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人相比，能触动我的事物，确切些说，能使我留恋的事物寥寥无几；凡事只要不左右人，触动人都有道理。我十分留心通过学习思考审慎提高我这种无动于衷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在我身上已自然而然大有进展。我赞成的东西少，因而热衷的东西也少。我视力清晰，但我的视线只停留于很少的事物；我感官灵敏却怠惰。我的理解力和应用能力均嫌迟钝：我因而难于投身任何事情。我尽我所能把一切利用于我自身；而正是在此何题上我要克制我的情感并乐于支持我的感情不过分投入，因为我虽熟谙此道却仍受人摆布，而且我对此的支配权远不如命运对此的支配权。因此，连我十分珍视的健康，我都可能有必要不抱希望，也不能认为疾病可以自外而来便格外热心关注身体。在憎恶痛苦和酷爱享乐之间本应适度；柏拉图曾为我们安排了一条介于两者之间的生活道路[1]。
然而我的确在竭力对抗使我不能一心专注于自己却寄托于别处的情感。依我之见，人有必要顺应他人，但只应献身于自己[2]。倘若我能轻轻松松抵押我的意愿，并使意愿适应这种抵押，我是不会坚持抵制的：我太脆弱，出于天性，也出于习惯，
对事务反感，
天生为闲暇而心安[3]。
——奥维德
持续不断的激烈争论最终会有利于我的敌手，争论的结局会使我的狂热纠缠变得并不光彩，这样的争论和结局也许都将残酷折磨我。如果我像别人一样直接伤害人，我内心绝无力量承受好管闲事者经历的惊恐和激动；我的灵魂会因我内心的极度不安而立即崩溃。如果说有时我被迫掌管某些外部事务，我允诺的是掌管而非管到肺腑心肝；是承担而非与之混为一体；是照料，是的，但绝不热衷：我看那些事，但绝不盯住死看。我需要安排的事颇多，我个人也有众多揪心到血脉里的事务需要处理，哪里还容得下外部的事并为之卖命；我对纯属个人的日常基本事务兴趣颇浓，当然不会再招揽外部的事。明白自己欠自己多少情，自己该为自己效多少力的人都认为他们此种天然差事已足够他们忙碌而毫无闲暇。家事足矣，无须他顾。
人都在互相租赁。人不为自己而为他们屈从的人具有才能；他们家里住的并非他们自己而是他们的房客。这种普遍存在的性格使我不快：人必须爱惜自己心灵的自由，只有正当理由能促我们抵押这样的自由，而只要正确判断事物，正当理由是寥寥无几的。瞧那些习惯于受人控制支配的人，他们在哪里都可以抵押心灵的自由，无论为大事小事，无论与己有关无关，都可以抵押；哪里有困难，哪里有责任，他们都不加区别一律插手，他们心里不乱便活不下去。“他们只为忙碌而找活干[4]。”非因他们愿意走得如此之远，实因他们不能自我控制，恰如石头坠地，只有掉到地上才会停止[5]。在某种类型的人看来，工作乃是精明和位高的标志。他们的思想只在动中求静，有如儿童在摇篮中寻求安睡。他们对朋友说得上热心殷勤，而对自己却可谓十分厌烦。无人愿将银钱分发别人，人人都分发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我们对时间和生命挥霍之多超过我们挥霍的任何东西。唯吝惜时间与生命可贵，有益[6]。
我的性格则迥然不同。我一切依靠自己，大凡希望得到什么均从容不迫，而我之所求原本寥寥；我忙于事务亦如此，罕见，不急不躁。人们企望什么处理什么总全力以赴，急切热烈。而世上险境环生，欲万无一失，则必须入世而蜻蜓点水浅涉其足。应浮游其上而勿深入其中。沉湎于享乐，享乐本身亦为痛苦：
你踩着
隐藏于凶险灰烬中的火[7]。
——贺拉斯
波尔多的先生们选我作他们城市的市长[8]，而我却远离法国，更远离这个想法。我借故推脱了，但有人对我说我错了，国王也命令居中调停[9]。这个职位似乎格外崇高，因为除了任职的殊荣，既没有薪俸也没有别的收益。任职期两年，还可以通过下次选举连任，不过连选连任的情况极为罕见。如今却在我身上发生了，此前曾出现过两次：几年前德·朗萨克先生有过这种经历，最近是法国元帅庇隆先生[10]，我接替的正是庇隆先生的位置：我本人的位置后来交给了德·马蒂尼翁先生，他也是法国元帅，一位勇于参与崇高事业的人。
两者皆为优秀行政官员及勇敢士兵[11]！
——维吉尔
命运愿意在此特殊情况之下分享我的晋升以贡献自己一份力量。这绝非徒劳，因为在科林斯人的使节向亚历山大献出他们城市的市民花名册时，亚历山大对大使们不屑一顾[12]，而当大使前来向他陈述酒神巴科斯和大力神海格立斯如何列入此户籍登记簿时，他便亲切致谢。
到任后，我就忠实和认真地认识自己，完全如我感觉到的那样：没有记性，没有警觉，没有经验，没有魄力；也没有仇恨，没有野心，没有贪欲，没有激情。这是针对他们打听并了解到对我的供职可以期待什么而言。促使他们作出此决定的因素仅仅是他们对先父的了解和对他信誉的怀念，因此，我明确补充说，我很抱歉，眼下任何事情都可能产生对我友善的印象，因为昔日先父主持他们召我赴任的这个城市时，处理他们的事务和管理他们的城市都曾使他们产生对先父友善的印象。记得在我童年时[13]，我曾眼见父亲日益苍老，他在公众事务的纠缠中心灵受到痛苦的烦扰，竟顾不得家庭和睦的气氛；而在担任公职之前，衰老曾使他长久依恋家园；他对他的夫妻生活和他的健康也掉以轻心，而且长年累月为公务作艰苦的旅行不能脱身，当然也忽视自己的生命，甚至考虑以身殉职。他就是如此，加之他天生宽厚仁爱：从没有比他更慈善更得人心的人。这种生活方式，在别人身上我可以赞扬，我个人却并不愿效仿，而且我并非没有借口。父亲曾听人说必须为他人而忘却自己，说个别无论如何不能与总体相提并论。
世上的规矩和箴言大都以此种方式将我们推之于我们之外，并将我们就地赶走以为社会所用。那些规矩和箴言总希望改变我们，让我们放弃自己，以达到效果良好的目的，因为圣贤先入为主，认为我们都过分依恋自己，而这种依恋又十分自然；为此他们订规矩讲箴言都不惜一切。圣贤不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按事物有利于什么进行说教，这并非新鲜事。
