的天然变质和腐败不至让我们离开我们的基础和本原太远。然而着手重铸这样的庞然大物并从根基上改变如此高大的建筑，这是让清洗污垢的人抛弃弄脏的东西，让想改掉个别错误的人引起普遍的混乱，让想治病的人导致死亡，“不大希望改变政府却更愿意摧毁政府[40]。”社会已无力自我痊愈；它对逼迫它的一切如此之不耐烦，便只图摆脱那一切而不顾及为此付出的代价。成百上千的先例使我们看到，社会的痊愈通常会使社会作出牺牲。清除当前的疾患如果不改善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状况，那不算痊愈。
外科医生的目的并非使坏肉死亡，而只是对坏肉进行治疗。外科医生看得更远，他不仅使原有的肉获得新生，而且使坏肉恢复到它应有的状态。谁只想清除折磨他的东西，那是短见，因为不一定是好的接替坏的，可能会有别的病痛接踵而来，而且更严重，就像谋杀凯撤的人遇到的情况[41]，他们把公众事务当筹码，到头来便后悔参与了那些事。此后许多人都有同样的遭遇，直到近几个世纪。与我同时代的法国人非常清楚该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所有大的变化都会动摇国家并使国家发生混乱。
谁直接以治愈国家为追求目标并在着手行动之前去咨询别人，其参与的热情会自然大减。帕库维尤斯·卡拉维尤斯曾以显著的范例纠正了这种办法的弊端[42]。他的同胞曾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长官。他，一位卡普瓦城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有一天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元老院的议员们全部关进宫里，随后去广场召集百姓，对他们说，他们向长期压迫他们的暴君们复仇的日子到了，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报仇，现在只有手无寸铁的暴君们在那里任他们处置。大家同意抽签让议员们一个接一个走出来，每个人都个别接受命令。对被宣布死刑的人可以立即执行，条件是他们得立即提出一个好人的名字以代替判处死刑的人，以免职位空缺。可是人们刚听见一个议员的名字便不满声四起，并群起而攻之。“我明白，”帕库维尤斯说，“必须撤掉这个人：他是恶人。让我们换个好人吧。”紧接着是一片静默，所有的人都感到难以选择；谁放肆说出自己心目中的人，一出口，拒绝的声浪便压过他的声音，短处不胜枚举，正好是摒弃他的理由。互相矛盾的情绪激烈起来了，提出的第二个议员情况更不妙，第三个亦复如是。选择中，争吵不休与合伙拒绝齐头并进。在一片混乱之下白白劳累多时之后，大家开始东一个西一个逐渐逃离集会，人人在心里都果断判定，老的熟悉的坏处永远比近的未经历过的坏处易于忍受。
我们看起来却心神不安到可怜巴巴的程度，瞧瞧我们什么没有干过？
唉！我们的伤疤，我们的罪过，
我们的骨肉相残使我们蒙受耻辱，
我们这一代可曾在什么残暴面前却步？
什么样的大逆不道我们不曾犯过？
对神的恐惧可曾约束青年的亵渎？
哪个祭坛曾经幸免过[43]？
——贺拉斯
我不准备马上对我之所述加以概括：
即使萨吕丝仙女自己愿意
她也未必能拯救这个家庭[44]。
——特伦克
不过我们也许还没有处在我们时代的末期。各个国家的继续存在看来是超出我们理解力的事。正如柏拉图所说[45]。文官政体乃是强有力的难于废除的事物。它往往能战胜体内的致命疾患，战胜不公正法律造成的损害，战胜暴虐，战胜长官的放肆和愚昧，战胜百姓的放纵和叛乱而生存下去。
在无论什么处境之中，我们都爱往上比，爱往更走运的人身上看。我们可以往下比比：再无教养之人也绝不会找不出成百上千个例子聊以自慰。我们更喜往后看而不喜往前看，此乃大弊[46]。索隆说[47]：“如有人将一切痛苦堆积起来，谁也不肯把自己的痛苦取走，都愿将痛苦进行合理分摊，同时取走自己的分摊份额。”我们的政体不健康吗？然而病势尤笃者却并没有死亡。众神与我们玩绕线团，不惜余力搅得我们人心惶惶：
众神利用人有如利用子弹[48]。
——普劳图斯
众星辰注定将罗马国树为他们在此领域能够树立的典范。罗马国自身囊括了国家的一切形态和偶发事件，囊括了秩序能做到的一切以及所有动乱、幸福和不幸。眼见罗马帝国遭受的动荡和骚乱，谁还会对自己的状况感到绝望？假若统治疆域说明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我不赞同此说法，我喜欢伊索克拉底，他教育尼哥克拉斯不要羡慕统治幅员广阔的王公，而应羡慕善于保住到手的统治疆域的王公），[49]那么罗马帝国便只在它最病弱之时才健康。它最走运之时正是它处于最坏形态之日。在最初几位皇帝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政体图景几乎难于被人认可，那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可憎最严重的混乱局面。然而这个国家熬过了那样的混乱，维持下来了，不仅在它的边界以内保持了严密的专制统治，而且保住了情况各异的极遥远的国家，这些国家对罗马并不忠诚，控制也极无序，而且都是以非正义方式征服的；
命运之神
不热烈支持任何国家
反对主宰陆地海洋的人民[50]。
——卢卡努
并非所有动摇的东西都会倒塌。支撑如此庞大实体结构的并不只是一个钉子。这个国家仅凭它的古老也能支撑下去，有如一幢古老的建筑，年代久远已使它基石下陷，它既无坚硬的外壳也无连结物，但仅靠自身的重量还能支撑着存在下去，
已不是坚实的根支撑着它，
是它本身的重量将它固定在地下[51]。
——卢卡努
此外，要判断一个地方的牢固性只侦察其侧堤和壕沟并非最佳办法，还必须弄清人可能从哪里进去，袭击者的情况如何。因自身的重量而非因外界的暴力冲击沉没的战舰为数极少。不过我们还是到处看看吧，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坍塌！看看所有的大国，无论是基督教国家抑或我们熟悉的别的国家：你会发现变动和毁灭在明显威胁着它们：
它们也有自己的残缺，
正受到同样的风暴威胁[52]。
——维吉尔
占星家以巧妙的手法提醒我们，说不久要发生大灾难大变动；他们的卜卦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并不需要飞升到天上。
我们不仅需要从这邪恶横行危险丛生的社会得到安慰，而且需要看到我们国家存在下去的希望，因为在一切都在坍塌的地方自然什么也不会坍塌。普遍的疾病意味着个别的健康；一致性永远与解体性对立。我个人不仅不会陷入绝望，而且似乎从中看到了我们的自救之路；
也许某神祇回心转意，
让我们国情回归往昔[53]。
——贡拉斯
不知上帝是否希望出现身体历经严重疾患而状况更佳的局面？因为疾病净化身体之后还给身体的健康比它们夺走的健康更为完全，更加明显。
最使我不安的，是在分析我们疾病的症状时，我看见自然的、天生的、纯属本身的症状与人为的失常和不慎造成的症状数量相同。仿佛众星辰自己在为我们开药方，让我们比常规的期限活得更长。此事也使我不安：威胁我们的最直接的疾患并非结实完整的肌体的逐渐衰退，而是肌体的消耗和散架，这是我们最害怕的。
在这些胡思乱想里我还怕我的记忆力不听我使唤，怕记忆力出于疏忽而让我把同一件事写上两次[54]。我讨厌在文章里再次认出自己，我炒冷饭从来是违心的。不过我在此书里也没有新东西可传授。都是些一般的见解，也许反复思考一百次之后，我又害怕早就阐述过它们了。炒冷饭在任何地方都是令人厌恶的，哪怕在荷马的作品里呢，而对那些表现肤浅昙花一现的东西却是毁灭性的。我不喜欢反复灌输，哪怕是有用的事物，塞涅卡就有此类表现；他那斯多葛派的坚忍习惯也令我不快，对每个问题他都要从各个方面反复详尽讲述一般的原则和前提，而且一再引证常见通用的论据和理由。我的记忆力一天比一天恶化，令我痛苦。
仿佛我口干舌燥
饮用了忘河之水催我睡觉[55]。
——贺拉斯
今后我不会像别人一样寻找时间和机会考虑需要说的话，我必须（因为，谢天谢地，直到此刻还未发生错误）避免作这种自我准备，我害怕把自己束缚于某种我不得不服从的义务。身负义务会引我走入歧途，而且我依靠的又是如此差劲的工具——我的记忆力。
我每次阅读那本历史书[56]都会生气，那是一种天生的固有的不满情绪：林塞斯泰斯被控阴谋反对亚历山大，在他按习惯被带到军队戒备森严的场地发表自己的辩护演说那天，他脑子里早已准备好了长篇大论，但他说话时犹犹豫豫结结巴巴，只说了几句话。他越来越发慌，同时又拼命同他的记忆力抗争，便翻来覆去说着同样的话。离他最近的士兵以为他已承认罪行，便冲过去几梭标杀死了他。他的惊讶和他的沉默被他们看成认罪：因为在监狱里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作思想准备。在他们看来，他缺少的不是记忆力，是他的良心束缚了他的舌头，使他失去了力量。说得真不错！地点原本使人惊吓，还有在场的人，等待的时间，当时他无非想讲得精彩些。在一次演讲的后果涉及一个人的生命时，人又能做些什么？
对我来说，如果我必须讲的事情束缚我，这本身就促我干脆不讲。当我完全信赖我的记忆力时，我依附于它的牢固程度会使它精疲力竭：因为它不堪重负。我越依靠记忆力就越爱发脾气，发到需要检验我的自制能力的程度。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为隐瞒这种束缚我的奴性而忧虑，当时我在言语间有意表现出严重的无精打采和意外的事先毫无准备的冲动，这种冲动仿佛因临时的情况突然产生。既喜欢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又喜欢显出早有准备讲得精彩的样子，这种作法极不恰当，尤其对我这种职业的人，而且这也太束缚人，不可能坚持下去：矫揉造作引起的希望大于它实际存在的希望。人们往往愚蠢地穿紧身上衣冲锋，结果还不如披羊毛披肩冲得快[57]。“引人期望于己乃欲悦人者之大忌[58]。”
根据雄辩家库里荣留下的文字记录[59]，当他建议把他的演说分成三类或四类，或按论据的数目分类时，他往往忘记某个论据或额外加上一两个论据。我一向提防自己陷入这种不愉快的境地。我不喜欢许诺别人什么，要求别人什么；不仅因为我不信任我的记忆力，还因为这种行为方式太像在作假。“朴实无华的口才更适于士兵[60]。”从今以后我决定拒绝在重大场合讲话的差事，这就够了。照稿讲话不仅可怕，而且对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人极为不利。我更不会听凭自己受当场发挥的摆布：我的迟钝不允许我当场发挥，即使发挥也一定讲得混乱不堪，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应付突如其来的重大需求。
请读者再让这篇随笔和我描述的其他各篇的这第三次外延流传出去！我可以加进一些，但不再修改了。首先，我认为业已向外界抵押过作品的人可能已无权修改自己的作品。如有可能，他可以去别处讲得更精彩，但他最好别败坏已卖出去的工作。在这类人士去世之前可别买他们的任何东西。但愿他们在写作之前多多斟酌。谁催他们啦？
我的书永远浑然一体。如有人准备继续出版以便买主不空手而去，我便冒昧给书加上超货币价值的标记（仿佛那是一个拼合得不好的镶嵌艺术品）。那不过是超重现象，绝不说明初版错了，只不过以略显浮夸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给每个后来的版本增添某种独特的价值。不过由此很容易产生编年顺序颠倒的情况，因为我的故事皆随机遇而发生，并非都按年代。
其次，在我方面，我惟恐我的书在转换过程中质量受到影响。我的智力并非一往无前，它也倒退。在第二版和第三版中我对自己思想活动之不信任并不下于初版，或者说，我在当前版中对自己思想活动的不信任并不下于过去版。我们修改自己的东西往往跟修改别人的东西一般笨拙。我的首批作品在一五八〇年出版。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我已经老了，但我的聪明才智确实没有长进一寸。此刻的我和不一会的我的确判若两人，但什么时候的我更好？我说不出所以然。倘若人能越老越自我改善，衰老就会使人高兴。而衰老的进程却像醉鬼一般摇摇晃晃，晕晕乎乎，笨重难看，或像白藤一般任风随意弯来弯去。
安提奥库斯[61]撰文有力支持柏拉图学园；到晚年他又有了别的主意。无论我遵循他哪个主意，不都是跟随安提奥库斯吗？置疑之后又想肯定人类公论，这岂非光置疑而不肯定？允诺人再活一世，但他得时刻处于新动荡的危险之中，这新动荡岂非与老动荡别无二致？