真理有妨碍我们，对我们不利，与我们不相容的一面。我们往往需要欺骗别人以达到不自欺的目的，需要蒙住自己的眼睛，麻醉自己的理解力以训练并改善自己的视力和智力。“无知者才进行判断，必须经常欺骗他们使他们避免犯错误[14]。”当他们命令我们超前于事物三度、四度、甚至五十度去爱时，他们是在模仿弓箭手的射击术。为了射击到位，弓箭手瞄准目标总超过靶子很高。为了竖直弯木头，人们把木头往相反的方向弄弯[15]。
我认为帕拉斯庙和别的一切宗教寺庙一样，有些表面显得秘密的仪式是作给百姓看的，而另一些更高层次更奥秘的仪式则只向公开的奥义信徒表演。在那些信徒身上存在相互之间友谊的真正本质，这可能是实在的。那绝非虚假友情，虚假友情使我们贪图荣誉，追逐知识、财富以及珍爱得毫无节制的东西，像我们肢体一般的东西；也非追逐奢侈逸乐的不得体的友谊，这样的友谊可能发生常春藤常见的情况，即腐蚀并摧毁它紧贴的墙壁。那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有规律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友谊。谁明白此种友谊的义务并尽此义务谁就真属于文艺女神的殿堂；他已达到人类智慧和幸福的巅峰。这样的人明确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他在自身生活的角色中感到他应当实行他人和社会实行的惯例，而且为此在相关的范围尽职尽责，为公众社会作出贡献。毫不为别人而活就是不为自己而活。“你是自己的朋友时，记住，你就是众人的朋友[16]。”我们的主要责任就是人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是为此我们才相聚于此。谁不过正常而洁身自好的生活，却以为引导训练他人过这种生活便尽到了义务，那定是蠢人；同样，谁抛弃自己正常愉快的生活而去为别人效力，在我看来，他的决定既不正确也不近人情。
我并不主张人在承担公职之后又漫不经心，拒绝奔波、演讲、流汗或必要时流血：
我个人，我准备为亲爱的友人，
并为祖国奉献我的生命[17]。
——贺拉斯
但这是外部引起的偶然情况，思想上却永远平静，健康；并非毫无作为，而是没有烦扰，没有狂热。单纯行动并不费劲，连睡梦中都可以行动。然而一开始行动就必须谨慎，因为人的身体承受的负担正是大家根据负担本身的情况为他设立的，而他的思想却往往扩大加重这种负担，不仅对他有害，并且想加到什么程度便加到什么程度[18]。人们作同样的事花费的力气不同，意志力集中的程度也各异。各干各的，事情照样进展顺利。多少人日复一日前去与己无关的战争中甘冒生命危险！多少人日复一日急匆匆投入胜负都不影响他们迅速安眠的战役里！有的人身居家中，远离战争危险，甚至未敢正视此种危险，他倒比在战场流血卖命的士兵对战争的结果更感兴趣。我曾做到参与公务但不舍弃自己一分一毫；为别人效力但不剥夺自我。
激烈的渴求于事无补，反倒妨碍人的行为[19]，使我们对不顺利之事或对迟于发生的事焦躁不安，对与我们打交道的人尖酸刻薄，满腹狐疑。受事情左右和驾驭便永远处理不好事情。
迷恋永远是误导者[20]。
——斯塔斯
只运用判断力和机智的人处理事情必定轻松愉快：他装假，让步，视情况需要任意推迟一切；他可以失误，但从不苦恼，从不悲伤，并作好全面准备重新再干；他在前进中永远掌握行动的自由。在愿望强烈、专横、如醉如痴的人身上可以见到大量不谨慎不公正的表现；他渴望之狂烈必定压倒一切：他行动必然莽撞，如运气不帮大忙，效果必然微乎其微。人生哲学要求，在为所受冒犯而惩处对方时需排解怒气[21]：不为削弱复仇，恰恰相反，是为复仇更击中要害，更有分量；因他认为欲达此目的，狂热碍事。愤怒不仅扰乱思想，而且会自动使惩罚者的手臂疲乏不堪。愤怒之火会减弱并消耗手臂的力量。“仓猝乃延误之因[22]”，在仓猝中，匆忙本身可以增速，但会自阻自停。“仓猝自阻[23]”。例如，据我平时观察，悭吝之最大障碍是悭吝本身：悭吝之弦绷得越紧越有力，收效越微。通常，大方假面下的悭吝可更快获得财富。
我的朋友，一位极善良的人，是某位王子的宫内侍从[24]。他对主人的事过分热心过分关切，头脑的健康竟因此受到扰乱。他的主人私下对我描绘说：“他把重大事故看成一般事务，一旦事故无法弥补时，他又突然痛苦万分。对别的事也如此，他命人准备必需品，他思想敏捷，所以命令快速，但命令之后他却安安稳稳坐等随后可能发生的事。”的确如此，我曾亲眼看见他有此种表现，他在处理重大棘手的事务中，行动和面部表情竟一直显得十分漫不经心，随随便便。我发现他在倒霉时比在走运时更高尚更干练：他认为他的失败比他的胜利更光彩，他的哀伤比他的喜悦更值得自豪。
仔细想想，就在徒劳而又毫无意义的行为里，在下棋、打网球以及类似的行为里，只要陷入一发而不可收的狂热贪欲中，思想和四肢都会立即变得冒冒失失，杂乱无序：他会着迷，会自我困惑。对输赢处之泰然的人则随时都像在家里；他对赌博越愿认输越不热衷，他赌起来越有利越有把握。
总之，我们让心灵感应的事太多便会妨碍心灵理解并把握事物。有些事只须展现在心灵面前，另一些事则必须和心灵相连，还有些事就需要和心灵水乳交融。心灵可以看到并感觉到一切事物，但它只能自己丰富自己，只应了解自己亲身感受到的事物，确切说，即它应占有的事物，即它自身的养料。自然规律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确切需要的东西。圣贤告诉我们，没有人天生贫穷，人是否贫穷依舆论而定，圣贤作如是说之后[25]便巧妙区分什么是出于自然的欲望，什么是出于妄想的欲望；有尽头的欲望为自然的欲望，一直引诱我们往前跑使我们找不到尽头的欲望便是我们自己的欲望。财产的贫乏易治，心灵的贫乏，治不了。
人如只满足“够”，我之所有当足量；
然而情况既非如此，怎能设想
有什么财富能满足我的欲望[26]？