公众的喜爱给予我的勇气超出我的瞩望，然而我最害怕的是自我陶醉；我宁可刺伤人而不愿使人腻烦，如我同代的某学者之所为。恭维永远讨人喜欢，无论是谁恭维，无论为什么恭维皆讨人喜欢；因此，为了接受恭维恰到好处，有必要弄清恭维的缘由。连缺点都有办法出名。庸俗低劣的评价一遇货比货就处境不妙；当今，如果最恶劣的著作并非受大众时髦潮流青睐之作，算我看法错误。方式方法的错误不可能出现在本身就毫无优点可言的方面。请读者别抱怨我，我的错处在此避过耳目靠的是忽发的奇想或别人的疏忽；每一只手，每一个工人都在为这些错处凑份子。我不参与纠正拼写错，我只要求他们按原拼写法印刷[62]，我也不插手标点符号：因为我并非这两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们即使在某个地方使意义支离破碎，我也不会为此太伤脑筋，因为他们毕竟使我卸去了负担。但他们如以什么伪义代替原有的意义（他们经常如此行事），从而逼我转向他们的设想，那就是在伤害我。不过，当他们的警句无法与我的警句匹敌时，老实人便会舍彼而取此。谁了解我多么不勤劳，我怎样天生我行我素，便不难相信我宁愿重新口述同样多的随笔也不愿屈从那些人，不愿为那些幼稚的改动而当他们的尾巴。
我刚说过，我既已植根在这种新金属矿石的最深层，就不仅不可能与不同习惯不同意见之人过从甚密（那些人因意气相投而打得火热，而且不与圈外之人抱团），而且跻身于一切听其自然的人们当中也实属偶然；今后此类人大多数不会在司法上使事情严重化，但由此又会产生极度的放纵。将所有与我有关的特殊情况算在内，我也找不出自己人当中有谁为保护法律——用无益即损这句公证人帮办的话——比我花更大的代价。而且，如加以正确比较，比我做得少的人倒靠他们的热烈和尖锐充了好汉。
由于我家不分时刻出入自由，对所有的人敞开大门，而且十分殷勤（因为我拒绝别人引诱我，把我家变成战争的工具[63]；战争离我家越远，我越乐意参与），我家受人民爱戴当之无愧；在我家甚至把住粪肥不放的事都很难见到，因此，在国内长期动荡，附近地区风云变幻的年代，我家并未惨遭洗劫，这应当说是令人赞叹的杰作，是典范。说实在的，像我这样气质的人完全有可能逃脱再三重复出现的情况，无论那是什么样的情况；然而在我周围，有害事物的侵扰，命运的无常和人间的沧桑至今不仅没有使国人的恶劣情绪得到平息，而且还在进一步激化，我因而也受到难以克服的危险和困难一再的冲击。我在逃避，但使我不快的是，我逃避这些靠的是命运，甚至是我的谨慎，而不是司法机关。我并不乐意处于法律的保护之外，也不愿得到别的什么保障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事情就是如此，我生活大半靠别人的恩惠，这是令人难堪的欠情。我既不愿把我的安全归功于大人物的仁慈和宽容——尽管他们承认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也不愿归功于我的前辈和我自己的平易近人。假如我是另一个人，又会怎样？我的行为和我坦率的谈吐一旦使我的邻里或亲戚感到欠了我的情，他们不闻不问我的生活就算还了情，他们如能这么说也算还了情（这岂不残酷！）：“我们抛弃而且毁了周围所有的教堂，所以我们大家给他自由，让他继续在他家的小教堂为神服务；他在必要时保住了我们的妻子和耕牛，所以我们给了他一条命而且允许他使用他的财产[64]。”在家里，我们长期受到为同乡当钱财总保管的李库格·阿特尼安[65]受到过的那种赞扬。
我认为必须靠权利与权威而不靠犒赏和恩赐生活。多少高雅之士宁愿丧失生命也不放弃职责！我却避免屈从于任何职责，尤其不屈从以光荣义务束缚我的职责。我认为别人给我的东西以及我以感激的名义抵押意志而得到的东西比任何东西都昂贵。我更愿意接受可以出卖的效劳。我坚信：为可出卖的效劳我只付钱，为别种效劳我得付出我自己。用诚实律法捆住我的结比用民事强制捆住我的结更沉重更困扰我。公证人束缚我比我自己束缚自己还仁慈些。对别人单凭我的良心而相信的事，我的良心更受约束，这岂非顺理成章？对别的事我的信义倒不欠别人什么，因为没有人赋予它什么；但愿大家在我之外凭信任放心地互相帮助！我宁愿费更大力气打破墙壁和法律的桎梏也不愿说话不算数。我对言而有信这类事挑剔到迷信的程度，我许诺任何事情都故意说得不肯定并附加条件。对毫无分量的许诺我也要以生怕不符准则的心情赋予分量；我的准则使我忍受痛苦，而且以它本身受到的损害增加我的负担。是的，哪怕是我个人的毫无约束力的事，只要我谈出了要点，我似乎就给自己定下了规矩，让别人了解此要点也似乎给别人预先作了规定；我说了什么仿佛就许诺了什么。为此，我很少泄漏自己的主张。
我对自己作出的判决比法官的判决更为严厉，更难以忍受；法官只从一般职责的层面考虑我的问题，我良心的压抑感却更强烈更严酷。对别人勉强我而非我自愿尽的义务，我总疲疲塌塌。“只有自愿的行动才是最正确的行动[66]。”行动若不闪耀自由之光，此行动绝无优美体面可言。
我不情愿作职责勉强我作的事[67]。
——特伦克
必要性牵着我走到哪里，我就愿在哪里意志消沉，“因为，对勉强的行动，人感谢命令行动的人胜过感谢行动的人[68]。”我知道有些人遵循此种行为方式到了不公平的程度，与其说他们在归还，不如说他们在赐予；与其说他们在支付，不如说他们在借出；他们对他们应当尽义务的人作好事反而省钱省力。对此我尚未充分理解，但已接近理解了。
我极愿解除义务，还清欠情，有时竟不惜利用一些人对我的忘恩负义，冒犯和侮辱。对那些人，或出于亲属关系，或出于偶然情况，我都欠过友情；我把他们的错误当成我还债的收据，从而自认清偿了我所欠的友情债。尽管我继续回报他们表面为公众作的事情，我认为靠公平而不靠感情办事毕竟省大力气，而且略为减轻我对别人诚挚关怀的内心重负也不失为一种省心省力的办法，“控制友谊的冲动是有分寸之人的特性，有如在赛马中勒马[69]。”至少对根本不愿处境尴尬的人，我热衷于这样的省心省力而且迫不及待。这种分寸还可以使我在冒犯我的人们的缺点中获得些许安慰。那些人会因此而变得逊色，我很难过，但无论如何我可以在履行我对他们承诺的义务中省些东西。我赞成有人因孩子是癞子或驼背而不大爱孩子；人不爱孩子不仅在于他调皮，也在于他不幸和先天情况不佳（是上帝降低了孩子的天然价值），但这种冷淡必须适度而且作到严格意义上的公平。对我来说，亲情不仅不能减轻对方的缺陷，而且会加剧缺陷。
总之，根据我对善举意识和感激意识的理解——这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意识，用处也很大——，我看不出直到此刻有什么人比我更自由，更少欠债。我的债欠在一般的惯常义务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清偿债务更彻底。
我从不接受贵人的礼物[70]。
——维吉尔
王公不剥夺我什么就算赠予我不少了；他们不伤害我就算对我作了不少好事：这就是我要求他们的全部[71]。啊！上帝只愿我直接受恩于他而得到我拥有的一切，还特意将我所有的债务留给他自己，为此我该对他尽多大的义务！我多么迫切地恳请上帝发慈悲让我永不欠谁一声最起码的“谢谢”！最幸福的自由已引导我走得如此之远，但愿它能大功告成！
我尝试着不特别需要任何人。
“我的全部希望都在我自身[72]。”这是人人靠自己都能作到的事，而天生不为正常或迫切需要发愁的人更易作到。从属于人是非常可怜而又危险的事。我们自己并不能肯定投靠谁最准确最可靠。除了我自己我没有别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因此“拥有”本身一部分是不完善的，外来的。我培养自己提高勇气——这是最强有力的——，提高应付偶然事件的能力，以便在别方面一切都抛弃我时，我还有东西使自己满意。
埃雷安·希庇亚斯[73]为了在缪斯怀抱里必要时能愉快离开一切别的伴侣，便以科学知识充实自己；他还以哲学知识充实自己，以便在命运要求他时能有力摒弃外来的舒适；不仅如此，他还十分留心学习烹调和料理自己的胡须、长袍、皮鞋、戒指，求得尽可能自立更生以避免外界帮助。
人不为需要所迫而享受外来好处，且在毅力和财力上都有气魄有办法弃绝此种享受时，人的享受会更无拘无束，更愉快。
我很了解我自己。如果是必要性把我搅进别人的慷慨和殷勤里，我很难想象有谁的纯正的慷慨和真诚无偿的殷勤于我会不显得粗俗而专横，会不带非难人的色彩。赠送在本质上包含野心和特权，因此，接受在本质上包含顺从。巴雅斋对特米尔送给他的礼品骂骂咧咧吵吵嚷嚷加以拒绝就是明证[74]。有人替索里曼皇帝送卡里库皇帝一些礼物，礼物使后者气恼之极，他不仅粗暴拒绝，并且宣称无论他还是他的前任都没有接受的习惯，他们的任务是给予，而且还命人把送礼的使者关进地牢[75]。
亚里士多德说[76]，当岱蒂丝[77]讨好朱庇特时，当拉栖第梦人[78]讨好雅典人时，讨好者并不提醒对方说曾为他们作过好事（记住那些好事是令人不愉快的），他们只提起曾接受过对方的好处。我发现有些人随便使唤每一个人，从而受到欠情的约束，如果他们像聪明人一般权衡欠情的分量，他们恐怕不会如此行事。欠的情也许有还清之时，但欠情本身是消除不了的。对在各种意义上都酷爱行动自由的人来说，欠情乃是残酷的绞刑。我的熟人，无论比我地位高或低，都明白他们从未见过我把事情推给别人。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能超过当代所有的典范，这并非是了不起的奇迹，因为我性格中有许多因素有助于此：少许的傲气、急不可耐的拒绝倾向、自己欲望和意图的可缩小性、处理各种事务的不机敏、以及我特别喜爱的素质，即悠然自得和无拘无束。由此，我憎恨干一切为别人、依靠别人，而不为自己、依靠自己的做法。凡事无论轻重缓急，我在利用别人的好处之前已先急急忙忙利用一切可能性让自己不去利用别人的好处。
当我的朋友们恳求我索取三分之一时，这使我格外心烦。我认为利用欠我情的人从而解除他的束缚，这与为别人而去向不欠我情的人束缚自己所付出的代价相差无几。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他们别要求我作谈判之类的牵肠挂肚的事（因为我已宣布拒绝为致命的战争操心），排除以上两种情况，我很容易满足每个人的需要。然而我逃避接受仍多于设法给予；因此，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样做轻松得多[79]。我的命运不容许我为别人作好事，命运允许我作些许好事，却又安排得不是地方。倘若命运让我生来就为出人头地，我本该雄心勃勃让人爱我而不怕我或欣赏我。是否该说得更放肆？我本该既重视讨人喜欢也重视利用人。居鲁士通过一位优秀统帅兼更杰出的哲学家之口认为，他的仁慈和善行远远超过他的英勇和武力征服，他说得很明智[80]。大西庇奥在他愿意别人夸耀自己的地方必强调自己的宽厚和仁慈，他并不重视自己的勇敢和所获的胜利，他嘴上老挂着这句引以自豪的话：他使敌人和朋友一样爱他[81]。
因此我想说，如果必须欠点什么，就应以比上述名义更合法的名义欠，因为道我以上述名义欠债的是这场可悲战争的法则；而且不能欠大债，不能欠我豁出全部自我本色欠下的那种债：那种债使我不堪重负。我在家里睡觉时曾上千次想象有人可能背叛我，可能会在那个夜里击毙我，我同命运谈判达成协议，即使死也要死得既无恐惧也不受折磨。我在主祷经之后曾大呼：
犯渎圣罪的士兵将拥有这精耕的田地[82]！
——维吉尔
有什么补救办法?那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大多数祖先出生的地方；他们为那些土地付出了爱，还用了它们的名称作姓氏[83]。习惯使人顽强。处在我们那里的恶劣条件之下，“习惯”是大自然对我们十分有利的馈赠，习惯能麻痹我们对多种艰辛的痛苦感觉。内战比其他的战争造成更难忍受的痛苦，内战使我们人人攀上自己家园的哨楼。
靠门和墙保护生命该多么悲哀，
靠家庭力量勉强安宁多么悲哀[84]。
——奥维德
受折磨竟波及家居的安宁，这太过分了。我经常居住的地方在战乱激烈时首当其冲，也是最晚免除战祸的地方，在这里和平从未显露过全貌，
即使和平降临，
也因恐惧战争而战战兢兢[85]。
——奥维德
每次命运之神进攻和平，
战争便经过此地……
命运之神，
你该在东方赐给我们定居之地，
在冰冻的北极给我们活动屋宇[86]。
——卢卡努斯
有时我从战乱中获得办法使我在反抗战争因素中变得坚强，同时又从中找到疏懒和松懈的借口；疏懒和松懈有时同样能引向决心。我往往带着几分快乐想象致命的危险，并等待这些危险到来。我呆头呆脑冒冒失失一头栽进死亡，既不端详它，也不辨认它，有如栽进一个静静的黑暗的深渊，深渊突然吞没了我，刹那间用沉沉的睡眠将我制服，那是乏味而麻木的睡眠。在短而猛的死亡里，我预见的后果倒比昏睡效应更使我得到安慰。有人说，长寿既非最好事，快速死亡便佳而又佳。我既与死亡亲密无间，我离死便不远了。我卷进了这场风暴并藏身其间，风暴定会使我目眩，会以急遽的无感觉冲击狂暴地将我夺走。