——卢西留斯
苏格拉底见他的城市排场大，拥有大量的钱财、珠宝和贵重家具，他说：“我不欲之物何其多也[27]！”梅特罗多尔每日靠十二盎司饮食生活[28]。伊壁鸠鲁吃得更少。梅特罗克莱斯冬日与羊群同眠，夏日眠于教堂的回廊之下[29]。“自然供应吾人之需[30]。”克雷安特靠双手生活并引以自豪，说，如他愿意，他还能养活另一个克雷安特[31]。
如果说，自然为保持人类生存最初确切要求于我们的东西微乎其微（的确微乎其微，人维持生活何等便宜，因此，唯有如此考虑方能说得更为明确：如此之微乎其微，因此人是靠他的微不足道逃脱命运的打击和俘虏的），我们就不该要求过分的东西：还应把我们每个人的习惯和自身状态称作天性；让我们就以此标准确定我们的价值并互相确定吧！别再扩展我们之所有，别再扩展我们的利益，到此为止吧！我认为到此为止我们便可以得到某种谅解。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而且并不弱于第一天性。凡我习惯中缺少的东西，我认为那正是我本人缺少的东西。如若有人使我的生活远离我长期生活的状态，我几乎宁愿他夺走我的生命。
我再也无力承受大的变动，再也不能投身新的不寻常的生活方式，甚至不能向往有所提高。已不是变为另一类人的时候了。我该为此刻才降临到我身上的什么意外奇遇感到十分遗憾！可惜它没有在我有能力享受的时刻到来。
我如不能享受运气，
好运来之何益[32]？
——贺拉斯
我也许同样会为婚后的什么共同财产感到可惜。可以说永远不当老实人也比当老实人如此之晚强，没有生命当然谈不上会生活。作为正在离开尘世的人，我会轻易把我学到的谨慎处世之道传授给任何前来的人。这岂不是晚餐之后用芥末。我不需要作好事，因为我作不成任何好事。知识于无生命之人有何用处？馈赠我们礼物恰好让我们为正当其时却并无礼物而气恼，这是命运之神对我们的侮辱和冷遇。别再作我的向导，我已走不动了。构成精明的因素颇多，唯耐心足矣。你去给肺已坏了的歌手以优美的高音，给幽居于阿拉伯沙漠的隐修士以口才！终结何须技巧：凡事到头必自动结束。我的世俗生活已到尽头，我已心力交瘁；我已全部成为过去，所以应当允许终结来临并使我的归宿符合这种终结。
我的意思是：教皇新抹掉十天[33]使我的情绪如此之低落，我的确难以适应。我属于以别样方式计算日子的年代。那古老而悠远的习俗在提出要求，召我回去。对此问题我稍有异端思想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很难适应新鲜事物，哪怕是起纠正作用的新鲜事物。我的想象力不顾我的威胁，总提前十天或延后十天扑过来在我耳边低声抱怨。教皇颁布此规定涉及必须活下去的人。倘若美好的健康心血来潮般不期然地再自动找到了我，那与其说是让我享受健康，不如说是让我感到懊恼；我已无处隐藏健康了。时间正离我而去，没有时间就没有一切。哦，我多么不重视世间选举产生的、只给准备谢世之人的高级职位！谁也不管运用此种职权有多少合法性，掌权的时间该有多短：一上任就在准备离任。
总之，我正在忙于结果我这个人，却并不想将其改造成另一个人。长期的习惯已使形式在我身上变成了实质，偶然性也已变为天性。
因此我说，我们当中每个人出于软弱，认为凡在限度以内的东西都是自己的东西，这样的人可以得到宽恕。但超过此极限就只有混乱。这是我们能赋予我们权利的最大范围。我们越扩大我们之所需与我们之所有，就越受到命运和患难的冲击而难于自拔。我们欲望的自由度应限制和紧缩在最直接的舒适之短暂范围以内[34]；而且欲望不应按直线运动，直线的尽头在别处，它应顺圆圈运动，只有如此，欲望的两端才能相靠并在我们身上以简洁的轮廓结束。不作此种考虑的行为是错误的病态的行为，别种近似的基本思考则可以理解：如慳吝人、野心家以及众多别的不由自主直往前赶的人所作的思考。
大部分职业都称得上是演戏。“全世界都在演戏[35]。”应当像模像样地扮演我们的角色，但应是模仿剧中人物的角色。不必将面具和外表当成实质，也不必将外来的当作自己的。我们不善于辨别皮肤和衬衣。面部抹粉足矣，何须给心胸涂脂抹粉。我见过一些人，他们不仅在形体上而且在实质上起了变化，有了新的面貌，变成了新的职务中的人。他们一举一动官气十足，深入骨髓；而且把官气一直带进厕所。我无法教会他们区别他们个人的文雅和与他们的差事、他们的随员或与他们的骡子有关的客套。“他们如此沉醉于他们的飞黄腾达，竟忘了飞黄腾达的性质[36]。”他们照官职拔高自己的灵魂，使平时的言谈变成官员的夸夸其谈。市长和蒙田永远是两回事，两者之间的区别何止云泥。要成为律师或财政官员就别低估此类职务中存在的欺诈行为。一个老实人可以不是他职业中存在的道德败坏或蠢行的责任者，但他也不会因此而拒绝从事他的职业：那是他家乡的习俗，而且也有利可图。生活必须适应社会，而且照大家对社会认识的原样利用社会。但皇帝的见解应高于他的帝国，他应把帝国看作自身以外的次要事物；而他自己私下则应善于自处并与人推心置腹，有如雅克与彼埃尔，至少对自己心口如一。
我不会陷得很深很全面。当我的意向促我站在某一边时，我的见解并不受任何强制性义务的影响。在这个国家当今的动乱中，我并未因我个人的利益而否认我们的敌手身上值得赞扬的优点，也不否认我跟随的人身上应当指责的品质。别人对自己这边的一切崇爱备至，而我，我原谅的却不光是我所见的我们这边的大部分事情。一部优秀作品不会因为在我的诉讼里为对方辩护而失去它的光彩。除了辩论的症结，我坚持平等和完全洒脱的态度。“除战争需要，我从不记死仇[37]。”我为此自满自足，因为我通常看到的与此相反的作法都站不住脚。“如此人不能顺乎理智，那就让他沉湎于痛苦[38]。”将愤怒和仇恨扩大到超过事情本身（如大多数人之所为），这说明他们愤怒和仇恨的起因在别处，根源也很特殊：有如某人的溃疡病痊愈了，但烧还不退，这显示出发烧还有别的更隐蔽的根由。原来他们的愤怒和仇恨并非出于共同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所有的人和国家都受到了损害。他们怨恨的只是这原因在折磨他们个人。这就不难看出他们为什么格外义愤填膺，愤怒到不公正不近情理的程度。“他们意见一致与其说为了谴责整体，不如说为了各人批评与自己有关的事[39]。”
我希望优势在我们这边，但如不在我们一边，我也不会发火。我坚决赞成最正确的党派，但我不愿意别人特意把我看作其他党派的敌人，并超过一般的情理。我强烈谴责这种有害的判断方式：“他是‘联盟’中人，因为他欣赏德·吉斯先生的幽雅风度[40]。”“纳瓦尔国王的活动使他惊叹：他是胡格诺派中人[41]。”“他认为国王的品行中有些方面值得议论：他准有叛逆之心。”我没有对审查官员让步，即使他有理由为一本书将某位有异端思想的人和本世纪最优秀的诗人并列而查禁这本书[42]。我们在谈论窃贼时难道就不敢说他的腿长得美？如果她是妓女，难道她也应该是臭虫？在比当今更明智的年代，难道大家曾取消昔日授予宗教和公众自由的维护者马尔库斯·曼利乌斯的崇高头衔“卡皮托利努斯[43]？”是否因为他后来追求君主专制有损于国家法律便压制大家纪念他的慷慨大方、赫赫战功和他因德高望重而获得的军赏[44]？如果人们恨一位律师，第二天他们就会认为这位律师变得呆头呆脑了。我在别处曾谈到热心曾驱使一些好人犯类似的错误。至于我，我一定会这么说：“他干那事是作恶，干这事是行善。”
对待预测和凶险事故也如此，他们希望每个人拿主意时都盲目而呆笨，希望我们说服别人判断事物别符合实际而只符合我们凭愿望作出的设想。我倒更容易犯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因为我很害怕我的愿望引诱我。加之我对我希冀的东西又稍嫌敏感不甚相信。在我年少时，我曾亲见百姓轻率得出奇，随便任人操纵自己的信念和希望以取悦于领袖并为领袖所用，不再计较领袖对他们犯下的大量错误，也不再考虑自己的幻想和梦想，我当时将此视为奇迹。我再也不奇怪为什么阿波罗尼乌斯和穆罕默德[45]的虚伪能欺骗那些人：那些人的见识和理解力全部被压得让位给了狂热。他们的辨别力除了用于对他们有利和加强他们事业的东西再没有别的选择。我在我们那些狂热党派中首先成立的那一派里确定无疑地察觉到了这一点[46]。另一派在其后诞生，模仿前一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由此看出，此类性质的事与群众的错误难以分开。一桩错误过去，舆论便顺风互相推挤着往前赶，像波涛汹涌一般。谁如持异议，谁如步调不一致，谁就不是团体中人。你想挽救一些正确党派使其不受骗上当，你就是在损害这些党派。我向来与此背道而驰。此道适于头脑不健全的人；对头脑健全者，别种途径不仅更正派而且更有把握保持勇气并摆脱不利的意外。
上天从未见有什么分歧其严重程度能与凯撒和庞培之间的分歧相比[47]，将来也见不到。我却似乎在这两位优秀人物身上看出了相互之间高贵的节制态度。那是一种唯恐失去荣誉和指挥权的心理，这种心理不会导致他们之间不谨慎的疯狂的仇恨，他们之间没有恶意，也不存在相互诋毁。在他们争夺战功最激烈的时刻我也能发现某些残留的敬意和仁爱之心，因此我可以断定，如有可能，他们两人都愿意自己事业成功而最好不引起同伴的毁灭。马略和塞洛[48]的情况却大相径庭：当心！
不必狂热追逐感情和利益。年少时，我曾阻止我的爱情过快的进展，当时我对此作过慎密的思忖；万一爱情逼我不由自主并诱我一切听其摆布，我会为此感到不悦，因此，如今无论处于何种情况，只要我的心意过分热切，我都照此办理：对我倾心的事我偏反其道而行之，权当我已眼看我这份心意正沉浸酒中昏昏欲醉。我避免内心过分快乐，否则要收心必遭严重损失。
因愚蠢而肤浅看待事物的人总把受害较轻视为幸运而自喜，这是貌似健康的精神麻疯病，其表面之健康竟使哲学也不加蔑视。但无论如何将其称作智慧总是没有道理的，而我们却往往如此称呼。古时有人就以此种方式嘲笑第欧根尼[49]在严冬时节光着身子去抱一个雪雕像以考验自己的耐心。嘲笑他的人遇见他时他就处于这种姿势。“你此刻感到很冷吗？”他对第欧根尼说。“一点不冷。”第欧根尼回答。“那么，”那人继续说，“你站在这里是否想干点什么艰难的事以作示范呢？”为了衡量韧性就必须了解痛苦。
凡需要从深度和激烈程度认识不利事变和偶然损失，凡需要衡量品尝不利事变和偶然损失固有的严重性和分量的人，他们最好巧施手段以避免戳穿引起事变和损失的根源，并加以引导使其改变通道。戈蒂尤斯国王便如此行事[50]；他慷慨买下别人推荐给他的贵重漂亮的餐具，但因餐具格外易碎，他一买过来便立即亲手将其打碎以便为自己即早除去一个极易向仆人发怒的理由。同样，我也主动避免让我的事务与别的混淆不清，而且不谋求我的亲人和我必须深交的朋友接近我的财产，否则由此容易产生疏远或纠纷的口实。从前我喜爱牌和骰子之类冒风险的游戏；我早已不玩了，只因我输了时无论装出多好的脸色，我内心里仍然感到不痛快。一个老实人遇事可能会从心底感到别扭和受了冒犯，但他只要不想把干蠢事作为对自己损失的报偿和安慰，他最好避不参与不稳当的事和有争执的事。我像躲避瘟疫病人一般躲开气质忧郁的人和一触即怒的人；对我不能不感兴趣又不能不为之激动的话题，如果不为职责所逼，我是不会介入的。“宁可不开始，也别中途停止[51]。”因此，最稳妥的办法是事先作好思想准备。
有些先贤则殊途行事，他们不怕陷入许多事情的要害部分。这类人士对他们自身的力量是很有把握的，具备了此种力量之后，他们在各种敌对势力取得胜利之时也能保护自己，他们善于以毅力同损失作斗争：
像巨石兀立于万顷波涛任狂风与恶浪咆哮，
不惧天空海洋的猛袭威逼，
他巍然屹立毫不动摇[52]。
——维吉尔