有些花匠说，玫瑰和堇菜在蒜和葱旁边生长香味更浓，因为葱蒜吮吸了上里的臭味。果真如此，紧邻我的道德沦丧之辈便该吮吸了我周围气氛里所有的毒物，使我变得更善更纯，使我不至失去一切。没有这回事！不过由此也可得出点什么：善成为稀有之物时会更美更迷人，冲突和分歧本身却会桎梏善行，并通过对立面之间的妒忌和角逐光荣诱使行善之人变得狂躁。
窃贼不特别怨恨我是出于他们自愿。我不是也不特别恨他们吗？否则我也许必须恨太多的人。像这样的意识在各种不同的偶然情况下都存在，同样的残酷，同样的不正直和小偷小摸在法律的庇护下越卑怯、越无危险，越隐蔽、就越坏。比之公开的、锋芒毕露的侮辱，我更痛恨阴险的、不露锋芒的侮辱。高烧突然发生在它还未能肆虐的身体上：身体有了火，火苗才会升起来；越议论纷纷，损害越小。
我往往这样回答问我为什么爱旅行的人：我很清楚我在逃避什么，但不明白我在寻找什么。如果有人说外国人也有健康不佳者，外国的世风并不比我们的好，我便回答说，首先，
犯罪的形式如此众多[87]！
——维吉尔
那就很难犯罪；其次，变糟糕情况为不确定情况，这毕竟是收获，而且别人的疾患不像自己的疾患一般让我们揪心。
我对法国反感之深从不像我对巴黎好感之深，我从不想忘记这点；在我幼年，巴黎已赢得了我的心。一想到巴黎便犹如想到什么杰出事物；此后我看见的美丽城市越多，巴黎的美便越得到我的喜爱。我爱巴黎本身，而且爱巴黎本身胜过爱披上外来的豪华盛装的巴黎。我对巴黎柔情似海，连它的缺陷和瑕疵也使我倾倒。我之所以是法国人，凭借的就是这个伟大城市；它的人民伟大，地理位置优越性大，起居设备的多样性和变化更是大得无与伦比；它是法国的光荣，是这个世界最典雅高贵的装饰之一。愿上帝把我们的分裂赶出巴黎，赶得远远的！只要巴黎完整，团结，我认为它就会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外来暴力的侵扰。我提醒它，各党派中最坏的党派是使它纠纷迭起的党派。我为巴黎担惊受怕的是巴黎本身。当然，我为它担惊受怕同为这个国家其他部分担惊受怕的程度相同。只要巴黎坚持存在下去，我就少不了退隐之处，以度过垂死时刻，这个退隐之地足以使我不留恋别的任何避难之处。
我认为所有的人皆是我的同胞，我拥抱波兰人就像我拥抱法国人，我把国籍关系置于世界和普遍关系之后。我抱此种态度并非因为苏格拉底曾谈及此，事实上是我的性情（也许有些过头）使然[88]。我不大留恋我家乡的甜美气氛。我认为我个人新认识的熟人似乎与邻里之间共同的不期而遇的熟人同样可贵。我们个人获得的纯洁友谊通常会超过由共同的地区和血缘凝成的友谊。人生来本是自由自在，无牵无挂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在某些地区；有如波斯的众位国王只饮用克阿斯拜斯河水[89]，却愚蠢地放弃饮用其他河水的权利，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其他河流的水都干涸了。
苏格拉底在临死之前认为，判他流放比判他死刑更糟[90]，而我，我将永远不会像他那样丧失勇气，也不会像我过去那样留恋我的家乡。这些卓越人物一生中留给后人的印象相当丰富，我理解他们与其说出于爱不如说出于尊重。还有些卓越人物显得如此高不可攀、如此非同寻常，即使出于尊重我也无法理解他们，因为我根本设想不出他们的形象。苏格拉底的性情于视家为四海的人是很亲切的。的确，苏格拉底不屑于跋涉，他的脚几乎没有迈出过阿提卡的土地。此外，他还吝惜朋友们用以链救他性命的钱[91]，而且拒绝通过别人的斡旋出狱以不违反法律，可是当时法律已经极端腐朽了。对我来说这些都属首类范例。二类范例我也可以从这同一个人物身上找到。许多这类珍贵范例都超越了我行动的能力，但还没有超越我判断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认为旅行似乎是一种有益的锻炼。在旅行中心灵可以持续不断地练习注意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正如我常讲到的，除了使众多的别种生活、思想、习俗不断呈现在我们的生活面前，而且让生活品尝大自然永恒变幻的形态，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培养生活能力的学校。在旅行中身体既不懒散也不会受到折磨，而且适度的激动可以使身体处于良好状态。我可以坚持骑马不下马，尽管我有腹泻病，骑马七、八个小时我都不会感到厌倦，
超越老年的能力和状态[92]。
——维吉尔
除了火辣辣的太阳的燥热，什么季节我都能适应；因为古罗马时代的意大利已使用的阳伞给手臂增加的负担大于给头减轻的负担[93]。波斯人早在奢侈出现的同时已能随心所欲制造凉风和绿荫，我倒想知道那是怎样的技艺，色诺芬尼曾谈及此事[94]。我像母鸭一样喜欢雨和路上的泥泞。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对我毫无影响：天空于我永远是相同的。只有我自己造成的内心变化能打垮我，而这种内心变化在旅行中出现较少。
我是很难被人说动的，但在旅行中我却任人摆布。我厌恶小举动，同样厌恶大举动；我不喜欢打点行装出门跑上一天去访问一个邻居，同样不喜欢为一次地道的旅行打点行装。我学会了西班牙式的赶路方法，一气走完行程：每天赶路多，但多得合理；天气十分炎热时就在夜里走路，从日落到日出。另外那种上路方式却很不舒服：乱纷纷，急匆匆，为中途用餐而赶路，尤其在夜长昼短的季节。照我的办法我的马更管用，马从未误过我的事，它善于和我一道完成头一天的路程。我走到哪里都要饮马，只要见马拍打饮水就知道它们走得够累了。我懒于起床倒给跟班们提供了启程前痛快用餐的闲暇[95]。我自己吃饭从不太晚；我总越吃越有胃口，别的吃法都不行：我向来是坐上桌才饿。
有人抱怨我，说我结了婚而且年事已高还乐意继续作此种锻炼。他们错了。在家庭已整治得没有我们照样能生活下去，在它已井井有条，绝不会背离原有状态时，这正是离开家庭的最佳时刻。不过，如在离家时给家里留下的是不够忠实的看家人，而家庭又不大精心供应你之所需，那就太欠谨慎了。
妻子最有用的知识和最光荣的工作是善于料理家务。我见过一个女人，她很吝啬却并不善于家政。管家应是妻子的主要长处，是必须优先寻求的长处，因为亡夫留下的遗产既可能拯救家庭也可能使家庭破产。但愿大家别再对我谈及此事：因为根据我的亲身体验，我要求已婚妇女具备的压倒一切的美德是理家。我指的是本义上的理家，即趁我不在家之际让她掌握家务的管理大权。使我失望的是，我发现有不少家庭，先生在中午前后回家时，看见家里的事还乱七八糟，夫人正在盥洗间忙着梳妆打扮，他因此露出一脸不快，还显得有些可怜。王后才该这么干，不是这样吗！妻子的无所事事全靠我们的汗水和劳作维持，这既滑稽也不公平。我可以把使用我财产的事务交给一个比我会结算债务，比我更令人放心的人，不，不会有这样的事。丈夫提供物质内容，按常情就应要求妻子提供形式。
至于丈夫在感情方面的义务，有人认为丈夫离家有损于这些义务，我不这么看。相反，夫妻的融洽关系自然而然冷淡下去正是由过多厮守在一起引起的，殷勤使人不快。一切陌生女人于我们似乎都是老实女人。人人凭经验都懂得，持续的见面只有在你感觉是若即若离时才能体现出快乐。相处间断使我对家人产生一种全新的爱，使我重新体验家庭习惯的感觉更为温馨。世事的变迁诱我偏向这个党派，之后又偏向那个党派。我明白，友情的双臂之长足可以从天涯海角互相支撑并结合在一起，尤其是这样的友情：不断的彼此效力使友谊的义务和记忆恢复活力。斯多葛主义者说得好，圣贤之间的联系如此之密切，谁在法国用晚餐也同时让他在埃及的朋友用了晚餐；谁一伸指头，无论伸向哪里，所有可居住之地的圣人都会感到有人相助[96]。享有和占有主要是精神活动[97]。精神拥抱它要寻找的东西比拥抱我们摸得着的东西更为热烈，更为持久。把你每天的消遣活动都算在内，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在你身边时你反会感到他不在场：因为他的在场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使你随意想象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能不在场。
在外地，我可以从罗马操持我的家务并保持我留在家里的舒适的起居设备；我能看见我家的墙垣增高，树木成长，我的定期收益也在增长，但我如离家几步远，我会看见一切都在逐渐下降，缩小，和我在家时一样：
在我眼前掠过我的家庭，
掠过我家园的图景[98]。
——奥维德
倘若我们只享受摸得着的东西，那就告别存在箱里的埃居吧，孩子们如打猎去了，也该向他们告别！谁都希望钱和孩子离自己近些。在花园里，远吗？在半日路程之外呢？怎么，十里尔，算远还是近？如果离十一、十二、十三里尔呢？就这样一步一步走。真的，她若嘱咐丈夫第几步算近到头了，第几步算远的开始，我赞成她让他停在近和远之间：
说一个数字以避免一切争吵。否则我就利用你的准许像一根一根扯马尾鬃一般一一删去数字直至一数不存，您也会败在我推理的威力之下[99]。
——贺拉斯
也赞成她们向哲学大胆求救：有人可能谴责哲学，因为哲学既看不见多和少、长和短、轻和重、近和远交接处的这一头，也看不见那一头；原因是哲学既不承认开头也不承认结尾，而且判断“中间”也极不肯定。“大自然未允许我们认识事物的极限[100]。”亡人不在我们世界的天涯海角而在另一个世界，难道她们就不是亡人之妻、亡人之友了？我们不仅拥抱远离我们的人，还拥抱来过的人和还不曾来过的人。我们在结婚时并不曾作交易说婚后一定得互相依恋经久不衰，有如我们曾见过的什么小动物，或卡伦提的中了邪的人们那样像小拘一般寸步不离[101]。妻子不应用眼睛贪婪地盯住丈夫的正面，否则在有必要时她会看不见丈夫的背面。
不过，那位优秀画家谈到女人的性情时讲的话在此处完全不合实际，未能说明她们抱怨的原因：
如果你回家迟了，你妻子会想象你另有新欢或有别人爱着你，想象你酒兴正浓或干着什么荒唐事。总之会以为你正自个儿寻乐而她却痛苦难熬[102]。
——特伦克
或许好唱反调好闹别扭的脾性支撑着她们，助长着她们的不满？或许只要让你不舒服她们就感到舒服？
我擅长保持真正的友谊，为这样的友谊，我为朋友献身超过吸引朋友到我身边。我不仅宁愿为他作好事多于他为我作好事，而且宁愿他不为我作好事而只为他自己作好事：因为他为自己作好事时就是为我作了最大的好事。如果他不在我身边可以使他感到愉快或对他有用，这种不在于我就比他在我身边更美好；如有办法互相提醒，那就不是原义上的不在身边了。从前我曾很好利用我们的分离和分离带来的有利时机[103]。我们各在一方时能更好完成工作而且能扩展我们支配生活的范围。他生活着，享受着，他看见什么都等于我看见了，我也如此，其充分的程度跟他在身边时一样。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身上有一部分就闲置起来了：因为我们已不分你我。分处两地使我们意志的结合更丰富多彩.而渴望对方的形体老在自己身边则略显神交乐趣之不足。
至于有人向我提到年老问题，恰恰相反，倒是年轻人该屈从于公众舆论并为别人而勉强自己。青年有能力满足双方，既满足公众也满足自己，而我们却有太多的事只能靠自己。我们在逐渐丧失天生的方便条件，就让我们依靠人为的条件支撑自己吧。原谅青年一个劲享乐却禁止老年人寻求快乐，这不公平。年轻时，我以谨慎掩护自己透着诙谐的享乐热情；老了，我以自我放纵化解悲哀。因此，柏拉图律法禁止人们在四十或五十岁之前去国外旅行，以使日后此种旅行更有益更富于教育意义[104]。我却可能赞成这同一部法律的第二条，这个条款禁止六十岁以上的人去外国旅行。
“在那样的年纪长途跋涉，也许您永远回不来了？”那与我有何相干？我出国旅行既不为返回家园，也不为善始善终；我只在我乐意活动时出去活动。我为闲逛而闲逛。追逐利益或追逐目标的人不跑；玩捉人游戏，练习跑步的人才跑。
我的计划随处可分为各个部分，因为我并没有对它抱很大的希望。一天就是一个终结。我生命的旅程也如此。不过我见过不少遥远的地方，我当时真希望别人留住我。为什么不，既然克里西勃[105]、克雷昂特[106]、第欧根尼[107]、芝诺、安提帕特尔[108]等等更阴沉的学派的哲人们都只为换换空气而毫不吝惜地抛弃了家园[109]。当然，我出国旅行也有最不痛快的事，那就是我不能随处实现我爱在哪里安家就在哪里安家的决心，我还不得不老建议返家以迎合众人的脾气。