不必攻击他们作出的表率，但我们达不到他们的高度。他们顽强坚持，眼看国家毁灭也不感到心慌意乱，因为他们的意志已完全受国家主宰。此种态度于我们普通人却过于吃力过分艰难。小加图为此而抛弃了有史以来最为高贵的生命。我们这些小人物应当躲避风暴，躲得越远越好。必须培养感情却不应培养毅力，必须避开我们抵挡不住的袭击。芝诺看见他喜爱的青年克列蒙尼岱斯走近他，想坐到他身边，他便突然站了起来。克雷安泰斯[53]问他站起来的原因，“我听说，”他答道，“医生嘱咐让人休息为主，并禁止对任何肿块感到不安[54]。”苏格拉底不说：别对美的诱惑俯首帖耳，应经受住美的考验，还应努力加以反对。他说：躲开美！跑到美的视线之外，避免和它相遇，有如避开远远朝你扑过来袭击你的剧毒[55]。大居鲁士的优秀门生在这位皇帝面前编造或背诵（依我之见背诵的可能性大于编造的可能性）他罕有的美德时，要他别相信自己有力量经得起他的女俘，著名的庞蒂的绝代美色的诱惑，所以皇帝在拜访女俘时，把她留给了另一个比他的自由权小些的人[56]。圣灵也如此：“别引我们受诱惑[57]。”我们不仅求主别让我们的理智被色欲击溃，而且求主别让我们的理智经受考验，别把我们引到我们不得不容忍罪孽接近我们、吸引我们和诱惑我们的状态。让我们恳求上帝保持我们良心的宁静，使我们的良心全面彻底摆脱与邪恶的交往。
人在说他已经克服了报复的狂热或别的什么灾难性的狂热时，他说的往往是符合当前事实的真话，但并不符合过去的事实。他们在向我们谈及此事时，他们错误的起因还正在由他们自己维持着、推进着。请往更远处回溯，请回想那些起因产生的根源：在那里你可以不“戴绿”便豁然贯通[58]。人是否希望自己的错误时间越长错误就越小？是否希望从不正确开始接下去就正确了？
谁像我一样希望自己的国家好而又不为此患上溃疡病或瘦下来，他看见国家有毁灭的危险或正处于毁灭的时期会感到很不痛快，但不会怕得浑身麻木。可怜的船舰，风浪和航员在把它拉向怎样相反的目标呀！
in tam diversa magister，
Ventus et unda trahunt[59]。
谁不像追求不可或缺之物一般向王公张口企求恩宠，他对王公们冷淡的接待和脸色，对他们易变的心性就不会感到格外恼火。谁不溺爱儿女或荣誉爱到鞠躬尽瘁的程度，谁在损失了儿女或荣誉之后仍可以生活得十分自在。谁作好事主要为自己满意，谁在见到别人低估他的功劳时也不会改变初衷。一丁点韧性便可弥补此种麻烦。我运用此法从而以极便宜的代价弥补了开始时出现的问题，而且我意识到我已避免了许多劳作和困难。我稍作努力便能在我激动伊始时加以遏制，并在考虑的事情巳使我不安但尚未主宰我之前放弃此事。不能制止于起跑便无法制止其奔跑。不能拒之于门外便不能赶出家门。不能战胜开头便不能战胜结尾。支撑不住动摇便支撑不住坠落。“因为人一旦脱离理智，狂热便自动往前挤；软弱很自信，软弱的路越走越宽，以至再也找不到隐藏自己的处所[60]。”我能及时发现前来触摸我并在我内心飒飒作响的微风，那是暴风雨的征兆：“心灵，在被制服之前很久，便已动摇[61]。”
微风初起在林中飒飒作响
风儿的喃喃低语传到四方
向水手预报风暴即将来到海上[62]。
——维吉尔
在一个世纪的烦扰和与我的天性水火不容的卑鄙龌龊的阴谋诡计之后，我曾多少次对自己施以明显的不公正，以避开承受法官们更不公正待遇的风险！“为了避免诉讼，应当尽力而为，也许应比尽力而为作得更多些，因为对权利稍作放弃不仅值得赞扬，有时甚至大有裨益[63]。”人若聪明，就应遇事感到高兴与自豪，比如，有一天我听见一个大家族子弟天真地向所有的人热烈谈论他母亲如何败诉，就像谈他的咳嗽、发烧或别的什么令人厌烦的照料似的。命运曾给我一些恩宠，如我的亲族关系，以及我与享有至高无上威望的人物的交往。我曾真心实意采取措施竭力避免利用此类关系危害别人，而且从不让我的权利超过权利的直接可利用性。总之，我每天工作如此之繁忙（所幸我还能作如是说！），因此我还没有经历过起诉，尽管有许多次，如果我同意，人们完全可能以正当理由在我任职期间提出起诉；我也没有遇到过吵架的事。要不了多久我就算长寿了，倒没有遭到过有意或无意的严重冒犯，也没有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这是上天难得的恩泽。
我们的大规模纷争往往由滑稽可笑的动机和原因触发。我们最后一位布戈涅公爵为一大车羊皮引发的纠纷蒙受了什么样倾家荡产的损失[64]！刻嵌印章不是一个国家有史以来经受的最可怕的崩溃的首要原因吗[65]？庞培和凯撒无非是那两位的后代和效法者[66]。我见当代王国内最明智的人士花公款摆排场客客气气聚在一起签署条约和协议，而那些条约协议却真正取决于权威性的夫人内阁中的闲聊和某些弱女子的癖好。诗人们对此心领神会，他们为一个苹果可以把希腊和亚洲置于火海血泊之中。瞧瞧那一位[67]，他为什么带着剑和匕首拿他的荣誉和生命去碰运气？让他告诉你那场战争的根由，他告诉你时准定脸红，因为原因太无聊了。
一开始，少许见识便可解决问题，然而一旦卷了进去，全部绳索便抽紧了，那就需要花大力气，花的力气大得多也难得多。不卷进去比摆脱出来容易得多！必须反芦苇之道而行之[68]，芦苇在发育之初长出的是一只又长又直的梗，但在此之后它仿佛疲惫不堪，喘不过气来，它意外长出些节子，又多又密，宛若一个个休止符，这说明它已没有最初的活力和坚韧性了。宁可心平气和而又冷静地开始，把自己正常的呼吸及勇猛的冲劲保持到事情的高潮和善终之时。我们在事情开始阶段对事情进行引导并随意支配它们，然而在此之后，事情一起动便是它们在引导我们，带动我们，我们便只好跟着事情走了。
但这并不说明靠这个主意我已摆脱了所有的困难，也不意味我常常毫不费劲便能控制我的狂热。狂热并不一定总能随情况的分寸而受到抑制，而且狂热初起时往往十分激烈过火。尽管如此，从狂热中仍可以得到积蓄，仍可以获得成果，不过那些因名誉未得改善便对善行的任何成果都不满意的人们又当别论。事实上，这类成果只和每个人自己有关。你感到更满意了，又不一定更受尊重；如你在进入活动之前便有所改进，就会有出成果的希望。不过，不光在这方面，在人生的其他一切职责中，追求荣誉的人所走的道路同注重秩序和理性的人所走的道路都是迥然不同的。
我发现有些人一开始参加竞赛时又冒失又狂热，但在竞跑中途速度却慢了下来。正如普鲁塔克所说[69]，有些人由于羞怯的严重缺陷既懦弱又容易答应别人提出的一切要求，这种人事后容易食言并自我否定所答应之事。无独有偶，谁轻易与人争吵也极易退出争吵。同样一件困难之事既可能让我望而却步，又可能在我激动和感到震怒时唆使我去干。这种行为方式很不好；一旦准备好了，就得干到底或为此送命。“着手干时疲疲沓沓，但接下去就该风风火火干[70]。”比亚斯说。从不谨慎可以降低到无勇气，后者更令人难以容忍。
当今诉讼的和议多数是不光彩的，骗人的。大家只求挽回自己的面子，却背弃并否定了自己的真正意图。人们在粉饰事实真相；谁都明白自己如何会那样说，那样说的道理何在，旁听者也明白，我们的朋友也不例外，而我们却曾希望让朋友意识到我们的优势。否定自己的思想，从虚假中寻找挡箭牌以求达成和议，这是在牺牲自己坦率的品质和勇敢的名声。为了掩盖我们否认事实的行为，我们便自己否定自己。没有必要看你的言论或行动是否可能得到不同的解释，你今后应当坚持的是你个人真实而诚恳的解释，无论为此会付出什么代价。别人是对你的德操和良心说话，这些方面是不需要戴假面具的。让我们把那些卑劣手段和权宜之计留给法院诡辩吧。我见人们天天道歉谢罪以洗刷自己鲁莽的过失，我认为此类道歉和谢罪似乎比鲁莽本身更令人厌恶。宁可再一次触怒对手也不要向对手赔礼道歉从而自我冒犯。你顶撞了他，让他怒不可遏，而恢复冷静和理智后你又去安抚他，讨好他，这一来你进了一步却退了两步。我认为一位绅士推翻前言可耻，而当他推翻前言是被权威所迫而为时，他说的话就比什么话都恶劣了。因为对他来说固执比怯懦更易得到宽恕。
狂热易于避免却难于节制。“自杀都比自我克制容易[71]。”谁作不到斯多葛式的高贵的镇定，愿他逃进我这百姓式的迟钝的怀抱中来吧。别人从德操出发做的事，我习惯于从气质出发去做。中间区容纳风暴；两极端，即哲人和乡巴佬，则竞相争取安宁和幸福。
谁了解事情起因谁蔑视恐惧之情，
谁傲视无情命运谁不听贪婪冥河的闹声
谁就能额手称庆，
与认识乡间诸神者同样幸运：
畜牧神、水泽仙女和森林之神[72]。
——维吉尔
万事万物中，“诞生”是柔弱稚嫩的。但对初始之事却必须倍加注意，因为小危险发现不了，大危险补救不了。在我怀抱雄心壮志时，即使遇到百万种挫折——而且挫折一天比一天难于忍受——我对促使我怀抱壮志的天生癖性也从未感到难于克制：
我有理由
拒绝抬起远处能看见的头[73]。
——贺拉斯
一切公开活动都受各式各样不明确的解释所制约，因为解释的人太多了。有人谈论我在市政府里的工作（我也欣然说上几句，并非因为此工作值得议论，而是为了显示我在此类事务中的习惯），说我从政疲疲沓沓有气无力，他们的说法与表面现象十分接近。我是在试图使我的心灵和思想保持平静。“向来天性宁静，如今年岁使然更加如此[74]。”如果说有时我的心灵和思想恣意让某些尖锐激烈的感想左右，事实上那并非我的本意。不过不应该从我天生的缺乏生气得出证据说那是无能为力（因为缺少关注和缺少见识是两回事），也不应该说我对百姓不那么忘恩负义了，因为这里的百姓曾尽力而为，利用一切可能的过激的办法赏赐我，无论在了解我之前或之后，而且再次给我差事时比初次给我差事时为我做得更多。我愿他们尽可能万事如意，当然，如果情况允许，我会不惜一切为他们效力。我当时为了他们而被说动，有如今日我为我自己之所为。那是优秀的人民，尚武，勇敢，但又能作到服从和守纪律；如果善于引导他们，他们是可以派很好用场的。他们在议论我的职务时也说我政绩平平，未留下可记载之事。这很不错：我被指责无所事事之时，恰逢几乎所有人都被证实干事过多之日。
我的任性驱使我干起事来总是风风火火急不可耐。然而走极端正是坚韧不拔之大敌。谁愿意按我个人的方式使用我，就请他把需要魄力和独断的事务托付给我。魄力和独断性使行为直截了当，快刀斩乱麻，而且带有风险性；干这样的事我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事情是长期的，既繁琐又费力，而且是人为的，不正派的，最好去找别人。
并非所有重要差事都很困难。如当时确有必要，我是作好思想准备要进一步艰苦奋斗的。因为我有能力做得更多，也有能力做我并不喜欢的事。据我所知，我并没有对职责恰如其分要求于我的活动不闻不问。我容易疏忽的是野心搀杂于职责并借职责之名掩盖野心的活动。此类活动往往为悦人耳目，为投人所好，其结果并非事情本身而实为假象。听不见声音便以为大家都在酣睡。我的性情和咋咋呼呼的性情格格不入。我可以有效制止混乱而自己心情毫不纷乱，也可以惩罚杂乱无章而心情不变。我又何须生气动怒？我可以假借生气动怒以掩饰自己。我的性格特征是从不咄咄逼人，淡漠有余而热切不足。我从不指责哪位官员消极怠工，只要他手下之人与他一样消极怠工；法律因而处于闲置状态。至于我，我盛赞不为人注意的、低调的、不声不响的生活，“不卑，不贱，也不骄[75]。”命运就如此要求于我。我出生于默默无闻平平静静的家庭，那是－个长期以来格外注重正派家风的家庭。
当今人们变得如此浮躁如此爱出风头，连善良、稳重、平等、恒心以及清静无为、甘于寂寞之类的品德都不复存在了。粗糙之物比比皆是，平滑之物却连摸也难以摸到；疾病流行，健康者寥寥无或不见踪影；与人为善之事寥若晨星，相比之下，与人为恶之事初随处可见。把议会可以办到的事拖到现场去办，将头天夜里可以作好的事推到今天中午，朋友可以干得同样出色的事巴不得自己？干，此类行为皆为名为利而非为善，正如希腊一些外科医生利用他们的医术在木板搭成的台上为病人作手术，使过路人抬眼便能看见，以此开展业务招揽更多的顾客[76]。他们认为再好的处理办法也只有靠吹喇叭才能为人所理解。