如果我害怕客死异乡，如果我考虑远离亲人死也死得不自在，我恐怕难迈出法国国界一步，连走出我的教区都可能不无恐惧，因为我感觉死神在不停地掐我的喉咙，刺痛我的腰。然而我生来是另一种人：对我来说死亡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回事。倘若我仍必须进行选择，我相信我愿意死在马上而不愿死在床上；我愿死在家门之外，离亲人远远的。向朋友告别时心碎多于安慰。我很乐意忽视应酬的义务（因为在友谊的职责中应酬是唯一使人不快的职责），所以我会乐意忽视神圣的永诀。永诀仪式有百弊而只有一利。我见许多临终之人被这种仪式纠缠得可怜：拥挤使他们窒息。这与义务背道而驰，证明来者并不怎么爱你，也很少操心让你安安静静死去：这人折磨你的眼睛，那人折磨你的耳朵，还有人折磨你的嘴；所有感官无不受到袭击。听见朋友的呜咽你的心会因怜悯而痛苦，听见假惺惺的哭泣你的心也许会因扫兴而难受。谁一向多情善感，身体衰弱时就更需要温情。他多么需要一只温柔的顺应他感情的手搔得恰到好处，使他微感痒痛；否则大家就别去触摸。如果说我们需要接生婆迎接我们来到世上，我们也需要更聪明的男人送我们谢世，这样的人若很友好，恐怕也得付出昂贵代价才能请来作此种服务[110]。
我还没有蔑视外力而自强的魄力，这种魄力既不受协助也不受干扰；我还处在较低的层次。我正设法逃避这中间的过渡阶段，不靠恐惧逃避，靠本领。我的本意并非在此行动中表现或显示我的坚韧不拔。为谁？到时候我对名誉的权利和兴趣都将停止。只要在死亡时思想集中于自身，平静而孤独，我就满足了，这种死亡是我独有的，适合我隐居的内向的生活。古罗马人认为，谁在离开人世时不说话也没有最亲密的人给他阖上眼睛谁就很不幸。与他们的迷信相反，我自己有相当多的事需要自我安慰，没有必要去安慰别人；我考虑的事已经很多，任何情况都不能带给我新的思虑；我对自己谈话的题材足矣，何需外借题材。死亡并非群体活动而纯属个人行为。我们可以在自己人当中生活、欢笑，但最好到陌生人中间去死亡，去表示对人世的厌恶。在付帐时你会发现谁把头转过一边去，谁拍你的马屁，谁催促你恰到好处并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听任你照你的方式与对方说话并口出怨言。
我每天为思考这种幼稚的不合情理的脾性伤透了脑筋：我们总希望以我们所受的损害去激起朋友们的同情和悲伤。我们过分强调自己的麻烦以引出他们的眼泪。我们赞扬人人承受厄运的坚强性，但只要厄运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谴责和非难亲人们表现出的坚强性。亲人们察觉到我们的苦恼，但只要他们不为此而伤心，我们就感到不满。必须扩散自己的欢乐，但应尽量掩藏自己的悲哀。谁无缘无故要人同情，有缘有故时也得不到同情。老诉苦就永远得不到怜悯，对常装出可怜相的人谁都不感到他可怜。谁充当活死人便被认作死活人。我见过一些人为别人说他容光焕发脉搏平稳而怒气冲冲，他们强忍欢笑，因为欢笑会暴露他们业已痊愈。他们恨自己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的人得不到别人惋惜。更有甚者，这些人都不是女人。
我最多按原样描述我的病情，而且避免别人故作吃惊并瞎开处方。在明智的病人身边，看望的人最适当的态度即使不是兴高采烈，起码也应是稳重的克制。不生病时两人相见，谁都不会同对方的健康过不去，谁都乐意欣赏对方强健完美的体魄，因为他至少可以同享健康。有人已感到自己在往土里陷，但毫不放弃对生活的思考，也不逃避一般的交谈。我愿意在身体健康时研究疾病，生病时，疾病给我的印象已极为实在，用不着我去想象了。我们在旅行之前已作好思想准备，旅行的决心很大，因此，上马那一刻便属于在场送行的人，为了方便他们，我们还拖长这个时刻。
我发现公开我的生活习惯有意想不到的益处：这种公开可能成为我的准则。有时我也考虑别泄露我的生活经历。这样的公开声明使我不得不坚持走我的路，使我不可能否定我对我生活状况的描绘，一般说我的生活状况受到的歪曲和反对比我今天承受的恶意而病态的评价中的歪曲和反对还少一些。我生活习惯的千篇一律和简朴看上去很容易说明，然而因为我的生活方式略显新颖并不合常规，所以太容易引来非议。尽管如此，对意欲正大光明骂我的人，我似乎已向他充分指出，应从何处入手以利用我公开承认以及众所周知的不足之处进行攻击，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攻得淋漓尽致。对于我自己抢先指控和揭露自己，他会认为我是在敲断他噬咬我的牙齿，所以他利用权利夸大和引伸（“伤害行为”有权无视公正）是有道理的；他把一些毛病（我向他指出过这些毛病在我身上的根子）放大成树木也有道理；他不仅利用我已犯过的毛病，还利用只不过威胁着我的毛病，这也不无道理。无论从质量上或从数量上说那都是些不应当犯的毛病，他可以从那里攻击我。
我毫不犹豫选择哲人庇庸[111]为榜样。安提戈诺曾试图从他的出身入手攻击他，他打断安提戈诺的话说：“我是农奴的儿子。我父亲是个屠夫，因犯罪曾被打上烙印。我母亲原是妓女，父亲娶她是因为她处境低微。他俩都曾为某些坏事受过惩罚。一位演说家见我讨人喜欢，在我幼年时买下了我。他在临终时把他的财产全部赠给了我，财产运到雅典城后我便埋头研究哲学。但愿历史学家放心大胆寻找我的新闻，我对他们一定有什么说什么。”宽宏大量而又无拘无束的坦白陈述使谴责变得软弱无力，也平息了辱骂。
更何况总的算起来，我认为大家过分称赞我和过分贬低我似乎都同样轻而易举。我同样认为，自我幼年，人们在家庭地位和荣誉上似乎都把我捧得过高而不是贬得过低。
我住在家乡也许好一些，在家乡社会等级问题已经解决或受到轻视。关于行坐特点的争论经过三个回合之后，如今行和坐都很不讲究了。为了躲避令人心烦的争论，我从不害怕极不公平的让行或先行；我从不拒绝把我的上座让给想坐上座的人。
除去得到了写我自己的好处，我还想得到这另一个好处：在我谢世之前如果我的性情还中某个老实人的意，还与他合得来，我希望他设法找到我们。我要给他介绍许多我到过的地方，因为他要花好几年才可能认识和熟悉的东西，在这个汇编里他花三天便可以一览无余，而且更可靠，更准确。有趣的奇怪念头：我谁也不愿告诉的许多事情，我竟告诉了老百姓；有关我最隐秘的意识或思想，我竟让我最忠实的朋友们去请教一家书店。
我们把内心思想交给他们审视[112]。
——佩尔斯
倘若在可靠条件下我得知谁与我合得来，我定会不远千里去把他找到，因为一个情投意合令人愉快的伙伴是不可能随意得到的。啊！一位朋友！这句古老的格言多么正确[113]，应用这句格言又怎样比利用水和火的自然力更必要更美妙呀！
言归正传吧，在远离家园的地方独自谢世的确没有多大痛苦。因此我们认为有责任抽身去进行一些比死在家里更愉快更不令人憎恶的合乎情理的活动。再说，体弱多病又把生命拖得很长的人也许不该指望用他们的痛苦去妨碍一个大家庭。印度某些省份的人认为杀掉有此种需要的人是公正的，而另一些省份的印度人却只抛弃这样的人，让他自己能自救便自救[114]。这种人到头来又能对谁不变得讨厌而且难以忍受呢？一般的效劳不该效劳到这个地步。你应强迫你最好的朋友学会残忍，你应靠长期习惯使妻子儿女变得心硬，从而不再怜悯你的痛苦。我们如还在与他们聊天并从中获得某些快乐（此种情况不常发生，因为身体状况的差异极易使我们产生对所有人的轻蔑或妒忌），这岂非一生都在过分利用他们？我越见他们真心为我而勉强自已，我越怜悯他们的辛苦。我们可以互相依靠，但无权躺在别人身上成为负担，无权靠毁掉他们来撑持自己。果真如此，那岂不成了让人掐死儿童再用儿童的血医治自己疾病的人[115]，那岂不成了命人夜里提供年轻姑娘以温暖衰老的四肢并把姑娘口中香甜气味搀进自己口中酸腐难闻气味里的人[116]！我宁愿自己去威尼斯隐居以避免生活中那样的状况和那样的脆弱。
衰老在本质上是孤僻的。我却平易近人到过分的程度。因此，我这样做似乎是明智的：从今以后我要自我收敛，不让别人看见我感到腻烦；我要像龟一样自我蜷缩在壳里沉思默想。我在学习观察人而不依赖人：步态蹒跚将是一种侮辱。不理睬同伴的时候到了。
“可是在这样的长途旅行里，您也许会可怜巴巴滞留在某个晒太阳的地方，什么东西也搞不到。”——大部分必需品我都带在身边了。再说，假如恶运追逐我们，我们想避也避不开。我生病时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东西：自然在我身上都无可奈何，我也就不想让东方神符来救我了。在发烧和疾病伤我元气之初，我身体还基本无损，接近健康；我便靠最近几次望弥撒为上帝效劳，同上帝言归于好，于是我感到自己更自由自在，精神更无负担，好像更善于克服疾病了。我更需要的是医生而不是公证人和劝告。我在身体健壮时都处理不好的事务，大家别指望我生病时还能去处理。我愿为死神效劳而做的事还一直在做，从没敢拖延一天。如果说目前还一事无成，这说明：要么是迟疑推迟了我的选择（因为有时不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要么我根本不想干任何事。
我只为少数人写书，而且只花几年时间。如果此书的题材是耐久的，它的语言就应更简洁更严谨。时至此刻我们的语言一直在变化，谁能指望当今的语言形式在五十年后还能时兴呢[117]？我们的语言每天都在从我们手上流逝，我活着的这些年已变了一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语言目前还很完美。每个世纪都如此谈论自己的语言。只要语言在将来还跟现在一样继续流逝和变换形式，我就不会固步自封。应该由有益的优秀作品把语言固定在作品身上，语言的信誉会随着国家的运气而上升。
不过我倒不怕写进去一些私人问题，在今天活着的人中间这些问题的用处会遂渐衰减下去，但它们会触动某些人最个别的内心世界，因为这些人会比一般理解力的人从中看得更深远。无论如何我不愿人们像我经常看见他们争论死者的名声那样去争论：“他如此这般判断问题；他如此这般生活：他愿意这样；要是他临终时能说话，他可能会说……他可能会赠给……我比谁都了解他。”我是在社交惯例允许的范围之内让人们从书中了解我的倾向和我的感情；不过我更愿意用嘴向希望了解的人无拘无束侃侃而谈。再说，谁稍稍阅读这些论文集都会发现，我已和盘托出一切或表明了一切。凡表达不出的东西，我都用手指加以明示：
不过像你这样明察秋毫的俊杰，
轻微痕迹便足以让你发现一切[118]。
——卢克莱修
我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指望于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人猜测。倘若有人想操这份心，我要求他作得真诚，作得公正。我很愿意从阴间回到人世揭穿歪曲我本来面貌的人，哪怕这种歪曲是为我争光。我发现有人连谈论活人也总与他们的本来面目不符。如果我竭尽全力都未能保持我已失去的一个朋友的原貌，有人就会把他描绘得矛盾百出，面目全非。
作为谈论我性格弱点的结束，我承认，在我旅行时几乎每次回到家中那一刻我都会在一闪念中想象我是否能在家里自由自在生病，辞世。我愿意被安置在一个我认为十分特别的地方，不嘈杂，也不肮脏；不烟雾腾腾，也不通风欠佳。我设法用这些毫无意义的环境因素去讨好死神，说得更确切些，去摆脱一切别的障碍，以便只专注于死亡。没有别的负担，死亡本身对我的压力已够重了。我愿意死神分享我生活中的方便和舒适。这将是很长一段时间，也很重要，但愿今后这段时间能与过去相称。
死亡的形式一个比一个轻松，它不同的实质取决于每个人的想象。在自然死亡中，我认为由衰弱和迟钝引起的死亡似乎从容而温和。在暴死中，我想象跳崖比由破产折磨而死更困难；一剑刺死比一火枪打死更痛苦。我宁愿饮苏格拉底的饮料而亡[119]而不愿像小加图那样自杀[120]。尽管死是一回事，我凭想象仍然发现投进灼热的大火炉跟跳进平稳的河道有生与死般的区别，因为我们的恐惧让我们愚蠢到只重视方式而不重视结果。死亡只是一刹那间的事，但此事重要到我宁愿付出我生命的许多天以求按我的方式度过那一刹那。
既然每个人在想象中对死亡的厉害程度感觉有深有浅，既然人人都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某些权利，我们就进一步试试以找出一种摆脱一切不快的死亡方式。难道不能让死变得更痛快些，就像安东尼乌斯和克雷奥帕特的同死群体那样[121]？我把哲学和宗教所作的努力放在一边不提，虽然那些努力十分艰辛而且堪称表率。在毫无可取的人们当中，有些人——如罗马的佩特罗尼乌斯[122]和提吉兰[123]——是被迫自杀，他们因为疏于准备，死起来就像睡着了似的。有些人让死亡在他们平常消磨时间的宽松氛围里，在姑娘和快活的朋友当中自然产生，一溜而过。没有安慰的话，也从不提遗嘱；没有矫揉造作的信誓旦旦，也没有关于他们未来生活状况的演讲；而是在赌博、吃喝、戏谑，在人人喜爱的闲聊，在音乐和爱情诗当中一溜烟过去。我们难道就不会以更正派更从容的态度模仿这样的决心？既然有适合疯人的死法，也有适合圣贤的死法，我们就找一种适合不疯不贤的寻常人的死法吧。我的想象力已为我显现出一种较易接受的死法，既然人人都得死，这种死法一定会令人向往。罗马的暴君以为允许罪犯选择自己的死法就是给罪犯以生命。然而特奥弗拉斯特[124]，一位极正直极谦逊极聪明的哲人，不是曾为理性所迫而敢于唱出这句后来为西塞罗拉丁化了的诗句吗：