小手工业者不会犯“野心”的错误，野心勃勃的人所作的努力也与我们的努力毫不相干。有人对青年亚历山大说[77]：“您的父亲给您留下了强大的统治领域，富庶而又热爱和平。”小伙子羡慕他父亲取得的胜利和他治理国家的公正，但他并不愿舒舒服服与世无争地享受那世界帝国。柏拉图著述里的阿尔西巴德[78]宁愿在年轻、漂亮、富有、高贵、极有学识的情况下死亡也不愿在风华正茂之时裹足不前。在如此能干自信的人身上，这种病症也许可以得到原宥。心灵渺小、平庸、低能的人自我陶醉时，以为自己无论正确与否反正判了一个案子或保持了城门门卫的秩序，于是便企图扩大自己的名声，这种人越想昂起头来便越露出自己的臀部。作这点微不足道的好事既无分量也无生命力，一到人的嘴边就烟消云散了。而且只能从一条街传到另一条街。去同你的儿子和仆役大谈特谈你那些好事吧，正如那位古人[79]，在他夸耀自己时身边没有别的听众，但他又意识到听众的重要性，于是便豁出去对他的贴身女仆大声说：“哦，蓓蕾特，你的男主人多文雅多精明干练呀！”万不得已时你就自己说给自己听吧！正如我认识的一位参议员，他在聚精会神蠢而又蠢地念了一大堆章节之后[80]从参议会抽身去厅里的小便处，只听他一路上认真地嘟嘟哝哝：“主啊，荣耀别归于我们，别归于我们，要归在你的名下[81]。”再者，如果是他掏腰包，他是不会这么说的。
声誉不会如此贱价出卖。难能可贵的表率行为名声在外，那是容不得数不尽的微小举动来凑数的。你让人草草修缮一堵墙壁或掏掏阳沟，只要你高兴，大理石尽可以抬高你的头衔，但有理性的人不是大理石。如果善行并非困难重重令人费解，这样的善行就不一定都能引起反响。依斯多葛派中人之见，有些善行甚至不应得到起码的重视[82]。斯多葛派分子也不希望人们对那位出于节欲而摆脱一位有眼屎的老妇的人稍感满意。了解阿非利加美德的人都不会接受潘诺修斯颂扬他谢绝馈赠的话，因为那样的荣誉并非他所专有，而是他所处的世纪人所共有的[83]。
享福应同自己的福分协调一致；我们就别心比天高巧取豪夺了。享自己的福更为自然，而且享乐的层次越低越牢靠。即使不涉及良心问题，我们起码可以从野心出发拒绝野心。让我们蔑视沽名钓誉，此举之低下卑微足以使我们向各式各样的人乞讨！“市场上能买到的荣光是什么样的荣光[84]？”那是以下流手段并不顾价钱如何低贱而收买的荣光。如此获得荣誉正是破坏名誉。应学会对荣华别贪多嚼不烂。只有认为老实有益的行为出色而珍贵的人才该为此类行为而自豪；他们希望行为的价值与他们付出的代价名副其实。良好效果越叫得响，越冲淡我对良好的肯定：我怀疑良效之目的为叫得响更胜于良好本身；良效一经炫耀便有一半被出卖了。凡由行动者漫不经心不声不响进行的有益活动，以及由某个老实人后来认定为有益并将其从无声无臭处推出，使其靠自己增光添彩的活动都更具魅力。“至于我，我认为没有卖弄也没有让百姓亲眼看见而进行的事更值得赞扬[85]。”天下最荣耀的人作如是说。
我只须将效果微小且并不显著的事坚持做下去。革新当然辉煌，但在我们备受折磨而且不得不一味抵抗新事物的今天，革新受到禁止[86]。“不干”往往与“干”同等勇敢，但“不干”没有“干”显耀；在这方面我价值甚微却几乎与一切等值。总之，在此次出任问题上，时机符合我的气质，为此我十分感谢他们。难道有谁为了看到医生有活干便希望自己生病？对那些唯愿我们受瘟疫之苦以实践自己医术的医生难道不应加以鞭笞？我倒从未有过此种并不公正但却相当普遍的心性：即希望这个城市公事混乱弊病百出以抬高我政府管理的身价，使其更受敬重。我真心实意为处理市政事务的方便和简易而尽力。谁对与我的行为同步的秩序以及温和而无声的宁静不感到满意，他起码不能剥夺我的好运赋予我的这些特点。我生就如此：我愿意既幸福同时又很审慎，既把我的成绩归功于上帝的恩惠，同时又归功于我参与的活动。我曾雄辩地宣布我在管理公众事务中的缺点。比缺点更糟的是：我并不讨厌这种缺点，而且考虑到我给自己规划的生活方式，我并不想设法纠正这种缺点。在参与活动时我对自己也并不满意，不过我大体上实现了我对自己许下的愿，并且大大超过了我向别人许下的愿：因为我乐意使我允诺别人的东西少于我能办到的和我愿意办到的。我深信如此行事既没有触犯谁也没有留下仇恨。至于留下惋惜和对我的希望，我至少明白我并没有十分奢望如此。
我，为什么我信赖这惊人的静谧？
为什么我忽视安详的海面平静的波涛
可能隐藏着什么东西[87]？
——维吉尔
[1] 参考一五四六年版《法律》。
[2] 此想法曾受到塞涅卡《书简六十二》的启发。
[3] 原文为拉丁语。
[4] 原文见塞涅卡的《书简三十二》。
[5] 此形象比喻亦借鉴塞涅卡《书简九十四》。
[6] 此段参考塞涅卡《论生命短暂》。
[7] 原文为拉丁语。
[8] 一五八一年八月一日，波尔多的市政官吏们选蒙田为市长，当时蒙田正在意大利海滨浴场。九月七日，他用意大利文写道：“同一天上午，有人取道罗马送来德·托森先生八月二日从波尔多写来的信。他通知我说，头一天我被全票选为波尔多市长。他敦请我为了对祖国的爱而接受这个职务。”
[9] 指法国亨利三世国王给作者写信催促他接受这个职位并尽早上任：
“德·蒙田先生，
您忠心可佳并竭诚为我效力，深得我的器重，为此，您当选为我的波尔多市市长的消息使我格外高兴。我愉快确认此次选举，因为选举不存在阴谋而且是在您远离现场时进行的。为此，我意欲明确敦促并命令您不得迟误和推脱，务必在回复此信之前尽快回家乡供职，因为家乡对您的任命完全合法。您回家乡任职将使我倍感快慰，而相反的情况定使我极为扫兴。蒙田先生，我向上帝祈祷，愿上帝将您置于他神圣的保护之下。
亨利”
据亚历山大·尼哥拉伊称，建议蒙田任市长的人可能是德·特兰侯爵。波尔多需要一位忠于亨利三世的市长，这位市长还必须与纳瓦尔国王亨利相处和睦。当时蒙田正是那两位国王的宫廷侍从。
[10] 德·朗萨克系查理九世国王派驻“三十人宗教评议会”的大使。庇隆元帅（1524－1592）系蒙田的前任。他在敌人围攻厄佩奈时殉职。至今该城仍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
[11] 原文为拉丁语。
[12] 故事引自普鲁塔克的《政府的三种形式》。
[13] 蒙田的父亲彼埃尔·埃康于一五五四年八月一日被选为波尔多市长。
[14] 见坎提利安的《演讲法规》。
[15] 借用普鲁塔克的形象比喻，见《如何鉴别阿谀者和朋友》。
[16] 见塞涅卡的《书简六》。
[17] 原文为拉丁语。
[18] 据普鲁塔克回忆录《论放逐》。
[19] 据塞涅卡的《论即将顺利》。
[20] 原文为拉丁语。
[21] 据塞涅卡的《论即将顺利》。
[22] 见坎特·库尔斯的《亚历山大生平》。
[23] 见塞涅卡的《书简四十四》。
[24] 也许指雅克·德·塞基尔。一五七六年他任纳瓦尔国王宮中侍从，后任宫内总监。
[25] 见塞涅卡的《书简十六》。
[26] 原文为拉丁语。
[27] 此话引自西塞罗的《图斯库伦辩论集》。
[28] 据塞涅卡的《书简十八》。
[29] 据普鲁塔克的《愿唯邪恶足以置人类于不幸》。
[30] 见塞涅卡的《书简九十》。
[31] 引自狄奥热纳·拉尔斯《克雷安特生平》。
[32] 原文为拉丁语。
[33] 格列高利十三世教皇于一五八二年命路易·李利奥、彼埃尔·沙龙、克利斯托夫·克拉维尤斯改革历书，将十二月九日推进到十二月二十日。
[34] 参考塞涅卡的《论心之宁静》。
[35] 佩特罗尼乌斯语录。蒙田摘自茹斯特·李普斯《忠贞》。茹斯特·李普斯发挥了蒙田所珍视的这种想法，认为对公众的痛苦必须悲伤有节。
[36] 见坎特·库尔斯的《亚历山大的故事》。
[37] 出处不明的拉丁文引文。
[38] 见西塞罗的《图斯库伦辩论集》。
[39] 见底特·里沃的《历史》。
[40] 所谈之人为当时稳重的精英如纪尧姆·狄·威尔及巴斯奇叶，他们忠于国王，同时又欣赏德·吉斯公爵。德·吉斯系天主教神圣联盟的领袖。
[41] 胡格诺派为当时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教派新教徒的贬称。
[42] 指泰奥多尔·德·拜泽。
[43] 马尔库斯·曼利乌斯系活跃于公元前四世纪的罗马军政领袖。卡皮托利努斯即卡庇托利山丘的马尔库斯·曼利乌斯。该山丘系罗马著名七山丘之一，其最高处建有朱庇特、朱诺和米纳瓦诸神的庙宇。
[44] 根据底特·里沃的《历史》。
[45] 阿波罗尼乌斯·摩罗，演说术教师，西塞罗的老师；穆罕默德为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46] 指一五七六年成立的天主教联盟，该派是紧接波里尤和平条约之后成立的。
[47] 凯撒（公元前101－前44），罗马独裁者。庞培（公元前106－前48），罗马军人，执政官。两者从合作伙伴变为不共戴天的敌手，最后，庞培于公元前四八年在法尔萨勒战役败于凯撒。
[48] 马略（公元前156－前86），连任七届罗马执政官，罗马人民党领袖。塞洛（公元前138－前78），罗马军人，政治家，贵族派首领，马略的政敌。
[49] 故事引自普鲁塔克《拉栖第梦人的所谓头面人物》。
[50] 故事引自普鲁塔克《拉栖第梦人的所谓头面人物》。戈蒂尤斯系古代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部落国国王。
[51] 见塞涅卡的《书简七十二》。
[52] 原文为拉丁语。
[53] 克雷安泰斯（生于公元前260年左右），斯多葛派哲学家，芝诺的学生。
[54] 故事引自狄奥热纳·拉尔斯《芝诺生平》。
[55] 引自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可纪念者》。
[56] 根据色诺芬尼的《居鲁士全书》。
[57] 见《马太福音》。
[58] 指古时五月一日的习惯：谁在五月一日不“戴绿”（树叶），便会受到罚款。
[59] 此句引语无从查考，但蒙田在引此句之前已将拉丁文译成法文，即引语之前的句子。
[60] 见西塞罗《图斯库伦辩论集》。
[61] 此拉丁文引语无出处。
[62] 原文为拉丁语。
[63] 见西塞罗的《论职责》。
[64] 例子引自菲利普·考明的《回忆录》，或引自波丹的《共和国》。后者发挥了和蒙田类似的思想。最后一位布戈捏公国国王查理猛士同瑞士人的争端。其起因可能是德·罗蒙主教没收了经过他家领地的瑞士人的一大车羊皮。
[65] 指塞洛为纪念他对北非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公元前118－前105在位）的胜利而命人刻的印章嵌于建筑之上，此举引起马略的嫉妒。故事摘自普鲁塔克的《马略生平》。
[66] 指庞培和凯撒是塞洛和马略的子孙和效法者。
[67] 指拉伯雷（1494－1553）所著《卡冈都亚无可估量的一生》中的可笑的英雄。可以将蒙田的这种思想同拉伯雷关于皮克罗绍尔战争根源的思考作比较。皮克罗绍尔系《卡冈都亚》中的人物，一个可笑的国王。
[68] 例子引自普鲁塔克的《在修身中如何察觉自己是否有所改正有所长进》。
[69] 见普鲁塔克的《论羞怯》。
[70] 此警句引自狄奥热纳·拉尔斯的《比亚斯生平》。比亚斯（公元前六世纪），是希腊哲人，希腊“七贤”之一。
[71] 拉丁文语录，无出处。
[72] 原文为拉丁语。
[73] 原文为拉丁语。
[74] 见西塞罗的《论获取官职》。
[75] 见西塞罗的《论职责》。
[76] 此例引自普鲁塔克的《如何鉴别阿谀者和朋友》。
[77] 据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生平》。
[78] 参考柏拉图的《第一位阿尔西巴德》。阿尔西巴德（约公元前452－前404）是雅典的统帅和政治家，苏格拉底的学生。
[79] 故事引自普鲁塔克的《在修身中如何察觉自己是否有所改正有所长进》。
[80] 十六世纪的法学家援引文章时要逐章逐题目逐段地念。拉伯雷曾嘲笑过这种陋习。文中所指参议员可能是贝尔纳·阿尔努尔。
[81] 引自《旧约·诗篇》。
[82] 据普鲁塔克的（论反斯多葛派的共识》。
[83] 据西塞罗的《论职责》。
[84] 见西塞罗的《论节制》。
[85] 见西塞罗的《图斯库伦辩论集》。
[86] 指宗教改革。
[87] 见维古尔的《伊尼特》歌五。