是命运之神而非智慧支配我们生活[125]。
——西塞罗
命运在怎样助我享受生活条件的便当呀，便当到从今以后我既不需要任何人也不受任何妨碍。在我年龄的每个阶段我都可以接受这种生活条件，但在我编写我的片言只语以及我离开人世之际，我却格外乐于死得不让人高兴也不让人讨厌。命运以精打细算的补偿让那些自以为可以从我的死亡得到物质成果的人共同得到物质损失。死亡经常通过使别人心情沉重的办法来加重我们的心理负担；死亡让我们关心那些人的利益几乎跟关心自己的利益一样，或更多，有时是全部。
我寻求住所的舒适而从不要求它的排场和宽敞，更确切地说，我厌恶排场也厌恶宽敞。我需要的是简朴的花园式住宅，这样的住宅经常可以在人工痕迹较少的地方见到，大自然以一种纯天然的雅致给这类住宅争光添彩。“饭菜不丰盛，但很讲究[126]。”……“才气多于阔气[127]。”
有些人被生意吸引让驴在大冬天拖着车走，只有这类人才会在路上猝不及防陷入困境。而我，我往往为乐趣而出行，我行路绝不会如此糟糕。如右边天气阴沉多雨，我便往左边走；如遇上不宜骑马的地方，我就停下。如此这般行路，我实在看不出路上的乐趣和舒适如何比家里逊色。真的，我认为多余的东西永远是多余的，我发觉讲究和富裕本身对人有害无益。我身后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可看？有，我便返回去，因为那也是我要走的路[128]。我从不画出明确的旅行路线，无论是直路还是弯路。如在我前去的地方不曾寻到别人谈及的东西（别人的判断不符合我的判断之类的事经常发生，而且我大都认为别人的判断不正确），我也并不抱怨自己白费了力气：因为我明白了别人所说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我跟社交界人士一样具有自由不拘的气质和广泛的兴趣。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生活方式之差异在我身上仅仅体现为我对多样化的爱好。每种习惯都有存在的依据。无论是锡汤盆，木汤盆还是陶汤盆[129]，无论是煮熟的还是烤熟的，是奶油还是核桃油或橄榄油，是冷食还是热食，我认为全都一样。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使我在逐渐衰老时竟非难我的适应能力，人老了倒需要娇气和挑剔来阻止我胃口的鲁莽，有时也需要靠娇气和挑剔减轻我胃里的负担。我不在法国而在别处时，为了对我表示礼貌，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得到法国式的菜肴，我毫不在乎，总是一下便坐上挤满外国人的餐桌[130]。
眼见我们的人对自己习惯以外的习惯格格不入而且为此种愚蠢的脾性沾沾自喜，我感到害羞。他们一离开自己的村子就仿佛离开了适于自己生存的环境。无论去到哪里他们都要坚持自己那一套礼仪而且对外国的礼仪极为憎恨。倘若他们在匈牙利遇上一个法国同胞，他们会为庆贺这次奇遇而大吃大喝[131]：这不，他们又结成同盟，又凑在一起谴责他们见到的众多野蛮风俗了！那些风俗既然不是法国的，怎能不是野蛮的？即使有最机敏的人承认那些风俗的存在，那也是为了对它们说三道四。多数人出门就是为了回来。他们在旅行时以一种沉默的、不与人沟通的谨慎态度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从而保护自己免受陌生空气的传染。
我对这些人的议论使我想起我有时在一些青年廷臣身上看见的类似的东西。他们坚持人以群分，把我们看作另一个世界的人，态度中流露出轻蔑或怜悯。除掉他们掌握宫廷秘密这一点，他们的能力便捉襟见肘；我们也会认为他们初出茅庐，笨手笨脚，与他们看我们一样。大家说得好，老实人乃是集一切于一身的人。
相反，我在国外旅行时，对我们自己那一套就颇感腻烦，我们去西西里并非为找加斯科尼人（我留在家里的加斯科尼人已够多了）；我更愿意找希腊人，还有波斯人；我同他们攀谈，我尊重他们；那正是适于我做的事，也是我努力之所在。进一步讲，我似乎没有见过哪些外国生活习惯比不上我们的生活习惯。我前进缓慢，因为我适才看不见风信旗了。
不过，在路上遇见的临时伙伴让你厌烦的居多，让你快活的是少数：我不留恋他们，现在更不留恋，因为老年使我变得有些特别，而且有时使我与一般的习俗格格不入。你为别人而苦恼，或别人为你而苦恼，两种麻烦都使人心情沉重，后者似乎比前者更为严重。有一位正直的随从，他的理解力既强，生活习惯又与你的习惯相适应，而且喜欢跟随你，这种运气极为罕见，但给人的慰藉却是无可估量的。我在历次旅行中都极少有这样的运气。而这样的旅伴必须在家里就已物色并选定。对我来说，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任何快乐都毫无兴味。我心里一出现什么快活的念头，只要是我独自想出来而又不能奉献给别人的，我无不感到恼火。“倘若有人给我智慧而又提出条件让我将智慧禁锢于自身，不与任何人分享，我当拒绝此种智慧[132]。”另外这位将此思想提得更高：“我们设想圣贤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一切东西应有尽有，可以随意沉思冥想，又可以从容不迫随意研究值得了解的事物；但如果他注定必须深居独处不能见任何人，他定会弃绝生命[133]。”我欣赏阿奇亚斯的意见：他如在众多巨大而神圣的天体里漫游却没有同伴参与，他定会使上天本身感到不快[134]。
然而孤单又比与讨厌而愚蠢的人为伴略好一筹。亚里斯蒂普[135]就喜欢在哪里生活都被视为陌生人[136]。
至于我，如命运恩准
我随心所欲度过一生[137]。
——维吉尔
我定会选择马上生涯：
游览景色各异的地区多美妙，
有些地方骄阳似火，
有些地方云遮雾绕[138]。
——贺拉斯
您消磨时光难道不会更谨慎些？您究竟缺什么？您家的房舍看上去不是又漂亮又有益健康吗？您家不是钱粮富足供应有余吗？连国王陛下都能在此不只一次大宴宾客呢[139]。您家规矩少声望却很高，不是吗？难道当地有什么不寻常的您难以理解的想法刺伤了您？
植根于你心上的想法折磨你，
耗尽你的精力[140]。
——昆图斯
您认为什么地方您可以不感到局促也不心烦？“命运的青睐从不纯而又纯[141]。”因此您应该明白，只有您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您走到哪里都会自己折磨自己，都会口出怨言。因为世上只有首脑才会感到满意，无论他们强暴还是圣明。认为满意并未恰逢其时的人去哪里能找到正当其时的心满意足？像您那样的条件该使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得以实现呀？您只要自己改改就行了，因为只有改进了，您才能在您对命运只有坚忍之权的地方作到一切。
只有理性安排的休息
才是宁静的休息[142]。
——塞涅卡
我领会了此番提醒的道理，而且领会得十分透彻；但用一句简单的话对我讲也许更为中肯：“明智点吧。”下这样的决心已超越明智了：那是明智的作品和产物。医生也如此行事，他跟在日渐衰弱的病人身后瞎叫，让病人高兴起来；他如建议病人说：“健康起来吧。”也许就不那么蠢了。我自己无非是个精神并不健旺的人，对我身心有益，确切而又容易理解的应该是这样的告诫：“只按你自己的意思做，即只按理智做。”然而比我明智的人实行起来也未必比我强。这是句通俗的话，但其含义却极为深广。有什么东西不包容其中？什么事情都会遭到判断和修改。
我很明白，严格说，旅行之乐表明旅行者有忧虑也有犹豫。这也是我们的主要品质，占优势的品质。是的，我坦白承认，哪怕只在梦里或出于希冀，我也看不出我能留恋什么。唯有变动和把握多样性对我有益，起码在没有东西对我有益的情况下如此。旅行时，我不感兴趣便可以停下来，哪里能舒舒服服消遣我就去那里，仅这一点便足以使我获得养料而活下去。我喜欢过自己的私生活，我这种兴趣全凭自己的选择而非出于我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尽管我的气质使我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这点也许占了同等的分量。我为我那位王公效力倍感愉快，因为我这样做是出于我的判断和理性的自由选择，不存在任何特殊的义务；也因为并非别的党派拒我于千里之外使我被迫投靠他。依此类推。我讨厌出于需要而把自己分割得七零八碎。无论什么样的机逍，一旦我只能依赖于它，它定会压得我喘不过气：
愿我一只桨拍打浪花
另一只拍打岸上的沙[143]。
——普罗佩尔修斯
单单一根绳子永远拴不住我。——“这种消遣里有虚妄。”你们会这样说。——然而虚妄何处不在？漂亮的格言是虚妄，一切智慧皆虚妄。“主知道，圣贤思想皆虚妄[144]。”这绝妙的洞察力只适用于讲道：说这些话是想让我们在阴间都成为极无知的人。生命是物质的有形有体的运动，是本质上并不完美并不规则的活动；我正努力按生命的属性服务于生命：
我们人人皆受其苦[145]。
——维吉尔
“我们行事应作到不对抗大自然的普遍规律，而这些规律一旦得到维护，我们就该按个人气质办事[146]。”那些无人能停留其上的哲学尖端有何用处？超乎我们习惯和力量的规矩又有何用？我常见有人建议我们照某某样板生活，而建议者和听建议者都无望照那样生活，更有甚者，他们当中谁都没有那样生活的愿望。法官刚写了通奸罪判决书，便在判决书上悄悄撕下一角用来给他朋友的妻子写情书。刚与你有过不正当关系的女人，不一会也许会当你的面冲她的女友类似的错误喊叫得比波尔西亚哭叫还厉害[147]。还有人根据他自己都不认为是错误的所谓罪行判决别人死刑。我在年轻时曾见过一位儒雅之士一只手向人民推出优美而感情洋溢的卓越诗篇，另一只手却同时推出最咄咄逼人的神学改革方案，按照其说法，世人在很久以前已津津有味吃午餐了[148]。
人就是如此。我们让法律和箴言自行其道，而我们自已却我行我素，这不仅咎在伤风败俗，而且往往因为存在违背法律和箴言的舆论和司法判决。你听见有人在念一篇哲学讲稿，演讲中的想象力，说服力和语言的贴切立即触动你的思想，使你激动，但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轻轻刺激或重重刺伤你的良心，因为人家并非对良心作演说，这难道不是事实？因此，亚里斯通说，无论浴室还是忠告，如果只打扫而不除垢都毫无效果[149]。可以停留于表皮，但在此之后就应抽骨吸髓，有如喝完漂亮酒杯盛的好酒之后再端详酒杯的雕花和工艺。
古代哲学各派都曾有此种情况：同一个作者在发表节欲规则的同时又发表爱情和荒淫的著作。色诺芬尼就曾在克利尼亚的羽翼之下撰文反对阿里斯提普式的享乐[150]。哲人们如此行事倒并非出于什么神奇的观念改变使他一阵阵心神动荡。梭伦则时而表现自我，时而以立法者形象出现，因此他忽而为群众说话，忽而为自己说话。他对自己实行无拘无束合乎情理的规矩，从而确保了自己健全的体格。
愿危重病人求助于最大的名医[151]。
——尤维那尔
安提斯泰纳[152]允许圣人爱，而且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做他们认为恰当的事，别管法律；因为圣人比法律更有见地，更熟悉德行。他的门生第欧根尼说，他以理性对抗神经错乱，以信赖反抗意外，以自然反对法律[153]。
胃弱的人需要人为的强制性膳食安排，胃好的人则只须顺应自己胃口的天然要求。我们的医生便如此行事，他们自己吃西瓜喝凉酒，却强迫他们的病人喝糖裝和面包汤。
交际花莱丝说，我不知道什么书，什么睿智，什么哲理，反正那些人同别人一样经常敲我的窗户[154]。因为我们的放纵老驱使我们逾越可允许的范围，大家便经常缩小箴言和法律在生活中的作用，而且缩小到不顾一般情理的程度。
停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谁也不认为自己犯了规[155]。
——尤维那尔
也许应该希望命令和服从之间的距离更小些；达不到的目标似乎便是不正确的目标了。用法律审查自己全部行为和思想的好人没有一位一生中不下十次该处以绞刑，哪怕这样的人受惩罚并打入地狱使人深感遗憾而且极不公道。
那一位，她或他如何处置
自己的身体，这关你甚事[156]?
——马提亚尔
而毫不值得有德之士褒扬的人，完全有理由用哲理鞭挞的人倒可能从不触犯法律。这其中的关系是多么混乱无绪！我们作好人绝非取决于上帝，而只取决于我们自己。人类智慧永远完不成它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义务，一旦完成了，它也会定下更高的目标；人类智慧永远向往着，追求着，因为人类本身的状态是与稳定性对立的。人类自我安排必然出错。依别人之意而不按自我本性剪裁自己的职责鲜有完结之时。自己料定无人愿做之事该规定谁做？不做做不到之事有何不妥？律法判定我们有所不能，而法律本身又指控我们有所不能。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一身而兼两面的畸形自由，这种言行不一，对讲述事情的人可以容许，但对像我这样进行思考的人却不行。因为我必须用笔进行思考，跟人走路用脚一样。公众生活应与别样的生活沟通。小加图的刚毅和气魄在他那个世纪是无与伦比的，但作为一个参与管理他人为公众服务的人，可以说他那种正义凛然即使不算错误，至少是徒劳和不合时宜的[157]。我个人的生活习惯与时下刚流行“一指宽”的风尚并非格格不入，但这种生活习惯在我这样的年龄有时却使我变得愤世嫉俗，无法与人交往。我不知道我对我经常来往的社交界感到厌恶是否有理，但我很清楚，倘若我抱怨社交界讨厌我超过我讨厌它，那就没有道理。
处理社会事务的勇气是一种多皱褶，多墙角，多拐弯的勇气，因为这种勇气与人类的弱点正相适应和配合，这种弱点搀杂各种因素，是人为的，不直接，不明确，不稳定，也并非完全无害。迄今历史仍在指责我们的某位国王随意听信忏悔神父认真的劝说[158]。关于国家大事的一些格言更为大胆：
意欲审慎者远离王室为妙[159]。
——卢卡努斯
从前我曾试图运用生活信念和生活准则为处理公务效力，那些信念和准则既粗矿又新颖、本色，或曰未曾受亵渎，就跟我在家里建立信念和准则或从学校搬回它们一样。我运用起来虽谈不上得心应手，起码是格外稳当。真可谓初出茅庐者学究气十足的勇气！我在实行中发现那些信念和准则既荒谬又危险。走进人群当中的人必须边走边躲闪，他必须抱紧自己的胳膊，往后退退或往前走走，他甚至应当根据他途中所遇之事而决定离开正道；他必须首先按别人的意志随后才按自己的意志生活；他不能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能人家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得看时机，看人，看事[160]。
柏拉图说[161]，谁有幸逃脱外界的操纵，那是靠意外逃脱的。他还说，当他要求贤人充当政府首脑时，他谈的不是腐败政府，如雅典政府，更不是我们这样的政府，对这类腐败政府连智慧本身都会变得糊里糊涂。有如一根草移植到情况截然不同的土壤之后容易适应土壤而不易改变土壤以适应自己。
我意识到，如果我必须训练自己完全适应那样的事务，我就得作很大的调整和改变。当我依靠自己可以作到这点时（只要付出时间和注意力，我为什么作不到？），我又会不愿意自我调整和改变。在这类工作中我稍作尝试便感到格外厌倦。有时我感到我心里萌发了某种抱负，但我却蒙上眼睛，执拗地反其道而行之：
而你，卡图鲁斯，
你就固执坚持下去吧[162]。
——卡图鲁斯
没有人要求我这样，我自己也不想这样。自由不羁与好闲是我的主要本色，这种品质与此种职业是根本对立的。
我们不善于识别人的才能，才能的差别和限度微妙而难以界定。把人在特定生活中表现的干练套到公事上而下结论说他很干练，这样作结论很不妥当。善于自处的人未必善于引导别人；写《随笔》[163]的人做事未必有效果；善于解除围城之急的人未必能妥善布署战役；私下健谈的人向百姓或王公讲话很可能词不达意。也许这是向能做此事的人证明他并不一定能做彼事的最佳办法。我认为才智超群的人对浅显事物的适应能力并不比智力低下的人对高深之事的适应能力差多少。苏格拉底曾让雅典人获得笑料以嘲笑他从不会计算他所在部族的赞成票并向委员会作汇报，是否应该相信这样的事[164]？我对这位要人完美人格的崇敬使我能够从他的厄运里找到绝佳例证以原谅我自己的主要短处。
我们的能耐被分割成碎片。我那一片毫无宽度可言，所以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萨图尔尼努斯[165]对授予他全部指挥权的人们说：“朋友们，你们造就一位糟糕的将军却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上尉[166]。’在如此病态的时代，谁吹嘘自己运用朴实真诚的德操为世人服务，要么他不明白德操为何物，因为舆论正在与世风同流合污（的确，应该听听有人如何向舆论描绘德操，听听大多数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沾沾自喜并据此建立自己的准则：他们不谈德操，倒绘声绘色大谈十足的不公和邪恶，而且在王公的教育里将德操视为虚伪[167]）；要么他明白什么是德操却吹嘘错了，而且无论他口头说些什么，他干的却是众多受到良心谴责的事。只要塞涅卡愿意我坦率讲话，我很乐意相信他在类似情况下的体验。如迫不得已，最可信的善良标志就是坦白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他人的错误，以自己的力量压抑和推迟邪恶的倾向，在勉强适应这种倾向时期盼更执着，渴望更热烈。
在法国被肢解，在我们陷入分崩离析的情况之下，我发现人人都在苦苦维护自己的事业，但，哪怕是最优秀的精英都少不了乔装打扮和撒谎。谁直言不讳加以述评，谁就鲁莽，谁就有错。最正确的派别依然是遭虫蛀身的一个肢体。而在这样的身体上病得较轻的肢体就叫作健康肢体，而且完全有理由这样叫，因为优点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名正言顺。衡量平民的无辜要看地点和时节。我很高兴看见色诺芬尼在作品里这样夸奖亚偈西劳[168]：一位曾与亚偈西劳交过战的邻近的亲王请求允许他通过亚氏的领地，亚偈西劳同意了，他让亲王穿过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不仅没有监禁或毒死亲王，不仅没有任意支配他，还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并没有对他进行侮辱。对他这种心性不会有异议，但换个地方换个时间，就要算他行为中的正直和宽宏大量的帐了。那些披披风的顽童[169]对此或许会嗤之以鼻，斯巴达人的纯真与法国式的天真是那么不同。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拥有冰清玉洁之士，不过这只是我们的看法。谁建立的规范生活习惯超越了自己的世纪，要么他放宽自己的规矩并使其具有伸缩性，要么他退避三舍（我更主张他采纳此建议），别与我们为伍。在我们当中他能得到什么？
我若看见一位圣洁高人，
这奇迹有如见到双体童子，
在骤停的犁下发现了鱼
或看见母骡产仔[170]。
——尤维那尔
人可以怀念最美好的时光，但不能逃避当前；人可以企盼别样的官员，但毕竟还得服从眼前的官员。也许服从坏官比服从好官更有好处。君主政体业已认可的古老律法的形象有望在某些地方重放光彩，我因而在其间定居下来。倘若这些律法不幸而互相抵触、互相掣肘并产生令人犹豫而难于选择的情况，我自然会逃避选择并躲开风暴，大自然会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的，也可能是战争的偶然机遇。但愿我在凯撒和庞培之间能明确表态。然而在后来出现的三个贼人之间[171]却必须躲藏起来，或见风使舵；在国家已不靠理性指引之时，我认为此两者皆可行。
你将在何处陷入歧途[172]？
——维吉尔
塞进此处的东西有些离题。我陷入歧途了，但迷失的原因放纵多于疏忽。我的思绪接连不断，但有时各种思绪从远处互相遥望，不过视角是斜的。
我曾把视线投向柏拉图的对话集，其中一篇对话有一半显得光怪陆离，前边谈爱情，下边全部谈修辞[173]。他那些对话不惧千变万化之嫌而以令人赞叹的雅趣任主题随势驰骋，或貌似随势驰骋。我的各章随笔的名称不一定囊括全部内容，而其中的某个符号却往往标明了文章的内涵，有如别人的这些作品标题：《安德利亚娜》、《宦官》[174]，或别人的这些名字：希拉、西塞罗、托尔加图斯[175]。我喜欢诗的韵味，蹦蹦跳跳。正如柏拉图所说[176]，那是艺术，轻盈、空灵、超凡脱俗。普鲁塔克在写作有些文章时竟忘记了主题，有些论据也是信手拈来，通篇作品被新奇的内容挤得喘不过气：且看他在《苏格拉底的恶魔》里用了怎样的笔调。哦，上帝，那天马行空式的离题，那莫测风云的变化真是美不胜收，越似漫不经心，信笔写来，意趣越浓！失去我文章主题线索的不是我，而是不够勤奋的读者。总能在文章的某个角落找到片言只字，片言只字尽管过于紧凑，却不失为精巧。我行文以变取胜，变得唐突，变得无绪。我的写作风格和我的思想同样飘忽不定。需要少许荒唐，荒唐而不愚蠢，大师们以箴言，尤以个人的榜样作了说明。
众多诗人写诗像写散文一般散漫，有气无力！然而古代最优秀的散文（我在此不加区别地将其当作诗篇）随处闪耀着刚劲和诗的大胆独创精神，再现了诗的狂貌。当然，散文在语言上不应模仿诗的技巧和优势。柏拉图说[177]，诗人坐在缪斯们的三角鼎上狂热地倾倒着所有涌上嘴边的东西，有如水池的喷口，不加咀嚼，不加斟酌，脱口而出，所言之物色彩各异，内容互相抵触而且已不再流行。散文本身就充满诗意，古老的神学就是诗学，是一流的哲学，学者们作如是说[178]。
那是诸神的原始语言。
我的意思是说内容本身就能自动突出自己。内容能清楚指明它在何处有变化，在何处作结论，在何处开始，而后又重新开始，用不着引进连接和缝合的话加以编织以服务于听觉不灵或漫不经心的耳朵，而且我自己从不自我诠释。谁不是宁可无人读他的书也别让人疲沓地读，边读边忘？
“没有东西有用到顺便可用的程度[179]。”倘若取书就是学书，看见书就是看书，浏览就是领会，那么我让自己别像我说的那么无知就估计错了。
我既然不能以我的重要性得到读者的重视，一旦我以我的迷糊引起他们注意，那么“不算太糟仍是赢[180]。”——“不错，但他们事后一定会为如此消磨时间感到后悔。”——“这是我个人的事，不过他们还会这样消磨时间。”再说也确有此种脾性的人，智慧对这样的人满怀轻蔑，他们越不明白我说些什么便越尊重我：他们认定晦涩是我见解深奥之所在。我慎重声明，我对晦涩深恶痛绝，而旦能避免便尽量避免。亚里士多德在什么地方曾吹嘘自己故作晦涩：恶劣的矫揉造作[181]！
一开始我曾在每章里都运用删节，但我感到在读者的注意尚未产生之前似乎已遭频繁的删节、打断甚至摧毁，因为读者不屑于将注意力停留和集中在那么短的东西上，为此我开始写长章节，这就要求有分句和一定的容量。不愿为此类工作花费一小时就是什么都不愿花费。只在做别样事情时顺便为某人做事就是根本不为他做事。加之我也许还有某种特殊的义务必须说话半吞半吐，含含糊糊，前言不搭后语。
我必须声明，我不喜欢令人扫兴的道理，不喜欢好大喜功的消耗生命的计划以及过分精明的见解，即使见解中蕴含某些真理，我认为这样的真理代价太高也不合时宜。相反，我强调虚妄和无知，只要我为此感到快乐，我随我心之所至，从不严加控制。
我曾在别处看见一些房屋的断墙残垣，还有塑像、天空和土地：其实看到的永远是人。这一切千真万确；不过我恐怕不会经常看见这个城市的坟墓了[182]，此城市之强大令我赞叹令我崇敬。他们对死人的关照值得我们称道。我自幼便受到死人培养。在熟悉家事之前很久我已熟悉了罗马的事。我在知道罗浮宫之前早已知道卡皮托利山丘和山丘上的遗迹；在知道塞纳河之前我已知道台伯河。我思考卢库卢斯、墨特卢斯[183]、西庇阿的生活状况和命运比我考虑任何自己人的事更经常。伟人们早已亡故。我的父亲也不例外，父亲和他们一样业已荡然无存，他远离我远离生活十八年跟伟人们远离我远离生活一千六百年毫无二致；但这并不妨碍我想念并纪念我的父亲，延续他的友谊和交往，同他的朋友们联系紧密而热烈。
是的，出于性格，我总让自己对死者更亲切，因为他们之间已不能互相帮助，我认为他们似乎更需要我伸出援助之手。感激之情正是在那里才能大放异彩。凡存在回报的地方好事都不够圆满。阿尔瑟西拉斯访问生病的泰西庇乌斯[184]时发现他家境贫困，便把病人过去给他的钱全部塞到病人的枕边，这就在病人不知不觉中了结了他对病人的感激之情。那些应该从我这里得到友谊和感激之情回报的人从没有失去过得到回报的机会，我在他们不在时，在他们不知道时已更优厚更细心地报答了他们。我在朋友们已经无法知悉时谈到他们，感情更为深厚。
与此同时，我进行过上百次论战为庞培辩护，并支持布鲁图斯的事业，这种神交迄今仍存在于我们之间。即使对当前的事物我们不也只凭想象进行判断吗！我自认在本世纪是个无用之人，既然如此，我便回身投向那个世纪。我对那个世纪之迷恋使我对古罗马自由、公正、繁荣的情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城市的诞生期和衰老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此每当我在幻想中重见伟人们的街道和房舍的遗址乃至深入到遗址的废墟时无不感到趣味无穷。亲眼看见那里的广场——我们知道一些身后名声甚佳的人物经常造访并居住在那些广场——有时比听他们的事迹和阅读他们的作品使我们激动得多，此种情况不知是性情使然抑或缘于想象的误差？
“地域的提示力多么强大！……而这个城市的提示力更是无穷无尽：每走一步，我们都踩在某个历史纪念物上[185]。”我乐于端详他们的容颜，他们的姿态和衣装：我一再默念着那些伟大的名字，让它们在我耳边回响。“我崇敬那些英雄，在伟大的名字面前我总起立致敬[186]。”多么希望能看见伟人们争论、漫步、晚餐！无视众多有教养的英勇之士的珍贵纪念物和塑像当为忘恩负义之举，我在阅读中曾看见他们生和死；如我们善于遵循，他们的榜样给我们的教益是极丰富的。
此外，连我们参观的这个罗马城本身也值得人们喜爱，它从远古便结成城邦，给帝国增添众多的荣誉称号：那是唯一的万国共有之城。在那里指挥一切的最高执政官得到天下的一致承认；那是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大都会[187]；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人人去那里都有宾至如归之感。要想成为这个国家的王侯只须来自基督教国家，无论他的国家位于何处。世上再没有别的地方得到上天如此坚定不移的厚爱。连那里的废墟都显得荣耀而傲岸。
它壮丽的废墟使它尤显珍贵[188]。
——阿波利奈尔
在它的坟墓里还保持着帝国的痕迹和图景。“所以，很明显，大自然在这独一无二的地方为它的作品得意非凡[189]。”有人可能为他被如此无谓的快乐所挑逗而自责自恨。我们的睥性只要讨人喜欢便不算太虚浮，无论什么样的脾性，只要能使有一般辨别力的人不断感到满意，我就不忍心为他感到遗憾。
我欠命运之神很大的情，时至此刻命运并没有与我过分为难，起码没有超过我的承受能力。这或许是命运让她并不讨厌的人安宁的一种方式？
我们越节衣缩食
诸神给我们越多
一旦我一无所有
我便与无欲者会合……
谁欲求多就欠缺多[190]。
——贺拉斯
倘若命运之神继续如此，她送我上西天时我定会心满意足。
我不要求诸神给我更多[191]。
——贺拉斯
但当心碰撞！功败垂成者成千上万。
我将来不在时，此间发生任何事我都容易心安理得；当前的事已够我忙碌了，
我将其余的托付给命运[192]。
——奥维德
我并不具有所谓连接人与未来的强有力联系物，即继承姓氏和支撑姓氏荣誉的儿孙，儿孙果真如此令人想望，我也许应当对他们寄予更小的期望。我依恋尘世和今生全凭我自己。我只在我自身存在所需的条件之下去和命运之神打交道，并不延伸命运之神对我行使的权力，而且我从不认为没有儿孙是一种缺陷，不认为这会使生活变得不够圆满不够如意。不育也有好处。儿孙属于没有什么值得格外想望的东西之列，尤其在极难使他们变好的今天。“如今产生不了任何好东西，因为胚芽是腐烂的[193]。”因此对得而复失的人来说，失去的东西恰巧使人懊悔曾得到过它们。
把家留给我操持的人预测我会毁掉这个家，因为他考虑我生性不喜呆在家里。他错了；我现在跟我进入家庭时一样，虽谈不上略好；不过既未效力，也无进益。
总之，命运之神不曾对我进行猛烈的异乎寻常的伤害，但也没有施恩于我。她对我们家的赐予早我一百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实在的东西特别值得我感谢她的施舍。她给过我一些一时性的、名誉的、称号之类的恩宠，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而且事实上并非正式授予而是赠送（天晓得！）给我这样一个纯世俗的人，一个只愿得到实惠的人，一个认为实惠越丰厚越好的人；如果我敢坦白承认，我会说我不认为悭吝比野心难于原谅，痛苦比羞耻难于避免；我认为健康与知识，财富与高贵同样值得企望。
在命运给予我的空洞恩宠里，没有一件能像罗马市民身份证书一样使天生性情愚顽的我感到高兴。前不久我在罗马接受了这份正式的罗马市民身份证书[194]，证书上印玺豪华，烫有金字，他们在授予我时显得既亲切又大方。金字以各种还算令人喜爱的笔法写就，又因在我见到证书之前有人给我看了一部汇编，所以为满足一些人的好奇心（如果存在与我害同样好奇病的人），我想把这份证书转录于此[195]：
根据罗马城行政首长奥拉奇奥·马西米、马尔佐·瑟西奥、亚历山德罗·穆蒂提交元老院关于授予圣米歇尔骑士团骑士、“虔诚基督教徒国王”的常任宫内侍从、声名卓著的米歇尔·德·蒙田罗马公民权的报告，元老院及罗马市民代表特颁布如下政令：
据古老习俗，凡出身高贵之有德人士历次均被热忱接纳于我们之中，他们已经或即将为共和国效力并为之增光，有鉴于此，我们既对祖宗先例与权威满怀崇敬之情，就应以效法并保持优良习俗为职责。为此，热烈向往罗马人称号的圣米歇尔骑士团骑士、“虔诚基督教徒国王”常任宫内侍从、声名卓著的米歇尔·德·蒙田以其个人之地位、家庭之显赫及本人之优良品质理应经罗马市民代表及元老院作出最高裁定并投票赞成被接纳为罗马城邦公民并享有公民权。据此，元老院及罗马市民代表欣然宣布，声名卓著的米歇尔·蒙田功勋盖世并与高贵的罗马市民亲如手足，已被登录为罗马公民，此权利对本人及其后代均具效力。他与出生于罗马的公民及贵族或以最佳身份成为罗马公民或贵族之人士享受同等光荣与优惠待遇。在此，元老院与罗马市民代表认为，与其说他们授予了权利，毋宁说他们还了欠债；与其说他们为一位获得公民权之人士效力，毋宁说他们接受该人士为城邦增光添彩之效力。
行政首长已责成元老院与罗马市民代表机构秘书缮写此元老院法令以存放于卡皮托利山丘档案室，并责成其制订加盖此城市常用公章之证书。罗马城历二三三一年，基督诞生历一五八—年三月十三日。
神圣元老院与罗马市民代表机构秘书奥拉奇奥·佛斯科，
神圣元老院与罗马市民代表机构秘书文森特·马尔托利。
我不是任何城市的市民，所以我很乐意当最高贵城市的市民，它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最高贵的城市。倘若别人同我一样注意审视自己，他们会同我一样发现自己极端空虚而无聊。我不摆脱自己就不可能摆脱空虚。我们一个个都被无聊和空虚浸泡起来了，但谁意识到此谁更得益，还用多说吗。
光看别处不看自己，这普遍的见解和习惯为我们办事出过力。自我乃是处处令人不快的观察对象，我们只能在其中看见卑微和虚妄。为了不使我们感到沮丧，大自然便适时地把我们的眼光引向外部。我们顺水往前漂流，但反过来漂向我们自己的动作却十分吃力：大海退潮时海水便发浑而且阻碍重重。“看看天怎样移动吧，”人人都说，“去关心公众，看看这人如何吵架，那人的脉搏如何跳动，还有别人的遗嘱；总之，你不看高处就看低处，看旁边，看前边或看你背后。”从前，德尔斐神殿的神对我们的嘱咐正相反[196]：“看你自己的内心吧，认识你自己，依靠你自己；你的心思，你的毅力如用在别处，去把它收回来；你在消耗自己，你在让精力流泄；收缩自身吧，支撑住自己；有人在出卖你，在糟蹋你，在让你回避自己。你不见世人审视内心的眼光何等勉强而欣赏自己的眼光又何等贪婪吗！审视自己，观察外部，这于你皆为虚妄，然而眼光越近越少虚妄。”“啊，人哪，”神继续说，“除了你，万事万物都首先审视自己，万事万物按自我需要都限制自己的劳作和欲望。没有一事一物如你一般空虚贫乏，而你却操心全宇宙；你是无知的探索者，你是无司法权的法官，总之，你是闹剧的滑稽演员。”
[1] 指《圣经》中《传道书》第一章，第二：“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2] 此处根据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让·波丹的回忆录，而波丹似乎混淆了狄奥迈德和语法学家狄狄姆，据说狄狄姆系六千卷的作者。
[3] 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伽尔巴（约公元前3—公元69），罗马皇帝。只在位七个月，因严厉和刚直不阿而被禁军杀害。
[4] 此情节摘自古希腊历史学家兼作家普鲁塔克的作品《该如何听》。
[5] 蒙田所谈之人不知是米歇尔·德·洛彼塔尔还是波尔多最高法院主席，与他同时代的拉日巴尔。
[6] 此故事引自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故事》卷七。莱奥尼达系公元前四九〇年到公元前四八〇年间希腊城邦斯巴达的国王。在一次战役失败后，国王同三百士兵壮烈牺牲，死前士兵曾梳理头发。
[7] 根据普鲁塔克《论心神安宁》。
[8] 原文为拉丁语。
[9] 原文为拉丁语。
[10] 原文为拉丁语。
[11] 指普鲁塔克在《保尔·爱弥尔生平》第三章里讲的一个小故事：“一个罗马人休了妻之后，他的朋友们在责骂他时问他：‘你究竟挑剔她什么？她在肉体上难道不是好妻子？她难道不美丽？她不是给你养了漂亮的孩子吗？’此人伸出脚，把他的皮鞋指给朋友们看，回答说：‘这皮鞋难道不漂亮？鞋的制作难道欠佳？这不是一双新鞋吗？可是，你们当中谁也不知道这鞋在什么地方伤了我的脚。’”许多评论家认为，蒙田此话是针对他的妻子，他曾多次批评她太爱花钱。
[12] 见西塞罗的《悖论》。
[13] 此处蒙田又指他的妻子，
[14] 蒙田的女儿大都夭亡，只剩蕾奥诺尔存活。
[15] 故事引自科纳里乌斯·纳勃（公元前一世纪拉丁文传记作家）所著《佛西荣生平》。佛西荣拒绝菲力普赠给他本人和他的儿女的东西时说：“如果他们像我，我乡间的小笔财产足够他们取得成就了，就像这些财产足够助我成功一样；如不然，我可不愿意损害我自己而去助长他们腐化。”
[16] 根据公元三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兼传记作家狄奥热纳·拉尔斯所著《克拉特斯生平》,克拉特斯系希腊哲学家，活跃于公元三世纪，并在柏拉图学园任教。
[17] 参照普鲁塔克《应如何抑制愤怒》。
[18] 见公元一世纪哲学家塞涅卡的《书简十三》。
[19] 原文为拉丁语。
[20] 原文为拉丁语。
[21] 根据狄奥热纳·拉尔斯的《第欧根尼生平》。
[22] 原文为拉丁语。
[23] 指蒙田本人。
[24] 原文为拉丁语。
[25] 见西塞罗的《论友谊》。
[26] 见塞涅卡的《书简三》。
[27] 从这里可以证明《随笔》于一五八六年问世，因为蒙田的父亲于一五六八年去世。
[28] 见西塞罗的《悖论》。
[29] 引自无名拉丁文作者。
[30] 原文为拉丁语。
[31] 原文为拉丁语。
[32] 原文为拉丁语。
[33] 原文为拉丁语。
[34] 根据普鲁塔克的回忆录《论好奇》。
[35] 指德卡里昂和庇拉的神话故事。他们在洪水之后把石头和乘阿尔戈船寻觅金羊毛的英雄们撒在伽德缪撒了龙牙的地方，于是龙牙变成了军团，地上也重新有了人。
[36] 故事摘自普鲁塔克的《索隆生平》。
[37] 据圣奥古斯丁的《上帝的城邦》。瓦罗（公元前116—前27），古罗马学者，博古家。《论农事》、《论拉丁语》的作者。
[38] 此四行诗摘自德·庇布拉克先生的诗集《庇布拉克大人的四行诗》。诗集包括箴言和对人们生活颇富教益的训喻。
[39] 富瓦（1528—1584），曾于一五七O年得到蒙田题赠的拉博埃西诗集，作为国王的私人顾问，他以思想宽容而著称。庇布拉克也曾任亨利三世的颐问，并陪国王去波兰，在波兰任大使，当时两位都有极佳口碑。
[40] 原文为拉丁语。
[41] 尤利乌斯·凯撤（公元前101—前44），一向受人民爱戴的罗马贵族。精明，能言善辩，是优秀的铁腕政治家。对高卢人胜利的征战曾使他享誉罗马。在击败对手之后，他以君主身分统治罗马，但元老院的贵族阴谋反对他，后在元老院会议上将他杀害。临死前他对谋害他的养子布鲁图斯说：“也有你，我的儿子！”此处指杀害凯撤的布鲁图斯和卡西尤斯。
[42] 故事出于底特·里沃的《历史》。底特·里沃于公元前五九年生于意大利帕多瓦，曾著一百四十二卷《罗马史》，但只保留了三十五卷。
[43] 原文为拉丁语。
[44] 原文为拉丁语。
[45] 据柏拉图《共和国》卷八。
[46] 据塞涅卡（书简七十三》。
[47] 据普鲁塔克《阿波隆尼乌斯的慰藉》。书中的索隆是苏格拉底。
[48] 摘自古罗马拉丁语喜剧诗人普劳图斯（约公元前254—前184）的作品《俘虏》序幕。
[49] 此处引自伊索克拉底《对尼哥克拉斯的讲话》。
[50] 引自古罗马诗人卢卡努的《法尔萨勒之战》歌一。法尔萨卢斯是塞萨利亚中部的一个城市，是公元前四八年凯撒战胜庞培的地方。
[51] 原文为拉丁语。
[52] 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歌十一。
[53] 原文为拉丁语。
[54] 在一五八八年之后蒙田很注意避免重复说一件事。他曾着意叮嘱印书人在必要时删去重复的话。“如果发现同样意义的事出现两遍，请他删去他认为比较无用的那部分。”
[55] 原文为拉丁语。忘河即地狱之河，亡灵饮用之后便忘记过去。
[56] 指一世纪历史家坎特?库尔斯的《亚历山大生平》。此书文字极佳但想象多于史实。
[57] 引自卡斯格利阿纳（1478—1529）的《弄臣》。卡氏是莱昂十世国王朝廷的作家。羊毛披肩系罗马士兵穿在紧身上衣外面的宽袖披风。
[58] 引自两塞罗的《论柏拉图学说》。
[59] 据西塞罗的《愚钝者》。
[60] 据坎提利安的《演讲法规》。坎提利安系公元一世纪的拉丁语雄辩术教师。他在著作里反对同代人的华丽辞赛和塞涅卡的雕琢风格。
[61] 安提奥库斯系古希腊哲学家。
[62] 在十六世纪，捍卫传统拼写法的人同拥护按语音拼写的人十分对立。梅格莱和安东尼·巴以夫无论多么努力，传统拼写法仍然胜利了。蒙田对此并非漠不关心，因为他在波尔多版样本书名页的背面曾指示：“按原拼写法而他个人却早已按语音拼写法写字了。
[63] 蒙田曾避免在自己的城堡周围筑防御工事，也不让人守卫家门。
[64] 在强盗侵扰乡里时，蒙田在他的城堡里保护过农民。
[65] 根据普鲁塔克《十个演说家生平》。
[66] 据西塞罗的《论职责》。
[67] 原文为拉丁语。
[68] 据西塞罗的《论友谊》。
[69] 据西塞罗的《论友谊》。
[70] 原文为拉丁语。
[71] 维莱把这个声明同蒙田在一五九〇年九月二日写给亨利四世国王的信进行对照不无道理：“我从未接受过王公捐赠的在我要求之外的不应得财物，我为他们奔波也从不接受任何报酬。”
[72] 据特伦克《阿道夫》第三幕。
[73] 根据柏拉图的《少年希庇亚斯》。希庇亚斯（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希腊著名诡辩学派哲学家。
[74] 故事引自卡尔柯贡蒂勒斯《希腊帝国衰亡史》：“巴雅斋耐心听了全部文章，除了叙述恃米尔送他长袍的那一篇，他一听这篇便怒不可遏。”
[75] 故事引自古拉尔《葡萄牙史》。
[76] 据《对尼科马克的训诫》。
[77] 岱蒂丝，海神，此处指《伊利亚德》中岱蒂丝的讲话。
[78] 拉栖第梦系古希腊城市名，即斯巴达。
[79] 据亚里士多德的《对尼科马克的训诫》。
[80] 根据色诺芬尼著《居鲁士全书》卷八，第四章。大居鲁士为波斯帝国创建人，约公元前五五九至公元前五三〇年在位。小居鲁士为波斯国王大流士之子，死于公元前四〇一年。此处可能指前者。
[81] 据底特·里沃的《历史》。大西庇奥·阿非利加（公元前236—前184），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得胜而知名。
[82] 原文为拉丁语。
[83] 作者的祖辈姓埃康，蒙田是他家领地的名称。
[84] 原文为拉丁语。
[85] 见奥维德《悲哀》歌三。原文为拉丁语。
[86] 原文为拉丁语。
[87] 原文为拉丁语。
[88] 可以将此处与苏格拉底的话加以对照：“有人问苏格拉底从哪里来，他不回答：‘来自雅典’，而回答：‘来自世界’。”
[89] 据普鲁塔克的《论放逐或流放》。
[90] 据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辩护词》。
[91] 据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辩护词》。苏格拉底的朋友们送给他三十米那让他付罚金，苏格拉底违心地接受了。柏拉图在《克利朵》的开头（克利朵是苏格拉底的朋友和同乡）还提到苏氏曾拒绝越狱逃跑。
[92] 原文为拉丁语。
[93] 这种阳伞有的重量达两公斤。蒙田在《旅行日记》里曾提到过意大利的这种阳伞。
[94] 参考色诺芬尼的《居鲁士全书》。
[95] 指午餐，通常在上午十点到十一点进行。作者在《旅行日记》曾提到过起床晚的习惯：“他说，对懒人来说，这是个好地方，因为这里的人起床很晚。”
[96] 据普鲁塔克《论反斯多葛派的共识》。
[97] 据塞涅卡的《书简五十五》。
[98] 原文为拉丁语。
[99] 原文为拉丁语。
[100] 见西塞罗的《论柏拉图学说》。
[101] 故事引自萨克逊的《丹麦国王的故事》。
[102] 原文为拉丁语。
[103] 指他和拉博埃西之间的友谊。
[104] 见《法律》一五四六年版卷十二，第九〇〇页。
[105] 克里西勃（约公元前281—前205），希腊哲学家，芝诺的弟子，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06] 克雷昂特，斯多葛学派代表之一，生平不详。
[107] 第欧根尼（公元前413—前327），希腊哲学家，蔑视财富和社会习俗，平时居住在木桶里。亚历山大皇帝问他需要什么时，他说：“要你走开，别挡住我的阳光。”
[108] 安提帕特尔为斯多葛派代表人物之一，生平不详。
[109] 引自普鲁塔克《斯多葛派哲学家的答辩书》。
[110] 法语的接生婆一词由“聪明的”和“女人”二字组成。
[111] 见狄奥热纳·拉尔斯的《庇庸生平》。庇庸原为奴隶，曾以犬儒主义哲学的现实精神写《抨击》若干篇。
[112] 原文为拉丁语。
[113] 引自普鲁塔克《如何鉴别阿谀者和朋友》。
[114] 引自希罗多德《历史故事》。
[115] 可能指法王路易十一，据加甘所著史书，路易十一可能喝过儿童的血以恢复他的健康。米什莱在他的《法国历史》里曾引用过加甘的这段话。
[116] 可能指大卫王和童女亚比萨的故事。见《圣经》里的《列王记》。
[117] 蒙田的这个发现与许多十六世纪作家的发现相符。尤其是若夫罗伊·托利。托利在《繁花似锦的田野》里说：“如不加以整理和规范，人们会发现法语的大部分在五十年间会改变会堕落。今日的语言与五十年前的语言已大相径庭了。”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变化，历史学家图才用拉丁文写作。大家都知道作家马莱尔布和巴尔扎克的改革如何加快了语言的发展并使奥比涅的悲剧体裁过时，因为奥比涅保持了隆萨尔的风格。他们的改革还使德·古尔奈女士的作品不时兴了，因为古尔奈女士坚信蒙田的语言。
[118] 原文为拉丁语。
[119] 苏格拉底被判饮毒芹水而英勇赴死。
[120] 小加图（公元前95—前46），古罗马政治家。他反对凯撒，在塔普苏斯战役中失败之后用剑自刎而死。
[121] 指一个群体决定在有生之年享够乐趣之后一道死去。此小故事引自普鲁塔克的《安东尼乌斯的一生》。
[122] 佩待罗尼乌斯系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作家。他因受阴谋活动牵连而割断静脉自杀。
[123] 提吉兰事迹见塔西陀著《历史故事》。
[124] 特奥弗拉斯特（约公元前370—前285），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
[125] 见西塞罗的《图斯库伦辩论集》。
[126] 见弗拉芒哲学家茹斯特·李普斯（1547－160）的《农神节传说》。
[127] 见科纳里乌斯·那坡斯的《阿提库斯生平》。
[128] 可以对照《旅行日记》。蒙田的秘书写道：“大家抱怨他（指蒙田），说他带队经常走不同的路和地区，经常刚离开一个地方又返回去。”
[129] 见蒙田的旅行回忆录：他发现在德国给他上菜时用的是木制餐具，意大利的餐具是陶质的，而在法国，锡餐具已非常普遍。于是他得出结论：每种习愤都有存在的依据。
[130] 可参照《旅行日记》：“蒙田先生为了在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中一试身手，他去哪儿都让人按当地的方式上菜，不管他会遇到什么困难……”
[131] 蒙田在《旅行日记》里谴责此种同乡结伙的习惯：“……我们看见剑术学校、舞蹈学校，马术学校里有一百以上的法国贵族子弟，蒙田先生把这点视为对去那里的青年很不利的事，因为这种结伴使他们对自己的语言习惯情有独钟，却剥夺了他们获得外国知识的手段。”
[132] 见塞涅卡的《书简六》。
[133] 见西塞罗的《论职责》。
[134] 例子引自西塞罗《论友谊》。阿奇亚斯系公元前一世纪希腊诗人及语法学家，西塞罗的老师之一。
[135] 阿里斯提普系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昔兰尼学派的创始人。主张幸福在于享乐。
[136] 据色诺芬尼的《可纪念者》。
[137] 原文为拉丁语。
[138] 原文为拉丁语。
[139] 指纳瓦尔国王（即后来的法王亨利四世），他曾于一五八四年十二月十八至十九日及一五八七年客居蒙田的城堡。蒙田曾记录这两次值得纪念的访问：“纳瓦尔国王前来他从未造访过的蒙田田庄看望我，在这里住了两天，由我的仆役侍候，身边没有一个他的官员。他在此既不受罪也不必装假，就睡在我的床上。”
[140] 见希腊诗人，希腊化拉丁文诗的创始人恩尼乌斯·昆图斯（公元前239—前169）的诗，由西塞罗援引。
[141] 见坎特·库尔斯的《亚历山大生平》。
[142] 原文为拉丁语。
[143] 见普罗佩尔修斯（约公元前47一前15）的拉丁文《哀歌》。
[144] 见《圣经》中的《诗篇》和圣保罗的《答哥林多人书》。
[145] 原文为拉丁语。
[146] 见西塞罗的《论职责》。
[147] 波尔西亚是古罗马政治家小加图的女儿。当她得知她的丈夫布鲁图斯在战争失败之后身亡时便大叫着自杀了。普鲁塔克在《布鲁图斯生平》曾报道过此次自杀。
[148] 这种矛盾在十六世纪的作家身上经常出现。文中可能指评论隆萨尔的《恋情》的评论家缪雷。他于一五五二年一方面发表《神学优异论》，另方面又发表《青少年》——充满自由思想的诗。或指新教神学家泰奥多尔·德·拜泽，他在几月之内发表了爱情诗集《青少年》和对米歇尔·塞尔维遭受酷刑的辩解。也可能指梅林·德·圣热莱，他是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的布道神父，曾写过一些高卢味十足的诗歌。
[149] 根据普鲁塔克《该如何听》。
[150] 摘自狄奥热纳·拉尔斯《色诺芬尼生平》卷二。克利尼亚系雅典的统帅和政治家，苏格拉底的学生。阿里斯提普系昔兰尼享乐主义学派创始人之一，苏格拉底的学生。
[151] 原文为拉丁语。
[152] 据狄奥热纳·拉尔斯《安提斯泰纳生平》。安提斯泰纳（公元前444一前365），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犬儒主义学派的首领。
[153] 据狄奥热纳·拉尔斯《第欧根尼生平》。
[154] 十六世纪人们经常引用这个小故事（出于格瓦拉的《三位多情女人的著名故事》）：“莱丝说：‘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学问，他们研究什么学科，也不知道你那些哲学家在读什么书。我，作为女人，也没去过雅典。我就看见他们到我这里来，由哲学家变成了情人。’”
[155] 原文为拉丁语。
[156] 见出生于西班牙的拉丁文诗人马提亚尔（约公元40—104）所著《短诗集》。
[157] 西塞罗曾在他的作品和书信里嘲笑过小加图的不妥协性。
[158] 可能指法王查理八世（1470—1498），他听取自己的忏悔神父迈雅尔的建议，将鲁西荣地区归还给了费迪南·卡斯蒂耶。
[159] 原文为拉丁语。
[160] 指蒙田担任的谈判事务，无疑也指他的市政事务。
[161] 见柏拉图的《共和国》。
[162] 原文为拉丁语。
[163] 法语“随笔”另意为“试验”。此为作者的双关语。
[164] 据柏拉图在《戈尔吉亚斯》中的回忆。戈尔加斯系苏格拉底同时代的著名哲人和诡辩家。
[165] 萨图尔尼努斯系罗马革命民众领袖，保民官，死于公元前一〇〇年。
[166] 据特雷柏利乌斯?波利昂的《三十暴君生平》。
[167] 可能指德?马基雅维里亲王。
[168] 此例引自色诺芬尼著《亚偈西劳》。亚偈西劳（公元前39S—前360年在位），斯巴达国王。
[169] 蒙田就读的学校学生都披短披风，故名。
[170] 原文为拉丁语。
[171] 指后“三头政治”的头头：安东尼、奥克塔夫和勒庇德。
[172] 原文为拉丁语。
[173] 指关于《费德尔》的谈话。
[174] 《安德利亚娜》和《宦官》都是泰伦提乌斯的喜剧。
[175] 古罗马人除姓氏而外还爱冠以绰号.希拉意为“酒糟鼻脸”；西塞罗意为“鹰嘴豆形脸”；托尔加图斯（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独裁官）意为“戴项链的人”。阿米奥在翻译普鲁塔克的《希拉生平》时加注说：“因Syl的拉丁文意为赭石，放在火里赭石变红，所以希拉就成了‘红色’”
[176] 指柏拉图对话集中的《离子》篇。柏拉图在文中坚持诗人那种轻快而充满灵感的风格。
[177] 据柏拉图的《法律》。
[178] 可能根据瓦隆的言论。瓦隆（公元前116—前27）系拉丁文诗人及多题材的作家。
[179] 见塞涅卡的《书简二》。
[180] 这是意大利语特有的表达方式。
[181] 据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生平》和奥鲁·盖尔（十一世纪的拉丁学者）的《雅典之夜》。蒙田在《辩护书》里曾嘲笑这种矫揉造作的晦涩。
[182] 城市指罗马。
[183] 墨特卢斯（死于公元前91年?），罗马将军。
[184] 据普鲁塔克的《如何鉴别阿谀者和朋友》。
[185] 见西塞罗拉丁文《论职责》。
[186] 见塞涅卡拉丁文《书简六十四》。
[187] 在《旅行日记》里，蒙田评述了罗马居民的国际性格特征：“在威尼斯也看得见同样多或更多的外国人……，但在那里居住或住家的人却少得多。那里的百姓对我们的衣着方式或西班牙或条顿的衣着方式同对他们自己的衣着方式一样都不感到惊讶……”
[188] 原文为拉丁语。
[189] 见罗马自然科学家大普林尼（公元23—79）的《自然史》。
[190] 原文为拉丁语。
[191] 原文为拉丁语。
[192] 原文为拉丁语。
[193] 见北非基督教神父，拉丁神学创立者德尔图良（约160—220）的《护教论》。
[194] 此身份证书为拉丁文。
[195] 《旅行日记》显示，《罗马市民身份证书》是蒙田自己积极要求得到的：“不过我仍然力图得到，而且运用我的五种自然官能以获取这罗马公民的头衔，哪怕只为古老的荣誉和对它昔日权威的虔诚记忆呢。我曾遇到一些困难，不过我克服了那些困难，并没有利用任何人的照顾，甚至没有求助于任何法国人的才能。教皇的权威倒是用上了，是通过教皇的膳食总管菲利波·穆索蒂利用的，他对我持别友好……”
[196] 指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殿上的箴言：“你自己认识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